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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2）－－太平天国的官爵制度 -- 温相
家园 [原创]太平天国史讲座（2）－－太平天国的官爵制度 历朝历代都是官爵分制，只有太平天国官爵混淆，甚至合一，这是政 治 混 乱的表现，也同时是一大特点。
早期，首义诸王只有五人，官位也只有有限的几等，定都天京后，增加侯爵，当时，也只有
秦日纲、胡以晃、林凤祥、李开芳等几个人才能获得如此荣耀。天京事变前夕，天国一共有
侯爵11人次。
这时候，天国最高军政首长是军师。东王是左辅正军师、西王是右弼右正军师、南王是前导副军师、北王是后护又副军师。翼王没有军师头衔。西王、南王阵亡后，北王和翼王没有递补，实际上，就是杨秀清全面揽权。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自称：“主是朕做、军师亦由朕做。”并且，表示永不封王。石达开入京辅政，也只给“京内殿前正总鉴”的名义，不授给军师。石达开走后，天国无人，洪秀全
只有起用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等，也是只给主将的头衔。1859年，洪仁?\海 外 回 归，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刻封为主将，10天后，封为王爵并且加军师称号（精忠军师）。内外哗然。同年7月，洪秀全再封陈玉成为英王，12月封李秀成为忠王，统兵大员如李世贤、
杨辅清等封为王爵，内臣蒙得恩、李春发、林绍章等人也封为王爵。此时，封爵尚未过烂。
总理军师这时只有一个，就是干王。但是，权力大不如前。1861年冬，安庆失守，洪秀全大怒，
削去洪仁?\、陈玉成的爵位和军师（陈玉成是领兵军师，就是勇忠军师，只有他和洪仁?\在
1862年以前有此殊荣），改封李秀成为护国军师，未几，改名真忠军师。此后，李世贤、杨辅清也封军师，石达开追封军师（公忠军师），东西南北诸王的后代也封军师，已经接近儿戏。太平天国最高军政首长的头衔自此已经不很值钱了。
再说王爵，开国时只有五位，到了天京后又加封燕王和豫王，天京事变一次就死了四个王（
胡以晃是病死期间），只剩下翼王。干王、英王、忠王之后，在安庆失守后，开始大封陈玉成的部下包括赖文光、陈德才等人，1862年，开始大封李秀成的部下，郜永宽、谭绍光、陈坤书、童容海（原来石达开部下），次年，大封李世贤部下如汪海洋等，内亲如黄文英等也开始封王，到了1862年底，已经有90多个王了，1863年增加到2300个，1863年年底到了2700
多，为我国历史上所罕见。洪秀全别出心裁，把王爵分为五等，最后一等因为名字太难选，
称为列王。（1864年天京失陷，新捻军组建的时候，还有王爵达10多人）
原来，王爵之下就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到了天京后，增加侯爵，前面谈过侯爵在
天京事变前还没有滥封过，中间1855年，秦日纲、胡以晃因六安失守被削去王爵，改封天燕
、天豫，这就是列在侯爵之上的燕爵、豫爵的来历。1856年，石达开入京辅政，洪秀全为了
分他的势力，封长兄、次兄为安王、福王，此后，石达开出走，洪秀全降封王兄为天安、天福，这就是安爵、福爵的来历。石达开曾经被公推为“义王”，所以，他走后，天义就是仅次于王爵的第二等爵。这时的爵位排名是：王、义、安、福、燕、豫、侯。
1860年以后，主将地位抬升，位在王爵之下，这时除了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外，增设四方主将。就是靖东、平西、定南、征北。同年，设立天将、朝将，位在主将之上，这样，太平天国后期爵位制度基本定型：王、天将、朝将、主将、义、安、福、燕、豫、侯。
太平天国后期，连打扫门庭、端茶倒水的都封为福爵、侯爵，可见，真是离灭亡不远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还有一个关于荆王牛宏升的： 捻军首领之一。捻军起义初，曾率捻军与苗沛霖团练作战。1863年初，捻军起义失败后，和任化邦、张宗禹、李蕴泰等率部出走鄂豫皖边区，与西北太平军陈德才、赖文光等部联合作战，成为后期捻军劲旅。1864年后，以军功被太平天国封为“荆王”。1866年，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二，他留在东捻军中，与赖文光等转战于华中各省。清庭曾拘捕其母，下颍州（今阜阳）狱中，使人招降，遭坚决拒绝。1867年11月，在山东日照境内与清军大战时阵亡。
家园 张宗禹封王的另一说明： 这是在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名人传略》中关于张宗禹的一条简单的介绍：
