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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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 第十二章　从二月到八月
                              家园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败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败

                              　　自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滦州秋操中途停止，留在新民府的我们一般倾向革命的同志们，人人兴奋地坐立不安。郑金声、王石清、戴锡九、我和马医生李某等，常常在一起聚晤、商谈我们应当怎样对武昌响应，应当怎样在新民府发动。大家都想着在这方面军事没有动作之前，要尽自己力量，做一番工作。于是在军队里暗中鼓动，有时分头到各营里去串门儿，乘机向目兵们宣说革命的道理。有时写印传单，向各处散发。一时工作紧张，情形非常活跃。这时我家里弄来一架油印机，从早到晚印刷传单，每天将《大汉报》等刊物上所刊载的民军胜利的消息，各省响应的文电，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录出来，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地到各营去散发，或是由邮局寄到本地各机关去，常常忙的通夜不睡。

                              　　不料从那架油印机身上，却露出一个破绽来。原来那油印机是营中公用的，我派护兵王某取回我家里，怕被人家看见生疑，还特意叫他用布把外面包着。不料走在路上，被范标统碰见。这护兵为人极忠实可靠，只是迟钝笨拙得很，一句瞎话也不会编。范标统问他手里拿的什么，他就老实告诉他是油印机。问他拿到哪里去，他就老实说：“送到冯大人家里去。”范标统当时倒也没有在意。及至后来营中检查信件，发现大批油印传单，都是本地的邮戳，各兵棚里也不断地发现油印的宣传品，都不知从何而来。范标统慢慢把这事和那天送油印机的事联想到一起，才恍然大悟。于是暗中对我特别注意起来。但我当时仍是闷在鼓里，并不知道这些情由。

                              　　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我们秘密宣传和联络的工作，也一步步加紧。这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了袁世凯。第三镇和第二十镇，都接到调开关内的命令，准备攻击民军。但将领们却各打各的主意，观望不前。这时二十镇的将领们，大约可以分为三派：一是革命派，主张立刻出动，进攻北京，刘一清、王金铭、施从云等都是；二是保皇派，主张开赴平汉前线，攻击民军，萧广传、潘榘楹、范国璋、徐廷荣等都是；三是中立派，这又可名之为稳健派或滑头派，主张观望，将来哪边胜了，就往哪边倒，抱定了不吃亏的主义，陈宝龙，周子寅等都是。张绍曾统制被这三派包围着，进退失据，恰如周公瑾从柴桑口回东吴时的处境一样。一会儿革命派去见张统制，说：“时势紧迫了，你得马上带领我们去打北京!”张统制说：“对!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们一定干，你们先回去。”革命派走了，一会儿，保皇派又来，说：“咱们的骨头都是皇家的，统制得拿定主意。”张统制只好说：“我自有办法，你们不要着急，你们先回去。”保皇派走了，一会儿中立派又进来，说：“事情太大了，请统制不要轻作主张，我们这时千万不要吭气，将来有机会再干，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对的，你们的意思很好，你们先回去!”张统制只好用同样的口吻来应付。这派走了，那派进来，有时这一派在棚子里说话，那一派就在外面守着，等到出来，大家遇在一起，就互相叫骂起来。我骂你是满清的走狗，你骂我是乱臣贼子。弄到后来往往掏出手枪来拼命。于是张统制又要跑出来劝解，大声地嚷着说：“你们不要吵，我自然有办法，快回去!”一天一天过去，张统制眼看着无法维持。

                              　　其时清廷派彭家珍押运五千支枪，五百万发子弹，由奉天运向汉口前线接济。彭家珍原是革命党，就事先电告金铭、从云。运到滦州，即被张统制派人到车站扣留。金铭、从云诸同志因时机急迫，不可错过，又同去见张统制，切实要求他即刻和吴禄贞、蓝天蔚联络一致，率队直捣北京。张统制则以为本镇高级将领，多半都是保皇派，若是仓促勉强从事，一定得不到好结果。乃想出一个权宜办法，条陈了十九条政见，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布立宪，反对讨伐民军。请清廷立刻答复，态度很是强硬。张统制的意思，以为这样的办，可以相当满足一般守旧将领的要求。而条陈提上去，清廷必不允准，而后发动革命，则旧派将领也就死心塌地，无话可说了。

                              　　电报递到北京，以变生肘腋，清廷震惊之下，不料竟低声下气，复电将十九条政见一一接受，并立即入太庙宣誓立宪。二十镇虽因此不曾遵命南下，攻打武昌的计划，虽也因此遭了挫折，但张统制预计的第二步也就无法实行，同时被清廷所忌，把他调任长江宣抚使之职，以削其兵柄，原缺由潘榘楹继任。金铭、从云等得信息，极为愤懑，曾召集在滦州的同志张之江、张树声、刘骥、龚柏龄、张振扬等七十余人，在滦州车站的文庙内举行会议，以为张统制的撤职，是清廷铲除革命分子的毒辣手段。张统制的去留，关系北方革命之成败者至深且大。于是一致议决，还请张统制切勿受命离去，同时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

                              　　这时第三镇由卢代统制率领，已遵清廷命令向丰台开拔。他们的队伍经过滦州的时候，金铭、从云非常愤激，当即奉张统制之命，派队到车站截阻，向卢代统制严词诘责，要他明白表示态度。卢代统制从车上跳下来，和张统制他们说：“你们不懂我的主意，我是就机起事。我这一去脱离了东三省那个窝子，就好从丰台进攻北京。你们在后面等着作我的应援吧!”

                              　　卢代统制这么一说，张统制及金铭、从云等半信半疑，但终于把第三镇队伍放了过去。谁知卢代统制到了丰台，一面却打电报到北京，将东三省和滦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告密，一方面又督率部队去打娘子关，向阎锡山进攻。

                              　　原来张统制与吴禄贞、蓝天蔚等事先已有密约，共同响应民军，合兵进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镇由滦州西进，吴禄贞统率第六镇由保定北进，两路夹袭，蓝天蔚则留后方策应，以期一鼓而下京都。不料张统制条陈政见十九条的初步手段被挫后，吴禄贞亦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石家庄，又加上第三镇这次的出卖，张统制处此情境，自顾力量单薄，――即本镇之中，重要官长也都是保皇派，主张革命的多只是下级将领――因此益发加重了知难而退的心理。那时金铭、从云等要求收回撤换张统制成命的电报，清廷一直没有答复。张统制进退失据，至此就决意把二十镇之职交卸，带了一排人，偷偷地上了火车，回天津去了。

                              　　张统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领导者，一时颇成散漫的状态。这时潘协统升为统制，萧广传升为协统，我们八十标的标统仍是范国璋。他们这些上中级的官长，都是保皇派的，于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铭、从云等人的身上。我也因为取油印机的那次失慎，一举一动都被我们那位范标统暗中派人监视着，不久我们第八十标即由新民府调往山海关内海阳镇驻防。因为那时风传民军即要在这一带登陆，范标统奉命，队伍一开到，即布置阵地，以为防范。王石清第一营在右，郑金声第二营在左，我的第三营则派在中央后防为预备队。此外炮兵营驻左翼后防，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的骑兵营则在沙岗子右翼前方。

                              　　二十镇的革命势力虽被分散监视，但革命的进行并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厉，更具体地干起来。推溯这方面革命的酝酿，原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握有实力的国民党党员吴禄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员的党员白雅雨和王励斋等。他们都是奉了党的命令，由南方北来，在山海关、天津一带活动革命。这时吴禄贞虽已被刺，张绍曾虽被撤职，但二十镇革命派的将领和白、王等的奔走联络却格外密切起来。那时白雅雨、王励斋曾数度和我们接洽，他们以为京奉线这一带，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岸，那时再合力发动。金铭的兄弟金钰，也是一位民党分子，这时从国外回来，亦奔走于其间，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铭从滦州到海阳镇来，找我商谈。我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铺子里。金铭一到，刚刚坐下来，不知怎样萧协统和范标统就知道金铭来了，打了电话来把他找去谈话。到了夜间，金铭就在我那里住宿，我们同在一个炕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这一头来，两个人开始谈起来。我和金铭的意思，都以为老袁上台后，北军已渐见振作，如果和议不成打起来，只怕民军吃不消。再则北方一带，情势一天天恶化，我们若不早干，终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险。所以主张即刻动手，从他肘腋之间的嫡系军队中爆发一枚炸弹，使他们无所措手足。于是金铭把滦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联络的情形详细告我。当时计划等到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动作，三张的骑兵亦在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郑金声为右翼，王石清为左翼，我为预备队。到时我的预备队先袭击炮兵阵地，并将萧广传、范国璋的旅部团部完全解决，而后合占山海关，分头进击北京和奉天省城。这一举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打倒满清政权，也可使之丧胆，牵制其进攻武昌的行动。商议的结果，我在海阳镇负责和登陆烟台的民军接头，其余在滦州等地策应者，都由他们去分头布置，等约好了日子，即行发动。

                              　　金铭由海阳镇回到滦州，白雅雨早从天津到滦，赍有北洋军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为南北和议行将决裂，情形已十分紧急，而且京奉线一带革命的酝酿，清廷亦有所闻，故力促从云等立即发动。一可以先发制人，二可以为民军之声援，于是滦州大街小巷遍贴起反正文告，公开宣传，人人口里嚷着光复，空气已被弄到白热的程度。金铭一看情形，大吃一惊，以为非同小可。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大家即到师范学堂商议，一致主张迎就情势，立即发动。我们明知实力上极不充足――烟台民军没有到达，各方联络没有妥善――但认定只要干了起来，则义声所播，北方青年军人必定可以自动响应。那种犹疑彷徨，首鼠两端者，亦必惕于威势，翻然相从，则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气馁中止，那就灭绝了自己。于是即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推金铭为大都督，从云为总司令，我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晚间即以金铭从云和我三人的署名发出电文：

                              　　北京内阁总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顺直谘议局)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檄文一发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高涨万丈，北洋军青年将领希图响应者极多。滦州迫处近畿，清廷这时正要动员冯国璋部队，想先一挫民军锐气，却不料后方出了这乱子，把北军军心完全动摇。清廷震惊之下，心碎胆丧。袁世凯也不由得手忙脚乱，只得派令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压抚慰。王怀庆与金铭之兄金镜、从云之兄从滨原有换帖的关系，希冀他可用感情说服他们。他来的时候，轻骑减从，金铭、从云迎接他到滦州驻军行营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铭从云说：“你们做得不对，你们不应该乱来。”

                              　　金铭说：“你来的正好，你得帮着我们干。现在大都督的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时将领头目将他团团包围，要求他一同举义。其中有一位排长张振甲，用枪口对着王的胸部，说：“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看见情形如此，就临时生了诡计，满口应允了下来。大家当即排成行列，拥着他进城拜印，宣誓就职。大家骑着马，走了不多远，王怀庆故意把缰绳勒住，马即乱跳跃，金铭忙问底蕴，他说：“我这马是头牲口，野蛮不驯，最好大家走开一点，不然就会出乱子的。”大家谁也没防他心存诡计，都信以为真，当即让开。原来王怀庆是马弁出身，骑的好马，这时他乘机回转马来，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烟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枪来追击，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怀庆逃走，滦州自然不免要遭大军围攻的危险，金铭、从云等回军政府会议，都主张一不做二不休，为要先发制人，马上率队直袭京津。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金铭、从云所带的第一、二营外，尚有张建功所带领的第三营。张建功表面上与金铭、从云表示好感，暗中却时常将消息报告给标统范国璋。此时一、二两营向城外开拔，张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头开枪截击。金铭、从云这时已有决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向前开发。到了雷庄，王怀庆已把路轨挖断。火车既停，隔着五里路，即与王怀庆所部交锋，打到深夜，王怀庆那边渐渐不支，随即鸣号请求停攻，派人过来请金铭、从云到雷庄那边去议和。原来王怀庆这次带来的都是巡防队，作战能力很是有限。

