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继续高华文摘】“三和一少”溯源小记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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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继续高华文摘】“三和一少”溯源小记

    北京政争与地方

    1965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22]

    这个资料很有意思。王稼祥因何赋闲呢?

    便因为“三和一少”。

    三和一少

    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2月27日,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有“三和一少”,自然也有“三斗一多”】

     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毛泽东认同康生意见。

    并且还把王稼祥建议,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的“三和” 政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联系、等同了起来。摆在反修防修战略的对立面。

    王稼祥是留苏派,刘少奇也是留苏派。这个三和到底有没有借鉴赫鲁晓夫的“三和”呢?

    【外交口陈毅回应】

    陈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62年9月14日下午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会议上发言,批判当时外交战线上的“三和一少”思想:

    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注:指苏联,那年头都用“苏修”一词)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 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

    出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188页注释(1)。

    王稼祥·回忆

    “1961年的元旦社论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有的低调,与前一年相比,对国内形势的分析不仅篇幅增加,而且也务实得多。社论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

    这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在其文《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中的引述。

    【1962年】

    1962年无疑是共和国史上最为复杂敏感的年份之一。饥荒的阴霾犹存,处于全面衰退中的国民经济尚无大的起色,凋零的部门起初是农业,后来逐步蔓延到轻工业、重工业。就国际环境而言,周边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纷争升级,1962年,中苏关系的惊天大事,则是新疆伊犁地区6万多名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到苏联;而在东南沿海,蒋介石政权则趁大陆经济衰退,筹划从台湾反攻大陆,60万解放军不得不因此备战集结。毛泽东判断,这是“帝反修”的联合进攻。

    王稼祥找刘少奇长谈了一次,随即在内部小范围进行了讨论。但规定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取得大家同意后,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写成了一个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与此同时,王稼祥还起草或者审定了一系列文件报送中央。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即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为此,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等。

    ——这段非常有意思。关起门来谈一谈的人,显然不是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也肯定不是毛泽东、康生等人,“大家同意”,“大家又是谁呢?”当然有刘同志,也不止刘同志……

    【越困难越援助,为什么?】

    2008年11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1965年5月10日上午,北京钓鱼台宾馆,曾是“绝密”级别的会谈记录里,周恩来总理向阿尔巴尼亚贵宾介绍,从 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即我国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可能的答案】

    1960年4月16日,我国驻几内亚使馆来函请示,说明几内亚目前粮食紧张。“兄弟国家使馆纷纷议论,希望中国能有所行动。”该请示报告表示,鉴于几内亚反帝较坚决,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还友好,建议我方主动赠几内亚3万至5万吨大米。半月后,外交部批复,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

    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援助带来的友谊是无价的。1961年8月,一封函件要求将我国援助老挝的两吨上好的南宁稻种火速发运,以适合老挝9月初播种;半个多月后,另一封追加的函件要求我国再援助老挝15吨到20吨南宁稻种,作为10月中旬播种之用。最后我方决定再援助15吨。我驻老挝使馆汇报,当时的老挝领导人富马当即说比如“美国即使对老挝表示友好,也不是永恒的。只有与邻国,首先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才一直延续到地球的末日”。

    ——这其中当然关乎利益交换。

    美国、苏联的两向压力——我们如果要独立自主,不割让重大利益,唯有开拓经营“第三世界”势力圈以及获得周边地缘政治圈的合作和支持。

    1962年,王稼祥上书的那些信及文件,至今没有完全公布。

    (补充:不过参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世界战争问题上,王主张:“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

    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

    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

    四,对外援助要实是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

    据王力回忆:“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毛泽东是受到了陈毅小组发言的启发,在批判右倾的大环境中,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联系外交领域,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他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要算政治账”,还要更多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但他基本认同1960年以来的调整缓和的对外政策,认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但 “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显然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

    【大的路线之争,亦有小山头之争】

    而“三和一少”的即兴发言最终被想插手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利用了。朱仲丽在《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里记载,“他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那封信引起的,那封信的要害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康生更将“三和一少”,发展为“三降一灭”,还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而与之针锋相对的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康生要插手中联部工作,中联部王稼祥向外交口提意见,亦引起了外交口陈毅的反弹。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几次主张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援助。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提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要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 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亦描述了当时的对外援助金额之大:“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 %~7%。

    ——巴基斯坦,之于1972年中美和谈,发挥了相当作用。

    1971年,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1979年·平反】

    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

    1979年3月9日 《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发出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结语】

    我早已经说过——政治之争,是中国道路之争,是千万人命运之争,“好人坏人”的说法,已隔千山之外。

    大家都是共产党员,都想好好发展中国——对局势判断的回应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今天亦还会有。

    然而中国只能走一条道路,……。

    我们唯有从道路判断得失。

    ps:改革开放是有前提条件的——1972年中美和谈,1979年中美建交——而毛泽东的“第三世界”战略促成了1971年入联,“独立自主”的战略终于换得了1972年不失利益的中美和谈。

    谁非割裂两个30年,难免“不知其所以然”。

    关键词(Tags): #解读#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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