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按照程序，制动火箭应于地逝时10小时4分钟启动。这是整个任务最重要的阶段。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在这个阶段我们无法终止操作，或者像在发射时那样弹射逃生。在18000英里的时速下，启动制动火箭的时间必须精确到毫秒。

在一般情况下，着陆时间都是在白天，地点则在某座追踪站的信号覆盖范围以内。这意味着飞船乘员和任务控制中心可以同时就制动火箭的启动进行倒数。这样万一制动火箭没能自动启动，乘员还可以进行手动操作，而任务中心则可以对其进行监控。万一有一枚火箭发生故障，乘员还可以从控制中心那里获得调整重返轨道的重要指示。

但是我们的制动火箭要在偏远的非洲南部上空启动，我们根本无法得知是否需要调整。

同样，我们也无法在启动制动火箭之前将双子星与地平线对齐，这是另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我们要在黑暗中启动制动火箭，之后我们的轨道才能把我们带入白昼。我们只能希望自己好运了。

尼尔和我开始同时倒数起来。“三十秒，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五，四，三，二，一。”

四枚制动火箭全部启动。

我们的速度立刻降了下来。刚刚脱离宇宙真空我们就感到了地球引力将飞船向下拉。我们的背部感到了压力，头部陷进了背靠。从舷窗看出去，燃烧的隔热层碎片从窗口掠过，释放出粉红色与橙色的闪光。随着闪光渐渐散去，我看到我们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这景象极其壮观。

我们打开了第一具引导伞。双子星的前端翘了起来，舷窗就此将一直指向天空，这意味着我们看不到降落地点。在引导伞脱离与主伞张开之间有几秒的间隙，这段时间的自由落体运动很让我紧张了一下，不过这很快就过去了。主伞一张开，双子星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

我们依然不清楚我们的轨道是否能使我们远离亚洲大陆。我们也不清楚具体的落地地点是在陆地还是在海面。如果是陆地那我们就得赶快跳伞。不过我们怎么知道呢？随着双子星在降落伞下面晃来荡去，尼尔把一面镜子转到舷窗前面并探了出去。下面都是水——可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隔热层燃烧产生的烟气随着我们高度的下降而越发刺鼻起来。冷却太空服的风扇也已经关上了，感觉热得要命。尼尔和我打开了面罩，但是烟气太重，结果我们只能又把面罩放下来兵准备溅落。

我们重重地拍在水面上，力道之大事先谁都没想到。但我们毕竟回来了，回到地球表面了。我们不清楚落地地点是否准确或者附近有没有救援队，更不清楚要等多久才会有人来救我们。很可能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我们。但我们毕竟是落地了，而且吉米.马特恩的手表还在走。

双子星就像个软木塞子那样在海面上起伏。任务控制中心说海浪只有三英尺，但他们没说涌浪足有二十英尺。双子星是一艘了不起的飞船，但是在水面上的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飞船的中心很不合适，随便一个浪头就能把舷窗打到水下去。舱门的密封条上已经出现了凝结的水滴。

救援队不来我们是不能开舱门的，如果飞船的外侧没有固定上漂浮圈的话一开舱门飞船就会进水沉没。太空服里已经热的让人有些受不了了。我的情况还比尼尔严重，因为我的太空服还有额外的一层防辐射层。隔热层脱落产生的烟气不停地渗入舱室里，熏得我们十分恶心。我们之前真应该吃晕船片的。先是尼尔干呕起来，接着是我，不过我们只有一个呕吐袋，只好轮流使用。

为了省电我们不得不把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全部关上。同时我们还要与救援队取得联系。我们伸长了天线，打开接收器，开始呼叫搜救飞机。这些飞机此时应该正在溅落地点附近盘旋。

“双子星8号呼叫那霸救援1号……双子星8号呼叫那霸救援1号。”

我们听到的只有遥远电台里传来的微弱的东方音乐。

我们还要再等15 分钟才能经过位于夏威夷的下一个追踪站。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查明故障所在以及拟定相应对策。尼尔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检查双子星的16个喷射火箭——小型双驱动火箭，混合燃料与氧化剂，专为在真空中使用——这些火箭各自安装在飞船的不同位置，负责进退、升降、左右转等不同动作。8号火箭出了问题。

但是问题没这么简单。监测器发现这枚火箭在理应关闭的时候还开了一段时间，在该打开的时候又打不开。全都乱套了。

也就是说阿格纳火箭一开始就没出问题，有问题的是双子星。这时我们意识到了下一步我们将不得不做的事情。任务规章十分严格，一旦开启返回系统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重返大气层。尼尔和我开始讨论这次任务中还有那些项目可以抢救一下，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任务已经结束了。

尼尔一脸和善的转向我，“对不起了，搭档。”他说，“看来我们只能等下次了。”我们都知道，我的出舱行走已经无法进行了，而且我们很可能再也没机会上天了。

但是我的思路马上又被紧接着的危机占据了。

阿格纳火箭依然和双子星飞船处于同一轨道，两者很有可能相撞。我们无法改变阿格纳的轨道，如果没有严密精确的操作指示，我们也不敢贸然改变双子星的轨道。我们只能在经过位于夏威夷的下一个追踪站时才有5分钟时间能从任务控制中心获得相关指示。然后我们又要和地面失去联系有20分钟才能和“玫瑰结胜利者”号取得不过几分钟的联系，然后又是半个小时失去联系的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再一次与“海岸哨兵魁北克”号取得联系。

这意味着我们的整个飞行计划都要根据这些断断续续的通讯时段加以制定。地逝时7小时37分，我们进入了夏威夷追踪站的接受范围，一开始任务控制中心让我们在第六次绕行时返回地球，这意味着我们只有90分钟的准备时间。我们知道这根本不可能。飞船上的电脑还没有上载重返大气层的程序。

“时间不够，”我对尼尔说，“我们需要更多时间。”

任务中心肯定也重新进行了计算。几分钟后计划更改了。我们在失去联系前几秒钟收到了新的指示。这次我们要在第七次绕行时返回地球。溅落地区代号“冲击3”。我查了一下手册，冲击3是一个位于南中国海的二级着陆地点，距离原定着陆地点6000英里，附近没有专业救援队。之前还没有哪次任务使用过二级着陆地点。

我暗自希望我们的运气不要太差。我这人不迷信，但是我知道好几个运气极差的人。这事玄得很，但不可不防。我和尼尔在驾驶战斗机时都曾多次死里逃生，但在太空飞行方面我们都是新手，我们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吗？没工夫多想了，时间正在一分一秒的流逝，重返大气层的时刻就要到了。我知道，那些令飞行员粉身碎骨的事故，大多都不是由单一的重大故障导致的，而是一系列小问题的累加结果。所以再小的问题一冒头就要处理。

