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中学年代 一. 从文江到内江 -- 润树

我们这个班四十几个同学，大约是男女各半。我去的时候，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我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同桌的同学名叫小康。他是因姐姐在厂里当工人的缘故，本学期才从乐至县城转来的。小康品学皆优，性情温和，篮球也打得好，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我家和他家隔着几幢楼，早晨我常去约他一起上学。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不愉快，小康生气了，就举我学生证上的照片为证，说我有点盛气凌人。那张照片是我15岁时拍的，去年响应喜欢MM的号召贴过，有河友说英气逼人，其实心里可能也想到盛气凌人这几个字。

我们前面一张桌子坐的小五和彭彭比较调皮，在班上有点霸王气，刚开始对我有些欺生，后来看小康帮我，很快就改变了。小五胖墩墩的，个子不高，但在篮球队里是五虎将之一，大概由于这个原因，他慢慢也有了自信，过去一些不好的行为就逐渐改了。彭彭个子高大，比较单纯，讲哥们儿义气。他与小五是邻居，总是听小五的，小五转变了，他也就跟着变了。另外还有几个落后一点的同学，主要是学习和纪律上差一些，但都没有惹出什么大的麻烦。

我们的班长叫周颉，高个子，很英俊，也是品学皆优，有威信和号召力，而且是篮球队主力。他颇以自己的名字自豪，骄傲地把它和古传造字的仓颉同志连在一起。周颉与要好的一班同学如廖鸣，杨俊，冯辉等，还组成一个无线电兴趣小组，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我作为外来者，无党无派，和他们这班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初中毕业那个学期，周颉升任校学生会干部，班长职务由小康接任。小康人缘好，大家都服他。他的姐姐是质量检查车间的先进工作者，有两个孩子，爱人在外地工作，很以这个小弟为荣。可惜后来升高中时，由于他不是厂里职工的子女，不能继续在我们学校上学，就转回乐至去了。此事经过一些激烈的争论，因为那年升高中有名额限制，还要全市统考。但实际上后来我们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升了。

另一班人是宏伟，晓春，朝海，朱杰等，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宏伟学习成绩不错，年龄虽小一点，个子却大，有行侠仗义的气质。晓春的学习成绩最好，在升高中时考了全班第一，数学和政治都是满分，还写得一手很漂亮的魏碑体字。潮海学习成绩中等，但特别实诚，是我们忠实的好朋友。朱杰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同事，在学校教小学语文，是模范教师，他家离我家近，我有时去他家一起做功课。常和我们一起的还有小苏，他的父亲是厂里的调度，对厂里的生产最了解，广受尊敬。小苏喜欢画画，算是我们班上的艺术家。

我们常在一起看电影。棉纺厂，锻压厂和铁路分局都经常放露天电影，铁路分局还有个电影院。由于不同单位放，好些电影我们都看过多次。星期天我们有时也约好到市区去：从厂区出发，先沿着河边马路走到一个叫倒湾的地方，再走几里两边有居民房屋的街道。我们往往也没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看场电影或体育比赛，逛一逛新华书店，或者就是简单的走走看看。回来有时沿铁路走，但路要长一些。我们不惹事生非，几年时间里，从未与别人发生过纠纷，更没有打过群架。

我家在北边山上住了一年多后就搬到了南边。正风是个孤儿，也住在南边，常到我家来。他象棋下得好，我总下不过他。后来学校开运动会，象棋也是其中一项。进入前几名后，正风先胜了我，却输给了低一个年级的同学。最后轮到我和那个同学下，如果我胜了，就是第一。我在中盘已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最后糊涂地把车堵在底线坐偏的帅上，被对方的车沉底一着绝杀，输得莫名其妙，最终只得了第三。不过我另外得了乒乓球冠军和800米第二，还是有收获的。

高中阶段，我们班上还招收了几个农村的学生，他们大概都是各自学校的优秀学生，其中两个男生也打篮球。新来的还有几个是家住城里的职工的子女，和新调来的女党委书记的儿子。但因他们住家远，课外与我们交往不多。其中有个女生很漂亮，看上去有些腼腆，有同学说她会和城里的男孩子压马路（逛街），我不相信。

