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考:枇里琶啦—从沈周说起 -- 烤面包的胖大叔

曲项琵琶由西域传入中原,殆无疑义。

“丝绸之路”的说法源于德国地理学家冯·里希托芬《中国》一书，意指由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中西陆路交通路线。而在丝绸之路凿通之前，中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已经存在。

在新疆地区的人类学考古调查发现，去今4000年左右，新疆就有人类活动。在对新疆古墓的人类头骨调查发现，新疆古代居民东西方两大人种的支系成分，既有蒙古人种的黄种人，也有欧罗巴人种的白种人。在早期阶段，距今4000~3800年左右的人类接近于欧罗巴人种，体质特征和古欧洲人接近。而在距今2600—2100左右，出现了蒙古人种及两人种的混合型。在距今1800-1600（相当于东汉中后期）两人种混合型数量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已经比较普遍，而欧罗巴人种，表现出欧洲人种中的印度—阿富汗类型。人种的混合交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中国文献中的一些记载，比如说《穆天子传》记叙周穆王巡行天下，其中就很有可能抵达新疆。比如说“昆仑”或许就是阿尔泰山，“瑶池”可能就是哈萨克斯坦的斋桑泊。“西王母”可能就是当地一个部落，有学者猜测是斯基泰人。在当地因为有很多大鸟在湖边栖息脱毛，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记载了当地是“天上地上都是羽毛，连眼睛都看不见的地区”。这和《穆天子传》的载羽百车的说法很接近。

曲项琵琶，又称龟兹琵琶，这个称呼常会让人产生误解，具体什么误解呢？当时西域的文化主要受两种文化影响，即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伊朗/波斯文化，而龟兹（今天新疆库车地区）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在语言上，即表现为近于梵语的吐火罗乙型语种。龟兹琵琶的称呼，会让人误解曲项琵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而通过考古发现在上古代龟兹地区的琵琶是五弦直项琵琶，事实上，五弦琵琶也被称为龟兹琵琶。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保存了一把世界唯一的唐传五弦琵琶。而四弦曲项琵琶主要是出现在于阗地区。而于阗的曲项琵琶和出现在阿富汗南部及巴基斯坦北部出现的犍陀罗艺术中的一种乐器很接近，梨型，曲项，横抱。这种乐器学者称为琉特型乐器。这种乐器也可能是在波斯的琉特琴-乌特影响下出现的。曲项琵琶的发展传播简单表现为：波斯弦乐——犍陀罗的琉特型乐器—于阗的曲项琵琶—中原的曲项琵琶。

曲项琵琶和直项琵琶是两条发展路径，在现在的壁画考古中常能见到直项琵琶和曲项琵琶并存的情形。顺便提一句，所谓印度琵琶和龟兹的五弦直项琵琶很接近，在一些古代佛教经书中的图案中，也能看到这种琵琶造型，比如说早期的持国天王造型，怀里抱的琵琶就是这样的。

贴子写到这里，中国琵琶的大体流变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弦鼗—秦琵琶—阮咸

弦鼗—秦琵琶—和曲项琵琶混合（也参考借鉴龟兹五弦琵琶）—唐时期的成熟琵琶造型。

关于琵琶的演奏手法，一般认为唐以前用拨子，到贞观年间，琵琶能手裴洛儿才废拨用手，称为搊琵琶。而现在发现在唐以前的壁画和石刻中，已经有很多手弹琵琶的雕像。这可能和琵琶进入中原后弦的取材有关，中国的弦乐很早就采用丝弦。而西域的弦乐多是皮革或动物的筋或肠衣做弦。这种皮弦/筋现在弹奏上多使用拨子。事实上历史中琵琶的弹奏，拨和手同时存在了很久，比如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既有“轻拢慢捻抹复挑”的细腻手法，也有“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的拨弹，拨子可能在弹奏“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类的乐曲上更胜一筹吧。