                              　　金铭、从云当即答允前去。左右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但他们俩意志已决，以为议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无谓的杀伐牺牲，或竟可直接进攻京津。否则，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谓求仁得仁。于是部属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实王怀庆是存心诈骗，卖友求荣。金铭、从云到了那边，他即避不出见。金铭、从云正询问间，伏兵已出，将他们一一捕拿，电请袁世凯发落。袁复电后，即先将金铭杀害。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视死如归。其后殉难者有施从云、白雅雨、张振甲、孙谏声、戴锡九、董锡纯、熊齐贤等十四人，余者都被羁押。最可敬的，是金铭的一个护兵黄云水。金铭被害后，王怀庆叫人撵他走，他不肯走，反对王破口大骂说，“王怀庆你这个害民贼，甘心当满清的奴隶，卖朋友的猪狗!……”

                              　　王怀庆听得恼了，遂也将黄云水一并枪毙。

                              　　自从金铭由海阳镇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烟台民军和滦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内能有佳音到来。一天早晨，忽然范国璋派护兵来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随同前往。到了那里，范标统说：“袁宫保来电报，询问这里驻军的情形。我要回个电报，你替我帮帮忙。”我坐了下来帮他写稿子，他就走开了。一直写到中午，我肚里饿极了。就告诉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饭再来写。不想那弁目向我尴尬地一笑，说：“冯管带，你耐心坐一回吧!标统有话，不让你出这个屋子了。”又说：“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谈的话，协统标统全都知道了。王金铭、施从云今天在滦州成立了军政府，你是参谋总长。今天一早协统已经见到檄文。”

                              　　至此，我大吃一惊，一时如入五里雾中，不懂他们为什么也不等烟台民军登陆，也不和我约好日子，便先干起来。一时心神不定，焦急万状。如此一直监禁了四天，最后两天连饭也不给吃。不料在我被监禁的第三天上，他们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怀庆的毒手了。

                              　　这样一个在帝制势力的重围里生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本身的脆弱，领袖人物的幼稚与急躁，以及奸人的诈骗破坏，终于瓦解，成为一场悲痛的失败。

                              　　但是如果说，正因为这次的失败，遂使清廷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愈深，因此南方民军的声势大振，不久即因而整个颠覆了清廷的统治，这也并不是夸张的。

                              • 复 第十三章　第一次的失败
                                家园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我在海阳镇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骂得我抹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猾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眦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民国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到北京已经夜半，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就叫喜奎把我量

                                　　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从第八章中所叙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的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踌躇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销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把我。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回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记得自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便很少有机会乩纯赐?了≌?

                                　　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庄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贮藏着多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这时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的过从相谈，十分的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坐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到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采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深晨

                                　　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捡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流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极饶兴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该杀!”

                                　　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嬉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那里抢的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的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望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那时事变蔓延，人心浮动，有限的一点纪律，显有不能维系之虞。京中无论哪个部队，都变得不稳。其情势如瘟疫之传播，如大火之燎原，谁也没能力遏止。这样的时候，陆将军却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讲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他那种镇静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的惊佩。这就是那次北京兵变，全城都焚劫一空，独西城没有遭难的缘故。

                                　　十二点钟左右，枪声渐渐响到前门外，这时陆将军带了二三十匹马队，坐了一辆马车，从西单牌楼经西四牌楼绕过后门北新桥，转而南行，到了总统府。那时袁世凯同他的少爷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无办法。府中门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纵横狼藉地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看见陆将军来了，喜出望外，哭丧着脸对陆将军说道：

                                　　“到了这样时候，什么人都躲光了，你怎么反倒来了?”

                                　　陆将军说：“平常时候我可以不来，现在我却不能不来。说话我不大会，赶到做实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凑付的。”

                                　　袁就问陆将军这事该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请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说道：“好吧，这事就交把你们去办吧。”

                                　　陆将军退出来，已是天光破晓的时候了。

                                　　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即开城外，分驻南苑和长辛店等地。刁坏的分子闹了这一场，善良的官兵自觉肉臭同味，走过街头，低头藏脸，羞愤的不得了。街上家家铺子都关着门，门上贴出“抢劫一空”的字条，满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乱着变兵们扔下的财物。一些穷人们瑟缩着身子到处搜寻拾着。

                                　　第二天绝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贴遍了陆将军同姜桂题会衔搜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于是满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场巨大的兵变，硬被偷天换日，饰为土匪的骚乱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这话一点不错的。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都是变兵老爷们扔下的残余，无知的穷人们看了，不由得眼热心迷，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背负着被窝，挟带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有的慌了手脚，望胡同里躲藏，军警在两头一堵截，一个又一个，都被拴上了绳索。“人家牵牛他拔橛”，这就是罪状。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都被当做了昨夜闹事的匪徒，牵到天桥去砍下头来，把东单、西单和西四牌楼的牌楼上各挂两个，示众了案。

                                　　一场大祸完结了，惶惶的人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不料秩序还未恢复，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队伍――毅军――又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十四、十五两日，天津、保定，都继续发生兵变的事，一发不可收拾!兵变的范围所以扩大到如此地步，一来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平素毫无训练，毫无教育；二来也因为当局的处理，掩耳盗铃，欺人自欺，他们看着人家闹了事，发了财，并未蒙罪，于是不由得眼红心动，从而效尤。这在当时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袁世凯看着旧有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了，于是另新编练部队，便有备补军。待后边再慢慢地说到。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词，说那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的。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我是一个实地的亲身经历者，据我所知，事实决不是那样的。至于上面陆将军说过的段芝贵减饷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实还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变换的中间，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唐天熹一团，甚至在总统府大赌大嫖，肆无忌惮。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败坏，一方面对于精明干练，前进有为的青年官佐，则百般嫉妒，视如眼中钉。总要借些口实，把他们迫逐了才安心。比如刘一清、孙岳等许多热血赤心，有志有为的官佐，多被逐走。于是庸懦无能者一一升官，各个军队都变成废物集团。可是这种清除，事实上并不能做得彻底，留下来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气者，把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由得不愤郁怨恨。结果一遇机会，自然就会溃决流脓的。这就是当年北京兵变的真正原因。编著历史的人，说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减饷的事，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说到编史的事，我在这里想起一段题外的话来。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长，他拿他编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给我看。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册，足有三寸多厚。我随手翻阅了一下，无意中发现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把冯玉祥和冯国璋当成一个人。我把这种种错误一连找出十几处，指给他看，他也觉得很不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阅高初中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其中现代史各章，把十三年的打倒曹吴等役，都一律名之曰“军阀混战”，置革命的真义于不顾。我找了些当时的报纸请其参考，于是又改了回来。编写历史，如此颠倒黑白，轻率任意，实在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写历史的人，不独需要深思远见与丰富的资料，同时更需要无偏无倚的客观态度，和力求翔实的科学精神。这是极重要的。

                                • 复 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
                                  家园 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中国政治当局的可鄙可耻，就正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心志，他们要做有用的人，决不甘做无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褛肮脏的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坏。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成分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我看了这种情形，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可是却被满清人霸占着，并把“大明”的“明”字戳去，换成“大清”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照中国的法律说，占人坟墓，该当何种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权力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独立问题，后来竟以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复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恰巧我那时常到基督教会堂去做礼拜，我记熟了几个赞美诗的调儿，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谱，填上我自己的歌词，油印出来给士兵唱诵。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竟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做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戒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等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不料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罢?”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道：“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急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的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他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的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一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我因为常常往来三家店，同三家店车站站长刘锡庭渐渐熟识。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负责任。我每次坐车的时候，同他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铁路上的一切规章是仿照西洋法子办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钱，十二年无过无假恪尽职守的，都赠给养老金一次，并增给年薪一次。我听了他的话，觉着欧美社会事业的办法，实在比中国进步多多了。中国的社会太无系统，太无秩序。比如机关中一般公务人员，有的懒散成习，随便告假；有认真做事，忠于职责的，当事者并不过问。既无扣钱之说，也无奖励的章程。同时任用人员，都看私情，贤不贤，能不能，全不去管。这样，位置没有把握，生活没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贿赂贪污也就成为风气，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人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好，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糟?从这小小的办法上，都看出道理来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戳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我向车夫说：

                                  　　“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儿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我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黑暗龌(齿足)了。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释放出来了，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娼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彻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刺，一刻也不能安。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门口，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我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就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我国政治社会多少年来不见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原因。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更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务，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我们党政当局提倡新生活运动，我很觉得高兴。然而要紧的是要注重实际，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门面。否则还是毫无效果的。

                                  　　这年九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吭。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惟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

                                  • 复 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家园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二)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二)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了，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馋餐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的，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一九三八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恣纵，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惟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执不肯开车。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我便向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决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得一恶印象。我乃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第三是睡觉的问题，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这些事一一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繁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做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京。

                                    　　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

                                    　　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根本谈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循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枪，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复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的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的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么，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的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至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的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缦，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的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的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上，有的在打瞌(目充)，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哪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到底上那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行借宿了一宵。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决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

                                    　　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

                                    　　“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营人开到这里，分做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罗嗦事，得罪了人家。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同欧美国家的军队比起来，相差太远了。

                                    • 复 第十六章　左路备补军(二)
                                      家园 第十七章　剿白狼

                                      第十七章　剿白狼

                                      　　我在新乡的时候，就听说著名悍匪白狼在豫东豫西一带闹得很厉害。许多追剿的正式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灭的也很有几部分。我回到北京不久，陆将军即奉令为剿匪督办，原来的备补军改为警卫军，我带的一团人扩充为警卫军左翼第一旅，仍由我为旅长并兼任第一团团长。部署既毕，奉令到渑池集中待命。

                                      　　从备补军成立以来，到此刻不过二年多的工夫，部队的训练，自然还很不够，尤其关于行军驻军一切实地的知识，都十分欠缺。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不得不对部队加紧训练一番，不扰民不害民的纪律，尤要大家尽力遵守不渝。

                                      　　开拔之前，成立了一个幕营队同一个设营队。

                                      　　历来军队中幕营用的帐篷橛，统由军装局承做。那种帐篷橛，用一句保定话说，是“管凉不管酸”，帐篷橛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管的。军装局给做的帐篷橛，明明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分发到各营来。他们的意思是只要把公事应付过去，就算尽了责任。中国官厅做事，向来是如此敷衍塞责的。帐篷橛虽是极小的东西，关系军民的感情却非常大。因为幕营的时候，军装局制发的帐篷橛，都是锤了三两下就坏了，帐篷就搭不起来，当兵的只有直瞪眼。他们整天行军，疲劳已极，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树木以应急需。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闹事，都由此而生。还有那种缺乏纪律的军队，搭不成帐篷，就去占住民房，那就更加扰民不安了。我深知道这种底蕴，所以这次出发的时候，即将这些道理报告陆将军，领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种顶上镶套铁箍的杉木橛，责令幕营队监制。制好之后，先拿到野外试验，试验合用，然后再发给各营应用。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爱百姓，就必须在这种小事上面切切实实地注意，若是空言爱百姓，那是没有实效的。

                                      　　至于设营的任务以及必要的知识，《野外勤务》上都有详明的阐述。我的设营队的编制，是每棚一兵，每连一官长，每营一营副，另由各团各派一团附统率全队，如此合组而成。编好之后，即开始实地练习，由队长带领着全队队员头里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适宜的公所，就写上条子，注明某营或某连驻此的字样。队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设营队回来，而后带领其各本团、本营、本连、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贴的标志落脚。要练习办的快，秩序好。比如屋子的干净与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设营队负责。如此各队伍各有其够住的相当地位，有条不紊。普通大军一到，乱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营、设营而外，全体士兵也要作种种的练习。比如上火车，即特地在操场上用棍子画一个火车图，临时搬来凳子排列，将火车里边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数目的多少，每条凳子可容几个人，哪里是站台，哪里是门，人上了车，怎样坐法，怎样拿枪，三等车如何，铁篷车如何，敞车如何，都口讲指画地详细说给他们听，而后再分别演习。上车下车怕兵们出错，将兵们身上的零星东西，都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号码，每次站队的时候，都把号码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比如喊“一”，他们就知道摸一摸水壶；喊“二”，他们就知道摸一摸饭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弹。它如铁镐、铁铲等也无不如此。上车下车这样喊一遍，休息完毕，再走的时候，也喊一遍。我这样的办事，或者有人会笑我罗嗦，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队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纪律，最为整齐，绝对没有零乱纷杂，不守秩序，丢东失西的毛病。