班上好些女同学都有文艺表演才能，还曾与厂里的女工一起排练节目演出。有一次她们试图把我们几个男生也拉进去，但没有成功。她们中虽有厂长，副厂长和科室干部的女儿，却没有呈现什么优越感，而且自身都很优秀，学校的团干部也由她们担任。学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也都是我们班的，但她们不够泼辣，比赛成绩不是很好。

男女生之间虽然私下不说话，班上的活动还是正常开展的，包括大家分组坐在一起进行讨论。期末，除了要由全班同学通过无记名投票来评选优秀学生外，每个同学还要写一个自我鉴定，然后由所在小组的同学来进行评论，再交班委和班主任最后定案。评语都比较枯燥，大同小异，典型的如下：

“某某同学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努力，成绩优良。团结同学，乐于助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课外活动，能对不正确的行为展开斗争，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希能再接再厉，不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这一段评语适合优秀学生，在某些句子前加一个“较”字，就可普遍应用到大多数人。因怕得罪人，大家都不太愿意给别人提什么缺点，如果说某人“个性较强”，就已经是很严重的了，而且那通常是在班委和老师共同讨论时才会加上的。不过每个人在自我鉴定里都会给自己写上一些缺点，集体评论时照抄一两条就可以了。

自我鉴定这种做法在我上大学时也实行的。来美国后，进入公司行号工作，每年也有相似的程序，只是缺了公开的群众评议一项。虽然中外都一样，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人喜欢做这件事，年年写，哪有那么多新东西，最后都是些八股套话。

我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老师，四十岁左右，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是个很严肃的人，难得见他一笑。他老家也是资中县，口音和我的接近，有时同学们学他的话逗趣。不过，厂里很多干部和老工人也是外地来的，大家的口音并不统一，因此就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时男女同学界限分得很厉害，互不搭话，若有人越轨，便会受到其他人的讽刺打击。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我们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王老师反其道而行之，硬把全班同学按一男一女搭配分桌而坐。他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受到任何抵制，也许心里喜欢的也大有人在，但也没有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男女同学之间仍然没有多余的话，更不要说正常的社交。这种情形，在我们高中毕业后才改变。

我刚到学校不久，碰上学习古文《狼》。写作业时，我把文章最后一句“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翻译成“禽兽的变化欺诈能有多少呢，不过是增加人们谈笑的资料罢了”，很得老师的赞赏，他在上课时作了讲评。其实呢，这篇文章我在文江时刚学过，翻译是刘老师的，我只是转抄一下罢了。

但我从小喜欢看小说，语文成绩比较好也是真的。王老师好几次要我把自己的作文读给同学们听。高中一年级时他安排我当班长，却可能有点偏心。班委会是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具体职务由班主任指定。我被指定为班长，但并不是得票最高的。事实也证明，我无所作为，不适合当班长。第二年选举时他却依然照此办理。实话说，王老师的教学水平一般，但他认真负责的精神，却是我们学校老师中最好的。

高中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语文的蒋老师，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白净的脸，戴着眼镜，走路总是低头看地，说话轻声细语，文质彬彬，同学们背地里就称他蒋斯文。蒋老师第一堂课站上讲台，就引得大家的好奇，议论纷纷。他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就进入课文教学。下面仍然有嘈杂的声音，但他并不注视任何人，只管自己讲课。稍久，他突然说，好，你们大概不喜欢四川话，那我就用普通话讲。同学们愈加好奇，课堂却静了许多。其后一年多，他就一直坚持用普通话上课。但蒋先生并非北方人，他的普通话其实是有些夹生的。四川话的主要特点就是把普通话的第三声和第四声颠倒过来，蒋先生的普通话也就总是带着四川话的尾巴。记得他在讲鲁迅先生的《药》一文时，总把“人血馒头”说成“人血漫头”，惹得同学们学舌了好长时间。

然而蒋老师的风度和脾气都好，从不对学生发火，连一句重话都没有。他的文学水平高，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浅薄无知的学生而言，自是不用说的。有一天，为了办墙报，我和另一位同学合写了一首“七律”诗，拿去请蒋老师提意见。他看过后，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说我们还是不把它冠上“七律”吧。我们不明其故，但照他的意见做了。直到高中毕业下农村后，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借来一本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看了其中诗词部分，才知道写七律诗需要遵从那么多的规矩，也才明白蒋老师当时为什么没给我们解释。对于语音平仄都不懂的白丁，严格的诗词格律更从何谈起！