琵琶就说到这，下面就吃枇杷了。

讲讲琵琶演奏如何？

韓熙載夜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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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文谈到了“琵琶”源于外来文明的说法，就顺便再谈谈在这种观点看来“琵琶”得名的由来。“琵琶”这两个字从字形来看和“琴”“瑟”很相似。“琴”是个象形字，本来是写做“珡”，这个字象什么呢？象从“琴”的一端看过去，是个侧视图，下边的“人”是琴身，上边两个王呢，是弦柱。“瑟”呢，《说文》云，从“珡”“必声”，是个形声字。“琵琶”的造字明显同“瑟”，但为什么是两个字呢？于是这些学者就怀疑，“琵琶”得名出于音译+意译。梵语“Bharbhu”，意思是拨弦，概指一些弹拨类乐器，古希腊的“Barbiton”也可能源于此。这类读音传到中国，就成了“PIPA”，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能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解释通，是需要一定想象力的。这里出现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拟音的时候，如果元音对上了，辅音就对不上，辅音对上了，元音就对不上。

“弦鼗”,出于傅玄的《琵琶赋》序，而在其后的文献记载中，一般命名为“秦琵琶”或“秦汉子”。形制在《通典》及《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圆体修颈而小”。而在傅玄的《琵琶赋》里提到的“琵琶”是这样的：“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叙也。柱有十二，配吕也，四弦象四时也。”这种圆盘“琵琶”后来称为“阮咸”。从“秦琵琶”到“阮咸”变化非常大，而这中间的发展的过程，缺少文献记载。不过从傅玄《琵琶赋》序中的故事，我们大概能推测到，“琵琶”的发展是参考了其它乐器。这个发展过程，虽然无法具体描述，但从汉魏的壁画，石刻，砖画中还是能观察到一些痕迹。

没法贴图，有些遗憾。

在这些古代乐器的图像中，有一种既不似“弦鼗”，也不似“软咸”的乐器，具体描述就是共鸣箱呈梨形。弹奏方式是横抱在怀中。《中国音乐史图鉴》收了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奏乐图，两人在树下步行，前者手中拿的就是直项梨型琵琶，后边跟着个拍手而歌的人。看上去很潇洒。顺便提一下，阮咸的弹奏方式也是横抱，而阮咸本人又喜欢喝酒，喝了酒，阮咸就抱着阮咸弹唱，做派和今天的摇滚歌手差不多。

如果说植物“枇杷”最早出现在汉代，得名的原因又是因为其叶的形状和“琵琶”类似。那么这种梨形琵琶，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流行于汉代的“琵琶”。这种琵琶在文献中的名称很混乱，有“秦琵琶”，“汉琵琶”，“枇杷”，“秦汉子”等等不同称呼。

这种梨形音箱“琵琶”的形成，除了乐人对汉地固有乐器的借鉴，和当时与西域文化的广泛交流是分不开的，这时有种比较新颖的“曲项琵琶”。

下班了 明天再写

鼗鼓为华夏传统乐器，一般来说，争论不大。鼗可写为“鞉”“鞀”等，甲骨文中有“鞀”字，据裘锡圭考证，“鞀”即为“鼗”。如果比照参考《诗经》中《商颂·那》有“猗与那与，置我鞉鼓。”之句，那么基本可以断定“鼗”在商就已经出现，而该诗后边的“鞉鼓渊渊，嚖嚖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之句大概就是当时鼓乐的写照，这里管声，可能就是箫（排箫），后世常以“箫鼓”并称指音乐，如《别赋》的“琴羽张兮箫鼓陈， 燕赵歌兮伤美人。”就源于此。

但鼗没有问题，并不表示“弦鼗”没有争论，学界围绕着“鼗”上张弦，到底是古人的原创还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争论很大。受外来文化影响说首先是由日本学者，如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田边尚雄的《中国音乐史》。这些学者主要认为，张弦于鼗上，从乐器发展的角度来说跳跃性较大，产生的可能性很小。这些学者认为呢，“弦鼗”是从波斯传来，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里是这么说的