张宗禹 中国清代捻军著名将领、西捻军统帅。安徽蒙城、 亳州（今亳县）间雉河集(今涡阳)人。生卒年待考。初 随捻军领袖张乐行起义，领黄旗。清咸丰十年(1860) 初，率部参加袭占江苏清江浦（今淮阴）之战。同治二 年(1863)春，捻军淮北基地被围,张宗禹领军突围出,转 战安徽、河南、湖北间。约于同年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 三年春,在河南内乡与西北太平军会合,后拟援天京（今 南京）未果，同鲁王任化邦等部捻军与遵王赖文光太平 军余部在豫南合并，组成后期捻军，易步为骑，实行流 动战术，以走制敌，在河南邓州（今邓县）、鲁山等地 屡败清军。四年四月，又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击毙 清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歼敌7000余人。五年九月，捻 军于河南分作东、西两部,为联合陕、甘回民起义军,他 率西捻军入陕。十二月，在西安东郊取得了十里坡之战 的胜利，歼灭湘军3000余人,收编数千人,进围西安。次 年，与回民起义军联合作战于渭河流域，旋趋陕北。因 东捻军告急，决定进军直隶（约今河北）,直逼京师,吸 引清兵，以解其围，遂率部自宜川越黄河入山西、河南。 七年正月，攻保定，京师戒严。时东捻军已败亡，清政 府得以调集各路兵力对付西捻军。张宗禹等遂陷入10余 万清军的包围之中，与敌转战于鲁、直、豫之间。三月， 自山东东昌渡运河,入鲁、直边界,从此受困于运河以东、 减河以南、黄河以北的滨海地区。六月二十八，在山东 茌平广平镇与清军激战失利,转移至徒骇河边,为敌所灭。 张宗禹不知所终（一说避走直隶沧州孔家庄──今属河 北黄骅县，一说投河殉难）。
这篇文章也是指出张宗禹约于1863年左右封为梁王。
家园 1863年11月以后天京已被重重包围 南北声息已难互通，天京方面很难再给远在西北的太平军加官晋爵，而且，以洪秀全“朕之天兵多过水”的认识，似乎也看不出他会认为有必要用“王爵”笼络捻军。从天京方面封官晋爵的情况看，一是大封亲信，二是按资排辈。捻军一向是“听封不听调”，关键时刻指挥不灵，作风散漫，纪律不佳，而且从来拒绝放弃自立山头(张乐行虽然接受“沃王”封号，但至死打的都是雉河集大会时的大汉盟主旗号)《李秀成自述》对捻军的指责虽然不乏偏激或推卸责任之处，却不能说不是代表了太平天国高层很多人对捻军的看法，至少没有迹象显示，一向任人唯亲，排斥非嫡系，尤其反感“异教徒”的洪秀全在争取友军的态度上会比李秀成更积极。
即使洪秀全加意笼络捻军，也必然首先加恩于西北太平军宿将，因为这些人论资历，论对太平天国的功劳都远胜捻军，最低限度，作为陈玉成部名将，捻军顶头上司和直接领导人的马融和理应先于捻军将领封王，或至少同期封王。但马融和直到1864年11月黑石渡战役后降清之时也只是一个“天将”，而以王统王虽然平常，以“天将”统率诸王却是不可能的。而且，据黑石渡后清军截获太平军文书探报，邱远才当时的官爵为“朝将”，可见“淮王”之称不可能出于天京之封。
家园 张宗禹在捻军中地位的特殊性： 历史上记载：张乐行在清军重兵围攻的艰危情况下，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命张宗禹率部突围，由太和、颍州入豫东南与陈大喜等部会合；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拟北上与早已进入山东、苏北一带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会合，因在符离集遭清军阻拦，便又折回雉河集。
由此可见，这时的（1863年）张宗禹已经是捻军中次于张乐行的主要首领。
张乐行死后，有记载称：张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从蒙亳地区突围之后，分别转战于河南、山东等地，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积极打击清军。
张宗禹等部捻军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会合，活动于新蔡、汝阳、息县、罗山、光山一带。新任河南巡抚张之万命总兵张曜、余际昌率军追剿。1863年4月初，张宗禹、陈大喜率部进入湖北，总兵余际昌率豫军五千余人越境追击。捻军经麻城、罗田、蕲水（今浠水）进至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一带。后由于湖北清军竭力堵截，而余际昌部豫军已撤回河南，捻军遂回军北上，于5月中旬复入河南，由光山、罗山、息县等地渡过淮河，5月26日在正阳县方寨设伏，重创跟踪追击的豫军，毙余际昌及游击以下官弁三十九人，使该部清军死伤过半。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捻军士气，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在山东幅军、教军等农民起义武装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动于兰山、费县、沂水、蒙阴、泗水等地，并进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东境外匪与内匪交讧，实属弗遑兼顾”，“贼边马已至汶、宁，湖路可达东平，山路可逼省会，事机危迫”。当时活动于鲁西堂邑、冠县、馆陶（治今馆陶东北）、临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诗黑旗军，也威胁着清廷畿辅重地。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调僧格林沁军由淮北返回山东。僧军转回山东后，在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率领的防军配合下，疯狂地镇压各支农民起义军，使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邹县、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贤教军，以及宋景诗黑旗军都遭到重大损失。宋景诗在刘贯庄战败后，便参加了捻军。
