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那年庐山’有感 -- 老广

咱也提供一次史料。：）关于reddcui说的６５年东哥让彭总去三线的事情，可能会有人说东哥在文革前把彭总发配到西南是为了调虎离山云云。可能也会有人为此大夸东哥手腕纯熟，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必然的。比如杨尚昆回忆里面说：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所以很清楚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东哥就考虑让彭总出来工作，农垦部长也算合适的职位。为此还准备去动员王震腾位子。但是老杨自己不愿意去谈。彭总人缘确实不是很好，连和自己过去搭档很长时间的杨尚昆都不愿意和他打交道。能躲就躲，不是东哥规定每月必见两面，他都不会去见彭总。不仅仅是杨，杨是因为在那个位子，东哥又逼着他，定了指标，每月两次，才去见见。其他人比如提到的陈聂都是躲得利索。很奇怪的就是彭总和东哥身边的秀才关系都不错。

所以不是什么东哥６５年才安排彭总工作，是东哥一直有这方面想法。但下面不办事，后来又被７０００人大会的８万言书给搅和了，所以才拖到６４年。如果杨尚昆不是畏难不去向彭总提议的话，彭总也许６０年初就成了农垦部长了。如果非要说东哥６５年外放彭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做铺垫的话，那看样子东哥可是早就有打算了。

另外关于７０００人大会后彭的八万言书，反正我是没看过全文。老彭真正被干倒是八万言书后，开始还是满自由的。大家一开始都是说是这案子是东哥做的，最新出的几本书羞答答的把刘少奇加上了，就是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把彭总按下去了。也提到彭总写信是为了刘的讲话。杨尚昆的回忆比较直截了当：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这次东哥再次做了钟逵。

这是她在回复一个人的问题.

"谢谢你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对彭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凭着对看过的一些材料的记忆，觉得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毛早在1959年4月就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左”风提出批评。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3个月，发信对象到生产小队。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发到基层。所以“左”风没有能够刹住。这说明，当时党内左的势力之大，连毛也难以驾驭！而如今，屎盆子全扣到毛主席头上，是极不公平的。如果真要实事求是，我们更应该研究当时那种左风难刹的缘由，而不是更多追究某个人的责任。第二，可以想见，在那种极大的“左”的势力面前，纠左是会触犯相当多数党内高官的既得利益的。特别是那些左风极盛的省份领导。所以他们批左批彭特别积极。第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因为思想方法和对具体事务看法的不同，革命同志之间也难免会有矛盾，有些甚至成为积怨。彭得罪过不少人，有些人事处理，他也未必正确。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都会加剧对他的负面影响。——须知革命脱胎于旧的社会，革命和革命者，都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第四，彭的反党集团固然是冤案，可是他和文官如张闻天等人的来往，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可能显得不正常。第五，很多对话，写传记的人并不在场，是如何查证的？难道当时有录音？毛说没说过不给彭翻案的话，我不知道，但是1964年开始三线建设时，就让彭去做了副总指挥之类的工作。这种实际上的启用，虽然不是翻案，但是也很说明问题，就是并没有把彭一棍子打死。"

http://xionglei.blshe.com/post/267/312533

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没看过７０００人大会纪实，不知道他所说的吴冷西回忆错误是什么。你先去看７０００人大会纪实再说话，看争议的是什么地方。这是张的纪实：

“那么报告是什么时候决定起草的呢？报告中心要讲些什么问题呢？起草过程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在《同家英共事的日子里》有比较详尽的记述，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记忆模糊，吴冷西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内容上，均有不少错讹之处。

比如，吴冷西回忆：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要为大会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⑤参加。 11月6日，邓小平即来钓鱼台八楼召开会议，提出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二）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三）改进党风；（四）基本经验教训。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其分工是：吴冷西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田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

在吴冷西这段叙述中，至少有三处错误。

第一，七千人大会是1961年11月12日才决定召开的，11月5日、6日，刘、邓不可能分别召开会议，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第二，刘少奇指定由陈伯达牵头，田家英、吴冷西、胡绳参加，但根据胡绳的日记记载，胡绳是1962年1月1日才加入进来的。

第三，吴冷西说，11月6日，邓小平就定下来报告的框架是四部分，实际上，一直到12月21日，邓小平还说报告想讲三个问题，并不存在第四部分“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大会的报告稿中，也没有“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关于基本经验教训部分，实际情况是大会召开以后成立的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在讨论修改报告时才加写的。在大会之前起草的报告，既然没有“基本经验教训”的内容，胡绳又是1月1日才加入进来，所以说由胡绳负责起草第四部分“关于基本经验教训”的问题，也就很难成立了。

类似可以商榷的内容，还有一些。如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刘、邓在同起草班子谈到报告在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时，曾提出“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在其他场合刘、邓的讲话中，从未发现类似这样的内容，起草出来的报告也看不出有这样一种观点。报告在谈到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这样说：“在这几年里，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再加上1959、1960、1961连续三年全国广大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就使我们遭到了许多困难。”“1959、1960年农业上的严重减产以及农村所发生的许多困难情况，一方面，是受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于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一种惩罚。”从这个情况似可以得出结论，吴冷西的回忆有待商榷。

