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者授权】他们怎样成为勇士的——一段历史的辩证 -- 双石
家园 【作者授权】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资源(上) 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资源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历史蕴藏的思想资源，主要有以下价值：
（一）巩固新中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当前，否定中国革命的思潮的一个重要喧嚣方向，就是宣传当年国民党统治的“正统”性。其实，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初期，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过程中，这一争论不是在纯“理性”讨论的层面上完结的。
几乎每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在改造之初，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都争论不休。然而，所有这些争论，都在在控诉运动后，戛然而止。
我在《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一书中，还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国民党第184师于1946年5月起义后，曾选送160名官兵到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学习，被编为学员3队。起义前在师部担任上尉书记的何庆昌和少尉司书的陈雨田后来撰文说：“对我们这批人的改造是相当艰苦的。”相当一部分学员，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入校之初抵触情绪都比较大，只要一讲到“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就反感：国民党推翻了满清王朝，消灭了北洋军阀，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在哪了？
八路军的传统，人走到哪里，歌声就在哪里响起。辽东分校只要集会，1队、2队和女生队便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最初，夹在中间的3队学员有些尴尬，会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整齐，尽出洋相。后来，校政治部专门为3队学员印发了歌集，逐渐，3队学员不但能唱，也敢和别的队拉歌了。但有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的歌，3队学员始终不唱。
谁都没想到，奇迹，几乎在一瞬间发生。
9月的一天，东北民主联军文工团来辽东分校慰问演出歌剧《血泪仇》。贫苦农民王东才被抓壮丁后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在众多出身贫苦的3队学员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感情共振。看完剧，不少两眼红肿的学员饭都吃不下了，回到宿舍，一头倒在床上。躺在床上，起义学员这才开始咀嚼入校后所学歌词的真正内涵。感情上的共振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起义学员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根植于泥土地上的阶级斗争理论，也真正理解了共产党干部孜孜不倦的教诲。
第二天上课前，3队文娱委员、起义学员中军衔最高的何庆昌上尉，红着双眼站起来指挥3队唱歌：“同学们，今天我们唱一首《国民党反动派一心要把中国害》，大家说，好不好？”
“好！”3队学员齐声回答。更准确地说，是响彻云天的齐声怒吼！歌声，仿佛是3队学员与旧军队、旧制度彻底决裂的宣言书，刚唱两句，就博得了讲台上下全校师生一片热烈掌声。
“向3队学习！”“向3队致敬！”口号声随之而起。
从此，起义学员在思想上完成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当年的《血泪仇》剧照——赵国璋摄
历史，给予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启示：感性批判虽然难以达到理性批判的深度，但却有着理性批判的难以企及的力度。在社会大变革中，摧毁阻碍社会进步根深蒂固的旧观念，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的力度，而巩固这一思想革命的成果，则需要批判的深度。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的心理学、社会学课题。
这个启示是有现实意义的。
自我开办国民党军队改造史专题博客以来，凡是持有否定中国革命观点到我博客上来争论的，我都坚持“分层讨论”的策略，就是绕开西化的“普世价值”学理陷阱，将争论限定于史实，并分为三个层次，按顺序一个一个层次展开讨论：
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不是事实？你若认为不是事实，拿出你的根据来。不要光聚焦于“有头有脸”的将官阶层，要看看底层士兵群众的苦难经历。我采访过116名起义官兵，这其中，士兵有83人。你了解过多少士兵？你不信？那好，你来成都，我给你放录音听听，或者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专门陪你采访原国民党士兵。你敢吗？
承认了旧军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我们再讨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即应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你如果认为不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好，请你给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指一条“康庄大道”。
只有在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上没有异议，我们再讨论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应该怎样评说革命中的失误及历史曲折。
结果，对方往往在第一个层面说不下去，便溜之大吉。敢在这个层面上狡辩下去的，没有一个不跳进历史为其准备的自取其辱的泥坑。
比如，有个化名“王森昊”的，在我博客上狡辩到最后，干脆以“缺乏国民政府系统有意识政策性迫害的文件证据”，来抵赖国民党军队阶级压迫的事实，可见其黔驴技穷。
（二）巩固海峡两岸统一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如今，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和高级学者也认为，国民党也能救中国。这种认识的泛滥，对海峡两岸统一的政治走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国民党能不能救中国，国民党起义官兵最有发言权：