我们马上又要进入CSQ的接收范围了。我必须将收到的所有参数输入电脑。船载电脑的内存不足以记录重返大气层过程的所有细节。我们的电脑尺寸大约有鞋盒子大小，重57磅，以当年的标准来看是极其高科技的东西。但是它的内存只有20kb，或者说4000个单词。而且这点内存已经被其他各种指令与数据占满了。首先要先把对接时使用的数据抹去才能通过另一件设备来接收重返大气层的数据，这也是一项新发明，叫做辅助磁带存储器(auxiliary tape memory)，简称ATM。这东西就是个外置磁盘驱动器，日后还要用在大型计算机上。一旦我启动ATM并将其与电脑连接，它就会上载相应的软件来接收并处理重返大气层轨道的相关数据。而我则要用一个小键盘把这些数据敲进去。

有关启动制动火箭的确切时间和具体的着陆地点的信息由9行七位数字组成，9行数字各分正负，正为上，负为下。CSQ会把这些数字念出来，而我则要把这些数字全部手动输入到电脑里，只要错一个我们就会降落到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什么地方，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区之类的。要是我们最终要在陆地上着陆，那在落地之前就得弹射跳伞，因为双子星的设计是海上溅落。

我很高兴念数字的人是弗奇，“玫瑰结胜利者”号的人听上去有些紧张，任务控制中心也一样。但弗奇十分镇定，他的口气就像在讨论去不去公园散步一样。我尽可能快地将数字输入进去，以便在失去联系之前能与弗奇再核对一遍。

20分钟后我们经过了夏威夷追踪站并收到了关于预期着陆地点的最终数据更新。地点位于冲绳以东500英里。两架空军的C-54已经分别从立川和那霸的空军机场紧急起飞前来援救我们。一艘名为“莱昂纳多.马森”（Leonard Mason）号的驱逐舰在完成了越南沿海的作战支援任务之后也从冲绳起航赶来救援。

我们得知将会在白天溅落，当地时间刚过中午。天气预报称天气晴好，有微风，海浪最高不超过3英尺。不过地面依然建议我们事先服用晕船片并大量饮水。三尺浪而已，不是事。我们都没吃药。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与任务控制中心的联系将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每90分钟只能与休斯顿进行三次为期各5分钟的通话。这是通过设立在两艘海外监测船上的追踪站完成的。一艘是南大西洋南美洲东南海岸附近“玫瑰结胜利者”号（Rose Knot Victor），以及西太平洋中国海岸附近的“海岸哨兵魁北克”号（Coastal Sentry Quebec）。这种三方通讯的模式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的问题。

在塔那那利佛的指令发过来后不久我就发现尼尔的“魔力球”显示我们处于30度的倾斜当中，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缓慢滚动，尽管我们自己根本感觉不到，因为我们刚刚进入黑夜。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阿格纳”真的出毛病了。一开始，尼尔叫我关闭她的控制系统，运动停了下来。我们使用阿格纳来进行飞行的原因是为了节省双子星自身的燃料。两者的控制系统不能同时开启，否则会造成不稳定。

可是就算关上了阿格纳，打开了双子星，几分钟之后旋转又开始了。尼尔又叫我将阿格纳先打开再关上，以求恢复平衡并从新获得控制。但旋转并没有停止，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们在三根轴上同时旋转起来。尼尔拼命试图用手动方式取得控制，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机会正在飞速流逝。

尼尔再一次命令我将阿格纳打开时，我看了一下控制台，双子星上的一个控制系统的燃料下降到了13%。我们必须马上与阿格纳脱离。

“咱们撤吧。”我对尼尔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两艘旋转中的飞行器一旦脱离很有可能相撞。

“好，我看看能不能把旋转地速率降下来，以免再接触。”尼尔说。“准备好了吗？”

“随时待命。”

当年驾驶顶级战斗机的经验告诉我，在紧急情况下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地记录一切情况。我们一旦与阿格纳脱离，火箭就彻底失去控制了，我们将永远无法得知问题的所在以及应对手段。所以我尽可能快地开启了阿格纳上的所有记录仪器。这样当她再次通过追踪台的时候地面控制中心就能对其加以控制并获取相关信息。我打开了窗口的摄像机来记录脱离时的场景，已经没有时间检查设置了。

“准备好了，”我说。“随时可以开始。”

“收到。现在分离！”我一按下分离开关尼尔就把双子星拉了回来。我们开着阿格纳在地球的衬托下越来越远。

这一操作应该能让我们恢复稳定并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不过几秒钟翻滚又变本加厉地开始了。问题一定出在双子星上面，和阿格纳无关。

我们在模拟器上接受了日以继夜的训练，经历了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情况，但是从没有人设想过眼下的一幕。我们对阿格纳的问题和各种应对手段都了然于心，但是双子星……就是做梦也没人梦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傻眼了。

旋转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在太空中要停止速率如此之高的旋转极其困难。尼尔和我都感到了眩晕。就好像你小时候抓着攀援绳打转的感觉一样。在太空中这种感觉很糟糕。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情况。

我又看了看表，地逝时7小时17分。着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海岸哨兵魁北克”（代号CSQ）的信号范围了。他们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

“双子星， CSQ呼叫，情况怎么样？”

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正面临怎样的危机。而我们在通讯再次中断之前只有几分钟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们绝不能语带恐慌，决不能让地面人员慌乱起来。一定要让他们保持头脑冷静。

“我们遇到了严重问题。”我尽可能保持语气的冷静。“我们正在剧烈翻滚。刚才已经和阿格纳脱离了。”

“我们已经收到信号了。”CSQ回复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听出说话的是吉姆.弗奇（Jim Fucci）。NASA的一把老手。我真高兴麦克那头的人是他。他一定已经清楚情况的严重性了。我们与阿格纳的分离不应该这么早。但是他的声音也相当冷静。

“我们正在翻滚，什么都关不上。”我报告道。“我们正在持续向左翻滚。”

“收到。”弗奇回复道。

三方通话的延时意味着休斯顿的飞行指挥（代号飞行）没有跟上全部对话。

“他刚才说他关不上阿格纳？”飞行问CSQ。

“不，他说他刚刚与阿格纳分离，现在正在翻滚并无法停止。”弗奇说道。然后他又叫我们“随时待命”。

这时我们已经基本失去了对双子星的控制。翻滚加快了。尼尔和我依然试图用手动方式来减速，但是我们的操作没有反应。这就好比做过山车，只是过山车的速度没这么快，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要不然车上的游客全都会休克过去。

