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二）李锐的庐山会议 （中） -- 史文恭

（史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不仅是周惠，吴冷西也认为李锐曾经检举过。。。）

请吴冷西给一个“说法”

最近一位朋友特地送来新出版的《回忆胡乔木》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9 月出版），说其中吴冷西的文章《忆乔木同志》，谈到庐山会议时，比在9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多了一大段话，不点名地指责我和我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我读后认为，这决非记忆有误，而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说得严重一点，是蓄意诽谤。因此有公开澄清答辩的必要。

　　现在先看这一段话：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身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有关的历史事实其真相究竟如何？

　　关于乔木建议我向毛主席写封信，事情的原委我的《实录》书中写得清清楚楚。毛主席于7 月23 日作了批彭讲话之后，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住处，三人思想都不通，随后又到黄克诚住处，继续发牢骚。周小舟讲了“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我也讲了“他不能一手遮天”的话。后来，我们三人到黄克诚处去了解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主席耳中。“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的一个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主席关于“右倾活动”的猜疑（见《实录》初版208 页），“七月三十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乔木的意见，向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

　　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主席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212页）

　　“斯大林晚年”问题，是8 月10 日才在两个大组的会议上被揭发出来的。我写那封信时，还是抱着“侥幸过关”的心情。因此，“在秦城狱中，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七月二十三夜的事，更追悔无已”。（179 页）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生恨事‘这四个字，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这怎么扯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庐山会议时，我只在7 月30 日向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要常委中传看，没有印发），8 月11 日写过一份“检讨书”，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除此以外，没有写过片言只字。这有会议的全部文件作证。

　　大概是7 月25 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找在火车上的发言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胡乔木，在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193 页）

　　这是批彭开始时的情况。在整个批斗阶段，我始终只将“坦白交代”限制在同周小舟、周惠两个人的交往中，而决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因为二周同我的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8 月10 日“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捅出来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可是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根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看过“。（322页）”不料我的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写的信中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毛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323页）小舟这封信的内容，我在书中没有摘录。庐山会议时尤其后期，印出的《简报》和“传阅”文件是很多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周小舟同志的信”的批语》（附周小舟同志的信）这份文件（1959 年8 月14 日八届八中全会文件67），在会议将结束时并没有发给我，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小舟在这封长信中，除开交代了他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的来往交谈之外，还专门写了同李锐的有关交谈，信中说“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将我转告他的胡乔木、田家英等同我谈过的一些话都一条条写上去了。接着写道：“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做（纸）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播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小舟当时受到的压力很大，他原想让毛主席一人了解这些复杂情况，万万没有料到，毛主席立即把他这封信印发出来，并写上了那样严厉的批语。由于我没有看到这份67 号文件，因此才发生8 月15 日（或14 日）的大会上，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一情节：“我的回忆中，周小舟由于思想不通，没有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但在大会上逼他作交代。他又谈到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信中写过的，关于我同田家英等来往之事。特别是提到田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的三条进言（按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听不得批评，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全场震动。于是刘少奇问我，是怎么回事。在十一日交出的检讨中，我完全撇开了同田家英等的往来，这个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于是我站起来，大声而从容地说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刘少奇马上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另外解决。于是，这个险情总算避开了。“（343 页）这天以后，8 月16 日的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庐山会议后期的八中全会，开过多次全体人员的大会，参加这次会的许多人（包括吴文提到的三位国家老领导人）还健在，除了这一次刘少奇主持的大会上，或可说李锐曾同周小舟”对质“外，谁还参加过彭真、薄一波、杨尚昆要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同此人（李锐）对质“的会呢？吴文肯定”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请问，哪一天开过这样的大会？《简报》的哪一期刊载过这一情景？

　　老熟人吴冷西究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无端指责？此时此举，所为何来？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关于李锐的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应当不知道，因为这就写在《庐山会议实录》的开篇——“上庐山开会（我的记录本）”。

　　1967 年8 月间，当时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我虽已五十岁，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15 页）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可谓红得发紫。当时说这样的话，自知是要担风险的。可是，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维护自己的信念，为坚持真理，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送到北京，关人秦城监狱。在狱中八年，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保护，从未有过什么检举揭发之事，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为少矣；总认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从不计较，一笑置之。但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计较不可，因为这太出乎意外，太违反常情；因为这发生在“文革”噩梦已逝去18 年之后，庐山会议已平反16 年之后。还因为这是出自延安时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纸黑字，印在书本上的东西。看来，作者至少是想让世人相信：李锐此人，并不老实，大家要小心此人的“著书立说”啊！《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其实是胡乔木建议我写的，书出版后并表示他对此书完全负责。这些过程，在1989 年此书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订再版中，我都有说明。乔木生前一再肯定这本书，不仅当面同我谈过，也同别人（我同吴共同的老熟人）谈过。吴冷西不是在乔木生前提出对我的责难，而要在乔木去世后，再来为“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这岂不令人费解？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载《读书》1995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