张官迎，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管后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长，在我的采访中，开始，他不满某些文艺作品过分丑化国民党官兵，讲了不少滇军将士英勇抗战的事迹，还讲了抗战期间安恩溥师长因为发现部队没给老百姓上门板、捆铺草，而鞭打营、连长的故事。可是，当我提出当代人的这种认识时，老人的态度猛然急转：“不对，不对，不对！国民党哪能救中国？国民党净祸害老百姓！抗战也是绷面子，部队是私人的财产，将领净打保存实力的小算盘。不对，不对，不对……”
曾任国民党第182师副师长的李佐听了以后，笑得几乎气都喘不过来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问了一句：“他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政治上，其党政军警官员与当地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已不再有天然联系，经济上，他们把大陆几亿人民的巨额财产裹挟到了小岛，基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才得以进行台湾式的改革和建设。
照片上的这位耄耋老者，曾在新中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缓。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采访了他。虽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把共产党领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并排挂在堂屋墙上，并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我还问过曾被取消中共候补党员资格的中校副团长李峥先：“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垮台？”老人的回答是坚定的，坚定得令我这个党龄长于他多年的晚辈自愧弗如：“不会，不会﹗为什么？共产党‘一雷天下响'，谁能做到？只要共产党的大旗不倒，共产党就不会垮台。共产党的力量在人民群众中﹗”
这些国民党军队过来的老人能给予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其中之一就是：国共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腐败问题，而是草根大众的阶级地位。忽视这个问题，不仅与史实不符，还要掉进动摇人民政权根基的逻辑陷阱。
这里，我要特别向各位展示一份1949年1月的人权文献。
照片上的这份文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委徐文烈于1949年1月26日在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在这份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教育计划大纲”的第10页，明确提出了要“彻底揭发”国民党军队“士兵无政治上的人权保障、无人身自由”的历史罪恶。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页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第10页
说到这里，恨从心升。
200多年前，美国《独立宣言》郑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种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可是，在中国千千万万个贫苦工农被土豪恶霸的侮辱、残害的年代，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万万劳苦大众讲讲“人权”？凭什么维护那个腐朽的制度？凭什么阻挠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当国民党军队中千千万万个普通士兵被官长克扣粮饷、毒打、残杀的时候，美国政府及其喉舌为什么不替几百万士兵讲讲“人权”？为什么不“制裁”那个腐败的政府、残酷的军队？凭什么支持国民党政府反人民的内战？
用西化的“人权理论”、西化的“普世价值”、西化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来否定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在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史实面前，真虚伪！
（三）为社会科学实现中国化的历史突破提供丰富的学理营养以上，我之所以多次绕开“西化的学理陷阱”，除了策略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当代社会科学在诠释中国革命的领域，缺乏能与西方比肩的学术成果，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被主流舆论歪曲、抛弃后，西方的“普世价值”乘虚而入，也就成为必然。
正是在此背景下，改造旧军队史的学术意义凸显出来。
著名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100年来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1921-1949)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根据这一思想启示，周大江先生亲手组建和领导一个由数十名志愿者组成的“本土企业观察研究小组”，在对52家本土企业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党史商鉴》。该书2006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曾在多个地区荣登图书销售排行榜；作为唯一一本管理学著作入选《书摘》杂志社和《博览群书》杂志社联合评选的“2006年度20部好书”。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党史商鉴》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周大江介绍，“本书所引用的主要党史资料”共有4部，即：
1、《毛泽东选集》第1-4卷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
3、王东主编《中国共产党大辞典》
4、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
虽然，这段国民党军队改造史已经为我国本土管理学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学理营养，但我还是觉得，这段历史对心理学的创新具有更大的价值。
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之群星璀璨，让人目不暇接，其中行为科学的创立占有里程碑地位。当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为了探讨如何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选择西方电器公司的霍桑工厂为实验基地，进行了照明度实验、福利实验、访谈实验、群体实验等一系列实验，其间，差点宣告失败。整整9年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精英们才恍然大悟：金钱，不是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动力。人，有着更重要的追求。