事后经常有人问我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害怕了吗？我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地球或者我的家人了。实际上，我们此前训练的目的就是保证我们能在极端紧张的环境下正常表现。这种情况根本容不下任何情绪。情况万分紧急，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一丝一毫的精力和注意力都不能浪费。

眼下尼尔的最后一招就是让我接手控制台，看看我能不能获得控制。我的第一反应是“好，交给我吧。”但是很明显这一招不管用。如果手动控制不能用，那我们回家的希望就基本破灭了。情况很糟，非常糟，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时三方通话又开始了，比上次还混乱。

“CSQ，”我对弗奇说，“我们遭遇了剧烈的向左翻滚，手动操作似乎失灵了。”

“手动操作失灵了？”休斯顿插了进来。

“飞行，再说一遍？”弗奇反问道。

这样根本不成，弗奇不能同时与两边交谈。休斯顿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他刚才是不是说他的手动控制失灵了？”休斯顿再次问道。

“是的，飞行……他们现在似乎正在高速翻滚。”

此时翻滚开始时舱室里所有未经固定的物品——记事本，飞行计划，进度表——全都被离心力甩到了舱壁上。

阳光透过两扇舷窗在舱室内闪烁。现在我们基本上每秒钟都要旋转一圈。我的视野越来越窄，离心力正在把我们的头向外甩，现在我们的旋转速度已经比高速转弯的战斗机还快了。我们正濒临休克的边缘。

一切都发生的如此之快，我们用不了几秒就会昏迷过去。我们已经脱离了追踪站的接收范围，没有时间请示任务控制中心了。尼尔要做出一个十分艰巨的决定。

“我们只剩下重返大气层系统了。”他大口呼着气。

我知道他是对的。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动手吧。”我说。我们都清楚要是这招也不管用我们就死定了。

在通常情况下启动双子星的重返大气层系统并不困难。但眼下这项任务却是困难重重。尼尔必须从分布在舱室各处十几个不同的控制台中找到正确的开关。开关的位置很别扭，正好位于尼尔的头顶正上方，周围还有好些其他按钮。我们的视线开始模糊起来，找到正确的开关很不容易。

我和尼尔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我们都能闭着眼睛找到驾驶舱里的每一个按钮和开关。在你获得上天的资格之前必须要接受“盲眼驾驶”的检测，即蒙上双眼在机舱里找到一系列任意的开关。这项训练也被我们带到了太空项目当中。尼尔不用看就知道舱室里每一个开关的位置。但是强忍着高速翻滚导致的眩晕找到开关而且同时还照顾着控制台依然十分了得。

直到今天尼尔当时的表现依然令我敬佩不已，要不是我们之前接受的密集训练，再加上尼尔沉着冷静的作风，我们根本挺不过这一关。

他一按按钮，翻滚的速度立刻开始下降。还要再过30秒翻滚才会完全停止。但它最终还是停下来了。最糟糕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但是我们似乎再一次获得了控制权。

“你做到了，尼尔！”我也大口喘着粗气。我的视野再一次开阔起来。“你做到了！”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谁也不敢说翻滚不会再次开始，此外，我们还有别的问题。

不情愿地收回目光之后，我开始考虑各项任务的细节。我关心的重点是第二天的加长太空行走。但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与阿格纳火箭进行会合并对接。

在阿格纳火箭进入视野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第三次绕行地球时用雷达确定了她的位置。任务开始后大约六个小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她。一开始只是一个光点，慢慢地她变成了一根修长的银管，悬浮在我们前方的太空中，看上去十分清晰。看上去她正在等待着我们，一切都太完美了。

我们开始缩小两艘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当我们掠过夏威夷以西1000英里时，开始进行“进站”操作——即使两艘飞行器之间保持150英尺的固定距离，借此来对阿格纳火箭的安全性进行最后的检测并为最终的对接而调试飞船上的仪器。

身为任务指挥官的尼尔要完成对接的大部分操作。在再次日落之前，他拉近了飞船，来到了阿格纳的正前方，我们开始慢慢靠近。

“觉得怎么样？”他问我。

“挺好。她看上去不错。”我回答道。

“OK。”他呼叫地面控制台。“我们准备好对接了。”

控制中心发出了“允许”的指示，尼尔开始按键旋钮，把飞船调整到了正对阿格纳火箭的位置。随着飞船的逐步靠近，我们密切观察着阿格纳火箭对接口上伸出来的三根天线，生怕两船接触时会放电。之前有人认为对接时会产生巨大的电火花，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一切都很安静。我们先是感到了接触，然后是结实的咬合，对接闩将两艘飞行器连接在了一起。任务第一部分就此完成，看起来轻而易举，好比把车开进车库一样。

“对接完成，”尼尔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

“十分顺利。”我又补充了一句。

尼尔关闭了双子星的控制系统，我开始利用阿格纳的控制系统来操纵这两艘连接在一起的飞行器。

我们还要再进行几项简单操作才能停下来进行第一次休息并且吃上一顿饭。距离我们在肯尼迪角乘员中心享用的那顿牛排加鸡蛋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十一个小时，期间我们只在会合时吃了两口东西。我们完全是依靠肾上腺素支撑下来的，根本没时间吃饭，也觉不到饿。现在我们饿了，但还要过好几个小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过得跌宕起伏，我们的性命也将会悬于一线。

这一切都是从任务中心自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跟踪站传达的一条有些随便的指示开始的。

“如果发生问题，阿格纳火箭失去控制，就输入400号指令将其关闭并通过双子星来控制飞行……”

发射前一周尼尔和我来到了肯尼迪角，萝坦和珍留在休斯顿，通过任务中心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一到肯尼迪角投入发射前的准备工作，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都不存在了。我们满怀兴奋地进入了为我们打造的小世界。就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最棒的一次任务。我们要进行一系列活动，这将会使我们的任务徽章十分好看。

我们的任务徽章是尼尔和我亲自设计的，两颗白星射出一道光柱，透过棱镜折射成一条彩虹，彩虹组成了双子座的符号以及罗马数字VIII。由宇航员自己设计任务标志的传统从“水星”任务的时候就传下来了，再向上追溯的话还可以追溯到空军那里。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时候起，徽章和标志就是忠诚和凝聚力的象征。不过徽章在我们这里更好玩，因为我们可以亲自动手设计。

