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罗长裿和清末西藏的乱局（一） -- 王树
家园 【原创】二十一 联豫坐困拉萨与赵尔丰巡边西南（一） 请不回来达赖，联豫的新政就瘫痪了一大半。然而除了政治改革，在西藏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基础建设。联豫当时想整修的路就是康藏驿道从拉萨到察木多（昌都）这段。这是赵尔丰整修整个川藏驿路计划的一部分。赵尔丰当时的计划是把这条路修成一丈五尺宽的牛车路，可并行两辆牛车，然后沿路铺设电线，最后再修成铁路，以求藏内藏外声息相通。
康藏驿道和滇藏驿道
其实西藏难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独处一隅，和外面几乎隔绝。清末时入藏道路有三：一曰唐番古道，二曰康（川）藏驿道，三曰滇藏驿道。唐蕃古道路过的多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当时走这条路的不多。康藏驿道和滇藏驿道在西藏的部分是重合的。且看联豫对这条路的描述：
窃查西藏地方，跬步皆山，由悬崖陡壁中凿成鸟道，以通行人。其下沟涧深凹，人畜踣（bó，跌倒）堕，渺无踪迹。夏令冷雪泮涣（泮涣，即融化），势如倾岳。驿递之往还，商货之出入，时有阻滞，而运饷运械，中途倾覆漂溺，尤为可虑。然而修路架桥铺电线，要的都是钱。而当时川省能拨给西藏的款项有限，这有限的款项大部分又用到练兵上了，所以铺路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直到清朝灭亡，这条路也没有修完。结果那时候驿路一断，内外声息不通，中央根本不知道拉萨是什么情况，这是后话。
由于缺钱，兵饷也出了些问题。当时出关（西出打箭炉，即今天康定以西）军队的章程是：
凡出关军队，兵饷每人每月四两八钱（内地兵是三两六钱），每月发军米一斗重三十斤，照内地市价，扣银八钱。有不愿食军米者，发稞麦二斗，一斗为食，一斗变价。稞麦可以就当地采买，省去了运输费用，所以军队为鼓励士兵吃稞麦（很多人吃不惯），采取了多发一斗可以折价的办法。
但清末西藏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百物昂贵。照内地市价扣粮钱，军费开支就会增大。于是负责发饷的兵备处总办罗长裿就改了这个章程，改成斗米扣银二两四钱。 士兵闻说，皆极不满，因为如此一来，所得军饷根本不敷用。有一天罗长裿去炮兵营散饷，士兵们就要求退扣。罗长裿称炮兵要挟闹饷，怒斥其营长，并解除了该营长的职务，将其押解回川。罗长裿从此大失士兵之心。
现在联豫是搞新政遭遇软抵抗，搞基建又缺钱，把川军调来了发饷都成问题，只能郁闷地猛抽大烟。其实有一个人一直在关注着联豫，此人便是赵尔丰。早在川军入藏时，边军负责护送，结果一路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顺风顺水地往前走。当时赵尔丰曾奏请乘胜一举平藏，革教易俗，但清廷不许。赵尔丰在给家兄尔巽的电报中说：
因循不断，后无可乘之机，悔无及矣。且及此取藏，易如反掌。彼之枪械不精，苛政繁兴，人心涣散，大兵一到，即有瓦解之势。失此不取，倘彼暗购外国枪弹，聘用外国教习，精练士卒，改良政教，民心转向，团结向外之心愈坚；彼时始思图之，其较今日百倍。且今日之藏与昔日之藏，迥不同矣。昔日尚知属土之分，而尚未敢纵肆者，盖无援助也。自私自投俄，早蔑视我。而两强眈眈虎视，皆怀搏噬之心，其所以迟迟者，俄道远且惮于英，不敢发难。然其经营西北蒙疆之眼光，则直注射于东南藏地。英与我初立约开埠之后，必用其蚕食阴谋，亦终非我有。川军入藏后，联大臣不过仍用其保守主义，镇慑而已，绝无旋转手段，担负心思。所以，赵尔丰的计划又回到了老路上，即以他平定的部分康区为基础，一面继续改土归流，一面发兵向西向南，尽可能地多占地盘。当时西南边境有野人部落若干，英人已经屡次派人前去勘察测绘地形，收买野人，欲打通此处，连接印缅，直逼滇藏。赵尔丰要趁英人涉入未深之机，把能占到野人部落也占据，设县治理。他在川督尔巽的电报中说：
