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谈留法生（一） -- 逸云三洲
家园 【原创】闲谈留法生（一） 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老河友西风陶陶一个问题，引出萨兄一篇短文，活泼风趣，篇幅虽短却涵盖广泛，从东洋到西洋，约略地介绍了早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其实这个贴子当年我并没有看到了，好在这几天河友李寒秋挖河泥造新砖，对当年留法的状况又出了个修正贴，于是连新带旧，安一并饱了眼福，都是好贴子。大师傅不是说了，要一和二和三和，掰着手指头算一算，还可以接一手？就自告奋勇，介绍点早年留法学生的情况，所知有限，也就是一个闲谈，到哪里算哪里吧。
贴子开在英雄版，总是要先贴着军事走的，海陆空军工已毕，再开无轨电车，举凡艺术文化科学，拉到篮子里即菜，还望版主们高抬贵手，不要驱逐出境。
清末时，确实就有送官费生去法国的了，人数还不少，朝廷为此还专门在法国设立过留学生的管理机构。宣统二年的一份奏折上曾提到，由北洋方面送去留法的官费生，累积达到二十四人。这无疑还只是一个局部了，留法生，当年不仅北洋有送，湖广也送，福州船政局则送得更多更早。当然，船政留学生里面，留英背景的比较出名，他们都是海军的指挥官嘛，但福州船政学堂，分前后学堂，除造就海军指挥人才之外，也培养了大量的兵工人才，而那些兵工人才，很多就是留法的了。偷懒下，引李河友的文章吧：
……福州船政局的轮机制造专业又称法国学堂，课程为机械制造国际法之类，授课用法文，相关学生出国到法国学习……马建忠，作为天主教世家，正是在法国学习了拉丁文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的。另外，船政局的海军指挥专业称英国学堂，课程为舰艇指挥天文学之类，授课用英文，相关学生出国到英国留学，除了刘步蟾邓世昌等指挥官以外，也培养出了严复这样的大才。后来成为北洋舰队重要将领的刘步蟾，是船政第一批的留学生，那是光绪三年？其实，他在船政局正式派遣留学生之前就去了，那是光绪元年的事，船政大臣沈葆祯派船政局的法国顾问日意格回国采购，同时要他乘便带上五个学生去英法游历，其中就有刘步蟾。刘步蟾等三人不久回国了，另外两个人则留在法国，到土伦的船厂去学习。该算是最早留法的船政生了。只不过还没有留学生的名义。当时这五人去英法，虽然该学一样学，身份则有些含糊。主要因为清政府是以考察的名义给他们办手续的，所以历史文件上讲的吞吞吐吐，大概是担心移民局查户口，对出个混用签证的罪名来？
光绪三年，福州船政局正式派出大批学生去欧洲学习了，这批人员分两次到达，连学生带艺徒带“助理教练兼运动员”，总数三十八人，其中驾驶专业的一共有十二人，包括梅开两度的刘步蟾，都去了英国学习海军，即所谓第一批船政留英生，现在都是大名鼎鼎的了，如刘步蟾、方伯谦、严复、萨镇冰等。所谓“助理教练”，是指留学团监督的随员马建功以及文案和翻译这三个人，后来也成了留法生。其中的文案，叫陈季同，船政轮机的第一届毕业生，上面提到游历五人，里面就有他，是与刘步蟾一样先回去了，这次又和刘步蟾一样，卷土重来，只不过刘这次是正式运动员，而陈是助理教练。
五人组里不是有两个人留在法国吗？这会子，就跟大队会合了，统计上也是算在三十八人之内的了。连同分批后来的制造专业学生或艺徒，在法国学习的总共是二十三人，加上“助理教练转运动员”，所以总数是二十六人。这些人现在当然没有学海军的留英生出名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行业差别吧，其实当年在兵工领域里，他们也是台柱子了。最早来法国学习的两人尤为出色。这两个人，名叫魏瀚和陈兆翱，和陈季同一样，都是船政学堂第一届轮机专业的毕业生。根据记载，他们在法国国立薛堡造船工程学院学习的时候，每考皆优，据说与法国造船师的水平“并驾齐驱”，陈兆翱还创制了新式的锅炉和抽水机，法国人以“兆翱”名之。后改进轮船车叶，化侧为平，国外同行竞相仿效。
看来说并驾齐驱，还是有点保守了？至少可以说和法国同学中的先进者并驾齐驱？
这两名留法生回国后，均被任命为船政工程处总工程师，为中国的造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曾赴国外监造中国定购的定远、镇远等铁甲船，更效力于船政局自制船舶，如开济、镜清、平远、广甲、广庚等船的制造。陈兆翱后来累功升至船政制机总监，补用副将衔（一说总兵衔，是很可能的，这里从其族谱上的记载）。但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了。魏瀚后来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会办（副局长）、黄埔船局的总办（局长）。宣统二年进一步升任海军部造船总监，造兵船的官，到此该是最大的了。民国后，则出任过福州船政局的局长。