到了阿波罗计划的时候，由于徽章的意义过于重大，我们不得不外聘专业设计师。我为阿波罗15号徽章选择的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依秘丽奥.璞琪（Emilio Pucci）。此前经人介绍我们有过接触，他在二战的时候也是战斗机飞行员，对美国的太空计划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不过这都是日后的事情了。如果双子星8号出了问题，谁知道阿波罗计划会怎么样？

发射当天早晨，全世界的气象站均报告称天气条件极好，非常适合载人航天。休斯顿那边大雾弥漫，肯尼迪角这边却是晴空万里，只有几片浮云。尼尔和我都是七点钟起床。有些人在发射前一晚睡不好觉。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期待与兴奋。不过我睡得很好。而是分钟以后医生宣布我们身体状况良好，可以上天。我们的早饭是咖啡，嫩里脊，鸡蛋和烤面包片抹黄油和果酱。

早饭之后我们听取了最后一次任务简介，然后就被送往19号楼附近的发射平台，在那里双子星8号已经准备好了。发射前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我这时情不自禁的想起了几位早期飞行员的丰功伟绩。为了纪念他们，尼尔和我从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借来了两件小物品。这是从一架道格拉斯世界巡游机（Douglas World Cruiser）上拆下来的帆布和木片，飞机的名字是“新奥尔良”。这是于1924年首次成功环绕地球飞行的粮价飞机中的一架。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早期先驱者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

尼尔还带了一块手表。它的前主人是吉米.马特恩（Jimmy Mattern）他在1933年首次尝试单人环绕地球飞行。他失败了。由于油管冻结，他在西伯利亚坠机。我们希望让他当年的随身物品完成这一未竟的旅程，尽管他当年绝对无法预见我们现在的速度。尼尔把手表拴在了宇航服的右臂上。

最后我们终于做好了乘电梯前往“白屋”——也就是发射台上的工作室——的准备。电梯启动时我心里只有两个想法：“倒数的时候可别出错啊。”“阿格纳火箭可别出问题啊。”

电梯到了顶，我们进入了“白屋”。这里的氛围非常井井有条。主管太空服的技师们要对我们的装备进行最后调整并帮助我们入座。白屋的老大是刚特.文德特（Guenter Wendt），德国血统，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工作起来十分严格。我们都开玩笑叫他“元首”。只要有宇航员上天，他肯定是在舱门关闭之前最后一个与宇航员握手的人。看到坚守岗位的刚特很能令人感到宽心。

这人也很幽默。为了打破宇航员进舱前的紧张气氛，他和他手下的人经常临时编排个笑话出来。比方说在日后双子星10号的时候，刚特把一大堆泡沫塑料质地的大号“维修工具”交给麦克.科林斯（Mike Collins）和约翰.扬（John Young），因为飞船升空前几周发现了故障，需要维修。

不过双子星8号升空之前的最后一刻没有这么轻松。在发射前的最后一分钟，飞船上发现了一个可能导致整个任务推迟的故障。我的降落伞挽具与座椅之间的连接被阻断了。事后分析，一定是某位技师不小心把塑料密封剂之类的材料撒在了那里。故障不排除，我们就不能上天。

尼尔的后备彼得.康拉德在一通忙碌之后找来了一根医用牙签，想把连接处捅开。我记得当时扭回头，看到彼得汗如雨下，拼命想把里面的东西挑出来。在极其紧张的几分钟后，牙签立功了。我们在座椅上就位并系上了束带，舱门关闭了，倒计时继续进行。

这次的倒计时比之前都要复杂。在发射前90分钟，我们这次进行对接的目标，毛病不断的阿格纳火箭，必须不早不晚地进入轨道。阿格纳的发射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自然要受到影响。两场发射之间的同步协调至关重要。

东部标准时间上午九点，我们已经在舱室中就位，舱室内部开始缓慢充入纯氧。与此同时，阿格纳火箭在轰鸣声中飞离了发射台，迅速穿越了佛罗里达的晴朗天空。

“上面我们已经没问题了。”发射台报告说。

“干得好。”尼尔对我笑道。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知道，为了这次为期四天的航程，数以千计的人们一遍遍处理了每一个细节。这种程度的关心很容易把人惯坏。进食，着装，系束带，全都用不着自己动手。

这就好比我们开着一辆新车出去兜风，一辆法拉利。道路空旷，放眼无人。但车内的一切都如此熟悉。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每一个按钮与旋钮的位置，一切都触手可及。在所有的训练与模拟之后——无数次的“呕吐彗星”，加热真空室和喷气枪特训之后——这一切终于要开始了。

这回是来真的。

坐在按着我的身形压塑的座椅里，我感觉很舒适，好像被某人抱在怀里一样，就是有点紧——舱室内部的空间比大众甲壳虫的前座也宽敞不到那里去。纯氧环境令人感觉清新，温度调节得十分合适。如果任务中心没有指令，舱室里就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随着发射的临近我们也忙碌起来，检查各种系统以确保一切正常。东部标准时间十点四十一分，升空前的最后倒数开始了。

“倒计时最后二十秒。”这是发射指挥的声音。“十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点火。”

随着大力神II型火箭的点火，环绕着巨大的火箭的发射支撑架脱离了开来。于此同时，发射控制权从发射场转交至了休斯顿。双子星7号的指挥克里斯.卡拉夫特（Chris Kraft）已经加入了阿波罗计划，所以双子星8号的绝大部分飞行指挥都由约翰.霍奇（John Hodge）与吉尼.克兰兹（Gene Kranz）来完成。

“三秒内升空，”这是休斯顿的声音。“尼尔.阿姆斯特朗报告时钟开始走动，大卫.斯科特首次报告称一切正常。”

大力神的发动十分顺畅。我们能感到推力的不断上升，直至最终达到五倍重力为止。此外还有些振动和左右摇晃。但是这感觉很扎实，不能算是不舒服。不到一分钟我们就超过了弹射座椅发射所允许的最大高度。又过了九十五秒，大力神火箭的第一节耗尽燃料脱落了下来。

向窗外看去，我们能看到火箭解体时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碎片在空中四散飞舞，反射着阳光，一片明亮的红色与金色。

又过了几秒钟，火箭的推力消失了，我们的身体开始漂浮起来，而束带开始发挥固定的功效。这时第二节火箭也十分平滑地发动了，推力越来越大，最终达到了七倍半重力。我们就这样冲向黑色的天空，脱离了大气层，这时第二节火箭也脱落了。