拟日内赴藏，能收则收之，否则亦必与另行约法，复回权力，遵我旧章，使外人无从觊觎，庶可息其贪心。明知此行不便于弟者有二，以上办法，绝非政府本意，不难加以专擅之罪。然弟不贪荣利，不求声誉，只能达我目的，罪我以谢藏，固无不可。……赵尔丰把这个任务派给了他的爱将程凤翔。程凤翔此时名声已传遍整个西南边疆。一是由于“生猎火烧”事件，二是由于程凤翔烹杀了宜喜大吉。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赵尔丰实在是生猛，当时就提出“革教易俗”！ 家园 这种事情其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以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政治形势，不太可能成真。
家园 革教易俗的含义不是像字面意思表达 得那么激烈。
我觉得革教是国家不再尊崇黄教，也不再册封达赖、班禅的意思。清朝奉行的是尊崇黄教，所谓“兴黄教以安蒙古”。
革教易俗这点，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的时候已经开始实行了。赵尔丰的《巴塘改革章程》中有：
查雍正年间定有章程：庙宇不准多设，大寺喇嘛不过三百人，小寺不过数十人……此次定章之后，其已出家者，固不必强其还俗；惟已逾额者，不得再行添招。必俟不足三百喇嘛之后，方准招收徒弟，小寺一律照办。赵尔丰的这些办法，其实是前面一位在此处做官的大臣（名凤全）激进办法的改良，凤全的办法是：
1）严格限制寺庙人数。“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2）限制俗人入寺为僧。“以二十年为限，暂缓剃度”，“嗣后以批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年龄十三岁一下的僧人，“饬家属领回还俗”
3）超过三百名喇嘛的大寺，解散多出的部分，“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
以期达到“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的局面。结果呢，凤全一行没活着离开当地，先是巴塘丁林寺堪布去七村沟煽惑民众劫夺垦场，洗杀垦民（改土归流中有一项都是在荒地设垦场，招内地人来垦殖）。凤全派兵去阻止，结果闹的更不可开交。后来丁林寺堪布见凤全一行只有百余人，且无援兵，率众3500多名攻入巴塘城内，杀汉官和凤全的卫队，抢劫凤全行辕的军械、财物，焚烧档案、卷宗。后来他们假装允许凤全离开，此时凤全手下只剩下50余人，但凤全一行走出不到两里地，抵达一个险要之处，被埋伏在那里的喇嘛和民众全部杀害，无一人生还。
凤全是驻藏帮办大臣，二品官，他的被杀震惊的朝廷。此后才有了赵尔丰去善后的事情。
赵尔丰显然也吸收了凤全的教训，章程定的没有凤全的那么激烈。
不少藏民都是在自己的小孩七、八岁的时候，就强行送他们去做喇嘛（小孩此时不明白做喇嘛的好处，多不愿意去）；而且，超过一个儿子的家庭，按风俗都会送一个以上的儿子去当喇嘛。针对这些情况，赵尔丰规定：
出家为僧，必须本人情愿，以后不得见人家多子便勒令充当喇嘛在其他章程中，赵尔丰的规定还有：
凡寺中地土、牛厂及喇嘛名额造具清册，请地方官立案，照章上粮纳税。其喇嘛有愿还俗者，听其自便，不准强迫阻拦。藏民田产不准施送喇嘛，不许喇嘛寺受理词讼和干预地方事务。察木多、乍丫两呼图克图只管教务，裁撤所设管理地方钱粮词讼的仓储巴，一切地方行政事务，统由地方官管理。易俗就更慢了，之所以民众愿意当喇嘛，是因为当喇嘛有前途，比做别的事业好。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给老百姓找到更好的出路才行。赵尔丰当时采取的是“兴学易俗”，设立“关外学务局”，负责筹拨学费，考察规制，采购图书仪器，聘请教员和派员劝学等。
