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怀沙伪造个人历史事件是真的吗？ -- frnkl

昨晚10点左右，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算作对“炮轰事件”的首次回应，全文共200余字：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章一头一尾均盖有文怀沙的印章，落款为燕堂文怀沙，二OO九年二月二十日。

文怀沙有“沉甸甸”的学术成果：由他领衔主编的大型丛书《四部文明》于 2007年出版。据悉，这部卷帙浩繁的丛书“对我国先秦至隋唐两千余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堪称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集大成之作。”这部200册的大型丛书曾经在2007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仪式，学术界众口一词给予了高度评价。。。。

昨日一位江苏淮安籍人士向《燕赵都市报》报料称，2004年，他在西安某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毕业后，进入了《四部文明》编辑部工作。

“编辑部在西安市何家村，老板傅光在那里租的房子。关于傅光和文怀沙的关系，我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文怀沙‘文革’时曾和傅光父亲是狱友，傅光父亲傅庚生是研究杜甫的专家，曾供职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两人出狱后，文怀沙在北京发展，后来去西安找傅庚生，但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几经辗转找到了傅光。两人一合计，准备做这部书。”

“这部书到底是怎么个编辑法呢？其实，就是由文怀沙从北京弄来一些古书，我们把古书扫描、复印，完全没有任何的编辑和文笔润饰的工作。正因为所谓的编辑工作没有任何文化含量，只不过是个体力活，所以编辑部成员，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做一些编译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学历不过是高中。如果说文怀沙对这部书的编辑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他从北京弄来许多古书。其实，这些古书也都是从国家图书馆拿来的，然后由傅光负责分类，比如《论语》就放在先秦这一部分，我们拿过来直接扫描、复印就行了。

1947年至1948年，国民党政府濒临灭亡，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家父与家母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之后，他们携手逃离上海，来到了解放区。

投入革命怀抱以后，首先就要登记，家父与家母当然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家父当时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解放后，家父在北京报户口，自然而然就成了1920年出生的。

家父自改年龄之后，档案、户口皆将错就错，并且不便更改。然而，如果继续自称是1920年出生的，又会造成亲友关系的错乱。正如赵缺先生所说，“与故人的关系也难免变得颠三倒四、长幼失序。”所以，他只能在公众及私人场合，报出真实年龄。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2，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3，1963年底入狱劳教至1980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1921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我与文先生相识，也曾有过深谈。

在认识文先生之前，就听过他不少的“花边新闻”，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然也就是李辉文中所提到的前两个问题，即是他的真实年龄与如何入狱的问题

我在与文老的聊天过程中，总会就他的年龄问题试探他，几回之后，我相信了他的年龄是不虚的。

比如我问他与钱钟书的关系如何，文老答曾为“莫逆之交”，而且为同年，只是晚年因《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文章使二人失和，文老至今引为憾事。

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11月21日，即宣统庚戌十月二十日，属狗，又钱钟书字“默存”，文老戏谓之“黑狗才子”。

另外一位与文老同岁的是费孝通，生于1910年11月2日，也属狗。那是在1989年后，一次文老上飞机，看到费孝通已经在座，脱口而出道：“你不是一条狗吗！”费很恼怒：“老文你怎么这么讲话！”文老坐下后徐徐说：“我没记错的话，你1910年生，属狗；我也是1910年生，但我属鸡。今天我们俩是鸡犬升天。”二人莞尔。

最好的证据，是他与林北丽的交往。。。。林北丽，1916年生，原名隐，室名丽白楼、博丽轩，石门人。。。。文与林相识，是在杭州的“秋社”。。。待到文怀沙与林北丽再次重逢，在1943年的重庆，林北丽的丈夫林庚白惨遭日本人射杀已两年，时文文在山城教书，林北丽住曾家岩中共中央重庆办事处。。。。在2007年中秋节前，林北丽病重，曾嘱文怀沙先生作悼词挽诗，文老作新诗一首。这一年的10月18日，林北丽辞世。那一回文老与林北丽通话，将已经写好的悼词念给林北丽听，我正在旁，听他们谈了许多少年时的往事，甚至涉及到了许多私密的话题（比如文老在青年时代为什么不喜欢林北丽的原因），如果林北丽的年龄没有误，而文老果然是1921年甚至以后才出生，则他们的交谊也舍得怀疑了！

再者，现仍在世的杨绛先生，出生于1911年，文老入狱后，杨曾织过毛衣送给文老，文老的母亲也由钱钟书和杨绛二人奉养。我亲眼看到过杨绛1948年写给文老的一封极有情致的信，而且这封信在寄出前不想让钱钟书看到，钱在信的边上还对一些词句的用法用笔做了“特别的标记”。可惜当时没有带相机，应该拍下来的，不过，也不打紧，这封信是毁不掉的，因为是在一位上海的收藏家手里，文老看到的也是复印件。如果谁有心，不妨找杨绛一问。

文老这一代人的治学态度，已与我们晚辈大不同。一次他问我：“你觉得老辈人中，谁的学问最好？”我答：“依愚意，章太炎、王国维最好。”先生问：“余嘉锡如何？”我说：“也好，读过他的书。”文老说：“你读的是书，我说的是学问。”原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当中，看一个人的学问，看他写了多少书。而在老一代人眼中，书不过是学问的一角，所以文老说：“余嘉锡的学问，大得无边无涯。”这句话让我很有感动，老一辈人中，的确专门有些人真的是述而不作，比如浦江清，曾任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就很少写文章，认为写文章耗气，所以讲授文史30年，著作也不过一点点儿。至于俞平伯在遭遇大难之后，则干脆只吹笛唱曲不写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