飞行六分钟后，我们离地面140英里，时速一万八千英里，我们进入了轨道。

失重的第一个征兆是一个漂浮到我们面前的垫圈。我放开了我的记事本，它也飘了起来。“头上脚下”地悬挂在舱室里，我把目光从电脑屏幕转向舷窗，景色真是太壮观了。

从这个颠倒的姿势看去，黑色的太空似乎在我们的脚下，再往上是白云镶边、一望无际的地球。尼尔把飞船拉了起来，这下眼前的景象熟悉多了。

飞行二十分钟后，阳光开始照亮地球。我能看到地中海，意大利，以及中东明显的轮廓。我甚至还能看到飞机的尾迹以及红海上一艘轮船的尾波。线状的物体与人造物体看上去格外显眼。之前上天的人总是说太空之美是多么的难以形容，现在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了。

从西点到爱德华，我的生活轨迹一直和军队有关。我所熟悉的是操作手册和技术术语。而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是一片新天地。或许有一天，人们会将一名诗人或艺术家送进太空。我觉得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完全表达这种感受。但我还是希望尽我所能的记录眼前的一切。于是我拿出照相机，拍下了我在太空中的第一张照片。

慢慢地，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出现在了眼前，与地平线融为一体。随着我们离日落越来越近，云层的顶端也渐渐变成了粉红色。越过东非海岸之后，我们就一头扎进黑暗之中。群星覆盖了夜空，看上去就像凝结的焰火。很快我们又重返光明，澳大利亚的轮廓清晰可见。不远处的地平线上暴风雨正在集结，此起彼伏的闪电照亮了云层。

大卫.斯科特少校

埃灵顿国家公墓，佛吉尼亚以北。

1966年2月28日，碎雪与浓雾笼罩着圣路易斯的兰伯特机场。尼尔和我为双子星8号而进行的训练已经到最后时刻。发射定于三月中旬进行。我们不是在休斯顿就是在肯尼迪角。下一趟任务的首发乘员查理.巴塞特和艾略特.西要在这一天飞往圣路易斯检查双子星9号飞船的工程进度。

六名宇航员已经接受指派，开始了针对第一次阿波罗计划的训练。双子星计划必须将预定任务全部完成，好为阿波罗计划打基础。我们人人都很努力，天天训练到深夜，时刻工作不敢休息，请病假更是别想。日程表已经够紧了。

但是坏天气要了我的好朋友查理的性命。当时艾略特驾驶一架T-38，他则坐在后座。尽管条件恶劣，西依然试图目测降落。飞机的翼尖擦到了建筑的屋顶，飞机坠地爆炸，查理和艾略特当场死亡。这是一场悲剧。我们这些人都出身于高危环境，我之前也失去过几位朋友。一年之前我在爱德华认识的一位朋友，泰德.弗里曼，加入了太空项目。一只野鹅撞到了他驾驶的T-38的机窗，他在弹射时不幸身亡。不过相比之下查理和艾略特的身亡更令人悲哀而沮丧。

这对项目也带来了不利影响。双子星十分脆弱，发射器之前就爆炸过，阿格纳火箭也是问题不断。当时正是关键时刻，人们都开始担心起来，害怕我们要接连走霉运。妻子们的日子尤其不好过。萝坦和我都认识珍妮.巴塞特和她的孩子。她们的日子尤其难过。

葬礼打断了一切工作。葬礼按全套军队规格在埃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追悼会则在休斯顿。我们全体都参加了，现场气氛悲痛而压抑。为了怀念他们，NASA的T-38飞出了“失踪者”这一阵型。编队由四架飞机组成，领头的一架要向上拉升，脱离编队，以此象征逝者。

但是我们都没有在悲痛中沉浸太久，因为项目进度不能落下。

大卫.斯科特

1965年八月下旬的的一天，迪克.斯雷顿在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VIP区拦住了我。“大卫，跟你说个事……”

我当时刚刚在控制中心为彼得.康拉德和戈登.库珀为期七天的双子星5号任务担任了舱室联络员。这项任务是一个转折点，彼得和戈登完成了128次绕地球飞行，远超俄国人。VIP区里一片群情振奋之声。但是迪克.斯雷顿一开口我的脉搏就加快了。

“双子星5号的事情已经了了，我们希望你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合作，成为双子星8号任务的首选人选。”斯雷顿接着说，“彼得.康拉德和迪克.戈登是你的后备，我们打算明年三月上天。”

“知道了，领导。我没问题。”我竭尽全力维持着冷静的口吻。

“那成，和尼尔联系一下，叫他给你做做目前的飞行任务和训练日程简报。眼下这事先保密。除了你们四个跟谁也别说这个事。过几周我们再通报全体人员。在那以前你们几个就单线联系。有问题吗？”

“完全没有，长官。”

似乎是才想起来似的，斯雷顿又补了一句。“哦对了，埃德.怀特也知道这个事。你这回要出舱行走，和埃德联系一下没坏处。他正等你电话呢。回头见。”

迪克走了以后，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瞪着隔开控制中心和VIP区的落地玻璃窗。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正在显示双子星5号的返回地球轨道。再过几个月这里是不是就该显示双子星8号了？这一切是真的吗？一定是。我知道，选拔过程就是这么回事。我的入选很快——我们这一批十四个人里我是第一个。之前两批人里还有人没轮上任务呢。不过我必须保密。

我简直高兴得不能再高兴了。让尼尔.阿姆斯特朗做我的指挥官对我来说基本是完美的安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尽管没什么私交，但我知道他是个优秀的飞行员，为人冷静果敢。

我必须马上联系尼尔，确定他对这项安排也表示满意：指挥官有拒绝组员的权力，就算是上面指定的组员也一样。我在VIP区的门外走廊里找到了他，他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第二天我就搬进了尼尔在4号楼拐角的办公室。他原来的室友艾略特.西（Elliot See）出差去了。我前脚刚到，彼得和迪克也搬了进来。“先生们，欢迎上船。真高兴你们都来了。我很期待与你们的合作。”尼尔说道。我们都笑了。我们搬过椅子坐下，尼尔开始想我们讲解双子星8号的飞行计划，我心想：“得了，这回我们可是真成为内部人士了。”

双子星8号是当时最为完备的任务。双子星6号的任务是太空对接，双子星7号的任务是进行为期十四天的最长飞行，这也是所有阿波罗任务中的长度之最。但是双子星8号要在四天时间里完成之前进行过的所有任务——会合、对接、联合舱体操作、出舱行走、轨道实验以及精确制导的重返大气层。

我有进行一次为期近两个小时的出舱行走，这意味着以漂浮在太空中以一万八千英里的时速绕行地球将近一圈。五十五分钟的白昼，五十五分钟的黑夜，在夜晚我要把自己固定在飞船后部的一个狭小平台，直到太阳再次升起可见度恢复我才能返回舱内。如此之长的出舱行走是为了给接下来的双子星任务测试新仪器，摸索新规程。媒体将其称之为“环绕世界的行走”。

