主题：【原创】主流媒体的完美之作：《围城中的拉萨》（已修订，第一段完） -- 厚积薄发
家园 送花！ 感动，佩服！
家园 爆了！另外说些多余的话—— 惊喜：所有在本帖先送花者得【通宝】一枚恭喜：你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ps：
1.网络时代功不可没。反者道之动。
封闭环境人们容易对外面的世界保有过多幻想。
出国容易了，没出国的各路资料也见多识广了，就少了些别人为我谋幸福的幻想主义。这可能也是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引起文革后出生一代人新的共鸣，并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的原因。
2.代际更迭。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最大的弱点是那代精英们自觉不自觉用自己的嘴巴讲别人的话语，精英们或对中国爱恨交加，或内心急着逃离弱烂中国，——就这点说，这批人的心骨，远远不及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精英，老一辈人以救国图存为宗旨，80年代的躁动精英确多是自视过高，自爱过重，不肯与中国人民共命运的。留法学生艾青“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80年代骄子们恐视之落伍过时而已。80年代的少数精英，如87年翻译《存在与虚无》的陈宣良先生，北岛在《巴黎纪事》提到他，可惜这等胸襟抱负，漂泊各地，均不是主流。这也是6·4颇值后人玩味省思之处：老成持重的建设性或反思性意见在运动中逐渐边缘化，最恶劣最无耻的人裹挟群众占据了领导者的地位。若他们成功，中国将万劫不复。6·4运动与五四运动最大的差别是：就其领袖而言，却是劣币逐汰良币的进程。缘何如此，值得深思。
陈先生客居巴黎，夜凉如水。
庄重人心肠犹热，“我以为，文革是中国四千年传统的最后一次演练，从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上来说，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说，前人希望做然而没有能力做到的东西，在文革中是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但是，这种实现却已经实实在在地让中国人知道了，作为一种“原则”的传统，如果“逻辑地”演练成事实，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原来是无法长时间地维持的。中国的传统原则，正因为一直无法真正地实行，而只能在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大略地具备那么一点意思，才真的变成一种传统，存在了数千年之久。”
————翻阅了不少史料，不得不认为，这是关于文革极富洞察力和公允度的反思。陈先生没有把“我”刨出去，清算别人虐待自己的恶；陈先生的情怀思想，将来能落地扎根之所，仍是大陆。因为这是立足本土的卓见。是的。将来能祭祀两蒋、追念国军荣民情怀之地，也仍是大陆。
20年后，中国国力上升，新一代人或艳羡米国，但亦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实践中逐渐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新一代若能将毛思想的有效性和邓思想的有效性整合一处，国本方固。这代人生逢两种体制思想变动处，受两者思想润泽，若不能有为，时代契机稍纵即过，愧对前人后者。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不得不花 的两段话：
2.代际更迭。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最大的弱点是那代精英们自觉不自觉用自己的嘴巴讲别人的话语，精英们或对中国爱恨交加，或内心急着逃离弱烂中国，——就这点说，这批人的心骨，远远不及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精英，老一辈人以救国图存为宗旨，80年代的躁动精英确多是自视过高，自爱过重，不肯与中国人民共命运的。这批80年代的所谓精英现在正是大权在握的时候，最让人担心的是，他们的骨头有几根？他们会把这个国家引向哪里？
新一代若能将毛思想的有效性和邓思想的有效性整合一处，国本方固这回从网上的留言反映看，比较欣慰，也许这些在比较开放环境下长大的80后、90后能够从这次西煤的无耻报道的闹剧里警醒过来，不再盲目崇拜西方免煮柿油，而是开始寻找、探索和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体系。
家园 先生高见！ 红字部分真乃警世良言。
民族幸甚。
家园 笔下千言万语，皆不及先生此帖透彻。 花，并收藏。半年来笔耕不缀的呐喊，皆被此段囊括。写完这个帖子，我可以罢笔去做正事了。
20年后，中国国力上升，新一代人或艳羡米国，但亦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实践中逐渐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新一代若能将毛思想的有效性和邓思想的有效性整合一处，国本方固。这代人生逢两种体制思想变动处，受两者思想润泽，若不能有为，时代契机稍纵即过，愧对前人后者。
家园 她可是mm 怎么样？不要带偏见，是不是强过大多数须眉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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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想的更远 del
家园 思想家， 思想家！ 为楚有才！
家园 呵，陈先生和易中天都是武大出身…… 你们是校友？
兄台是湖南还是湖北人氏？
再摘引邓晓芒先生的两篇文章。
我认识萌萌已有二十五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19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自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回城后，我干过五年的土工和搬运工，那同样是社会最底层。同事的伙计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劳改释放犯、诈骗犯、强奸犯、小偷、盗墓者、历史反革命、右派、投机倒把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无业游民，当然也有回城知青。听听这些名目，就知道当时整个社会有多少人被划入了“不可接触者”的范畴！但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经验最丰富的一群，在聆听他们的言谈时，整个社会对我似乎都变得“透明”了。我和这些人为伍，把自己和他们作身份认同，以至于1979年当我踏进武汉大学校门的时候，与我同命运的几位研究生如程亚林、易中天、陈家琪、陈宣良等，聚在一起时曾自命为“土匪”。这些人后来都是一些有个性、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的学识不是光凭书本上看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悟出来的。这两篇文章既可对当年的思潮气氛有所了解，亦能对这代人的思想资源有所了解。文革和下乡对青年人的影响，绝非纯负阈值，亦可见一斑。
与农民的日常交道和共同劳动使我懂得了农民和乡村。农民远不是我从书上读到的那样一种固定模式，他们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小气，有的大方；有的狭隘，有的豁达；有的虚伪，有的坦诚；有的机灵，有的愚笨；有的暴躁，有的忍让；有的强霸，有的软弱；有的狠毒，有的和善……我在读他们，就是在读人性。我了解他们，就是了解中国。但我同时也在读自己：在他们中间，我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我在了解了他们的时候，我也就了解了我自己的可能性，因为我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每一种人的类型，即使是那种反面的人物，不论他是多么阴险、自私、蛮横、吝啬以及懦弱无能，下流无耻，都是环境的产物，都是一篇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典型，他让读者化身于其中，将最不可思议的性格也演绎得合情合理。我越是读他们，越是从内心中升起一种悲悯情怀，类似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对造成他们这种性格的处境怀有极大的兴趣，并为此读了大量的书，小说和理论，包括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试图对我所见到的一切加以清晰的分析和比较。我在当知青的十年间（1964-1974）换了三个下放点，两个在湘南，一个在湘北，并且跑遍了山区、湖区和丘陵区，曾试图像当年毛泽东那样写出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类的东西来。而其间所经历的“文革”，则是我的社会大课堂中的一门主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