同在薛堡造船工程学院学习的郑清濂，成绩虽略低于魏瀚和陈兆翱，但也学得很不错，从学院毕业后，还曾去兵工厂学习枪炮制造。回国后同为船政工程处的总工程师，以后升任过船政局副局长、海军部顾问。在土仑海军造船厂学习的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回国后亦被任命为工程处的总工程师，可是名义虽然一样，拿的工资可不一样，要比魏瀚、陈兆翱和郑清濂这三个人的要低一些。他们的工资都是啥水平呢？诺诺，我按这几天贵金属市场的行情折算一下，吴德章等人，大概是年薪两万五千美元的样子，魏翰等人的，则要超过两万八千。
非常不科学的算法呵，真要看他们的收入水平，得用购买力平价法，上面的算法可是不行，不过要搞购买力平价，那就……，反正这样讲吧，他们一年的收入，要是当时拿去上海滩，买一幢、两幢房子，还是可以的吧……哦，老洋房呵，带不带花园……五原路一栋三千五百万，湖南路一栋三千万……啊欧，不要拿昨天上海花园洋房的成交价来折啊……购买力平价可不是这么搞的……反正我是算不了了，赶紧闪吧……
按当时的评价，这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中，“能造船者九人”，获得总工程师职务的六人。其中，郑清濂和吴德章的水平是同一个层次的，属于第二梯队，比魏瀚和陈兆翱低些，比李寿田等人又高一些。那么，为啥开工资时，郑清濂高攀，跟魏瀚和陈兆翱拿得一样多，吴德章却要低就，去向李寿田们看齐了呢？我也不知确切原因了，大概郑清濂和魏瀚、陈兆翱同是法国正规学堂毕业的？吴德章虽然跑了两家兵工厂，只能吃亏些了？看来清末就搞文凭了，一笑。
这些留法生，是福建船政局造船的主力大将了。他们主持造的军舰“扬武”号巡洋舰被编入福建海军，成为该舰队的旗舰，在中法马尾海战中损失了。巡洋舰“开济”号、“镜清”号和“寰泰”号，则被编入驻泊于江苏、浙江海面及长江下游的南洋海军；“广甲”号、“广乙”号、“广丙”号原是广东水师的军舰，去北洋会操时留在北方，参加了中日战争，结果可想而知。那年月的国力，总体上总是是很弱的了，仗打得不好，船嘛，也难说造到多高的程度，但总是一个起点吧。一个技术人才，总要有相应的平台去表现，造船这样的大工业，就更是这样子的了，能够发挥到什么水平，个人的聪明才智，只是一个因素吧。
这一批留法的船政生当中，还有四个人入巴黎国立矿务学院学习，分别是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和林日章。加上“助理教练”罗臻禄（船政派出留学生的翻译，也是船政轮机专业第一届的毕业生）也来矿务学院当“运动员”，所以一共是五个人。这五个人里面以林庆升、池贞铨的成绩最好，两人回国后都当上了拉铁厂的工程师，当然船政局里以能造船者为楚翘，林庆升、池贞铨的工资跟魏瀚他们还是不能比，但在同类的海归里，要算是一等了。可见是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的认可。
福州船政局使用欧洲近代生产方法进行冶炼还是比较早的，同治年间，船政铸铁厂铁件的产量最高曾达到九十吨；但原料对进口依赖较大，外商仗资源优势抬高价格。五名矿业留法生回国以后，很快就奉命到船政局周边去勘探煤铁矿资源，减少造船厂对国外煤铁依赖以降低成本。留学生们扛着铁镐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林庆升、池贞铨和林日章率先在闽侯、闽清、永泰三县的交界之处，找到了穆源铁矿和煤矿。一炮打响后，矿业留法生马上成为抢手的人才，林日章被调去参加了开滦煤矿勘探工作；不久池贞铨又被派赴烟台寻找铅矿，探得宁海州、霞县、招远等处的铅矿，以用于制造铅弹。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办汉阳铁政局，池贞铨和张金生等人作为勘探专家奉调前去工作，为大冶铁矿、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的开发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庆升在中法战争之后，曾去云南参予中越边界的勘定工作。他还担任过台煤总工程师，基隆市八斗子的煤矿是台湾第一座官矿，引进新式的采矿设备，开凿深90米，直径约4米的直井，提高了台湾单一矿坑开采的产量。池贞铨在出国留学前就曾去工作过。张金生后来也在台煤担任过工程师。可惜当时国家太弱，台煤屡受外忧困扰，中法战争时，刘铭传曾下令炸毁官矿，烧弃存煤15500吨。中日战争后，连台湾也丢了，何况一个台煤，留学生们在台探矿建矿工作，有点买了炮仗给别人放的味道？当然这不是工程师们的错。哦，对了，池贞铨后来还与人合作，投资开发赣州铜矿，也算是实业家了？他还是中国造耐火砖的第一人；林日章呢，则是中国使用西法炼银的第一人吧。