还有，吴冷西回忆：“12月21日，小平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值得考虑”等等。

这里仅对一点提出质疑，即15年超英的问题。实际上在1962年1月11日下发的报告中，还是保留了这一提法。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 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是为实现党关于10年长远规划的目标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此外，这个时候的报告，也没有起草出第一稿。有关这些情况下边还要谈到。

吴冷西讲得很具体，有月有日，还有刘、邓讲话的具体内容。但确实有不少内容同原始记录很难对上。”

我想问一下，按照你的常识和逻辑，吴冷西这个回忆错误，和某人的庐山高大全形象是一会事吗？如果这个回忆错误就被称得上是说谎的话（某人文章中写的），那么就单单凭实录没有记录８１３周彭薄杨谈话，我们不说他说谎，起码一个遗漏很多事实是逃不过的吧。而且凭常识讲, 几十年前开会的日期，日程会记错，被人揭发这种事会被记错吗?

张和吴的争议和一个描写自身高大全是两码事。我就不愿意再说，标准要一致。不要双重标准。张是党史研究人员，他的资料我信（其实他质疑的地方有些也未必对）。但同时杨尚昆回忆录也是党史研究人员组织的，为什么在你们这里待遇就两样了。如果张的７０００人大会是真实的，毕竟这是他自己署名的著作。那么规格要远远高于一个党史研究人员著作的杨尚昆回忆为什么有人怀疑？如果你相信张的纪实，那么你对杨尚昆回忆起码要多５０％信任吧，或者１０％，或者１％，这个可是那么多党史人员经过核对资料的，是极严肃的事情，而且明显的文章里有的段落使用“有人”，没有点名，到李锐就点名了。这个点谁的名，是极为慎重的事情。我看不出来，为什么相信张写的纪实的朋友，就能够或者说敢于不相信杨尚昆的回忆。

如果说张的纪实对吴冷西对７０００人大会的会议证伪，没问题，以后讨论７０００人大会，俺绝对不用吴冷西的回忆。俺对７０００人大会报告是什么时候决定起草的，报告中心要讲些什么问题，起草过程是怎样一个情况兴趣不大，我也不认为你有那么大兴趣。希望大家对比张的纪实更有可信度的杨尚昆回忆给予同样的待遇，因为他也证明了实录不实，请大家在关于庐山回忆的问题上给予实录以必要的警惕。

俺是不屑于做某些事情的，有些东西没有上下文，或者有意不给上下文就会给人造成误导，你就是被误导了。看了那篇再次提供史料的文章，俺就不想吵下去了，还是东哥说得好，要看书，不看书会被人骗。和你共勉吧。

看我不是马甲写的“TG悍然在公海上炮击英国客轮并登船绑人”

http://www.ccthere.com/thread/1997284#C1997284

突然想起了程一鸣和沈程之争。沈就是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沈醉在特赦后，写了很多有关军统的文史资料。一时间成了国共情报史特别是军统史的权威，任何一个对军统历史感兴趣的都会把沈醉的几本著作作为圣经一样对待，相信不少河友也是一样，要了解军统历史, 必读书就是沈的回忆。就象很多人关心庐山会议会把实录作为圣经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几年前了，这两本书是俺案头必备，就是最短距离能拿到的书。而且沈醉没有什么动机把自己描绘成个高大全。描了也没有人信。所以沈醉就成了一位这方面的权威。

沈醉在军统史研究上的权威地位的可以说不可动摇，直到后来归队的程一鸣在８０年代也开始回忆军统历史。其中有和沈醉的回忆不吻合的地方，客观上动摇了沈在军统史料上的"权威"地位。沈醉就依仗自己的权威地位试图压制程的回忆。其实沈程在军统期间并无冲突，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权威地位在８０年代结怨，两个老人斗得一塌糊涂。程死后，沈醉竟然莫名其妙的编造一些史料来攻击程一鸣。口口声声中共叛徒程一鸣就是从沈醉开始。

以前对国共特工史的资料仅仅局限于原军统中统人员的回忆，现在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安全部找人写的李克农潘汉年陈龙凌云杨奇清等人的一批传记，才在部分恢复历史原貌。现在对国共情报史有点兴趣的，大都对沈醉不以为然。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要想研究庐山会议的真相还是需要时间。把所谓真相寄托在单一史料及其衍生产品上极不明智。其实我最喜欢看到不同史料相互冲突，这样你就可以体会去伪存真的快乐。比如某帅关于某路军的回忆，不就被公布的电文砸的粉碎吗。

最后转过来说，庐山会议确实很有意思，留下很多想象空间，如果自我限定一些限制条件，比如必须要有几个世俗意义的正义耿介之士现身，就未免自缚手脚。俺是准备休战，不牵扯李锐，写点别的图个乐，大家看了只要觉得角度特别，俺也就满意了。别在拿史料砸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