当时的媒体将太空作为头等大事之一，尽管真正的报道高峰还要等到阿波罗任务前后才会到来。NASA的最新任务经常能上报纸头版，萝坦开始为孩子们收集剪报。我当时很少接触媒体，除非是参加“桶中一周”。不过谢天谢地，我一参加高强度训练，这件事就被暂时撂下了。

在双子星系列任务顺利进行期间，俄国人那边的唯一举动就是列昂诺夫的黎明号任务。我们不大清楚俄国那边为什么停了下来，对于他们那位总工的死我们更是一无所知——我们连这个人的存在都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苏联当局认为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不过这一点并不让我们感到十分担心。我们以为这种事情理应由上面的人负责。

尼尔成为了我们的指挥官之后，训练日程就由他来安排，安排依据则是之前的双子星任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圣路易斯，麦道公司正在那里建造我们的飞船，而我们则对各种对接所需的软硬件进行测试。有一次，我们坐在暗室里，对面墙上的大银幕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模拟对接的影片。这是我们所接触的最初的训练。

很多人，包括麦道的工程师在内，都很难理解会合的基本工作原理。我也有点摸不着头脑。我们这回踏进了未知领域，一切都无章可循。尼尔很快就把工程师们的工作做通了。他有一种惊人的天赋，不仅善于学习，还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别人解释。我称之为尼尔的“教授模式”。有一回在圣路易斯，我们正在讨论对接的问题，他站在黑板面前说道，“各位，先等一会儿。这个问题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一串大白话。真是太绝了。就好像他上这门课已经有好几年了一样。

十月份的时候双子星计划遭受了第一次失败。原本要使用的阿格纳火箭在发射时爆炸了。这起事故以及随后发现的其他关于阿格纳火箭的问题暂时叫停了我们的训练计划。这引起了人们过这款火箭性能的严重质疑。整个双子星8号任务期间，这一问题一直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我们。自然，士气收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当任务中心通知我们这款火箭如何不可靠时，尼尔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会在将来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双子星6号最初的麻烦之后，它的飞行计划又遭到了更改，以包括进与另一驾双子星飞行器即双子星7号的会合。按计划两船间距要达到不到一英尺。但这一计划同样险些失败。在双子星六号发射前不久，发射用的大力神II型火箭（Titan II）在发射台上熄火了。（？）

就像阿格纳一样，大力神从一开始也是麻烦不断。一开始的多次试射都以失败告终。多次试验中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垂直震荡——我们称之为“摇滚朋克效应”——致使我们都以为它的乘员很难幸存。

但是这次发射流产后三天，双子星6号成功升空并与十一天前进入太空的双子星7号进行了成功会合，两船距离不过几英寸。不过它们没有对接：按照设计，只有双子星和阿格纳之间才能对接。这意味着加长太空行走和首次太空对接两项重任都落在了我们双子星8号的肩上。 这次的任务意义重大，极其令人兴奋，但也充满了挑战性。

埃德.怀特和我就这次加长太空行走的的注意事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太空行走的风险很高，一旦离开飞船，宇航员就再也无法从指挥官那里获得帮助了。无法返回飞船就意味着死亡。一旦他在舱外死亡或者丧失行动能力，指挥官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与飞船进行切割，将他留在太空。我知道埃德当时返回飞船的时候由于太空服膨胀而致使他难以关闭舱门。其实只要在太空服上安装一个减压装置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从没有人这么做过。日程的紧张与经验的缺乏意味着相当的风险被人忽视了。最后只是在双子星8号的舱门上做了一点调整，加了一根杠杆，使其开合更省力。

从好的方面来说，埃德告诉我他在太空行走的全程当中都没有丧失方向感，对于这一点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但是埃德说他没事。只不过总感觉时间过的太快。

“你还没明白过来就结束了。”他说， “这太刺激了，风景太好了，你能看到整个地球，从飞船的舷窗里可看不到这么美的景色。”

他再三强调，让我为了太空行走而加强锻炼。我这次穿的太空服既硬且重，因为这次多加了一层防太阳辐射的保护层。不像日后的阿波罗登月宇航服，这件宇航服没有活动关节。这意味着移动四肢要耗费大量体力。埃德说我要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尤其要注意练习臂力。于是我投入了及其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跑步，勤打手球，经常举重，每天都在健身房呆很久。

尼尔不需要进行如此大量的身体训练，但他经常到体育馆来陪我。他为人风趣常常都我发笑。我躺在地上举杠铃的时候，他就在一边骑自行车，还特意把扭矩调到最低，以免用力过度。

“你干的不错嘛，大卫。你干的真不错。”他一边说一边慢悠悠地蹬着自行车。“不过人这一辈子的心跳数目是有限的，我不想把它们浪费在健身房里面。”

训练中也有好玩的事。我们受训使用一件仪器叫“低感光度电视摄像机”。这是今天大规模应用的夜视摄像机的前身。按计划我们要在任务中途的特定时间打开摄像机，在低光条件下拍摄地球的图片。为了熟悉操作，我们把摄像机安在飞机上，从埃灵顿空军机场起飞，在夜里飞跃德克萨斯的湾区。摄像机很笨重——其体积相当于两升的水壶——事先设定好了拍摄预定地点的程序，而我们则要将拍摄的照片与地图加以对比。

我们还通过T-38的夜间飞行来练习一项要在任务中进行的天文学实验，即观测所谓的“黄道光”。这是在日出前或日落后的短暂时间里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微光。这是由太阳系内层绕太阳运行的粉尘造成的光斑，看上去天空就像大海，光斑就像对称的虎鲸背鳍。这项实验是一位劳伦斯.敦克曼教授的想法，我和尼尔都叫他“昏光敦克曼”。

“你觉得昏光敦克曼希望我们在夜里看见什么？”在尼尔放眼天际寻找令那位教授如痴如醉的光斑时，我会这么问他。和其他训练科目不同，这样的飞行很舒服，也不算累。

其他各种问题还有一堆，尽管没这么棘手。尼尔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办事雷厉风行。比如：我们进行太空行走用的胸包有一堆问题。埃德的任务之后重新设计了一回，但还是不大好使。于是尼尔，我，还有我们的后备组员一起飞到了洛杉矶的航空研究中心，把这款胸包仔细研究了一遍。回来以后我们两个开列了一张问题清单，总共有百十来项。尼尔十分明确地通知乘员装备部，要将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而且要快。