                                      　　马匹的装运，也是很成问题的。官长骑的马，和拉大车的骡马，都不惯乘火车。平素既然没有这种训练，临时要它上车，就不免畏缩惊逃，闹出麻烦来，毫没办法。因此事先在操场上挖了坑，上搭条板，牵马上下，每日训练，使它能够很驯服地上火车。又在车上如何排立，喂料如何，一举一动，都加熟练。我看见别人行军，每每上车时马不肯上，于是用棍子硬抬后腿，马便挣扎，往往闹出乱子。

                                      　　以上种种情事，为使士兵便于记忆，除熟加练习外，更详细地写成条文，油印出来，集合官长目兵在一块，反复讲读。其他行军中一切应注意的事项，也都一一写出。记得里头最要紧的一条是切戒士兵在火车上吸纸烟。这是从事实得来的教训。因为有一次一位徐旅长的儿子在火车上吸纸烟，一个不小心，竟闹出大祸，把火车给烧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军最要紧的是时疫的防范。出发之前，暑药也备办齐全。除了分散给士兵以外，官长头目另外多分带几包。

                                      　　怕火车中途发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诫列车司令，要他务必对开车的时间严切注意，万一失慎的话，关系到全体的生命，那可不是闹玩笑的。

                                      　　出发时，第一团分乘三列车先走，到了渑池下车，即着手搭帐篷。帐篷刚刚搭好，正在等候北京电报，我看见几个初级官长携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两两地陆续地向外出走。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得发起火来，马上集合官长讲话，很严厉地申斥了他们一顿。原来弟兄们之中，以河南人为最多，他们到了渑池，就同到了他们家乡一样，都拥下车来，希望着看看朋友，望望亲戚，自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是行军，是追剿行踪飘忽的流寇(此时白狼两三万匪众，方从此地窜过)。“水军不能离船，陆军不能离营”，这是行军时应严格遵守的教条，否则天大的危险立刻会招致而来。曾文正公说带兵之道，如鸡之孵卵，如炉之炼丹，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扎营的时候，我住的帐篷总要与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渑池略作停留，即继续前行，经陕州转往潼关。途中经过张茅峡石等许多险要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壑，凡人走过，一不小心，往往出事。这些地方都未经开辟，往往数十里数百里不见人迹。

                                      　　部队到达陕州，设营队为避免占用百姓的田亩，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营地。等我拜会了陕州的地方官回来，帐篷都已搭好，一、二两营都照原来指定的地方扎营，惟独三营却搭在黄河的浅滩上。我到高地上把地势一看，急忙向孙营长问道：

                                      　　“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呢?”

                                      　　孙振海答道：“两岸都是百姓的麦地，附近也没有干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帐篷搭在这儿。”

                                      　　我说：“赶快拔营，洼下地方，决不能扎营!”

                                      　　孙营长脾气本来很固执，他的“孙气”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他听见我要他拔营，马上就不高兴，沉下脸来，说道：“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

                                      　　我还是说：“非拔不可，洼下地方万不可扎营!”言下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时目兵们正预备休息，个个显出疲乏懒散的样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刚在解裹腿，总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对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从这次，我更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果断力是万不可缺少的，当我决定要他拔营的念头之后，无论如何非即拔营不可。不管这时“孙气”如何生气，如何不高兴，士兵们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营，并且用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件事上。

                                      　　终于不顾一切，勉强逼令第三营把营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与一、二两营同住到一起去。

                                      　　我当时虽然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并没料到当晚真的会有山洪暴发的巧事，只不过为的训练部属，要使训条不被玩忽罢了。不料就因这一着，竟得免一营人葬身鱼腹之惨。这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忽然阴云四合，雷声暴响，一阵狂风过后，暴雨倾盆下降。陕州正在黄河中游，与秦岭山脉相连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逼向这方面灌注下来。霎时之间，河水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当。天明一看，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惊心骇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体官长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长里头，第一个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孙营长。他又侥幸，又惭愧地和我说：“旅长，您真有阅历，真有眼光，我真佩服了!我……我……”

                                      　　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借资激劝。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谘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曰“指拇石”。这些大岩石，看去决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竟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

                                      　　(岁羽)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岁羽)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谘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个个人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谘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当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岁羽)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尊，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满饱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的了不得。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分阝)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赵倜灵机一动，便悬赏重金购买尸身，把已死多日的尸身，重从土里挖出，砍下头来，送到北京去献功，结果他便荣任河南督军了。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练，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

                                      • 复 第十七章　剿白狼
                                        家园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1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审重，不敢冒险。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智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的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和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的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的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到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以为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的。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结果的。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的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嘻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一至于此!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火昆)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火昆)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的。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正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至极。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我在长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四月间，奉派到各县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军的电报，召我回防。原来四川发生重大的兵变，陕川两省接壤，地方上空气骤见紧张，人心也随之惶惶不安。为防范事变波及陕省，我奉陆将军命令，率部队开驻汉中，借以镇抚陕南。

                                        　　奉令开拔的时候，同时也奉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师师部取消，十六旅又改为十六混成旅，归中央直辖。有了这个独立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复集合到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积极奋斗。十余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终能在北洋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下，久历艰苦，毫不妥协，一直奋斗到底者，皆得力于这时候的改编。

                                        　　部队出发之前，我们的十六混成旅和十五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团，举行秋操。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备补军改编，在河南招募的补充新兵，分子非常复杂。因此纪律不十分好，又加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没有约束，更弄得放荡恣肆了。贾(火昆)亭是新到差的旅长，一时也无从整顿。等到和我们秋操时，不知什么缘故，十五旅竟有几人暗带了真子弹，向我们打起来。幸而发觉的早，没有伤人。当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讲评了事。当时情形，至今回忆，犹觉哭笑不得。

                                        　　我们的部队向汉中开拔，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凤县、风岭、留坝、褒城等地。长安至咸阳，中间隔有一条渭河。渭河两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车，我们都从高粱地中穿来穿去，寻找小路。当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这里的河面，水涨时宽可二里许，水浅亦有半里。河水浑浊，很少清澄的时候，这里的渡头名曰“咸阳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种木船，后面没有舵，旁有一个木橛，上套木桨，压水而行，远远看去，宛似菩萨穿的鞋子一般，这就是这儿渡河的惟一交通利器。时至二十世纪，人家已经用飞机飞船在那里比赛行程速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们民族是怎样的落后了。

                                        • 复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1
                                          家园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2

                                          我们的部队继续渡河，水手们一面压动木船，口里一面哼着各种古老的腔调。这一个水手哼一声，另外一个水手呵一声，满河里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听来好不热闹有趣。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这种古老的腔调，真可说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觉的仿佛回到几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过了咸阳古渡，前面一条东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带望不到头的丘陵。那就是西周的王陵(东周陵在洛阳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这里。陵园的土壤尽呈黄褐，土质也非常干。

                                          　　马嵬坡在兴平附近，离咸阳有几十里。史载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就在这里自尽的。坡前面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白硷，有些好事的人见景生情，巧加附会，说这种硷土，就是杨贵妃生前所用的脂粉变成，人们吃了，可以医治心口痛，头痛等病。这个谣言一传扬出来，地方上的愚民就络绎不绝地到这儿来焚香礼拜，诚心诚意地把墓上的硷土取回家去，给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杨贵妃淫乐败国，有什么值得人民崇拜?又怎会有此灵验?百姓的愚昧，一至于此，多么可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远，到马刨泉。相传三国时，关公或张飞所骑的马曾拴于此。因为口渴，无处觅水，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这显然都是后人崇拜英雄，巧加附会的传说。兴平过去是武功。武功过去是岐山。再过去就是凤翔。这一段，直至凤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树木。如果沿路栽树，再将渭河之水引来，那就太好了。此种事清朝时代没有人办，民国以来亦不能办，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坏的事，要到哪年才能谈得上全国普遍的建设呢(听说现在武功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学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劳，埋头实干，将来定有很大的成就)?凤翔地方整洁，人民殷实。他们衣食丰足，因之文风也很兴盛，弦歌之声，遍地可闻。自我行军以来，像这样的偏僻之地，还很少见过。可是听说不久以后，这里即连年兵燹水旱，匪盗遍地，地方元气大丧。想来那样一个民康物阜的世外桃源，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也一定顿改旧观了。

                                          　　由宝鸡至凤县，经过历史上有名的秦岭。此为终南山脉，自甘肃入境，绵亘八百余里，有陈仓、太白、商山等高峰。韩愈的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可见其地势的险峻。当天晚上，即在岭上搭帐篷住宿。上山的时候，穿的是夹衣；到了山顶，立刻感着寒冷难当，改穿棉衣还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真是这地方的特殊气候。从这里又过凤岭，上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字样，也是险峻之极的地方。距留坝约十余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边上。昔汉高祖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其中张良的功劳最大。汉高祖封他许多地方，皆不要，惟独要了这个留坝。这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贫瘠之极，人都不懂何故。张良说：“我要了这地方，必无人与我相争。”我曾到那儿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静。四围都是高山，走到里边，一种幽古的感觉，蓦地袭上我的心胸。我觉着中国的寺院，委实别有一番恬淡闲静的幽趣，是别的任何场合所没有的。后来我每喜欢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里去，度我的读书生活，正是这种时候给我的印象所启导的。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张良的泥像，神气非常生动，不晓得是出诸哪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余，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了一副对联用木头镂刻起来(几年后又换了石刻)。其文如下：“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犹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正殿的左侧，有一股澄碧见底的泉水。听说冬夏长流，永无涸竭的时候。我站在泉边，一面看水中的游鱼，一面却想起两千年前的张良的身世。他本是为韩报仇，愤恨秦皇暴虐无道，才有博浪沙的壮举(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有故城，即秦时的阳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后来襄辅汉刘邦，伐秦灭楚，奠定天下。在汉室的功勋，他得算首屈一指。但成功之后，不料他竟然隐遁到深山大泽的地方，富贵荣禄，都弃如敝屣。他的心迹的清澈，实在值得人钦服。与他同国同时的韩信比起来，就另有一番风度了。复在祠的前后观玩一回，回到老道的客堂里，吃了一碗素面。临走的时候，给老道丢下三块大洋。老道很客气，送给了我一部《素书》。卷首有宋张商英的一篇序文，说黄石公在圯桥送张良的就是这部《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之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云云。书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处世哲学。张商英并在序文中举例说明，张良相汉高祖，那个策略就是用的书中的那句话。比如张良劝高祖封雍齿，就是用的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张良辞封三万户，而只要了留坝，就是用的书中“吉莫吉于知足”一句。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倒颇有趣味。这书流行的不广，所以顺便一述。

                                          　　过留坝前行，就是汉高祖入汉中后所焚烧的栈道。今此道已无，行旅都改走鸡头关，路极高峻难行。一面高临绝壁，一面下临深沟，从留坝到褒城，尽多这种险道。沿途烟山万重，壑水急流，真是说不尽的万千险阻。这条路上，人烟特别稀少，几乎可以说不见人迹。原因是从前每有军队从这儿经过，就把当地百姓都抓去抬伤兵，抬官长，连门板也搜个精光。弄到后来，百姓们一听说有兵来了，就赶忙向深山里躲避，以消极的坚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爷对抗。这次我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他们闻讯，前两天早就已经远扬了。

                                          　　鸡头关石门附近有“玉盆”同“滚雪”两个古迹。玉盆是一湾清泉，水色深绿，中有石块，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门上游的山谷中。滚雪，据说是曹操当年行军到此，正值大雪，一时不慎，失足从马上跌滚下去。石门穹里面，有隶书的石刻。拓本流行坊间，所谓《石门颂》的就是。

                                          　　队伍到了褒城，分驻褒城与沔县两个地方。褒城有褒姒庄，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骗诸侯来，博了她的一笑。后来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这样一个一笑倾国的褒姒!褒城与沔县相距有六十里，其间有个地方叫黄沙。相传就是当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所在。我这一路来，想到当年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正就是走的这一条路。魏延屡次主张当由子午谷出长安，孔明都不听信。可见从前这一条栈道，一定比较宽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险峻难行。但年代久远，山川变换，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惟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和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儿，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轶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的。这就无怪其然了。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每天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的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避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的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暴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进爵。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靖。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竟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入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全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的。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间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长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地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甲午年我随我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泄发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的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绝?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的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同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斗。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的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 复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 -2
                                            家园 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自从古德诺发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谬论文，段芝贵、袁克定以及筹安会等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僚政客，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方法，从旁推波助澜，老袁迟疑不决的心，至此遂趋坚定。于是积极从各方面布置准备，以实现其帝制迷梦。当时全国各省之中，比较可虑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难以处理，盖由来已久，而此时在地理等方面，又很关重要。老袁有见及此，即发表他的心腹陈二庵将军为川督，俾可远植其势力，并借以镇压西南。陈将军赴川接任，摇摇摆摆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统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一是由第二镇及第五镇各抽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统带，从湖北开去；二是由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改编的第四混成旅，武祥征为旅长，自长沙开去；三即是我们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陕南开往。