其它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我就不抄了。想想都怨嘉木哇，热心的给我文章做个ＰＤＦ，害得我现在偷懒都有心理负担了……

这派学者在指导思想上深受“传播学派”的影响。传播学派嘛，很有意思，本来属于民族学研究，后来扩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这个学派呢，基本的观念是全球化的，嗯，具体来说，他们把全球文化视为一体，认为人类的文化不存在任何重复性，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民族独立创造出某种相同或相似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而文化的多样性只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呈现的不同接受状态。在传播学派看来，世界文化的中心只有一个，世界上其它区域的文化都是从这个中心传播出去的。他们把文化的中心定在“尼罗河流域”，后来由延伸到幼发拉底河与第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从这种学派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是受埃及文明影响而产生的。

这种说法说实话，比较刺激人，特别是中国人。其实我们自己在研究本国文化时，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传播学派”的一些影响，除了中华文明受埃及文明影响这点很难接受。但其原则常不自觉地被运用到一些具体研究中，比如说甲地出现了某种青铜器，乙地出现了某种青铜器，如果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就要考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果说，这一切可不可以假设它们是全无联系的呢？（假设而已，谢绝争论）

弦鼗之争其实也是如此，坚持本土学者认为“弦鼗”就是在“鼗”柄上张弦，而坚持外来的学者则认为，“弦鼗”源于埃及，经波斯，至西域，在传入秦，当时人民是用“有弦的鼗”来理解这种新乐器。这两派都有各自的文献，考古证据支持，互相驳倒也不容易。

但我们起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秦时已经出现了圆筒形音箱的弦乐，这种弦乐称为“弦鼗”，后来三弦，二胡，琵琶均源于此。

“琵琶”一词，不见于《说文解字》，最早出现是在南朝顾野王的《玉篇》，南唐名臣徐铉降宋后奉旨修订《说文解字》在“新附字”中增加了“琵琶”一词，并加了个注释“义当用枇杷”。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徐铉有个故事很有名，就是使宋时，和赵匡胤辩论宋应不应该攻打南唐，赵匡胤被他辩得说不出话来，就来了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弱国无外交，自古如此。

“枇杷”又做“批把”，东汉应劭《风俗通》做“批把”，云“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

东汉末年刘熙《释名》做“枇杷”，云“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刘熙所谓的“本出于胡中”，我下文再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词源上看，“琵琶”本做“枇杷”或“批把”，得名的原因是其演奏手法。清人段玉裁等近一步考证，“枇杷”当写为“XY”（XY两个字，我的输入法里没有，反正是两个比较复杂的字）。

按“批把”“枇杷”“琵琶”出现顺序来分，“批把”在文献中出现得最早，“枇杷”次之，之所以做“木”旁，后人推测两个原因，一是乐器为木制，二是因为弹奏的时候需要使用木制的拨子。当然也不排除错别字的可能。至于“琵琶”两字为最后起，当是后人根据“琴”，“瑟”等字而造的新字。

“琵琶”两字现在一般不能分开使用，但在古代偶尔还是有分用的语例：如《唐语林》中有“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少，亦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

关于“琵琶”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本土说，一是外来说。先谈本土说，在坚持“琵琶”源于本土的学者，最常引用的文献是傅玄的《琵琶赋》序云，:“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赢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

虽然傅玄不采“琵琶”出于“弦鼗”说，但后来认为琵琶源于本土说的学者多采此说法。那么“弦鼗”是什么呢？

“鼗”是一种鼓，郑玄以为“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鼗”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拨浪鼓，那么“弦鼗”呢，就是“拨浪鼓”上安弦，如果以今天的拨浪鼓来想象“弦鼗”，估计有点难度，实际上古代的拨浪鼓比现在大得多，从汉代画像砖、石中发现“鼗”的柄较长，在柄上安弦是可以做到的。有学者曾在汉砖画发现过最早的“弦鼗”图样，图中“鼗”上的弦无法辨清，但“鼗”柄上的轸，清晰可见，大概有三个。

要下班了，明天再接着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