当僧军于4月底北返山东后，蒙亳地区转入地下的捻军又纷起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与此同时，苗沛霖再次叛清，于5月初占领颍上、怀远、寿州，围攻蒙城。不久，张宗禹、陈大喜等亦率军从豫南经颍州回到雉河集，惩办了出卖捻军领袖、为虎作伥的叛徒，并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不少人踊跃参军。
蒙亳一带捻军的重新活跃以及苗练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曾国藩颇有后顾之忧，急忙上奏清廷，请求僧军再次南下进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隶大名率军南下，经河南许州于11月下旬进抵安徽蒙亳地区，设大营于高炉集（今涡阳东南）。
张宗禹等得知僧军再次南下，即主动撤离雉河集，西走河南。僧军占领雉河集、西洋集一带后，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围攻蒙城的苗练发起进攻。在僧军和蒙城清军的夹击下，苗练四处败逃，苗沛霖在乱军中被杀。以剿捻起家、作恶多端的苗练武装从此烟消云散。清军在重占蒙亳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清廷把雉河集改为涡阳县，在县北的龙山镇驻扎一营清军，以防捻军再起。随后，僧军奉命进入河南，追击捻军。
在适时清军的后路方面，张宗禹做了有益的尝试。
家园 此文旨在说明一个问题： 在1863年11月之后，张宗禹、任化邦被天国中央政权封为梁王是比较合理的。
家园 关于任化邦封王的可能性： 1851年在家乡与叔父任乾结捻聚义，打击土豪劣绅，反抗官府压迫。1855年，参加雉河集捻首会盟，属蓝旗。1857年，随捻军张乐行部渡淮河南征。次年率军进入河南扶沟、鄢陵、周口一带。1859年，家乡蒙城被清军傅振邦部洗劫，任乾战死，蓝旗部多归他指挥，成为独挡一面的捻军领袖。1860年2月，与张宗禹等合领捻军3万人，攻占苏北重镇清江浦，此后出入于鲁皖豫地区。1863年参加保卫雉河集战役。前期捻军失败后，与张宗禹各率所部，在湖北、河南、陕西边区活动。是年冬，苗沛霖团练败灭于淮北，他乘机捕杀其侄苗天庆而收其部众，声势大振。1864年春，率部转战至豫西，于4月下旬在淅川境和太平军陈得才等部会合，救援天京。
张乐行死后，他和张宗禹分别统帅捻军活动，即使在新捻军分军之后，东捻军北队仍然由任化邦来率领。天国后期，势力衰微，接连捻军成为必然，如果说以往还是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在1864年之后就是刻意的联合。所以说，任化邦封为鲁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家园 淮王邱远才： 历史上称：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
邱远才在1861年前于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下任职，因作战有功，被封为“淮王”。1862年，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为二，他奉命参加西捻军，与张宗禹一起入陕，推动西北回民起义。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军中人称“邱老虎”。1868年3月，在冀中饶阳与清军作战时，阵亡。 （一说是在本年八月于山东作战时投降陈国瑞部）
家园 再谈捻军以及张宗禹封王： 在《中国近代史人物辞典》中关于张宗禹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清末捻军将领。安徽雉河集(今属涡阳)人。地主出身。初随张乐行参加捻军起义。后转战于苏豫陕鄂皖，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1864年(同治三年)冬与赖文光整编捻军，以骑兵为主，步兵配合，流动作战。1865年歼灭僧格林沁部，粉碎湘军封锁围攻。1686年从河南率西捻军入陕，联合回民军。次年于西安灞桥大败清军。旋为援助赖文光，从陕北南下，经山西、河南至直隶(今河北)，逼天津，南下山东，被清军包围。1868年8月从茌乎转移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注意：这里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在前，而在与赖文光汇和在后。