                                            　　我在陕南接到北京统帅办事处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时也接到陈将军从北京发的电报，说不日即到汉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线开赴川北。我接了命令，即筹备开拔。把饷项给养，子弹马匹，一一筹置好了，又因这一路尽是山道，行军至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谱编了一个“山地行军歌”，教给官兵们习唱。一则灌输他们山路行军的知识，二则“乐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体会山路行军的乐趣，忘记身体的疲劳。歌词共五节，兹不赘录。

                                            　　到开拔时，集合官兵，讲了几次话，以二事相约：冻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饿死不准取民间一粟。又亲自将这两点编了一个行军问答，分发各班熟记，并详为讲解阐发。

                                            　　我们这次出发，番号名为一旅，但实际上只开拔了第一混成团。何乃中所带的第二团，两营驻沔县，一营驻凤翔，骑兵一营驻长安，此时仍留原防，没有同行。

                                            　　我带着一团人，从沔县动身，经宁羌、校场坝、朝天关、广元、昭化、剑阁、梓潼，以达绵阳。出沔县，走了一天，就到五丁关。其地形势险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我到关上游览，从几个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这五丁关的名字是有来头的。据说战国时候，秦国准备伐蜀。但道路险阻，无法进攻。秦王想出一条诡计，派了使者入蜀，对蜀王说，秦有一头能产金子的牛，愿以奉献，但道路阻塞，不能运到，请速设法开路，以便献宝。蜀王为人糊涂，信以为真，乐得心花怒放，即日征发百姓动工修筑。左右力陈弊害谏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们看成坏人。这条路一直修筑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征服役，死亡殆尽，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个壮丁。秦王即由此路从容进兵，灭了蜀国。而这个关，因即命名为五丁关，留下一个血腥的纪念。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的感触。权力者为了私人的财利，弄得昏头昏脑，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以遂其迷妄之愿，结果祸及国家，而自己亦同归于尽。这种事例，自古及今，举不胜举，真叫人痛心。也许有人会笑蜀王，说他竟相信一头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实一切置人民国家于不顾，只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的欲愿，哪一件不是像想得假金牛而为敌开路一样的愚妄!我觉得不必笑蜀王，还是笑自己的好。五丁关的故事，虽只是一个传说，但所含的教训，实在太大了。

                                            　　到了宁羌县，看见附近一带的山坳里，都架着一种二寸径的木橛，在山沟里，一连三四里地都这样。问本地人这是作什么用的，回答说是制白木耳的。这里白木耳出产甚富，可是并不能运销到外国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树木，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没有成材就被斫断。若是让它长成大树，可作栋梁，可作器具，多少有益!如今这样的砍伐锯断，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场坝，队伍休息了一天。那时正在仲夏，四野一片青葱，风光至为宜人。我们全体官兵，一律住帐篷。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幕营，委实有趣，自官长以至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欣跃愉快的笑容。校场坝以西，万山围绕，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阳反照着犁田的农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乐，没一点拘束或愁苦的样子。我至今回想，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动。山涧中的清泉，潺潺缓流，娇脆的鸟声和粗朴的牛鸣应和着。到了这样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烦恼，顿时淡忘。我不禁欣羡地想着，百姓虽然终年劳苦，生活不如牛马，但这伟大可爱的自然，却未尝不能给他们以安慰。因又想到，他们自食其力，良善做人；我们食其食衣其衣的军队，若不为他们做忠诚的奴仆，为他们争自由谋幸福，那不但对不住眼前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应该觉得大大可耻的。想到这里，我又从出世之想，重复回返到纷纭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马，总是这样的暗思默想，没个停歇，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于人民国家的事业，那不如赶早放下枪杆，跑到山里来过放牛种田的生活为好。

                                            　　不久，就过朝天关，又高又陡，“朝天”两个字，的确可以形容它的形势。过此即入广元县境。广元是川北的锁钥，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烟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种种风尚习惯，都与关中大大不同，渐渐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风光来了。比如人们出门，多是坐轿子，且常见轿夫以及他种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米粉肉。劳动者有这种享受，在我们北方是极其少见的。在保定府，即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一九一一年我到景县招兵，偌大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半肉铺：一家是经常的开门，另一家隔日一开市。像广元这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三二十家肉铺，真是闻所未闻的了。

                                            　　从昭化到剑阁，很有几天的路程。葭萌关地极险要。三国的时候，蜀魏用兵，屡次在此，实为战略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但《三国演义》上常写蜀将在此骑马，有“飞马而上”、“飞马传言”之类的句子。我上上下下细看了一番，觉得拉着马走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飞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不错。过葭萌关，沿途万山重垒，浓荫满地，走一处比一处险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一路上，都可以领略这种境界。剑门关是一条绝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剑砍削而成的一样。顶上有一个门。“剑门”之名，想即由此取义。从远处望剑阁，是一片盆地、四围高亢，中间突然凹陷。当年诸葛武侯，计擒张(合阝)，大概就是利用这地方的。

                                            　　剑阁附近有许多名贵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机会难得，很想拓些下来，作异日的观摩。因问军中谁会拓碑，结果是石友三去了。拓了一整天，每种拓了两份，一份分给目兵官长临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几种是坊间少见的，可称珍品，可惜现在都散佚无存了。我在剑阁城里观玩，见某祠堂中有一尊铜像，颜色鲜明，像是新建立的，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这是一位县官的像。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己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

                                            　　懵懂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作假的。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你以为他们懵懂愚昧，其实懵懂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的进步。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知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绅士，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的沿袭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臬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洪杨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到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多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达到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的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我回电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与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决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止无辜的好人而已?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关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见所未见的。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市口尤其显得拥挤。我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的拥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惟恐交不及的样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劳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地图。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人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所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挤上自己。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的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久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都，曾到武侯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弯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的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出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他移置保存起来。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儿，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决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庵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民六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民七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十三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十五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 复 第十九章　蜀道难(一)
                                              家园 第二十章　蜀道难(二)

                                              第二十章　蜀道难(二)

                                              　　在阆中停留一天，继续向仪陇进发。

                                              　　仪陇是小巴山系的一个重要县份，境内出产丰富，人民殷实，文风也很兴盛。我们的队伍到达，有两位本地的耆绅来看我。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位送给我一幅裱就的条幅，说这是他亲手写的，叫我不客气地指正。我接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故事。现凭记忆，其词大概如下：

                                              　　宋曹彬攻南京，城旦夕即破，而彬忽称病。诸将惊异，群来问视。彬曰：“城破之后，予恐妄杀无辜，故抱病不敢进城。”诸将闻之，面面相觑。未既，齐声曰：“杀人者甘当军律。”乃立誓以昭郑重。彬病乃愈。)

                                              　　我看了这段短短的文字，半晌没有做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地感觉警惕和不安。自治军以来，自己虽然竭尽心力，努力于军纪的整饬，然而离自己所预期的究竟还远。万一有一天我们的部队有了扰害百姓的行为，那么，我怎么好呢?这小条幅上的故事，实在含有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军人应当时刻引为勉励的。我谦逊了一会儿，对他们深致感谢之意。然后又谈了一些地方的情形，两位老者就告辞走了。现在我已经把两位老先生的姓名忘记，那张条幅也早已遗失，但是这段事我却永远记在心中，给我很大的益处。许多人都看不起乡下内地，以为知识文化以及一切民族社会的精华都在都市中。我却以为不然。试看这两位老先生，多么深沉，多么饱学，不但热诚爱护国家人民，而且也恳挚地关切着我们军人。他们的美意和苦心，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以为社会精华，民族宝贝，反多是在乡下内地，都市中所有的不过一些肮脏污秽罢了。我所见的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四川的村镇，普通都是叫“场”，如“李家场”、“赵家场”等。那时仪陇李家场，白华场一带聚有许多土匪，异常猖獗，焚烧抢掠的事每天都有。那儿绑票，土话叫做“抬肥猪”，或叫“捡绵羊”，后者大概是绑架小孩的用语。我们的队伍在李家场曾破获不少的匪巢，往往从山洞里抄获大批肉票，有时七八名，有时十几名不等。他们的眼睛上耳朵上都被贴着很厚的膏药。

                                              　　这一带土匪很讲匪规，组织也相当的严密。据当地人说，不久以前，有两股土匪在李家场闹了一场风波，说来很饶兴味。原因是陈兆祥为首的一股土匪，掳去了一个良家寡妇。这在他们匪伴中看来很不道德，是违犯教条的行为。另一股郑启和为首的土匪知道，大大的不以为然，限期迫令释放那寡妇。但陈兆祥那方面却把那女子当做了到口的肥肉，死也不肯吐出。结果两方面闹僵了，当即开火。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有一位营山县人，土匪伴中尊为“瓢把子”(即老大之意)的赖贵三，被当地人民请了来，居中调停，双方立刻停战。赖贵三就将买来的一种所谓“关老爷纸马”(上面画着关公的符?恚?在祈祷或咒誓时用作证约。)粘在墙上，率领大小头领焚香叩头，并且发誓。然后，坐堂开审，问为什么事打。郑启和就说陈兆祥绑了良家寡妇，违犯教条。陈兆祥即自动地说明全部事实，说那女子是他手下一个头目绑的，事先他本不知情，无奈郑启和逼人太甚，因此把事闹僵。赖贵三当即把陈兆祥重重申斥了一顿，当场把那犯规的头目叫出来，牵了去把头砍了。复令郑陈交拜，言归于好。一场风波才算平息。对于这事，我的感想如下：这样的土匪，我当然不能说他们好。但他们身为土匪，尚且这样的讲纪律，绑了人家妇女，犯了教条，就义所不容地出而惩讨，而赖贵三来审判，他们也都服从。他们是土匪，他们完全承认，并不文饰自己，这就比官好。官吏明知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自己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但实际却搜刮人民，鱼肉人民，把人民弄得日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反而自以为是官，说人家是土匪。我又想起我们的官吏，往往督军和师长一起打牌，副司令替师长烧大烟，说这是联络感情。纪律败坏至此，比土匪如何?许多官吏欺压人民，荒淫无耻，毫不改悔，却要人民称他为好官，其实在人民眼里，他们简直不如土匪。这批土匪所做的，真有许多是官吏所不能做的事。我不是替土匪说话，实在是事实如此，叫我无从替官掩护。我又听说另有一股土匪，烟酒嫖赌必戒，注重身体锻炼，注重读书求学。这样的土匪，又岂是今日的一般官吏所能望其项背的么?

                                              　　至于赖贵三何以有这大的权力呢?这是值得研究的。原来赖贵三是一个“哥老会”的首领，所有邻近几县的土匪都和他发生关系。他自己在营山县开设一个大赌场，各县土匪都明目张胆地到他那里公开聚赌。但和土匪首领约定，别处可以抢劫绑票，惟独不许在营山县作案子。这样，赖贵三就可以坐享其成，从中取利。庸懦的营山县官厅也只好装聋做哑，不闻不问。营山县算是太平无事了，但邻近各县的百姓就大大地遭殃。他们为保自身的安全，也就只好设法到赖贵三那里去巴结、奉承、贿赂，因此赖贵三在百姓和土匪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势力。他的威望煊赫，炙手可热的地位，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到李家场不久，控告赖贵三的状纸纷纷递来。我一一细看，觉得赖贵三实在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当即派人把他抓来。正在审问的时候，只见门口陆续来了几十顶轿子，从里头走出若干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绅士，有乡镇长，也有商界的主脑。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向我保释赖贵三。这使我非常的惊异。及至审问了赖贵三，他承认聚赌、窝匪、敛财、分赃，全部罪状一一招认不讳。我一面请取保的绅商人士先回，听候处置；一面致电陈将军报告案情经过。几小时后，陈将军的复电即到，说：“赖贵三着即就地正法。”当天下午，便把赖贵三枪决了。

                                              　　几天之内，原先向我具保的当地绅商乡镇长们，又陆续投来呈子，控诉赖贵三的恶行。这真叫我莫名其妙。我把他们请来，问他们道：

                                              　　“前两天你们不都是要求放释赖贵三的么?为什么现在又要控诉他?”