尼尔从不借势压人，但是跟人交代工作从来说一不二。他办事从不冲动，如果他要和你谈问题，之前一定做好功课。他在技术上也是一把好手，设备要求上的各种问题都能跟人简明扼要地说明白。对他来说组员与任务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尼尔很善于和人打成一片，从来不搞孤立。所以就他看来胸包的问题不只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他很善于团队合作，人人出力，人人平等，尽管作为指挥官最终拍板的是他。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咨询别人，从不以为自己的意见更重要。

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对飞行有极大热情。偶尔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会交流当年当飞行员时的见闻经历。尼尔是朝鲜战场上的授勋老兵，多次死里逃生。飞行员经常用死里逃生的经历来相互攀比，但尼尔从不像别人那样吹牛，他是个十分实事求是的人。他当年也去过爱德华基地；他曾经为NASA的前身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当过试飞员。他和我一样热爱爱德华。他飞过F-100，F-102，F-104还有X-15。尼尔不喜欢与人闲谈，但是有时在饭后或者下班以后我们也会谈起当年在爱德华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那些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高高飞越沙漠的日子。

在双子星8号任务的准备时间里，我们大多数时候要么呆在飞船的组装地点圣路易斯，要么呆在肯尼迪角。在肯尼迪角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去可可海滩（cocoa beach）我们最喜欢的沃尔菲咖啡馆讨论当天的计划，晚上则去烤肉店或者海鲜饭店研究整体任务。我们在完善细节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尼尔是我认识的最细致的人，什么都不遗漏。

我们甚至还现场验收了一回双子星8号飞船与阿格纳火箭的对接测试，前者长19英尺，后者长28英尺，两个都放在发射台附近的空地上。这两台当时最为先进的太空飞行器就这么摆在草地上，我和尼尔坐在里面，一群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则在外面忙前忙后地检查各种接口。这情景很有超现实的感觉。

更早的时候，有一回在休斯顿，我们把太空船装进一个6米高的“热力真空舱”，这个舱室不仅能模仿宇宙中的真空，还能用内置的加热灯加热升温模拟太阳直射。舱室的温度还能迅速下调至零度以下以观察飞船不同部件热胀冷缩的情况。我在这个舱室里也花过很长时间，身着太空行走时要穿的太空服，一遍遍演练各种细节，包括出入飞船的步骤和维生索打结的处置。要习惯这一切很是花了一番功夫。

这只是我无须尼尔陪同的训练的一小部分。在我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他要呆在舱内操作飞船。我和我的候补迪克.戈登叶经常一起前往俄亥俄州代顿市的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去乘坐KC-135，人们都亲切地将其称之为“呕吐彗星”。机舱内的座椅全都拆除了，加装了双子星8号的内部模拟舱。飞机会沿着抛物线弧飞行，机舱内的重力则在2G和失重之间不断摇摆，就像过山车一样。而迪克和我则身着压力服在模拟舱里进行训练。这种训练又热又辛苦。我记得有一回迪克一头大汗地对我笑着说：“这很爽吧！”这一点也不爽。我从不晕机，但很多陪同我们的工程师都吐了。

关于太空行走的另一项有趣训练是使用喷气枪，这把枪的作用是让我在太空中运动。枪上装有两只小火箭，能将我向前推动。测试这件装备的方法很有创意：找一张20×23英尺的金属桌子，上面放一块厚板。厚板底部有大量小孔，压缩空气泵入厚板从小孔中排出以排除阻力。我站在厚板上，通过喷气枪在桌面上“飞来飞去”。感觉就和碰碰车差不多。

不过双子星4号上埃德的尝试表明，尽管他没有丧失方向感，喷气枪也工作良好，但他还是很难分辨自己与飞船的相对位置。想要迅速回到飞船对他来说十分困难，只能抓着维生索一把一把往回拽。我的太空行走比他的要长很多，步骤也多出好几个——比如我要移动到飞船后部系上一个背包——所以人们都认为我除了“呕吐彗星”和气垫桌子之外还要接受别的训练。

于是休斯顿载人航天中心为我准备了一个大水池，乘员支持部为我制作了一把模拟喷气枪，我要在10米深的水中做出各种动作。这里的训练是三维的，而不是喷气桌子那样的二维。我没有潜水器材——这个实验相对简单——不过对我来说也不算太难，因为我之前是游泳运动员。

水下训练这一概念在阿波罗计划时终于完全成型。我们修建了更大的水池，身着全套压力服的宇航员在水下训练，负责安全的潜水员则在一边待命。这个概念正在发展时——大约是双子星8号任务一年后——我们几个都去了位于佛罗里达博卡拉顿的海军水下爆破学校，进行身着压力服的水下操作的训练我们当了一周的海军学员，先从游泳池入手，最后则下到较深的海里。我们的课程是缩略版，没有包括在水下船只爆破这样的课程。我们的期末考试是把我们在离岸一定距离的地方扔进海里，我们要在水下辨明方向，并在一个小时之内返回海岸上的指定地点。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把深海潜水当成了运动方式。

发射日期日益临近，一个星期天我和尼尔开车前往卡纳维拉尔角，想看看阿波罗计划配套设施的施工情况。简直太惊人了，简直令我们不敢置信。双子星发射基地有大约20个主控台，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有大约30个主控台，可是阿波罗呢？好家伙！阿波罗发射控制中心一下子就有240个主控台——240个！

“不，肯定是弄错了。”我们心想，“这是有人开玩笑的吧，哪能有这么大的东西？咱们还是赶紧回双子星基地吧，免得找不着北。”

为了获得更多训练以及体验一下尼尔作为指挥官的经验，我前往达拉斯和NASA的一位私人承包商谈了一个下午，想知道假如大力神火箭在发射的时候出了问题，或者燃料舱压力过大，或者火箭发生严重震动，尼尔要采取哪些手段才能停止发射。这次谈话让我多少理解了尼尔所要承受的额外压力，尤其是在发射时。他的责任极其重大而反应时间却十分有限。

在双子星8号项目七个月的训练时间里我和尼尔朝夕相处，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完全忽略了家庭以外的个人生活。我们就如同在隧道中跋涉，对隧道以外的一切不闻不问。周日的时候我们两家人会在一起聚餐，我妻子萝坦和他的妻子珍，各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但是到了下午，我和尼尔就得先走一步，前往埃灵顿空军基地搭乘t-33前往星期一的训练地点。

