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到那儿算那儿—说说白毛女 -- 烤面包的胖大叔

王小波有篇文章里说,曾听到有人创作出现瓶颈,就抱怨自己没生活.王小波就说你怎么可能没生活呢？只有死人才没有生活。我这里移用下王小波的话，陕甘宁边区文盲率高,但并不等于说这儿的人都没文化。只有死人才没文化。

陕北从历史上看就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地理上看，处于中国东西部的接合带，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流最为密切的区域。由历史地理因素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文化积淀。而民间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承是通过民间文艺，如地方戏曲，说唱艺术，民歌民谣。具体到陕北地区所特有的是，信天游，秦腔，秧歌等。其中秧歌的普及程度非常广，几乎各村都有规模不一的秧歌队。当地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浸淫在秧歌的文化氛围中。

秧歌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最早有学者认为“秧歌”是江南的“田歌”的变种，是农民在农耕之余男女对唱解乏的民间文艺，后来这种观点遭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反对。现在很多学者倾向认为，秧歌源于古代的祭祀仪式，比如说有人认为“秧歌”的“秧”通“阳”，秧歌即是阳歌。读到这类文章，我就想起读书时带我们校十三经的老师，他成天把高亨挂在嘴边，说，这家伙真偷懒，什么问题讲不通，就搞通假。

秧歌，或许起源于某种仪式化活动。这个结论我们姑且这么认定吧。但整个发展衍化的过程仍然面目不清，在敦煌研究中曾发现过夫妻戏的小戏剧本，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唐代的歌舞戏“踏摇娘”，从剧本看和后世的秧歌剧有类似之处，这或许也能算是秧歌的渊源之一吧。而在秧歌发展成为民间文化后，带有很强的“反仪式化”倾向。巴赫金认为人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严肃，紧蹙眉头，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而另一种则是狂欢，自由自在的笑，对一切神圣事物的亵渎歪曲，充满不屑和猥亵。秧歌就带有这种强烈的狂欢仪式，全民参与，打破日常生活的清规戒律，当然，这里少不了群众比救国救民更喜闻乐见的主题：性。性在秧歌表演中是的地位和盐在烹饪的地位差不多的，口味有多重嘛，就看在什么地方了，比如说秧歌戏《锯大缸》风骚的王大姐和猥琐男箍漏的打情骂俏，当唱到“我是公羊你是母羊，母羊还要公羊配”的时候，男女演员都要做出羊交配的动作，动作越大胆，群众就越高兴。在原生态的秧歌戏里，如何把这类动作做好做像，也可算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件大事了。

中共的文艺工作者敏感的注意到了当地民众对秧歌特有的喜好，如何把秧歌这种躁动狂热放纵的艺术形式，纳入到中共所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秩序中，成了当时文艺工作者的一道课题，当时边区的报纸记载“延安的文化界几乎集中一切来干秧歌了。”应该说，这道题他们干得不错。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将边区三种话语即政治/权力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农民话语都融合到秧歌剧的创作中，这里居于主导地位的话语无疑是政治/权力话语，而农民的声音也有了一席之地。

只是从此之后，农民兄弟再想COSPLAY羊交配活动的话，扫黄打非办的同志就要闻风而动了。

陕甘宁边区可不是个好地方,一言以蔽之,穷。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划分一片区域，行政上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地理上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东西400余公里，南北500余公里，面积大概13万平方公里。陕甘宁边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气候，常年平均降雨量不到500毫米，全年无霜期短，大多数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土壤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五雨为涝，十晴则旱，使得自然灾害的爆发异常频繁。在国际联盟对该区域1928年-1930年暴发的三年大旱灾的调查发现，自然灾害对当地人民的造成的灾难异常巨大，一些县城的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使得人口比较稀少，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差异比较大，我取一个引用相对多些的数字，大概是140万人。

当年社会条件也相当黑暗，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冯玉祥控制这一带时每年收取的各种款项总额高达8000万元，比当时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也不遑多让。

边区的教育文化也相当落后，整个边区当时只有120所小学，延安地区只有7所小学，70余名学生。根据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的描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可以说交到中共手里的这副牌已经是烂得不能再烂了。而唤起边区民众，对边区进行现代化的改造成了当时中共刻不容缓的任务。说到刻不容缓，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轻重缓急，文艺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和后来一些研究者笔下描绘的情形有所差异的是，中共中央事实上对文艺政策，在开始并没有一个通盘全面的考虑。而更像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从37年的大众文艺讨论开始，直到1942年文艺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布，中共才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传统除了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化，还有红军时期的文化活动经验：即用戏剧和歌谣的形式来对民众进行宣传。在“讲话”发表之后，中共展示了很高的执行力，几乎所有的党政领导都对文化政策或写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运转，“为工农兵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为绝大多数延安知识分子的共识。