                                              　　他们说：“旅长，你可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是不出面保他，将来他若是放出来了，我们就都活不成了!现在他已经伏法了，我们的冤屈也申了。我们控诉他，是要吐吐多年来积压在胸中的苦痛呢!”又说，“谢谢上天，旅长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一次替我们地方上铲除了这一个大祸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多么的违反群众利益。赖贵三这样的匪类，所以能够声势煊赫，恶霸一方者，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营山县官厅庸懦无能，不敢以法相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本身没有组织，不能发挥权力，来制裁强暴，官厅既不能从旁扶助，反倒施以种种压迫所致。梁任公《饮冰室文集》上曾举山洞中的盲鱼的故事。那种鱼因为日在黑暗中，无所用其视觉，结果都变成瞎子。中国旧式女子自小裹脚，长大了，两足畸形，步步摇晃。你说那鱼天生是瞎子么?你说中国旧式女子天生不良于行么?不是的，都是愚蒙与束缚使之如此的。民众的不能发挥己身力量，也是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力量，实在是因为政府不扶助，反倒施以欺蒙与压迫所致。我们的政府当认识当前国步的艰难，民族的危殆，及时解放民众，扶助民众，领导民众，使他们发挥伟大的力量，打倒民族敌人，为自身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

                                              　　从李家场经过营山县城，到了蓬溪，停留了一天，即到顺庆。顺庆是嘉陵江与涪水之间的一个大县，城郊非山即水，没一寸无用的土地，山顶上都是很肥沃的水田，物产极其丰富。人烟之稠密，真是熙来攘往，肩摩踵接。文风亦盛，学校很多，办得都很有精神。只是小街道太窄狭肮脏，房屋也破旧简陋，住的都是褴褛不堪的穷苦同胞。我常常到这种背街的小巷去看，心里真是难过。想不到在这种天然富庶的地方，竟有这样多的穷人，而且穷到这样的地步!我曾注意轿夫的生活，实在非常可怜。他们做着苦力，却过着很堕落的生活。十个有九个抽大烟，走到哪里都有娼妇，总说回家去，好像随地都有他们的家眷一般。吃的很好，餐餐米粉肉。酒和赌也沉溺得厉害。他们这样的用大烟、赌博，酒和女人来丧自己，而干的又是出力卖命的事。因此人人面黄肌瘦，像痨病鬼一样。四川早就号称七千万人口，多年来滋育生息，应当早就超过一万万，但并未见人口增加。都是因为一般人民生活太坏，死亡率太高的缘故。若是政治上了轨道，使家家小康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顺庆驻防的，这时有第四混成旅的一营人，营长是孟宝臣，早先由东三省开往湖南，刚从湖南开到川北来的。他们的旅长名武祥征，曾任第二十镇的协统。他们这队伍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将骄兵惰”，这有事实可以说明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看见他们几个排长都穿着黑花缎的马褂，蓝花缎的袍子，青缎的刺花云子靴，在街上摇摇摆摆，像那儿的富家公子一样。听说他们各级官长上街，很少不穿便服的。官长如此，士兵的情形可以想见。

                                              　　有一天，几个官长给我报告，说：“我们的士兵在街上买东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见了，就讥骂我们，说我们穿的不好，骂我们是孙子兵。”言下非常愤慨。我心里很好笑，望望我们几个官长身上，都是穿的灰布裤，黄布袄，低下头看看自己，也是一样。再想想全体官佐目兵，以至伙马夫，也都没有两样。我说：“由他们骂去，有什么可生气的。这正是表示他们的堕落腐化，恬不为耻。我们只管刻苦努力，人家骂也好，不骂也好，都不必管!”几个官长有的没有再说什么，有的仍然很气愤。我怕为这种无聊的事闹乱子，当即集合全体官佐目兵讲话，我说：

                                              　　“刚才你们官兵来报告，说第四混成旅的兵骂我们是孙子兵。听说大家都很生气，可是我倒觉得他们骂得很对。按历史的关系说，他们的旅长曾做过二十镇的协统，我是二十镇里出来的，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算起来你们不正是矮两辈吗?他们说你们是孙子兵，不是说对了吗?再拿衣服说，绸子的儿子是缎子，缎子的儿子是布，现在他们穿缎子，我们穿布，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孙子兵，不也是应当的么?不过话虽这么样说，若是有朝一日开上战场，那时就看出谁是爷爷，谁才是真正的孙子来了。”

                                              　　几句话把官兵们讲得笑起来。待我讲完过后，他们都已经心平气和，再也不生气了。

                                              　　从顺庆往下走即是嘉陵江。裂面溪在嘉陵江右岸，我们在顺庆住了几天，即向裂面溪出发。这条路最为奇怪，因为顺庆与裂面溪事实上相距不过二里，但中间河流纵横，阻隔交通，不能直达，使道路绕了一个大弯，这一弯就弯成四十多里路。如果多多架桥设渡，贯通水阻的地方，那便利行旅，岂止十倍(若将那些毫无利益的小河流铺填起来，也并不是很大的工程，那时将多出许多肥沃的土地，同时可以除去交通上很大的麻烦)。可是当地官民从没有打算到此，一直听任行旅者绕着河流，跑四十多里的冤枉路。真是太不求进步了。

                                              　　我们到了裂面溪，捉获一个私造枪支的犯人。审问过后，就把他押在一间僻静的房内，交给九棚正目闵兆祺看管着。闵是山东临沂人，性情老实，做事没有经验。一天晚上，那犯人要求放他出来小解，他答允了，带着两个弟兄紧随在后面。等犯人进了厕所，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不曾一同进去。他心里想，在厕所里，你总跑不掉。不料一等不见人出来，再等仍是不见人出来。刚要进去探看，忽然听见一阵哗哗的水声。那犯人不顾粪秽，已经从粪里窜逃了。原来四川一带人家的厕所多半是深四尺阔八尺的一个坑，上面铺一块石板，中间隔着一道墙，墙里自家人用，墙外给行路之人用，一举两便，以蓄粪料。闵兆祺不知道这里厕所的构造，竟让犯人从石板上面窜逃了。这一来，使闵兆祺张皇失措，闹了半天，也没有追获。这案子我已经向陈将军报告，还没有发落，就出了这岔子，我怎么交代呢?于是我只好在营门口以及各处大街要路上张贴布告，写明该犯罪情甚轻，勿妄思脱逃，致干重咎。倘肯前来自首，一定从轻发落，否则擒获罪加一等，云云。不料这布告居然生效，不到半天的光景，那个逃脱的犯人，即由当地一位绅士带领着前来自首。犯人见了我，双膝跪下，诉说他私造枪支都是卖给百姓为自卫之用，从未供给土匪。求我仔细调查，格外宽宥。说完又磕了几个响头。我看他那种诚朴老实的神情，不由得非常感动，同时派人调查，他的话也完全属实。于是加以申斥，饬令改业，从宽把他释放了，并报告陈将军销案。对于这事，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做官吏的，对于百姓的过犯，应当使之大化为小，小化为无。万不可好大喜功，妄加揣测，或是加盐添醋地张大其词。这人私造枪支，又逃脱一次，若是从坏处着想，罪本不小。但是从另一方面想，他造枪，并未通匪，脱逃是因为怕官畏罪。严格地说，纵有罪也是很轻的。而且这人言语神情，显是纯正良民。他之操此业，不过为生活所迫，为贫穷所驱，而其愚昧与遭遇，则至可同情。我们为人民公仆的官吏，看着我们的主人如此，心里当如何难过，如何惶愧?因此我决心不肯扩大其事，管了他几天饭，同他谈了几次话，就把他释放。我想他定要悔悟，从此欢欢喜喜地改务正业，同时地方上的人士也是赞成我的。而我自己心里尤其觉得安宁快乐。

                                              　　有一天，我在郊外散步，看见十几个骑兵从东南驰骋而来。其中有骑马的，也有骑驴子的。等到走近我跟前，其中一个兵从马上跳下来，向我举手行礼，其余的人都绕道而过。我看见他手指上戴着四五个金戒指，阳光射照着，闪闪炫目。这兵好像很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他的姓名。我就问他是谁，他说他小名叫做小六儿，是康格庄的人。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他是我从前的一个邻居。

                                              　　我笑着说道：“哦，你就是小六儿，几年没见，倒认不出来了。你是在哪里恭喜呢?”

                                              　　“我在第四混成旅。”

                                              　　“你是从哪里来呢?”

                                              　　他说：“我们是护送一个德国人到重庆去，现在回营里去销差。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

                                              　　我盯着他的手指，笑问道：“你那手指上带的是什么呢?”

                                              　　他嘻嘻地笑道：“你没有见过么?是金戒指。”说着又伸手让我细看。

                                              　　我打量了他一番，便不客气地和他说：“我们是街坊，当年你爹爹妈妈那种艰难的情形，我们都知道。我记得你妈娶过来的时候，连银戒指也没有。现在你忘记了你父母的苦，居然也学着带金戒指了。小六儿，假如你不戴金戒指，把钱寄回家里去，让你妈妈买点粮食，买些衣服，好好地过活，那够多么好呢?再不然，你自己买几本书，请个先生教教你，让你学些知识，那也比你这样的摆阔好呀。我们多年不见了，现在见了面，我没有好东西送你，就拿这几句宝贵的话送给你吧。”

                                              　　小六儿站着只咧嘴，落下泪来，苦着脸和我说：“你不知道，我们队伍里的同伴们都是这样的。不穿不戴，人家就瞧我不起。我实在没法，不得不这样。您队伍里不许这一套，我们那儿不这样就不行。你嘱咐我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小六儿这番话使我痛心极了。养成这样军风纪的军队，怎么不是毁人炉?多少优秀的良家子弟就这样给毁掉!多少国家有用的人才，就这样的给葬送。我常遇见许多朋友，不愿意把他们的子弟送入军队，甚至进军官学校也不愿。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在军队里学不出好来。好好的孩子进了军队，不是学会了抽大烟，就是学会狂嫖滥赌。做官长的克扣军饷，兵们就抢劫贩烟。钱都来的不光明，反而葬送了自己。我总说军队比学校还好，可以磨练身体和精神，养成吃苦耐劳、爱国爱民的品格，德智体群四育都可以在军队得到很好的熏陶。但是朋友们都拿事实来质问我，这却使我无话可答。这就是数十年来，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被人家六千万人欺侮得连猪狗都不如的道理。我们若不将这风气痛改一番，那我们的军队永远办不好。国家没有好的军队，永远不能有硬骨头，永远不能得到独立自由。人没有骨头不能挺立，国家的骨头就是好军队。我们必须于此痛下决心!