行为科学创立后，由此开端，1933年，心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的人性假设；1954年至1960年，马斯洛、阿基里斯、麦克雷戈等学者提出了“自我实现的人”的人性假设；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尔斯和洛希等学者又提出了“复杂人”的人性假设。
然而，就发掘人的能量而言，无论是发掘的广度、深度，还是能量转换程度，西方心理学实验都远远无法与中国共产党改造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伟大实践相比拟：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就有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等深刻理论和成功实践；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于昔日的战场对手中，培养了上百万忠诚的革命战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后，于同时代西方凤毛麟角的大心理学家才敢涉足的领域，又一展才华！
可惜，一方面，由于政治偏见或文化差异等原因，当代西方现成的理论难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上全面、彻底地解释中国那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难以解释百万国民党起义官兵几乎是瞬间的灵魂聚变；另一方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却久久尘封，有关史料几乎无人抢救，有关文献似乎无人整理，有关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览也几乎为零，这举世独一无二的珍贵思想资源，除了本土企业管理学家周大江先生的《党史商鉴》外，几乎无人问津。
而今，这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似乎只有我一人在采写；这举世无双的珍贵遗产，似乎只靠我一人通过自费采访、工余写作来抢救。这些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民党起义官兵带着他们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忆，一个个离世而去，而又无可奈何！
研究、著述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在想，在盼：如果有一位持草根立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精通东西方文化比较并受过系统心理学训练的学者，能超越功利潜心发掘旧军队改造史中的思想资源，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开创一门与“行为科学”比肩的“民本主义心理学”。
通宝推：特里托格内亚,旧时月色,黄花2003,桃源客,懒龙,家园 【作者授权】四、释疑：豁然的起义官佐 四、释疑：豁然的起义官佐时下，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不同，一些知识精英极力诋毁、诅咒当年为建立新中国而掀起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并公开为当年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扬幡招魂涂脂抹粉。然而，让这些自诩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精英难以置信并万分难堪的是：一大批来自于原国民党阵营的起义官兵，却与这些书斋秀才在历史观上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以下，我展示三组实例：
第一组实例：追求共产党这第一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凤卓，1948年2月参与策划营口起义时，任国民党暂编第58师少校团附，退休前惟一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58岁。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刘凤卓
这第二张照片上的老人叫马占伟，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中校副团长，起义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转业到地方后，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占伟被落实了政策，并于69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马占伟夫妇
这第三张照片在党旗下宣誓的老人叫李峥先，参加长春起义后，为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他第三次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时年88岁。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李峥先
第二组实例：认同共产党这第四张照片上的老人叫刘绍云，1946年5月参加海城起义前曾“痛恨过共产党”，晚年，刘绍云自觉佩戴“共产党员”徽章，随时随地。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刘绍云
这第五张照片，是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4团上校团长胡彦的遗孤胡念忠，将县委统战部为其父亲落实起义人员政治身份的文件，全文刻在了父亲的坟碑上。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上校团长胡彦的坟碑
第三组实例：捍卫共产党这第六张在天安门前留影的老人叫杨协中，1948年10月参加长春起义时任国民党第60军直属炮兵团少校营长。起义之初，他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尤其看毛主席的帽檐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杨协中于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他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杨协中
还是第三张照片上的老人李峥先，于近九旬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哈尔滨一位67岁入党的退休教授出于敬佩和仰慕，千里迢迢要认李峥先为“义父”。面对人之常情，曾为亲情所困更渴望亲情的李峥先，却执意相劝：“不行，不行﹗我们现在都是共产党人，党内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做同志不是更好吗？”
这第七张照片上的老人叫赵霖芝，1946年5月参加海城起义时任国民党第184师师部少尉电台台长。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赵霖芝
对于前辈的沧桑心路和人格境界我是这样解读的：
许多饱尝“阶级斗争扩大化”苦楚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始终无悔义举当年，这绝不是忍辱偷生蝇营狗苟。
