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记“中国人”戈登－（六）马赫迪的崛起 -- 10年1剑

1883年，耶路撒冷。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位中年绅士，携一本《圣经》，徘徊于圣城及约旦河沿岸，探访考证经书中涉及的古迹。这便是赋闲的英国陆军少将-查尔斯.戈登。

4年前，即1879年末，戈登辞去在苏丹的一切任职，返回英国。经过非洲6年的奔波，疲惫的戈登并未得到休息，其后的3年，反而是他仕途中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

1880年3月，戈登访问比利时，见到了里奥波得国王（King Leopold），后者鉴于他在非洲的履历，拟聘其管辖比利时在非主要殖民地－刚果，由于当时职位尚未出缺，戈登不需立即履任。4月，英国驻好望角的殖民政府来电，请戈登前往当地指挥驻军，被其拒绝。5月，黎本（Ripon）侯爵出任印度总督，戈登应邀任总督私人秘书，同赴印度。然而，在抵达孟买3天后，他就辞去这一职务。最直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某代表团提交的一份发言，作为秘书，戈登需要向外界表明总督已怀有极大兴趣认真阅读，但实际上黎本从未关心过这份文件的存在。耿直的戈登意识到，自己是不会适应这一职位的。辞职仅2天，他竟意外地收到时任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电报，邀其赴北京调停中俄新疆危机。阔别16年后，戈登于1880年7月重返曾为自己赢取无限荣誉的中国。

此次危机始于1879年，清驻俄公使崇厚在俄京交涉伊犁问题，擅订《里瓦吉亚条约》，出卖大量西北土地，清政府认为“流弊甚大”，拒绝批准，并将崇厚革职治罪，中、俄之间一时形成僵局。由于清廷内部主战声音日益高涨，力主和议的李鸿章通过赫德邀戈登来华，利用其影响为自己助阵。戈登甫至北京，便收到英国政府来电，对其擅自卷入两国外交争端深表不安，按清史记载，“戈登复电曰：‘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如朝廷因我系职官，恐贻口实，请悉除衔职，则万无误事。’戈登至北京，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力陈中国武备不修，战争无力，不如迁就以扩大局。大臣问曰：‘如事决裂，肯相助否？’对曰：‘事如决裂，皇帝肯迁驾内地，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　事件的发展最后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而告终，在新任驻俄公使－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斡旋下，中国收回部分领土。在近代中国长期的弱势外交中，这被看作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

回国后，恰逢老朋友、驻毛里求斯皇家工兵指挥官－埃尔芬斯通爵士（Sir Howard Elphinstone ），因已到退休年龄，急于寻找继任者。这完全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职位，爵士甚至开出800镑的悬赏。为帮助朋友，戈登主动接替了他，并回绝赏金。1881年4月，戈登赶赴毛里求斯，再次统领工兵。1882年3月，戈登晋升为少将，并同时受命前往好望角协助殖民政府解决与土著之间的争端。未过数周，便与当权者闹得不欢而散，遂请解任回国。

其后的一年间，完全处于退休状态的戈登，终于有机会一偿自己多年的夙愿－游历耶路撒冷。在此逗留期间，戈登将多数时间花费在考证《圣经》中提及的古迹，如：耶稣受难之地、伊甸遗址，乃至诺亚方舟在洪水后的着陆点等，凡有心得之处，皆写下手稿。圣地的一石一木，均让戈登有沧桑兴衰之感。归期终至，里奥波得国王与他的刚果之约亦有回音。一年的闲散，使戈登多少回复了一些锐气，遂接受聘书。一旦作出决定，戈登便先返回伦敦打点行装。1884年初，戈登到达伦敦，却意外地发现：本来与英国政府渐行渐远的自己，此时反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引发这一变化的，是当时席卷苏丹的“马赫迪圣战”。