                                              　　小六儿走后，我不住地想着那句话：“不穿不戴，人家瞧我不起。”直到我回到营中，仍然反复地把这句话咀嚼着。

                                              • 复 第二十章　蜀道难(二)
                                                家园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转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阳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师。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的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就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作这样幼稚的举动。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作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都，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法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的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陈本人犹疑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一方面秘密的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这工夫蒋鸿遇和张之江已经回来。松坡先生有亲笔信交他们带来，对于我们的处境很是了解，说只要我们能和他们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说希望我们驻在泸州，较为方便。因为泸州是在资江和长江之间，四面都是山岭，为入贵州和云南的要道，地极险峻。在这次的战事中，此地实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的信措词极为亲密，完全把我们视如同志。

                                                　　向四川进攻的护国军是蔡松坡先生统率的第一军，刘云峰的第一师团为先头部队向叙府进攻。我们的队伍开到泸州的时候，蔡先生已率部队挺进纳

                                                　　(奚谷)，刘云峰已经攻下叙府。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惨败，纷纷向自流井和泸州溃退。时张敬尧的一师人驻在泸州东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吴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紧跟在张敬尧师的后面，熊祥生的部队(川军)正向泸州开来，刘存厚师则驻纳(奚谷)附近。我极欲与刘云峰接洽，免得发生误会。刘云峰虽然带的是云南队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蒋鸿遇有同乡之谊。蒋鸿遇知道刘有一位表弟董某，蒋即冒董某之名，向那边叫电话(是用电报通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刘云峰的参谋长张璧(现已当了汉奸)。电话叫通，两方开始谈话。这边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以及避免冲突的意思说明以后，不料那边的回话非常不客气。劈头一句就问道：“你们是干吗来的?”蒋说：“我们是奉命而来，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的困难松坡先生已经完全谅解。”那边就说：“你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即刻通电讨袁，一个是立刻缴械。此外再没有办法!”蒋说：“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队，我们是处在重重的包围中。若要公开表明态度，事实非有一个相当期限不可。这情形是不能不考虑的。”蒋鸿遇平心静气地这样说着，那边却打断他说：“不是通电，就是缴械，再没有别的话说!”说完，挂的线已断，再叫也叫不应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的那么好，而张璧等的态度却傲慢一至于此。我们觉得万分惊异，认为不可解，暂时即决定固守泸州，一切待后再说。

                                                　　这时候指挥系统极其紊乱。北京统帅办事处和参谋部，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重庆曹总司令，各方面都不断地给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陈将军来电叫我守自流井，统帅办事处的电报叫我赶紧收复叙府，陕西陆将军的电报又叫我固守泸州。自我带兵以来，指挥系统再没有比这时再复杂再紊乱的了。我一天到晚连续不断地接到各方面几十道不同的电令，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听谁的才好。有时甚至同一方面的来电，竟然先后指给我几个完全不相同的任务。比如陆将军那里，先来一电，要我守泸州。待一会儿，再来一个加急电，说：“着该旅长迅速收复叙府”，稍停，又来一个十万火急电，却又要我星夜率队到自流井。同时陈将军那里也来七个八个命令，一会儿叫开自流井，一会儿叫守泸州，一会儿又说若情形许可，须速攻叙府。忽指东，忽指西，情形和上述的一样矛盾而纷乱。弄得我没有办法，只得致电陈将军询问我究竟应该听哪一方面的哪一条命令。最后陈将军的复电是要我攻叙府。同时，张敬尧师正向泸州前进，也是压迫着我速攻叙府。并且暗示我，无论如何不得迟延推托。我考虑的结果，决定把队伍开往南溪，到了那儿之后，再斟酌情形，决定行止。

                                                　　从泸州出发的时候，请蒋鸿遇去见刘云峰和张某，做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我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张敬尧、吴佩孚他们的队伍在后面紧逼着，我实在无法延抗命令；第四，说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已说妥我在泸州相候。

                                                　　我带着队伍出泸州才不过十多里，就看见漫山遍野尽是败退下来的溃兵。看光景，我心里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爷兵。派人一查问，果然是伍祥祯的队伍，在叙府接触后溃退下来了。可是这时他们官们身上穿的已不是绸缎，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虽然狼狈不堪，还坐着轿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教兵们抬着，一点没有放下平日的官架子。兵们穿着一身的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连纽扣也没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条皮带，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官是官派，兵是骂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地狠骂他们的官长：“他妈的舅子，吃是你们吃，喝是你们喝，捞钱玩儿乐全是你们的，到了今天你们还要摆官架子，不顾我们死活!”又因伍祥祯是云南人，而他的兵则全是北方人，故骂他们旅长有意带他来送命。嘈嘈杂杂地骂着，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这情形已经没有半点“爷爷兵”的样子，倒成了真正的“孙子兵”了。训练军队，最要紧的就是实做实干，切实在技能和军风纪上用功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纵。平素能刻苦训练，战时才能操胜算，握左券。如果平时骄奢怠惰，养成习惯，一旦有事，即只有败溃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败溃，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长荒唐，士兵恣纵，彼此之间生活又悬殊太甚，自上至下，离心离德，一片骄矜浮华的风气。作战之先原已注定了失败的前途。今天所见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意外的。

                                                　　这一晚在泸州和南溪之间的一个地方宿营，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败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声嘈杂，前面一个村庄上火光烛天，接着就听到哔叭的枪声。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惊慌起来，叫号奔窜，秩序大乱。我们十六混成旅却不做一声，不动一动，听着官长的命令，一一鱼贯地进入白天所筑的沟垒中(盖日间已有准备，设有意外，如何应付，都已筹划定当)。等了几个钟点，慢慢平静下来。才知道是前面一个村庄上失火，并无别情，至于枪声，是那村上的民团所放。司马懿称赞姜维统军“在夜不惊，闻变不乱”，这实在是军队必要的精神。我们这次所以能够镇定，一因平素有训练，有教育；二则也因有准备，每个人心里都拿稳了应付的办法，所以临事毫无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没法可以维持秩序的。

                                                　　我们刚走到南溪(距泸州九十里)，蒋鸿遇即由刘、张等那边回来，刘、张他们的答复仍是立刻表明态度和缴枪的两条路。此外，并说何以蔡将军叫我驻扎泸州，现在又向南溪开拔呢?这样不成!蒋鸿遇自以为和刘云峰熟识，可以好说话，不料他竟抹煞一切，把我们当做俘虏看待，种种盛气凌人，无法叫人忍受。但我们思前想后，也决不欲以意气而偾大事。当即停止前进，重新遄返泸州，权将第四混成旅的溃兵设法予以收容。费了将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给了他们原来的长官。同时又打一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处置办法。陈因与伍祥祯是老朋友，未便将他惩处，只复电叫我负责重编。等我改编完竣，又电令我将该旅开回自流井待命。我把这事办完，即奉令在泸州建筑工事，当派李鸣钟带一营人在泸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龙头关的地方掘筑沟垒。不久的工夫，成都陈将军又派省防军改编的熊祥生一旅来泸州接我的防。这位熊旅长三十多岁，南方人，和刘一清先生是朋友，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当天我陪着熊旅长到龙头关去看工事，不料李鸣钟把工事做的极其马虎，所掘壕沟，最深的不过一尺，而且统统都是卧沟。熊旅长看了笑着向我说：“恐怕您不打算守泸州吧?”我问何以言之。他说：“这样的工事怎么能够作战?”我料他已经猜测出我们的实情，故只说：“我们横竖走了，你看着再改造吧。”这样搭讪了过去。其实这是李鸣钟的大意，倒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这时刘存厚的一师驻在泸州上游的纳(奚谷)。有一天，他将几十万发子弹从资中运送，经过泸州。刘为人富有革命热情，识与不识都知道，那时一般人传说刘和云贵军已有联络，即将发动。也有人说并没有这回事。总之谣言很多。于是有的人主张把东西扣留，又有人主张放它过去，不必管那些闲事。后来有人打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办法。陈先复电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几点钟，又来一电说准予放行。陈将军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情形，于此可以显明地看出来了。

                                                　　张敬尧、吴佩孚以及在重庆的曹总司令仲三，对于我和护国军的往还恐怕已有所闻，对我压迫更加厉害。张敬尧、吴佩孚等都有话给我，要我立刻前进，攻取叙府。张敬尧并威吓我说：“你若不前进，那你快让路，我们上去。”他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压迫我。同时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连电催促，非要我进攻叙府不可。我说我们兵未集中，准备未妥。任我怎么说，他们都不听。我此时部队虽名一旅，实际所带不过步兵两混成营。在川各部队之中，算我们十六混成旅兵力最为薄弱。处此情形，势已无可推延，只得率部再开南溪。原来这次定的计划是三路进攻叙府。成都派丁搏霄团从犍为前进，伍祥祯旅从自流井前进，我自南溪前进。情形如此的严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蒋鸿遇去见张璧等商谈一切。蒋去了之后，老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一定是那边把他扣下了。及至我们进至叙府附近，才遇蒋回来。所谈毫无进展，完全和上两次一样。我们军队一面进发，一面仍派了人去通知刘云峰先生，请他自动退出叙府。只要我们站稳脚步，随即撤退，请他千万不要误会。于是一面前进，一面放着朝天枪。打了一天，进至叙府附近的催科山。蒋鸿遇复偷偷将所携炮弹倒入山沟中，乃诡言弹完。并又派人通知刘云峰，我们即要撤退，请他坚持阵地，不必继续后退。我们即经南溪、富顺，直退至隆昌。同时丁搏霄部也由犍为一路向叙府打了一下，随即退出。我问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打仗弱一点。”丁是段先生得意学生，我看他也是不愿意打这无谓的仗，若参加另一种战争，他必不如此。

                                                　　在这里，有几件琐事可以插叙一下。

                                                　　我们旅里有一个排长名叫许骧云，为号兵出身。他在二十镇驻新民府时是第一名号手。这回攻叙府之役，他以官长地位，竟临阵弃械而逃。本当治罪，因他自首悔过，故宥恕了他。

                                                　　我们从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个村镇。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晚在一座小庙中歇宿。那庙很简陋，张之江和蒋鸿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龛，一个人住一边。我住在对面的小屋中。没有床铺，临时找来几把稻草，铺在地上。我躺到地铺上，刚要蒙??入睡，忽然听到对面屋里哈哈的笑声，笑的极是热闹，把我的瞌睡也笑醒了。我就起身过去，问他们笑什么事。张之江笑着说：“我们正谈说，我们不过两混成营的人，四面这许多老袁的心腹部队团团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敢去和蔡松坡先生去接洽，敢和刘云峰开谈判，敢和陈将军那么表示，敢和刘一清先生那么要求。我想除了我们，目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队伍这样胆大，这样敢做敢当了!”说罢，三个人又有趣地笑起来。蒋鸿遇说：“平日旅长有一个办法，我总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我想这种事，交给别人办不就行了，何必定要亲自去考验呢?到了现在，我才看出益处来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体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几千个人一条心。若不是旅长下过那一番功夫，怎么能有现在的地步!”说着又笑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四混成旅一位刘团长到小庙里来找我。他是第一团团长，见了我，就下跪磕头。问他什么事，说是他一团人，溃散得一个也不剩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们旅长现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吗?”他说：“现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办法了。我打算到重庆去找曹大帅，您说可以不可以?”我说：“那好极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给他一个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坚持不肯，说：“我怎么可以给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他说：“您不肯给我命令，只求您说个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说个可以。”同时蒋鸿遇和张之江也帮着求说，我就只好说：“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头，而后走了。过不久又来了孟宝臣等四个营长，也来要求我给命令，让他们去找曹大帅。他们走到江安，即被刘存厚拘捕，一一杀死了(时蔡松坡先生驻纳(奚谷)，刘存厚部驻江安，相距不远)。他们平素对士兵不训不练，不管不爱，官兵之间，漠不相关，又昧于大势，不别是非善恶，只是糊里糊涂地过混账日子。这时看见他们的第四混成旅打了败仗，便自顾自弃军逃散，玩成光棍儿，至终连性命也不保。他们若在战败之后，仍然硬撑下去，徐图振作，必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真是可叹可怜!