当时上学是免费，教材，笔墨纸砚什么的都是官方出钱，学得好还有奖励，诸如“考第一名的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还有银钱奖励等。上学没有任何负担，还有好处，但当地人还是对上学的不理解，由于规定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否则要罚其家长，被老百姓称为“学差”，有的家庭甚至雇人穷人孩子代替自己的孩子入学。
这些事情都不是短时间能做好的。创业之初，更是艰难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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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弟不贪荣利，不求声誉，只能达我目的，最我以谢藏，固无不 然弟不贪荣利，不求声誉，只能达我目的，最我以谢藏，固无不可。
深切缅怀赵尔丰大人。
家园 感想：清朝在即将倾覆之际，仍然为今天的中国做了大贡献 联想到东边签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西边还能够在危亡之际，收复新疆，平定西藏，指导方针一点都没错，相当不容易的。
没有西部广阔的腹地，到了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中国真的就危亡了。
送花。
家园 清东边是现代化国家，西边是比清还愚蠢落后的政权 这些政权连个起码的文官制度都没有，也没有起码的军队编制。达赖靠打卜问卦执政，今天的还是。
家园 【原创】二十 英国人的干涉和罗长裿赴印 联豫这边忙活着，达赖在大吉岭也没歇着，他在大吉岭也立了政府，随他出去的人多封了大臣。据罗长裿的奏报，达赖这段时间忙的是：
该已革达赖，遂嗾其党羽，向邻近之廓尔喀（尼泊尔）、布鲁克巴（不丹）两部，厚币甘言，效包胥之请[1]，又伪造藏中番官番民函禀，有约期相应之语。其时印政府所派照料已革达赖者名曰贝尔，现官哲孟雄政务司，昔年曾随英弁荣赫鹏远征军入藏，每欲扩张领土以矜功，遂据已革达赖伪函，分电印英政府，谓亚东、江孜两埠，英员卫兵无多，遇变难支。于是英廷遂有调兵进扎纳荡[2]，保护商埠之议。注[1]：包胥之请，春秋时期吴国攻占楚国的国都后，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请救兵，据说七日不食，日夜哭于秦廷，终于请得秦国出兵帮忙。
注[2]：纳荡，位于当时的哲孟雄（即锡金），今印度锡金邦之纳塘。
根据1906年签订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附约，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
英国人以保护亚东、江孜两埠为借口，调兵进驻纳荡，为身处大吉岭的达赖撑腰。
纳荡（黄圈，Nathang），亚东（蓝圈，Yatung），大吉岭（红圈，Darjeeling）的相对位置
英国人调兵进驻纳荡，是宣统二年六月的事情，英人当时声称：“藏中商埠，如有变乱，则本国驻纳荡之军，不能不过界保护。”
最近联豫很不顺。他发觉自己的新政在地方上连连碰壁，藏官心向达赖，而达赖也少不了暗中指示，所以这些人对联豫多是采取不合作态度。不少藏民还认为是联豫弄得达赖滞留印度而不得归，非常恨他。联豫感觉到了藏人这种情绪，他在奏折中写道，“新选达赖屡催访觅，尚未得人，番民迷信转世之说，若急切从事，恐大众不服，后难转还。”全然没了当初他撺掇清廷革去达赖名号时的快意。到了六月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办不下去，只得让噶厦政府派四位堪布去印度迎接达赖回来。这四位堪布到现在也没个信儿传回来。这不，英国人又开始闹腾了。事涉外交，坐视不得，联豫派罗长裿赴江孜、亚东两埠和英国人交涉。
罗长裿自述的经过是这样的：
（七月）十二日驰抵江达，会晤驻江英商务员韦亚，说以藏地安静，贵国何须调兵，彼蠢然不能对也。明明自己的劝说没有任何效果，却加一句“彼蠢然不能对也”，有什么用呢？