福州船政局在清末一共曾派出过四批学生留学法国（以后还有零星派出），其中第四批学生因经费困难提前回国，并没有完成学业。第二、第三批学生学成回国，但成就总体上比不上第一批的，特别是学制造的，其中较出色者，回去也多教外文和作翻译，主要是因为大气候变了，船政局经费困难、工程稀少的缘故。除了工科的，也有学生学习数理化等基础科学。三期留法的林振峰，数学上很有成就，回国后在福州、济南等地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
其实当外语老师和翻译，收入也不错的，有的人，如二期的黄庭，甚至超过林庆升和池贞铨了……漫山遍野去勘探找矿，多辛苦啊，收入还不如教外语的学弟。可见学地质不合算，……啊欧，有人要拿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友录来考据啦，快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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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闲谈留法生（二） 师洋之技，造船开矿修铁路，所以船政生去参加铁路建设，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干铁路的船政生，总要算詹天佑名气最大。詹天佑不是留美幼童吗？清代留学生开山祖一代的人物了，他也是船政生吗？是啊，留美幼童奉命撤回国后，有些人又到福州船政学堂去补习的，其中包括詹天佑，他是驾驶第八届的学生，所以论船政的辈份，算晚的了。而且他不是留法生，不在这里说了。留法船政生在铁路部门工作过的，人数也不少的，象前面提到的造船专家郑清濂、魏瀚，就都曾干过铁路，郑清濂任过汴洛路总办、京汉铁路总监督，魏瀚则当过广九路总办、汉粤川铁路参赞。
船政后几期的留法生，在船政局本部发展不易了，去干铁路的更多。比如第三期留学巴黎高等桥梁公路工程学院的陈庆平。陈庆平在法国学的就是河道管理和铁路建筑工程，干铁路当然是专业对口了。不过他既然是船政送出去的，回国后最初还是在船政局的工程处工作过的，然后才受聘担任了芦汉铁路（建成后改名为京汉铁路）的总工程师，主持筹建工作。陈庆平在巴黎高等桥梁公路工程学院的同学李大受，则在1906年铁路全线通车后，出任京汉铁路的养路副总管；三期留学薛堡船舶工程学院的卢守孟，则任京汉铁路的行车总管。卢守孟兄弟中有三人个是船政生。
陈庆平在京汉铁路完工的次年，又转往漳厦铁路工作，任总工程师。时任副总工程师的，是陈庆平的学长、二期留法学习营造的王回澜。陈庆平学有专长、精通洋务，可惜未满五十就去世了。卢守孟的弟弟卢学孟也在铁路上工作，他是船政第四期的留法生，这期学生因经费问题，最后未成正果，被迫回国了。但卢学孟前已改派往比利时学习，不知能否完成学业。卢学孟是老铁路了，是民国时期旧交通系的成员，曾任陇海铁路局局长等职务。他们家族中有很多人在铁路上工作，是一个铁道世家了，他的儿子卢肇钧，是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船政第四期留法生中的丁平澜，民国时期曾担任过正太铁路局路局长。
卢守孟、卢学孟的哥哥卢师孟，也是船政生，跟学制造的弟弟们专业不同，他是学管轮的。象这样兄弟校友的事，还是挺多的。前面说到的一期留法生陈兆翱，也是兄弟校友。他的弟弟陈兆锵也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管轮的。陈兆锵毕业后在海天号巡洋舰上当轮机长，当时该舰的管带，是第三期船政留英生刘冠雄。熟悉海军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了，海天号是清政府重建海军时引进的三大舰之一，可惜没派上多大用场，就出事故毁掉了。海天号触礁搁浅后，陈兆锵自告奋勇留在荒岛上看管军舰，历时数月，衣食不周，受了很多苦。
因为此事，陈兆锵在海军中建立了声誉，同时也因有了这层同患难的关系，而获得刘冠雄的信任。刘冠雄在民国时期曾是海军大掌柜，任内把原属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船坞接受过来，改组为江南造船所，隶属于海军部。陈兆锵被任命为江南造船所的第一任所长，这当然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职务升迁了。不过陈兆锵后来与刘冠雄的关系却变得很不好，原因是刘冠雄后来又想提拔他自己的亲弟弟、另一个船政生刘冠南来当江南造船所的所长了，于是将患难老友挤走。不过这样也好，陈兆锵回了家乡，担任福州船政局局长，长达十一年之久，是闽系海军的一方诸侯。