                                                　　我们在叙府一战，虽然没认真地打，但两方面也颇有些伤亡。收留伤兵的时候，我是一视同仁，刘云峰方面的滇兵共收百余名，同我们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样地管待医治，不分轩轾。这些伤兵都交由韩复榘照应着，运往泸州医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刘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杀害。韩复榘说：“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而且待遇完全一样。”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为友，并且每人给洋五元，又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我们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书记长孟君在这里为留守。这次退到南溪，即继续向富顺隆昌行进，孟君因尚有未了事宜，故未随同撤退。后来他把事办完，撤退时，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殉职。他是北平人，为人精明干练，爱交朋友，学问颇有根底，字写的周正，起稿来的快，也通达有条理。光绪三十一年我为司务长时，他为后队司书。多年以来，我对他很是倚重，这次不幸牺牲，使我异常地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顺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狭，又泞滑，万分的困苦难行。骡驮子拖着大炮，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数十个弟兄使尽气力，又推又拉，刚刚弄了上来，一开步，又向另一边滑陷下去。这样，弄得简直没法运行。炮兵团长宋子扬就说：“这样的情形，大炮就只好丢掉吧。要不然，滇军追了上来怎么办?”那时孙连仲为头目，他坚持不答允。他说：“这不行。遇着一点困难，就把大炮丢掉，一则对不过自己的良心，二则回去拿什么脸面见旅长?”说着，和弟兄们咬牙苦撑，慢慢运着大炮走。撑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干了，结果所有的大炮都平平安安地运到隆昌，一门也不短失。可见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劳，炮兵尤其需要坚忍耐苦的精神。否则，是无法担当责任的。此等处，在平时还显不出来，一到行军作战的时候，就显出人的心性来，一毫也作假不得了。

                                                　　我们退到隆昌，各方责难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曹锟责备最甚。曹给我的电报有：“该旅长进锐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等不关痛痒的话。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给陈将军和刘一清先生，详说这次的仗我们不能打的理由。并明言我们开上去的不过两混成营，士兵不愿作战，故亦并无死伤，实在是因为官兵们都心里有病，我已无法维击，务请他早日表明态度，毅然与滇军合作，共挽大局。陈复我的电报不置可否，只令我速开自流井。一切自有办法。那时隆昌的队伍越聚越多，我遂决定接受命令，开赴自流井。刘一清先生时正在自流井，相见极欢，谈起陈将军与蔡松坡先生最近信电往来的情形。但陈将军仍是犹疑不能定夺主张。他恨自己违背良心，在这里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事，以求心之所安。边谈，边流着眼泪，一片忠忱热血，使我无限感动。刘先生并为我策划，以为我此刻处境过于险恶，倒不如毅然攻下叙府，一免张、吴、曹等对我有不测之举，二则以之与刘云峰接洽，也比较容易些。我看他说的有理，当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务使陈将军早日决计，响应滇军。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刘一清先生商谈妥善。那时曹总司令等迭来电令，限日要我再攻叙府，申斥非常之严，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务，即非重办不可的话。我即下令将队伍开拔，仍沿原路转回。

                                                　　从自流井出发，第二天到达一个什么场，接到陈将军的命令，将第四混成旅第二团拨归我指挥。团长姓赵，外号叫做赵黑头，他这一团在第四混成旅中训练较好，纪律严明，比第一团大不相同。怎么见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赵团第二营营长王某，鹿钟麟那时就是他的营附。他禁赌极严，有一次查棚子，见有人赌博，他即把头目捉着。问他说：“我下命令禁赌，早说过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这命令你看见没有?”头目说：“看见过的。”他说：“你既知道，现在你违犯了命令，你说应该怎么办?”当即不由分说，用刀子把他的手指剁了一个去。孙子斩吴王二姬，穰苴杀庄贾，军纪为之整肃。赵黑头执令颇严，所以纪律亦较佳。但因为打了败仗，这时士气也是很颓丧。张之江此时写一封信给我，详述该团精神涣散，不要谈无作战锐气，就是在后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维持，要求我给他们讲几次话，使军心稍能振作。我看过信后，打电话问他：“这部分队伍精神如此不济，你看讲讲话还能生效吗?”之江回答说：“只好试试看。”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去召集全团人讲话。初上去讲些笑话，大家都还嘻嘻哈哈的，讲到后来，越讲，他们越严肃，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泪。我详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守军纪、骚扰百姓等等的恶习气使然。说到国家训练军队的用意，说到我们军人的责任，把全体官兵都说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摇头叹息，皱眉跺脚，自悔自恨的不得了。结尾我说，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亲戚。我们若不马上立志，改过向善，刻苦努力，那就不如猪、不如狗、只配永远做他人的奴隶，这次讲话以后，派人调查，知道士兵们深受感动，他们渐渐振作自新起来，许多恶习都无形中革除。不过少数的官长则因习性已深，一时还是不易整刷。

                                                　　我们走到刘家场，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镇上耽住一天。我住在一家铺子后进的柜房中。前门那边有一座小楼，军医处住着。不想那个楼上摆着几只大缸，里面存有当地保卫团的火药。军医处一个小医兵，年轻不懂事，在楼上找东西，因为光线暗，就点着一根本地蜡烛照着。蜡烛的余烬恰好落入装火药的缸子里，立刻轰燃爆炸，屋顶也炸飞了，人也火葬在里面。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以为是中了地雷。我的传令兵中有谷良民、郑继成等，慌忙捣毁窗门上的木棂，拖着我往外跑。一时秩序大乱，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后来打听明白，才一笑而罢。这事虽出于偶然，但由此可知训练队伍之难。我们练军队，不仅要训练官，训练兵，就是各种杂兵夫役，以及枪匠皮匠，也都当施以严格的训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来。带兵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

                                                　　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第一说明共同促陈将军独立的事正努力进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说明张敬尧、曹锟等是老袁的死党，他们以其众多的兵力压迫着我们，逼使我们攻取叙府。务请你让防，三日后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陈将军往来的信电都由我这儿经过。

                                                　　我们进驻叙府以后，曾审一案子，顺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医院去看问病兵，见军法官李国钧正在审问一个伙夫，说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夫压杠子，打鞭子，行种种重刑。在行刑的时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满口招认，一放下了，就口口声声自称良民，决不能做这样的事。我看了一会儿，心里生疑。即叫李军法官停止，让我自己来审。问钱放在哪里丢的?答说放在什么地方。问除这伙夫而外，还有什么人来过?答说还有位侦探来过一次。问侦探现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城里住。我当即派人带了几名手枪队去传他。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处事，则不啻为渊殴鱼，为丛殴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复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的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入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为袁恃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悔慢，抹煞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共总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

                                                • 复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家园 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

                                                  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

                                                  　　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 的口号，高唱入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的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入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轰走。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

                                                  　　夫子，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于是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膊也压坏了。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这样的走了几天，走的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还记得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此吃苦。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的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舍了。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的好，此等处必须用心。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惟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的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照顾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的吃亏。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二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重量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火昆)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火昆)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火昆)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火昆)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火昆)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的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火昆)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唯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决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决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会，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鲁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的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的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作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的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养耻，“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无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连菜碗也是西洋货，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的送给了他们的洋爸爸，洋爸爸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

                                                  　　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一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四百五十元，公费四百五十元，共九百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一千三百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儿，又召集全体官长说了一会儿。大意是，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官长们经此开说，都表示接受其意思。我即将交代办好。临走的时候，全体官兵们都流着眼泪送别，许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们一会儿，上了火车，刘汝明、韩多峰等许多将领，又复依依不舍，把我的马裤拿去撕成碎条，大家各得一条，以为纪念。至今尤有留之者。

                                                  　　后来听说，我之被免职调任，经过是这样的：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见段，问他看不看，段说：“照发了吧，不用看了。”原来这里面就有免我职的命令。第二天报纸上揭载出来，段总理很是惊诧，即把傅良佐找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职?”言下颇为震怒。傅想想没有办法，就说：“这已是既成事实，收不回来了。这样吧，把他调去做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吧。”段没说什么，于是又颁下我的第六路巡防营统领的命令。

                                                  • 复 第二十二章　从四川到廊坊
                                                    家园 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的高大，殿宇也是出奇的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桠，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的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我说，东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的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猪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猪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像剥竹笋，剥去一层又一层，直要剥到只剩自己才了。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杆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随着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

                                                    　　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老，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忿忿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的乌烟瘴气，我正和王锡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那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木牙)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一段话，说：“只能杀死我的肉体者，我不怕他，因为他不能杀死我的灵魂。”所谓灵魂，应当做精神解。这意思也极好，若在火线上，记着这两句经语，定能生出勇气，增大无畏力量。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的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么?我深切地感到革命不能彻底的毒害。比如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当时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要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又已开动。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诚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当即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火昆)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儿，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

                                                    　　(火昆)亭自己亦来，坚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火昆)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火昆)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的不自在。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猾的口吻对我说道：“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势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这样的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的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会儿又说只有一万。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因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是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妄动。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老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张勋却异常倔强，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我于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面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通电发出，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入荷兰使馆。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儿，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么?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人，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殴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附。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的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

                                                    • 复 第二十三章　讨伐复辟
                                                      家园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泉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的只是摇头叹息。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臣猾，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了。

                                                      　　会散之后，接着属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八师十五旅)、张玖卿(八师十六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他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段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须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惟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助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从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我那时身为他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地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就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迭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说了一会儿，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与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的很好。”随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比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谈的投了机，他说：“即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的，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么?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能自振。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年纪大了，能力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四覆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的太慢，等的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的着了急，对他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合，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去那里遇见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的。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李督军有一次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剑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精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的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子收割了，他没有报账。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的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的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的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么?到民国九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的更惨，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的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灭，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促逃退。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的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如山积，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民国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复无常，叫我太为难了。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辩。……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的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的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不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么?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岳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我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

                                                      • 复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家园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

                                                        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当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头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运粮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在太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的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的特别有效果。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

                                                        　　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回。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萎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龟头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打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的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的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胡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的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答曰：“说实话好。”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曰：“这可不当说实话。”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答曰：“是为事情好。”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要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者。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吧。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人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一九一八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但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着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几家日本洋行，都被他们捣毁，货品什物，狼藉满地。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的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面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发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愁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忿儿，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打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以后不要再有捣毁商店之事。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唧唧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我对外交的事完全是个门外汉，我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的榜样。如赵之蔺相如、齐之国佐、楚使者于桓公、苏武之在匈奴，这些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的史实，是举不胜举的。决不像民国后当权者们那种奴颜婢膝，以敌为友的卖国做法。直到以后，还是有的人抱着媚敌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报私恩的外交政策，有的人抱着不抵抗的外交政策。一国外交政策如此，怎不教人悲愤。崔东壁先生有篇争论，其言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又说：“人心无尽，非让所能化也。”人与人之间相处，尚且如此，何况处日本这样虎狼之国，是更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无理对无理，以强硬对强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但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种恶性疟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种蚊虫传染的。听说光绪三年的时候，湖南闹旱荒，德山设有一座大粥厂，难民多集此就食，后来疟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现在那里有一座由书院改成的学堂，就是建筑在那些难民的墓地上。那时刘汝明带着一营人在此驻防，弟兄们患疟疾者极多。后又调张维玺一营驻此，也是病了大半，幸亏营中有医药设备，赶紧移至他处，极力诊治，才使死亡减少。当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恶性疟疾，也不知道是蚊子传染的，只说是山中的瘴疠，当时我很想设一根本方法，使那种蚊子灭种，并且购办大批的金鸡纳霜散给居民治病。可惜没有来得及办到，我就离开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犹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忽然赶出一只猛虎。兵士与山居民联合围击，那虎连中数枪，窜到江里死了。兵士们把它拖上来，从头到尾，足有八尺多长。当它将未死的时候，赵登禹骑在它身上，说：“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当时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还留着。老虎抬回营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顿虎肉。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当时把病减去了大半。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

                                                        　　常德北边还有一座凉山，满山都长着一种百合，有时三五步一株，有时十余步一株，百合花开得极是热闹。我常常在天明时到山中散步，或行军，那种花在露中浸润着，扑鼻都是异香，在别处从来没有见过。后来采了许多野百合来吃，我知道它可治肺痨，味道又甜美。听说还能治多种的病，就不知其详了。我想若是将其种广为播植，不但有实用，而且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东西。至今还不能忘。

                                                        　　梁山上还有一座祠庙，是为一梁某盖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汉时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头。据说汉马伏波将军征交趾回来，走到常德，正值炎热天气，即在梁山上驻屯。汉光武得其凯旋的消息，派梁某前来慰劳。马伏波为梁某父执，看见来的是晚辈，即未行接迎之礼。梁某以为鄙视了他，怀恨在心，回朝后对马伏波说了许多坏话。光武帝误信谗言，竟夺马伏波之职，将兵权交给了梁某。梁即统兵驻扎此山。梁又说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宝财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马伏波的家。但可怜仅只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宝的影儿?我听了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权，以马伏波这样光明磊落，功在国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时我们又可知道为人处世，谦下有礼是要紧的。古人说“骄必败”，“傲必败”，马伏波之于梁某，虽非骄，但于谦下有礼之道总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败事，真是冤屈。由此我们更可知听言之难。以汉光武一代英主，竟亦为佞臣所蔽。总之我觉得这都是专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黑暗的现象就无从发生了。但梁某既是这样一个坏人，怎么还建祠宇纪念他呢?我想也许像在徐州张勋的生祠一样，是梁某自己建造的吧?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平时除公务而外，常喜欢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和老百姓们谈谈。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着一只小划子。那摇船的年轻力壮，可是眼睛不得力，一只简直瞎了，另一只看东西也十分勉强。我问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得病弄坏的呢?”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太难过了!”告诉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头铺里剃头，剃完了，剃头师傅给他一个手巾把擦脸。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就出来，走在路上觉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边，疼厉害了，如有针刺着一般。他告诉他父亲，父亲说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东岸，过了江就是家，用镜子一照，两只眼睛已经肿得合了缝了。母亲替他请来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给他吃，三四天过去了，肿痛如故。这才想起常德东关外有个广德医院，就到那里医治。罗大夫给他诊看，说这是淋菌入眼，耽误久了，已经治不好了。医了一个多星期，只把一眼医的能见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听着，觉得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记上。以后每逢讲话，就要对弟兄们细细讲说，要他们随时注意。