可是我永远都记得蒋老师，记得他的谦谦君子之风，以及他给过我的鼓励。我们那时写作文，交上去，老师在批改后，通常还会写下一点评语。过去，我对那些评语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有一次蒋老师给我的评语却让我十分激动。具体的文字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大意是说我有文学才能，鼓励我向这个方向发展。我后来高考时曾想报考文学专业，蒋老师的评语大概起了些发酵作用。

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陈，三十多岁，文革前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在我们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陈老师狠抓教学质量，开展每周一次的数学竞赛，把考上90分以上的同学的名字都按考分依序张榜公布出来。竞赛共进行了16次，我有15次上榜，而且都在前几名。没上榜的那一次考了79分，仍是全班的最高分。最终的竞赛结果我得了第一，获得一张奖状，心里很有些得意。升高中后，蒋老师也教过我们数学，在讲到解析几何时，我才感到一些难度。我后来考大学，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科大数学系，但第一志愿却是差一点的学校，自然就与科大数学系无缘了。

我在文江上初中一二年级时，还没学化学和英语，而内棉子弟校已开了这两门课。教化学的老师是母亲过去的学生，他给我补了一点化学。英语则是教数学的陈老师给我补的。有一段时间，我晚上就到陈老师家里去，请他从26个字母教起。那时陈老师的家就在学校，他的夫人很漂亮，也在厂里工作。晚上有些同学也到学校去上晚自习，间或有些女同学也到陈老师家问英语或数学方面的问题。一天晚上她们去了，恰好我也在，结束后大家一起回家，她们趁机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一位颇有看不起乡下人的意思，我说知识青年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她人都附和我。

教我们政治课的罗老师是重庆人，川大哲学系毕业的。他也是三十几岁，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架在瘦削的脸衬出的高鼻梁上，能言善辩，颇有翩翩才子之风。同学们对政治课不大感冒，但罗老师学识和口才具佳，课倒也上得有声有色。我至今仍清楚记得他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能对政治课不感兴趣，但请记住，你们今后进了社会，一生都离不开政治，因此你们如果现在学好了政治，特别是哲学，终生都会受益。他是厂长夫人的妹夫，又有些自视甚高，好些同学并不怎么喜欢他，但他说的话还是对的。我去学校不久，他出题让大家做，我交上答案，被他在班上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中间好好地表扬了一番。他认为我没照他课堂上讲过的答案去做题，有创见。实际情形是，我到校时，错过了他以前讲过的课，当然也就不知道他的标准答案，只能自撰。现在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题目。

但同样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题，我后来却在罗老师手上吃了大亏。我们那一年升高中，是全市统一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语文我是全班第一；数学我花了很多时间把一道很难的代数附加题做出来了（可惜后来又不计成绩），结果正题倒被扣了几分；政治最惨，只得了79分。我在政治考试后与别人对答案后，知道把林彪反党集团的目的和实质两题答反了。我马上去向罗老师说明，问他是否会全扣分，他模糊地回答说要看了考卷才能判断。待成绩出来，结果是全扣了。我倒也无话可说，母亲却说，罗老师在考试前就对她说过我太自负，因他看见我打乒乓，要我多复习，而我却不在乎地说都背熟了。人不能骄傲，这是个教训。不过呢，一个初中生，搞不清一个什么集团的目的和实质之间的区别，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哈。

教化学的是另一个陈老师，他喜欢在每堂课教学之外，留下5-10分钟说一些与课程无关的话，像时事政治等，有些是他从《参考消息》等报纸看来的。陈老师的风趣是大家都喜欢的，虽然同学们知道他是在拿那些话打发时间，还是高兴听的。当然了，《参考消息》我们好些同学自己也看的。

教物理的是张老师，西师物理系毕业的。物理课我在文江就开始学了，对它有兴趣，感觉比化学好学。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很不错，对学生也和蔼可亲。我们高中毕业后，张老师被调到了她爱人所在的医疗器械厂子弟校。在后来准备高考时，我和几个同学专门上她家去求教过。那一年四川的高考，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的，化学我考的很糟糕（难说和陈老师讲实事政治没干系！），所幸物理有所补救。有一道题，是一个物体从空中落入水中后运动轨迹的计算，估计难倒了很多人，但我把它做出来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再见到过张老师（记得去过她家一次，但她不在家），不然她知道我物理考得不差，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