此外，历史上记载：张宗禹等率军西走河南后，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陈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鄂军、豫军、皖军竭力烂击。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清军不下十万人。
在1863年11月张乐行死后，洪秀全的天京政权为了笼络和进一步联合捻军，加封当时捻军的主要首领张宗禹和任化邦不是没有可能的，况且，兄所言1862年的张宗禹不过是燕爵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陈玉成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内从天侯晋封为王爵，那时，天国尚未滥封。当然，我不是说张宗禹可以等同陈玉成。
家园 还有几个问题等会儿回复零胞： 也就是天将、朝将的问题。
家园 关于回复零胞的商榷－－（1）曾锦谦的卫国侯问题 1.关于你所说的封侯爵的十六人一说，现在一般都是说十几人，我取自张德坚的说法，为什么，因为通过我的考证比较接近史实
，你提的黄玉昆的侯爵，是卫天侯，其实，黄玉昆是1853年3月首封卫国侯的，4月被革去爵位（一说是五月）。同年九月复职
，改封卫天侯。那么，曾锦谦怎么会是卫国侯呢？由来已久的一种说法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六月，曾某人封卫天侯，但是，黄玉昆在1857年11月才死，没有资料显示这期间有人接替他卫天侯的爵位。又何来曾锦谦封为卫国侯的说法呢？曾锦谦在1854年是夏
官又副丞相，而另一石达开重要的亲信张遂谋的简历是如何的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张遂谋：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任殿左二十九检点，守安徽舒城县。丙辰六年六月，随石达开於武昌，时已升任春官正丞相。天京事变起，随石达开回京。在事变期间，都在石达开左右，深得其信任。封先天燕。
也就是说张遂谋如果坐实封为天燕的话，那么，曾锦谦也应该是
天侯，而非卫国侯，如果说那时候卫天侯是黄玉昆而只好改封曾锦谦为卫国侯，显然和常理不同，按照天国的规矩也不大可能。
我为什么举这么一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官爵历来都是史家所困扰的大问题，一个是爵位问题，一个是人头问题，国侯改封天侯是1854年夏天的事情。
比如陈承槠在1854年3月封兴国侯，六月就改封佐天侯。李俊良
则直接封为补天侯。（李某是国医）
家园 曾锦谦和张遂谋的爵位问题 是我说错了，曾锦谦是为“卫天侯”，不是“卫国侯”。
《贼情汇纂》记载绝大多数史事都截止1854年底，只有极少数后来的增补，而《金陵杂记》对1854年以后的情况提供了比《贼情汇纂》详实得多的信息，如陈玉成李秀成封丞相，翼殿重要属官刘承芳的下落，名将余忠扶的官职等等。据《金陵杂记》记载黄玉昆后来改封“参天侯”，而“卫天侯”是曾锦谦，这一说法不无可能，或者黄玉昆先封“卫天侯”，后改“参天侯”，而“卫天侯”爵转赐曾锦谦，证以1862年苗沛霖降清后“奏王”封号随即改授赖世就，既然叛徒使用过的王号都不妨转赐他人，何况自己人用过的侯爵名号呢。
在《金陵杂记》中记载的5个《贼情汇纂》未载的侯爵中，包括蒙得恩封“赞天侯”一事，蒙得恩后来封爵一直以“赞”为号，《金陵杂记》作者如果不是确实得知他封“赞天侯”之事，是不可能预知蒙得恩后来以“赞”为爵名的，可见《贼情汇纂》对1855年以后史实确有重要漏记且为《金陵杂记》作者所知，亦足见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封侯者不止《贼情汇纂》所列的11人。而且《金陵杂记》中另举的封侯者连原来的官制都能一一道出，如“助天侯刘绍庭本是伪东刑一尚书”等等，又能道出“卫天侯曾锦谦随石逆自金陵逸出”，其相关记载当非凭空臆造。
再说张遂谋的爵位，说张遂谋在石达开主政期间已封“先天燕”，似乎并无依据？太平天国的惯例是以军功晋升，陈玉成在天京事变后独当一面，为皖北军事统帅，加官晋爵是很容易的，张遂谋却一直居于天京，晋爵的机会并不大，加上洪秀全有意牵制石达开，在事变后迫切依靠其挽回危局的情况下尤不肯封其为“军师”，对石达开的亲信恐怕也不会随意加恩，增其势力。且张遂谋和陈玉成的官职一直相仿，如张遂谋为殿左二十九检点而陈玉成为殿右三十检点，张遂谋为春官正丞相而陈玉成为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在1857年春刚以军功晋封为侯，事变并未带兵作战的张遂谋不可能晋封为比陈玉成高出两级的“燕”爵。“先天燕”一爵，当系石达开远征后所封。
张遂谋在石达开远征后为其“谋主”，只是因为远征将领中高级将领并不多(除张遂谋外，只有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三名检点可算高级将领，其余如朱衣点在天京事变后的官职仅为“将军”，则事变前已为正丞相的张遂谋自然顺利成章成为翼殿第一人了)，却不见得此前一直在翼殿地位最高，如乙荣五年在芜湖战死的翼殿属官刘承芳地位便在张遂谋之上，因此曾锦谦先张遂谋而封侯并不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