七月二十日行抵靖西，会晤驻亚东英商务员麦仲儒（即David Macdonald），亦告以商埠地方，我认保护，贵国无须警疑。麦仲儒的回复是我会把你的话致电印度政府。
就在这时候，清政府外务部又给罗长裿下了指令了，让他带着一份军机处写给达赖的急信，由此前赴印度大吉岭，劝达赖回来。
罗长裿于八月十二日到达大吉岭。罗长裿一到大吉岭，贝尔就频繁地来找他，一面声称伦敦政府饬令严守中立，一面顺便打听藏军（驻藏陆军，指川军）、边军的情形，以及达赖回藏后怎么处置。罗长裿的回答是：
至已革达赖之回藏，惟当待以不死耳。罗长裿派人去跟达赖定会见日期，达赖那边的回复是：已问卜于神，必须九月初九方可见客。罗长裿无奈，只得允许。其实这完全是个幌子，据贝尔的回忆，达赖在大吉岭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拜访，如果偶尔隔十天没去，达赖还会说：你好久没来了。现在托词问卜于神，不过是借机和贝尔商量怎么办。
罗长裿一看要等大半个月，就趁此机会前往加尔各答，希望能见见印度总督和印度外务部参赞。结果，到了加尔各答，罗长裿被告知这两位都在新拉避暑未回。不知是托词不想见罗还是别的，反正罗长裿在加尔各答呆了几天，谁也没见着，只好又返回大吉岭。
九月九日的下午，罗长裿和达赖见面了。达赖摆的谱跟没革职的时候没有两样，依然是
身披黄袍，自距中座，而为职道（罗长裿自称）设座于其傍接着，达赖就发话了。罗长裿称其言辞狡狯，且看达赖是怎么说的：
（达赖）谓番众欲拒川军，而彼禁之；番众欲投英国，而彼阻之；所以来大吉岭者，初意欲航海赴北京耳。（现）名号已革，无颜前去。这一番话说得甚是冠冕堂皇，可惜全是心口不一之辞，最后还把责任全推给了清政府。接下来，达赖就谈条件了。
现承劝我回藏，固所甚愿，但藏中政教两端，更改之事，必须仍复旧观，今宜一一提议，叙入正式公文，作为善后办法。达赖的条件是废除新政，恢复政教合一。而罗长裿给的条件是：
一入藏境，则驻藏大臣必为奏启天恩，予以自新之路。清朝的想法是只要达赖回去，仍给他教权，显然谈不拢。
罗长裿和达赖会见的第二天，达赖在答复罗长裿的一封信中说道：
（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做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讲了一遍），由于上述原因，西藏和中国不可能保持从前那样的关系了。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进行，需要有第三方的参加。因此，我们双方都应当请英国政府充当谈判的中间人。我们未来的政策将根据我方、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商结果而定。从此，达赖没再跟罗长裿照过面。达赖手下的大小“官员”，甚至包括他的英文翻译，都以达赖的名义，一个个气势汹汹地来跟罗长裿会谈，提的要求计有：
1.不能驻川军，2.不能设巡警，3.不能封闭造枪造币两厂，4.不能惩办犯官犯僧（指阻挡川军入藏之人），5.不能平反第穆呼图克图冤狱等等到了后来，他们直接给送给了罗长裿一份藏(英)文书写（原文是‘夷字’，我不确定是藏还是英）的各条要求，并声称，即使允许了该文件里的要求，还必须请英国官员来做中人，以昭信用。这种味道和后来的西姆拉会议真是惊人地相似，不过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后面是同一个人，即那位口口声声说伦敦政府饬令严守中立的贝尔。这是西藏历史上一个令人悲哀的转折点，达赖开始明确地利用英国人做“中间人”和支持者，来和中国政府打交道。
和这些人纠缠了一个月后，罗长裿无奈，只得无功而返。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达赖投靠洋人，盖始于此吧 虽然他一直是靠这个靠那个，始终自己硬不起来。
俺斗胆提一个问题：顶着达赖这个名号，不借助北京或者洋人的力量，而能在西藏独坐小楼成一桶的，历史上到底有几人？各自统治了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