                                                        　　那时常德镇守使署所辖的有三县：即常德、临澧、还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树木缺乏，若是能够普遍地发动造林运动，这一带的山河必大大改观。常德附近有个卧虎山，上面多树，都是松柏。我养了许多树苗，连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带分植，后来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满眼童山濯濯，一直没人栽植。我常到桃源去视察，桃源县的知事我委的王锡瑞。王曾为我当文案，十五章中曾经写到他的个性，不知读者还记得否?他学问有根底，文字有锻炼，此时正在年富力强，阅历渐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哪知他到任后，暴露出许多书生的弱点，最坏的是神经过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办事也鲁莽灭裂，不能有个分寸。那时桃源有一个大财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绅。他开了几家钱庄，擅自印发钞票，有一商人和他发生纠葛，告到县衙里。王知事也不调查调查，也不想个近情合法的处置，马上就派人把那富户抓了来，打一顿板子，没收其钞票，并且罚他出钱修路。这样的做法，已经嫌其不当了。但是还不够，又送去一块“为富不仁”的匾额，勒令悬挂堂厅中。――这等于时时地打骂他，污辱他，等于永远地打骂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愤。那土豪在忍无可忍之余，又从而翻浪扬波，遂致王知事无法自存，只有自动辞职而去。我并不是说土豪劣绅不当得罪，相反的，我们必当严办，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须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办理，万不能任意惩处，操之过急。罚款修路，没收钱票，都是不错的，但罚了之后，即不必再加辱打，至于送匾之举，那简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什么成就。至民国十八年，终以疯病死于北平。王体貌瘦弱，两眼露着大块的白珠，一望即知是一个神经不健全的人。

                                                        　　桃源县城西南数十里有座桃源山。相传陶靖节先生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即在此处。我到那里游历，正在春天，从一个山口进去，即展开一片田畴，油菜花开得正热闹，看着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阶引到一座庙宇中，有许多牡丹花，此时举目一望，实在太美丽了。可惜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定要写一篇《桃花源后记》，以飨国人。桃源一条河滩，还产一种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蚕豆，上有花纹，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鸟兽者，很是好玩。土人拾它起来，加一番洗净磨光的工夫，更显得晶澈玲珑。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买些以为纪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头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师夫妇，美国人，都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很和气，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地教会多年，和我很熟识。有一天，他们夫妇请我吃午饭。菜不多，有一碗鸡汤，还有几块鸡，看着极洁净。我夸赞他们的好菜。金牧师说：

                                                        　　“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太不丰富了。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吃过荤菜，今天为请镇守使才买了一只鸡。”

                                                        　　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这样地做，我们才觉得良心上安些。”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使我心里起着沉重的感觉。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走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金牧师对于他祖国的责任与义务的自觉心，在文化落后的国度里是不容易有的。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至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我以为我们国民若人人有金牧师的这种自觉的意识，那我们民族必复兴了。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一九一○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尔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吧，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会儿，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走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这事发生后，一般人都认为必起重大交涉，加以种种揣测。但最令人敬佩的，是罗太太于无限哀痛之余，仍每天给那疯子看病，一直诊察了三四个星期，从不间断。她说她要继承她丈夫未完之事，一定把他的病治好才肯罢休，治病就是医生终身的事业，她对人家说：“无论从哪一点看，那疯子不是故意杀人的。”

                                                        　　不久，美国驻长沙的领事，也来信调查真相，主张追究，要求赔款。罗太太约集当地牧师，开了一个会议，关于美领事的办法竭力反对。她说他们到中国来服务，本来就认定牺牲一切的。她丈夫的死，是殉道、是殉志、是殉职，谈不上要求赔偿的话。若真是这么办，那死者生者都不能心安的。

                                                        　　我当时着手料理。先把疯子送往北京，然后找罗太太商议抚恤的事，她仍以舍己济人的基督教义，坚决拒绝我的提议。但我无论如何心里不能安，他们的孩子还在美国上学，赡养教育之资，我总得尽些力。于是筹措了八千元，交请罗太太作为孩子的教育费。罗太太不受，我只得把钱直接寄到美国，托我一位朋友，交给罗公子。不想过了几个月，罗公子又把钱寄回，并附有一信。说：“父亲为职牺牲，正是完成了他的志愿。对于帮助学费的好意，只有心领谢谢。因为我已发过誓言，必定以自己力量供给自己读书，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务请你允许成就我这个志愿。将来我学有成就，仍来中国服务，以继我父亲的遗志。”

                                                        　　我读着这封信，敬佩得几乎下泪。那时他在学校读书，是完全靠替人家擦地板，做苦工以筹学费的。

                                                        　　这笔款子，罗太太和她公子既然坚持不受，我心里老吊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总想不起适当的办法来表示我对于这位惨死的朋友和他的家属的歉意。后来我用那钱建造了一座行营礼拜堂，又建造一座“感恩堂”以纪念罗大夫不朽的精神。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一九三一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一九三七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读者看了这一段书，我想应当没有不叹息感动的。我以为像罗太太和她公子的这种博爱为怀，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罗太太在她丈夫惨死之后的极度哀痛之中，仍要替那击死她丈夫的病人治病，这种高度理智与高度道德的涵养，决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做到的。在我们中国，我还不能想像着有这样的妇女；即有能做到的，以常情衡之、亦必受社会的指摘，以为违反礼教与人情。她的公子以一少年，借着做工服役苦读，而把我汇给他的钱不受而寄回，誓志自力上进，不受人助，这种志气和精神，在中国少年中，也是不多见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个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之处太深太大。我们必当从敬佩羡慕之中生出效法之心，那我这一段书就不算白写的了。

                                                        　　在这里，我要追述一点关于我和基督教接触的事。有一个时期，人家都称我为“基督将军”。但是读者必定还记得，当我十二岁刚刚入伍当兵的时候，保定府发生大瘟疫，我们留守的人奉了命令，满城放空枪，说是驱打瘟疫，此时我即曾和伙伴们在一起，用来复枪打过保定府的福音堂，把门匾上打成一块块的白痕。后来亦常到福音堂听讲，也不懂讲的什么。一次，听说到“打你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脱你外衣，连内衣也脱给他”的一段，我即和同去听讲的弟兄们，把教堂中的桌子抬着就走。问我们干什么，我们就说：“你不用问，你应当连椅子凳子也给我们抬了来!胡说八道的东西!”那时教会中的味儿，总使我觉得不顺眼，不入耳，不时跑去捣乱。光绪三十一年，我腹部生一疮，到北京崇文门医院医治。一位陆慎典大夫和两位英国人为我诊治。不久病好，我说谢谢他们。他们说：“不要谢我们，请你谢谢上帝。”这话我觉得极奇怪。及至新民府，当地有许多教堂，并在空地上搭一大棚，专为传道之用。讲道时，常请地方文武官吏去吃茶点。一次一位童颜鹤发的老先生主讲，讲题是“在新民”，从中国儒家哲学，直讲到耶稣教义，深入浅出，很有功夫。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主讲是一位新来中国的莫德博士，王正廷先生翻译。讲了一番博爱利他的道理，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耶稣为了传布他广大的爱，竟被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伟大的死。他一天到晚专和些下层的人，如木匠、渔户、税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轻视，我又觉得正合我这穷小子的味儿。和教友们接触久长了，逐渐明白他们的生活情形，有几点深深打动了我的心。那些教友们，第一，无一个抽大烟的；第二，他们的子弟无论贫富，都能读书；第三，他们都有相当的事业，从无游手好闲者；第四，妇女没有缠足的。就这只简单的几点，使我非常羡慕。那时我想，全中国的人民若人人都能如此，国家必定慢慢地有办法，社会必定慢慢地有起色，因此我对基督教的态度就一天天不同了。

                                                        　　原来我到耶稣堂听讲，是偶然的，无意的，渐渐我就一变偶然而为经常，一变无意而为有心。为要进一层了解基督教的精神，我就开始读《圣经》。初时不能入心，耐着性子慢慢讲究，随后又入查经班，在刘芳牧师家，常常查经；接着我就在北京美以美会领洗。但是真正能查经，还是到常德后才开始的，这时也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圣经》上许多教训使我觉得深可宝贵，比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冷了，你们不给我衣穿；我在风里雨里，你们不给我住。你们是有罪的人。门徒道，主啊!我何曾如此?耶稣道，你们只要对我的一个小兄弟如此，就是对我如此了。和我们儒家所说的“己饥己溺”的仁爱之道一样。又如“骆驼穿针眼”的比譬，“只能杀我身体，不能杀我灵魂的人不要怕他”的教训，以及许多“爱人如己，舍己济人”的教义，都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些都是军队中精神教育的极好资料，若将基督教义在军队中加以深入的宣传，必受绝大效益。故即规定做礼拜为军中精神训练的方法之一。每至礼拜日，即集合全体官兵，请一位牧师宣讲教义，以后又组织一个车轮讲演团，向士兵布道。有人问我：“你真信奉上帝么?”我的回答是：“上帝即道、即真理，亦即科学。”我自信我是个科学的基督教徒，毫无迷信观念。有些人以为我不祈祷，不做礼拜，就说我不过是个挂名儿的基督徒，那我倒不欲计较。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努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虽是我对基督教最热心的时期，但我对于传教士或教友还是一律以法以理绳之，决不宽容庇护。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氵伏)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受检查。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一个传教士，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我以为很不对。传教士尚且如此倚势作威，他所收揽的教友们就更要受他不好的影响了。这位传教士是专在苗瑶同胞居住的地区传教的，颇会苗语，并试以罗马字拼音，他这次就是从贵州到常德来。关于苗瑶民族问题，外国人早已注意，而从事工作，但我们政府一直还没有人重视，真是危险的现象。关于此问题，我另有著论，此处不赘说了。

                                                        　　除了基督教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子良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么!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入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的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词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强。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立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我以为像马相伯先生，像雷鸣远先生，像于斌先生，他们才是公正有道的真正的天主教徒。国人若要信教，应当信奉他们。有许多教堂，打着天主教的招牌，暗中却做奸细，作探子，作种种陷我国家害我人民的勾当，那不但是我们国家人民的仇敌，也更是天主教的蟊贼了。基督教也是如此，真正的人民教会，大半都是好的，但也有某一些教会是另有使命，并不是来中国宣扬教义的。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我对于教会及教友的态度，向来即持此一个原则。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 复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家园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以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又白又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的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是使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那种悲惨可怜的情形，简直不如猪狗。因此有许多逃跑的，逃出来了，再也不敢踏进常德的地界；逃不脱的，耐心待着，死亡率惊人的高。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改善待遇，若是这样的办，是等于拿人家的性命来装点你们的所谓市容。哪里是办公益呢?我看还不如放他们出去自由行乞为好。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后来听说民国十九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忍意地去毁坏他，真是可惜。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大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与地价。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的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须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么?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以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愈练愈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需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练体力，亦可以磨练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零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一九二四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的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

                                                          　　、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既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么?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顺5拢?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箍

                                                          　　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与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

                                                          　　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非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的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贻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署，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括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张敬尧托他的亲戚贾凯璋来央及我，请我通过教会关系，去和美舰说话。我说：“这没有话可说，你打死了人，只好你娃张的拿命去抵!”

                                                          　　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电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以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复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复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必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后来民国十六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的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的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为害社会，为害国家。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在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国家，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希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所以我上面这番话，不过是对中国的畸形社会而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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