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化的“大同”理想对价值取向偏重人生责任的炎黄子孙有着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像华夏大地百川归海，这感召力，能将亿万甘冽的清泉、高悬的飞瀑、阴沟的污水、恬静的小河、咆哮的山洪，汇聚成烟波浩渺一往无前的滚滚洪涛，携石裹沙，绕过高山峻岭层峦叠嶂，穿过礁岛险滩荒原旷野，历尽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向着理想的“大同”目标奔涌不息。
聚集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汹涌澎湃的历史大潮中，荡涤了世世代代逆来顺受的奴性，凝聚了全民族曾一盘散沙的人心，挺起了一百多年来被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弯了的腰杆，建立了使帝国主义不敢再欺辱我们的强大国防，奠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得以腾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包括起义投诚人员在内的不少前辈，以超越个人荣辱得失为代价，来认同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并让子孙后代永世景仰的人格境界。这，也是那些沉溺于小我得失和小资情调者永远无法理解的人生情怀。
家园 【作者授权】三、问责：定然的罪恶追究 三、问责：定然的罪恶追究接下来的问题是，搞控诉运动不追究少数官佐的历史罪恶行不行？
从局部看，起义投诚人员中的“冤假错案”确实存在，但若整体评价冠之以“左”，势必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要跳出“以偏盖全”及主观主义的思维误区，就必须回溯“泪血大控诉”的历史环境。存在决定意识。
以下，用六组事例说明这一历史必然：
事例一：普遍的、暴发性的“夺过鞭子揍敌人”在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记述了东北军政大学第11期第5团两千多名起义学员参加控诉大会的情景：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打死他们！”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当初差点把我杀了的那位军官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这张照片，是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副团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国璋，于起义后担任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4团团长期间，拍摄的起义官兵参加控诉运动实况。事例二：最先要求追究少数起义军官历史罪恶的，不是共产党干部最普遍的，是不少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一些起义官兵纷纷要求追究个别旧军官的历史罪恶。针对控诉运动激发起来的阶级仇恨，各起义部队在控诉运动后期，通常要开展“官兵团结教育”，以化解旧的官兵矛盾。
如原国民党第60军182师545团8连，在控诉运动中，该连士兵集体到团里请愿，非要把他们原来的洪连长揪回连队，面对面地斗争。团领导临时调由两年前海城起义士兵培养起来的浦绍林，到该连任指导员，才平息了“请愿”事件。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浦绍林说：“我是硬着头皮去当指导员的，干不下来也得干，但我记住了师政委陈一震交代的三条：老八路的作风，现身说法，依靠士兵。”照片为抗美援朝时期的浦绍林。
例外的，是参加昆明起义的国民党第93军副军长杨朝伦。解放战争初期，杨朝伦曾任国民党第60军184师550团上校团长，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第184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辽宁海城举行反蒋起义后，曾命令驻守大石桥的杨朝伦也随师部起义，被拒绝。我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随即发起进攻，将第550团全歼。杨朝伦被俘后，鉴于他有悔改之意，为扩大政治影响，我东北民主联军曾将杨朝伦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编入起义部队，并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起义部队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杨朝伦被提升为该军184师副师长。
不料，杨朝伦反动本性不改，于当年10月策动了1300余名官兵的大规模叛变。杨朝伦回到国民党军队后，组建了新的第184师，该师于1948年10月的锦州战役被全歼。杨朝伦跑到天津后，再次组建了第184师，结果，又于不久的天津战役中被全歼。杨朝伦逃回云南后，投奔“云南王”卢汉的麾下，又组建了一个第184师，不久，杨朝伦被提升为第93军副军长，并随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
据海城起义将领马逸飞回忆，昆明一解放，卢汉立即将杨朝伦移交人民解放军。随后，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庚就如何处理杨朝伦，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义将领的意见，结果，潘朔端、马逸飞、魏瑛三位海城起义将领一提杨朝伦，就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带过来那么多弟兄都被他带回绝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祸害，杀！”
就这样，云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国首任昆明市市长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审大会，将杨朝伦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说到这里，还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师长，此人在控诉运动中，被揭发曾鸡奸过89名部下，义愤填膺的起义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他裤裆里的家伙割了！
事例三：政策转变的历史缘由追究少数起义人员历史罪恶，大多数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政治承诺与政权稳定的两难选择中，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追究这类起义人员的刑事责任，而是把他们集中起来“管训”，继续组织学习、改造。
导致少数起义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接历史原因，是朝鲜战争。面对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侵略威胁，面对蒋介石集团倚仗美国的支持跃跃欲试要出兵朝鲜“反攻大陆”，为维护劳苦大众来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国共产党当年选择镇压反革命运动来巩固新生政权，是迫不得已的。
事例四：事先预想不到的境遇最典型的，是个别起义军官离职返乡或被资遣、复员回乡后，正赶上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家人被斗、家产被分，本人对过“土改关”又缺少思想准备，于是，被群众运动的大潮吞没。