陈兆锵主持下的船政局，早过了鼎盛时期，成就并不大，但民国七年在船政局下面设立的海军飞机工程处，还是有显著历史地位的，这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早在民国二年的时候，船政留法一期生魏瀚，根据海军部的命令，率一批学生前往美国学习潜艇和飞机制造。民国五年，因欧战关系，在英国学制造的海军学生也奉命到美国深造。这批学生里面，就包括了巴玉藻、王助等人，巴玉藻毕业后被美国通用飞机厂聘请为总工程师，王助则被波音飞机厂聘请为总工程师。当他们在建设飞机制造厂和制造飞机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后，都抱着报效祖国的愿望，来到福州船政局，投入飞机工程处的创建工作。
虽然当时国家多难，飞机工程处的经费一直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在巴玉藻、王助等人的努力之下，还是获得了可观的成绩。陈兆锵作为工程处的上司，当然也沾领导之功。当时还办了海军飞潜学校，设立飞机、船体和轮机制造专业，由陈兆锵兼任校长，巴玉藻等人都在该校兼任教官。因为国力的问题，该校最后是无疾而终了，但终归是中国第—所培养航空、潜艇工程人才的学府。据巴玉藻的后人回忆，巴玉藻与陈兆锵的女婿沈来秋是好朋友。陈兆锵对巴玉藻也颇为信任，这自然是好事，但结果亦令巴玉藻成为局里救火队一类人物，连大钟坏了也找他设法。
陈兆翱、陈兆锵的侄子、又一个船政生陈藻藩，也在海军飞潜学校当过船体制造专业的教官。后任海军制造学校校长，这个学校与海军飞潜学校一样，后来因经费问题被撤消了，并到海军学校里去。陈藻藩则去了他伯父的老土地、江南造船所当副所长，一直到抗战开始后撤离上海，胜利后又回上海官复原职。不过那时美军剩余物资充斥中国，中国造船业一片萧条，为此陈藻藩曾与同事们在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陈造船业面临“只见外国船笑、不管造船人哭”的困境。
陈藻藩的儿子陈长光，是福州海军学校的学生。顺便说一声，陈姓家族是大族，民国时期还是颇出了几个将军的，其中包括守天津被俘的陈长捷。陈长光与陈长捷，是同宗的兄弟了。抗战中，陈长光与九名海校的同学一起，自行组织了抗日宣传队，经九江、武汉、郑州到西安，由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去了延安。这些同学中，包括后来任国家经委国防局局长的赖坚、任解放军空军气象学校校长的黄汉基、以及分别任解放军海军军校部副部长和海军训练部部长的何澄石、郭添礼等人。陈长光在延安时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被派回家乡工作。
陈长光回到福建后，曾任地下省委宣传部部长、闽东武工队政委。据沈来秋的女儿（陈兆锵的外孙女）回忆，当时陈长光经常出其不意地去陈兆锵家，有时甚至半夜跳墙进去，陈兆锵对其身份虽不确知，大致还是有数的。陈长光被捕后，陈兆锵闻讯，一面通过关系疏通援救，一面通知弟弟火速赶回来。陈长光虽有海军中将、少将的伯祖父、父亲在外运动，甚至海军元老萨镇冰也出动说情，最终还是被秘密枪杀了。陈藻藩赶回家，连儿子的面也没有见上。陈藻藩后来坚决拒绝去台，说：大不了把我也枪毙了吧。丧子之痛，溢于言表。后由肖劲光接往北京任解放军海军研究委员会委员。
跑题了，回来说留法生。当时不但是学工科的留法生参加铁路建设，连三期在法国学习法政的同学，如高尔谦、柯鸿年等人，一样到铁路求发展，高尔谦是京汉铁路的总监督、柯鸿年则是参赞。这当然是因为通洋务的关系了。同在京汉铁路工作过的，还有高尔谦、柯鸿年在法学院的同学王寿昌。王寿昌在船政学堂当法文教习时，因为修京汉铁路需向法国借款，调他担任了总翻译。京汉铁路建成后，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去当汉阳兵工厂厂长，清朝垮台前，还曾出任过川汉铁路总办。民国后回家乡，曾任福州交涉司司长，但时间不很长就退出官场，又跑去去教法文了。看来王寿昌的法文还是很好的，曾因口述《茶花女》故事，再由林纾译成汉语而轰动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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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嗯，不知道五四前后那批留法学生会不会算进去 那批的含金量可比前面的这些高太多了。
家园 大力支持考古派 希望能看完全文。并建议转青史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