而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的转变，除了权力话语的干预，其本身也对原来的身份进行否定，他们否定自身的原因首先是我在续二里提到的大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文人无法像战士那样在前线杀敌，在这个需要行动的年代，长于思考，短于行动的职业特性使得一些文人产生了自怨自卑的心态。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边区开展的“下乡运动”。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以前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可就是玩真的了。而且下乡运动在形式上具有长期普遍的特点，和送温暖是不一样的。

下乡运动使得知识分子设身处地的生活在农民中，亲身体验到农村的艰苦和面临的困境，同时下乡运动也是行政改革的一部份，下乡的知识分子担负起普及教育的任务。这里顺便提一句，普及教育和开支在边区政府中始终占重要地位，从40年到45年，这类开支占到整个政府开支的25%。下乡运动在使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荡然无存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在对农村的改革方面的思考更加有的放矢。

具体到本文，《白毛女》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诞生的。

不过还是要再提一句，延安的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了，虽然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依然可视为是场几乎无法被复制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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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反省，废话真多，写到这才兜回题目了……

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老师。这两句话缺一不可。前一句可以理解为中共对人民的重视，而后一句话则是中共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野。

民粹主义和毛泽东及中共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围绕毛泽东及中共的民粹主义色彩有着很多争论，事实上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里明确指出：“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如果没有解放区人民广泛的参与和支持，很难想象中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唤起人民投身到由中共主导的现代化历程和中共广泛深入地乡村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而知识分子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脚色。但和以往的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视角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不再是高高再上的“布道者”，而是农民的朋友和亲人。他们在充分理解认识农民的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使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中共的方针政策及其它政治需求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农民的价值观内部。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复制的。（把这句话中的“几乎”两字去掉也可以）知识分子愿意真心诚意的，发自肺腑的，触及灵魂的放下身段溶入群众中，“当群众的学生”是和当时整个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的。

有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先写到这，周一上网再继续瞎掰。

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只是他们在理解“何为人民？”“如何为人民？”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总能给好奇且有闲的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话题，人们从各自的立场，经验，学识出发，对这段历史进行着这样那样的阐释。当然啦，这些也并非全无益处，毕竟，发文章评职称涨工资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

前段时间有部电影叫“建国大业”，电影里明星很多，拍得很热闹，这部片子也能理解为对中共为何能取得政权的一种解释，归纳一下，大概有两点，一呢，中共的成功首先缘于国民党的失败，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腐败了。二呢，中共的成功还缘于它成功的赢得了民心，但这里的“民”必须要打个括胡来说明一下，“民”指的是知识分子。

国民党腐败所以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共产党不腐败，而且号称民主，所以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从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出发可以理解为“得知识分子者得天下”。这是现在部分社会精英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视角。

这个视角当然也不能算错，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法宝之一，但过多的笔墨集中于此毕竟忽视了在当时中共看来更为紧要和迫切的任务，以及当时中共对革命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提到：“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蒋介石集团执政的基础是军人集团，官僚集团，资本家及士绅集团。其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概括来说是儒家化的三民主义，是一个趋于保守的政权，因其在中国权力结构中持主导地位，和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的争夺上是不落下风的。而在杰罗姆·格里德尔研究中，知识分子抗战和内战初期在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度要高于中共。

中共发动农民不仅是出于政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同时也是现实的选择。在当时的共产党人看来，他们之所以能赢得中国，是因为他们赢得了农民.(埃德加·斯诺）。

中共是如何赢得农民的，这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全面展开，我只从文化的角度谈一下，不过多的涉及其它因素。

爱德华·汤普森在研究英国18世纪的粮食骚乱后，提出一个“道德经济学”的观念，后来这个观念被其它学者用来解释别的地区，时段和领域的人民抗议活动，比如说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和生存〉。在英国的粮食骚乱研究中，汤普森敏感的注意到骚乱除了经济因素还存在非经济因素，就是农民试图用旧的道德理念来对抗自由经济市场的“新道德”。

如果用“大传统”/“小传统”的框架来理解，农民文化中小传统的道德观念源于“大传统”，具体到中国，农民文化里的“忠孝节义”是把持“大传统”的社会精英灌输给农民的，这种观念在“小传统”中比较稳固，换句话说，小传统很少对这些观念进行反思，当“社会精英”对“大传统”进行改变或者破坏时，就会引起“农民”的不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号召人民廉洁奉公的是社会精英，而有能力贪污腐败的也是他们，而当他们用“腐败”行为来破坏他们自己宣讲的道德时，人民就要“替天行道”了。

而农民文化这种“稳固”注定让从上而下的观念转变，不仅时间漫长而且面临失败的可能。马克·赛登尔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写道：“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即使是由最具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精英所组成的理性化的官僚阶层，也不足以打破乡村穷困与压迫的循坏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远也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的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

中共也深刻认识到了发动农民的艰难，而他们采取了一种卓有成效的措施，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先当人民的学生，再当人民的老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在后来也成为了中共获取政权的一大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