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大陆49年后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及相关几个话题 -- wolfgan

然而，共产党人不久就认识到，在一个由残暴的军阀势力统治的国家里，纯粹的军事实力是决定政治事件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镇压和摧毁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远比创建这些组织容易得多。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放弃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但不得不推迟它的实现。共产党人很快还认识到，世界革命同样也不得不推迟了。由于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发生预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苏联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无论是俄国的民族利益，还是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逻辑，都要求中国革命的进程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留给未来——因为共产党人通常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性革命爆发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而布尔什维克革命未能点燃世界革命。1922年，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将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判断转告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勉强地接受了这个令人沮丧的信息。但是，无论是莫斯科的政治权威，或是中国的政治现实，都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结成联盟。国民党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老革命党，它借助于“五四”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而恢复了元气，在广州市及周围地区初步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根据地。国共联盟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即消灭军阀割据，驱逐帝国主义。共产党是这一联盟中弱小的一方。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或称“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共联盟正式建立。苏联向广州的国民党提供了武器、金钱、军事和政治顾问，旨在建立一支现代军队进行北伐，最终统一中国。而莫斯科向共产党人提供的只是精神鼓励和政治建议。

回顾这一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国际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解是如何浅薄——至少在涉及中国问题时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变革，它要扫除旧封建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遗留的陈腐制度，代之以符合资产阶级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展的新政治制度。这一进程的中心环节是国家的统一，即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国家货币和税收体制的中央政府；简言之，即消灭所有封建割据的残余，创造有利于建立全国市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和法律环境。至少从理论上讲，这一进程还应包括建立议会民主，这是最适合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此外，资产阶级革命还应给予其他社会阶级(特别是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一定程度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废除依然束缚着农民的封建关系，加速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

依照特定的列宁主义模式，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包括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民族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是，还应包括在农村进行反封建主义的社会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强调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弥补工业资产阶级的软弱不足。

然而，国共联盟矢志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场十分有限的革命。在时代的革命辞藻下，国民党领导人对革命这一概念的理解没有超出他们愿意接受的程度。对他们来说，革命只有两个目标：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至于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他们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事实上，革命从其开始之际就暗示着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在本质是一种军事制度。它非常明确地排除了、或至少推迟了在农村进行社会革命。一句话，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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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现实的，那么，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诚然，1927年到1928年间，在群众运动的废墟上，国民党军队胜利地进行了北伐，确实获得了某种国家统一的外观。但是，以城巿为依托的南京新国民政府，却几乎没有为城市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动力和机会。它在农村则极力维持社会现状，满足于依靠当地士绅地主精英的势力。即使就纯粹的民族主义革命而言，国民党的胜利也只是表面的、不完全的。所谓的“国家统一”与其说是建立在消灭军阀势力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与北方较强大的各股军阀武装结成的脆弱联盟的基础之上。所谓“民族独立”，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握手言和，让外国经济继续左右本身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尚有待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落在共产党人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