事例五：对“两可”之间人员的处理比较典型的，是对长春起义期间先行扣押的暂编52师师、团长官的处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举行起义期间，鉴于所属暂编第52师是蒋介石为控制杂牌部队而“掺沙子”编入第60军的，为保障顺利起义，于发动起义前夕，将该师师长李嵩及所属三个团长先行扣押，然后，强迫他们分别向其副职下达了随军起义的命令。副师长欧阳午虽然受命率部随军起义，但还是用电话偷偷地将起义计划向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告了密。
曾泽生率部起义的次日，师长李嵩被送往兴隆山，交给解放军，不久，转送东北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副师长欧阳午则作为起义人员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欧阳午被当作“特务”受到激烈的批判斗争。学习结业时，欧阳午未准毕业，转至解放军官教导团继续接受审查。
对李嵩和欧阳午处理的升级，也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11月，李嵩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原东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并于执行前病故。欧阳午于1956年3月，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为“战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掀起了“落实政策”的热潮，不少旧案“一风吹”。1980年，根据欧阳午本人的申诉，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决定，撤销原特赦决定，对欧阳午按起义人员对待。欧阳午随后被安排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诉下，经反复慎重的调查审理，由沈阳军区军事法院于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销原判、对李嵩以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再审判决。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是否准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原子弹，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中国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虽然，李嵩的思想衍变另有一说，他本人也不情愿为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陪葬，但无情历史还是把他葬送了。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其特殊原因。由于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战俘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国民党被俘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虐杀士兵、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他更是始终只字不提。
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的历史永远年轻！
事例六：对国民党军队高级政工人员的处理国民党各部队编制序列都有政工系统，高级政工人员均由国民党中央直接委派，其职能带有特务性质。但是，具体到个人头上就不同了。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政工人员中，确有特务分子，但也有曾泽生军长为了抵制国民党中央对杂牌部队的控制而掺进去的“沙子”。还有一些青年学生于长春被围困期间，为了“找碗饭吃”才当兵干政工的，没干多久就随军起义了。
然而，在历史转折的大潮中，要准确区分敌友，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队中有受嫡系排挤的杂牌军，杂牌军中有归属国民党中央的政工系统，政工系统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中又混杂有学生特务。政策松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隐患；政策紧了，则会扩大伤害面。
基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为了防止特务分子煽动叛变，原国民党政工人员被迅速调离，送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以确保部队的稳定。全国解放后，对这部分国民党政工人员的甄别有了结果，问题严重的人被留了下来，不是服刑，而是继续“管训”；问题不大的人，被资遣回乡。
解放初期对起义的国民党政工人员的处理是温和的。升级，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原来留在黑龙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训”的人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资遣回乡的人员，则因其有“特务嫌疑”的历史，被当地群众“管制”。
对这一历史曲折的辨证反思：西方现代管理学有一个“容错”原则，承认局部错误难以避免，在此基础上设计“容错程序”。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开展的阶级斗争不是纯“意志”的产物，它决定于当年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在这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局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所难免，合理的“容错”也就成为历史前进的必然代价。
也正是在特定时期合理“容错”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才产生了思维和行为的惯性，推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极端。
面对哺育赤县神州的母亲河，如果有人站在若尔盖草原，指证黄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园口大堤上指责当年黄河决口害中原，似乎，我们不能说“这不真实”，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实，而非本质的、整体的真实；如果有人叹息黄河九曲无常，没能“直济沧海”，这也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却是主观的、学究的、脱离实际的。
评说中国革命辉煌与曲折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通宝推：大汉铁骑,特里托格内亚,桥上,家园 好文章啊。八十年代就是靠忘记历史而重构历史的。 可惜，历史很有可能就此被定型了。我们的后代会不会只知道反左的历史？
家园 这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