戈登辞去苏丹总督后，继任者是拉乌夫（Raouf）帕夏。此人曾是戈登的手下，因腐败无能于1878年被解职。在他统治下，贝克勋爵及戈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官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奴隶交易死灰复燃；广袤的苏丹大地上民怨沸腾。在此背景下，一个伊斯兰教苦行僧－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率众揭竿而起，号召苏丹人民举行“圣战”，反抗英、埃统治者。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艾尔.赛义德（Mohammed Ibn El Sayed)于1844年出生在苏丹栋古拉（Dongola）。父亲是木匠和造船工人，自称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他16岁成为苦修僧人（dervish），之后，开始云游苏丹，四处布道。刚过20岁，穆罕默德移居白尼罗河喀土穆上游约150英里处的阿巴岛（Abba），在此参加了一个主张通过极端禁食产生幻觉来达到与先知对话的组织，并声名大振，吸引了众多随从和门徒。作为宗教改良者，穆罕默德对对伊斯兰教有一套新阐释：坚持严格的一神论，主张恢复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反对偶像崇拜；在日常生活中禁止饮酒、吸烟、跳舞和赌博，甚至禁止穿着奢华品。在很多方面，他所宣传的教义与19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及现代被西方势力称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激进派一脉相承。事实上，从本.拉登身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穆罕默德的影子。

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自封为马赫迪(Mahdi-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利用苏丹人民对埃及苛政统治的不满，号召人民驱逐不相信“真主”的外国人。饱受压迫的苏丹贫民自然应者云集，由于马赫迪并不反对奴隶交易，部分从事贩奴的当地大豪也投身“圣战”。

埃及政府十分忌惮马赫迪的潜在威胁，在招抚不成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881年8月，进剿的埃及军队遭到３００名仅装备棍棒、石头及长矛的苦修僧的袭击，无一生还。1882年６月，双方再次较量。由于国内暴发“阿拉比起义”，埃及政府只派出6000士兵去镇压近1.5名苦修僧。结果遭遇狂热的马赫迪追随者的伏击，孱弱的埃及军队一触即溃，并给起义者遗留下大批装备。之后不久，马赫迪正式宣布开始“圣战”，率5万部众兵进科尔多凡省首府欧拜伊德。马赫迪并非一介草莽，在正面进攻失利后，他改用围城来消耗守军。1883年1月17日，城市沦陷，满城妇孺皆被屠杀，幸存的士兵被强行征募到起义军中。其后，已经平息国内动乱的埃及政府，组织了一次更大的远征。前英军上校希克斯(William Hicks)率领近10000名士兵，受命收复失地、镇压暴乱。经过近1年的行军，远征军步履艰难地进入科尔多凡荆棘丛生的谢坎森林，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致命的伏击，全军尽殁，希克斯亦丧于阵中。马赫迪的军事胜利，使人们更加相信这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纷纷投靠。以科尔多凡为中心，马赫迪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马赫迪亚国，下一个目标，便是收复苏丹全境，喀土穆则首当其冲。

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辉格党政府，这时终于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总体上看，虽然英国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但辉格党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绝非如今日布什一般横蛮。对于殖民地，一方面，他们承认殖民地对帝国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他们力主由当地人治理殖民地。对待殖民地内部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独立的斗争，英国政府也尽力“不干涉”。当然，这种“不干涉”带有显而易见的虚伪性。从英国对太平天国运动前恭后倨的态度，可以看出在自己利益受到威胁时，绅士是可以撕破脸皮的。但对于直接出兵干预，首相格拉斯通一直非常谨慎，当年“洋枪队”的成功可谓是最理想的干预方式。

埃及、苏丹两地，在英国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埃及不仅富庶，且扼守苏伊士运河，是帝国控制北部非洲的桥头堡。因此，当阿拉比起义爆发后，英军毫不迟疑地登陆亚历山大港，亲自镇压了暴动。衡量之下，贫瘠的苏丹便有“鸡肋”之嫌。1893年12月，英内阁经讨论，决议要求埃及放弃苏丹；英国本身谨防卷入苏丹事件。埃及方面被迫接受了建议。但由于形势的急遽变化，此时即使是放弃，也不那么容易了。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组织驻苏丹境内数以万计埃及军队、外国侨民(大多数是英国人)的撤离。

早于1882年，由于拉乌夫无力控制苏丹局势，又一位新总督阿卜得尔.卡德尔(Abdel Kader)被派往苏丹。但是，当放弃苏丹的指令刚一下达，卡德尔便知难而退，主动辞职。焦头烂额的英国政府这时只得把目光投向在政府内部并无良好口碑的戈登。

• 记“中国人”戈登－（七）从伦敦到喀土穆-圣徒最后的历程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