发射前的圣诞节，我们两家都受邀前往科罗拉多的一个大农场。我们的东道名叫约翰.金，一位极其热衷太空的商人。孩子们可以骑马，我们则上坡滑雪。我和尼尔都不擅长滑雪，但是就在正式发射前两个半月，我们却滑的不亦乐乎。当时是假期，NASA根本不知道我们整了这一出。

“老天啊！万一我当时把腿摔断了可怎么办啊！”回过头来看我还真有点后怕。不过当时我们玩得太开心了，根本没想这么多。

赞一个。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和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四点。他对生活的热情一直感染着我们。在他二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极其详细的月面地图，他还有一座月球仪。书房的醒目位置挂着一个做工十分精细的旅伴一号模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橡皮泥，这是他用来构思太空船外形时使用的。

但是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恐怕还是挂在红木书桌后面的一幅画，画的是列宁迎着狂风走过冰封的芬兰港。这幅画的名字是《如履薄冰》。科罗廖夫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压根儿想不到科罗廖夫之所以愿意开口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

他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回医院，不过只需要做一个常规手术。手术由当时的卫生部长，也是科罗廖夫的朋友鲍尔斯.皮托夫斯基亲自主刀。他告诉科罗廖夫，手术时间很短，不会有多少感觉。

他的妻子事后说，当他动身去医院以后，她发现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外衣口袋全都翻了出来，很显然，他想找一个两戈比的硬币带去医院以求能带来好运，可是他没有找到。

妮娜.伊凡诺娃第二天去医院探病，正好碰上一位大夫来向他通报身体检查结果。

科罗廖夫指着自己的心口问他：“我还有多少时间？”

“别担心，”医生答道，“您的命还长着呢。”

但是科罗廖夫生日聚会两天之后的凌晨，我接到了尤里打来的电话。

“快，咱们得走了罗沙，”尤里说道，“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去世了。”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所以我问道：“哪个谢尔盖.帕夫洛维奇？”

“你什么意思，”他说，“当然是科罗廖夫！”

我极其惊骇。这怎么可能呢？仅仅两晚之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我立刻动身，在科罗廖夫的家里和尤里碰了头。我们赶到的时候妮娜.伊凡诺娃几乎要晕倒了。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亲友，但她受的打击如此之大，几乎已经认不出我们了。

科罗廖夫的手术原定时间很短，因此麻醉剂用量不大。但情况很快就棘手起来。先是大出血，然后在肠壁上发现了一个癌瘤。为了切除癌瘤，医生追加了麻醉药，结果导致了呼吸和心率的问题，插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下巴形状不正——很可能是当年在古拉格让人给打坏了。医生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然后手术就结束了。医生离开了手术室，但他很快又给叫了回来。科罗廖夫的心跳停止了，没能抢救回来。

关于究竟谁应该为这起悲剧负责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找个专家而不是卫生部长来主刀，情况会好得多。但是科罗廖夫总归是逃不过一劫的。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他的心脏早有隐疾。

科罗廖夫的遗体被运往了商会礼堂（house of unions）的柱厅（hall of columns），安置于高台之上，四周布满了悼唁者留下的鲜花。红黑两色的缎带遮盖了洁白的大理石柱，柴可夫斯基与贝多芬的音乐在空气中回荡。

这一天，人们终于知道了总工的名字。

为了向他致敬，红场上专门进行了一场阅兵。勃列日涅夫亲自致悼词，他说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她最为杰出的儿子”。

尤里也做了发言，他说航天员队伍失去了父亲。“人类历史上的一整个章节都要以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名字来命名。”他庄严地说。“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探月飞行，第一次载人航天，还有第一次太空行走。”

这是对科罗廖夫毕生事业的最好概括。

之后，科罗廖夫的遗体被送去火化。勃列日涅夫、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中央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里和我一路轮流护送着他的骨灰，将其最终安置在了克里姆林宫墙。

苏联上下对科罗廖夫的逝世不仅只感到惋惜，更多的是惊骇。尽管科罗廖夫在世时从不抛头露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打搅——他的去世却将他身份的秘密彻底大白于天下。

《真理报》的讣告上配有科罗廖夫佩戴勋章的照片。讣告指出，他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是列宁奖得主。随后的一系列悼唁文章终于让他的同胞们了解了他远超任何美国人的成就。

早在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之前，科罗廖夫就开始认真讨论发射可返回式探测器的问题了，目标不仅仅是月球，还有火星和金星。1957 年旅伴一号上天，正值他五十大寿。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张合成照片，照片上的他站在月球上，两条实验犬在他脚边跑来跑去。两年之后，一艘无人飞船成功绕行了月球，第一次拍下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六十年代初，科罗廖夫就开始投入了载人登月的工作。尽管当时各项具体工作都有专门科室负责，科罗廖夫的工作量依然极其庞大。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世纪登月飞船。“联盟”式火箭（Soyuz）的研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其基础设计一直沿用到今天。

其他方面的设计工作由格里高利.巴巴金（Georgi Babakin）弗拉基米尔.切洛梅伊(Vladimir Chelomei)，瓦伦京.格鲁什科(Valetin Glushko)等人负责。科罗廖夫和切洛梅伊之前有过合作，但他和格鲁什科的关系很差，原因大概是技术上的分歧。他们两个如果能合作得再紧密一点，我们本来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比如火箭燃料的选择和火箭引擎的数量等等。这两方面的误算将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科罗廖夫和格鲁什科的性格南辕北辙，科罗廖夫从来不会批评自己的对手，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技术层面，但格鲁什科却经常在背后说科罗廖夫的闲话，管他叫暴君，还抱怨他不知感恩，因为当年他的出狱也有格鲁什科起的作用。我对这种言论很反感。

总工的代理瓦西里.米辛（Vasily Mishin）在他去世后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没了科罗廖夫的指导，米辛等于是废了。他是个优秀的工程师，但有贪杯的毛病，而且优柔寡断。这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

和科罗廖夫相比，米辛和航天员的关系也要差很多。他接手登月项目之后，新老航天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尤里和我以及最初一批人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而之后有大量的平民成为了航天员。1963年，第一批平民加入了航天员队伍，其中有几位科罗廖夫研究所的工程师和包括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在内的五名妇女。第二批应招平民中包括几位设计局的工程师，这是为了让他们对太空船对人体的要求有直观的了解。

这批人不需要接受我们当年接受过的体能训练和测试。

工程师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不过我们做航天员的经验要丰富得多。但是米辛和工程师们的关系更好，一直刻意提拔他们，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

当时我就害怕科罗廖夫的去世会给登月计划带来大量的困难，具体有多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只要科罗廖夫再多活哪怕几年，我们就能率先完成绕月探测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太空项目还要接受一连串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