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家园 在这种位置上的人一直是这么想的，结果这些年大家都看见了。 一言以蔽之，只有镇压的手段，没有缓和矛盾的念头。
家园 为温州模式卸妆 杨海鹏 关于温州，很多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温州的政治老人如80年代后先后担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董朝才的版本，就与官方文人煌煌十大册的《温州经济丛书》不一样；而这些袁董这些老人的叙述，与乡野小老板的故事也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温州，而温州只有一个。
当时持续的腹泻抑制着我的判断力，直觉上，我更相信袁董和民间人士的叙述，而不相信《温州经济丛书》中“浓重的红妆”，虽然他的编著者是我敬重的前辈。令我生疑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或是为了抵消来自体制本身的“排异性”，一定要把温州的故事变成红色的“帝国叙事”。在温州改革的前十几年，一直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们太秀异了，每一次政治上的风暴，体制内的左右交锋，“毛栗子”总是要落在温州头上。
采访温州专家，开篇谈党的领导时，我就掉头而去。如果把功劳归于党，那温州模式恐怕与苏南模式别无二致。他们习惯于温州的辩护人的角色，而意识形态法庭，当时多掌握在左派手里。辩护人的立场，要迎合法庭，提出有利于其委托人的证据，因时因地的策略，以争取地方发展模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可以理解，然辩护人的事实和立场，不能等于史家的事实和立场。大约如此，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很多历史叙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面对繁杂而矛盾的史料，新闻报道，辩护人的论文，那些人和事，往往让人觉得置身一场不散的假面舞会。温州的真身，也似乎被掩盖于亿万文字构建的浓浓的红妆之下。
温州当时在战略上，被认为是一旦台军登陆，即应放弃的滩头，是故国有投资甚少。浙江全省的人均投资，已是全国最末，而温州则是全省最末。温州之地狭人稠，没有计划经济之周到照拂，人们只有自求生路。家族，也因为政府缺少破坏她根植的社会关系的利器——国有企业得以保留。在艰难时世中，她的对成员的保障功能更加凸现。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地方，温州的最大不同，就是“没有被计划过”。
很多人后来援引远距现代千年的温州先哲叶适和永嘉学派的实用主义思想，来说明今日之温州人之所以富。
然而，在近古和现代，温州商人相对于浙江其他地方的商团，声名不著，更不用说与明清的晋商，徽商，扬州商人，和近代执上海现代商业牛耳的宁波商人比。从商业文化的积淀和商业传统上言，这种说法太牵强了。人均识字率，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经济资源，温州底子之薄，几同乞丐。如果找理由的话，没有被计划过，是计划经济之网的漏网之鱼，或是温州的优势所在。
计划经济下人和人的关系，取向于上下之间的忠实，而不是横向的合作。这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乌托邦，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而温州人只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上的平等合作，才有生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
家族成员间的信用和责任，形成了资源的积聚和社会保障的供给。几年前，我手下一记者采访回迁的三峡移民，他们痛斥政府腐败，但我遍观稿子，发现证据不足。觉得真实的原因，是政府希望这些移民分散安置，尽快与当地人同化有些操之过急。中国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这个网络是血缘亲缘地缘网络，处在这个网络中，困顿时他可以得到救济；病老时他可以得到扶助；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也可以向邻人借板凳碗筷。在农村金融破败的情形下，这些移民根本无法在民间融资。记者再一调查，果然。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政府力量/帝力所未及之处，民间社会还存在，而在鄙远的温州，她保留得十分完整。他们不用按血手印，就可以偷偷分田到户。因为温州人面对的国家基层政权，远远不如交通方便，但同样贫困的安徽凤阳那样强大。而基层政权的构成，又多当地人，属于命运共同体，受制于家族等地方力量，不会盲目迎合上级政权。
“我到温州时，最先眼前一亮的是女孩子的着装。杭州还是满城蓝色列宁装时，温州女孩子可以穿上非常时髦的碎花裙。”袁芳烈说。没有计划过，也就没有被身份社会扭曲审美追求。在进口电影或书报上，偶然窥到的外国女装，第二天就被穿上街头，女孩子们竞相比较女红水平的高低，而不是服装带来的政治身份的暗示。
他当时未明白，以后成为温州工业支柱之一的时装业，正是发韧于此。
温州的市场经济是自己生成的。当时视之为“怪胎”的温州，实际上是延续的只是明清到民国工商业发展的路子。中国历史的固有的逻辑发展，在那里没有打断。后来我问一经历过温州很多风雨的老干部，如果当时有大量国家投资，你们会怎么做？
“那当然按上面的意思做。”他回答。
有学者90年代初期观察过温州乡村祭祀活动，各房各支各家，均有尊长，负责祭祀费用的筹集。族人多文化不高，但公开帐目的水牌帐目一清二楚，绝无贪墨。而宗族活动的执行机构“首事会”，绝对敬于其事，不会用控制的经济资源瞒着族人进行投资活动。在他们看来，投资是族人的企业做的事情，而作为“公家”的“首事会”只提供祭祀，抚恤，公共建筑维护等“公共服务”。“政企”之界限分明，我们的中央政府或要学习一番。他观察的家族是平阳腾蛟镇的苏氏家族，数学家苏步青的父族。
然而，犹如宗教是科学之母一般，家族祭奠活动，让学者们看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雏形。在组织形式上，这种祭祀活动的安排，或与股份公司的商业活动同构。以后在温州遍地开花的股份公司，亦是以家族或亲族成员的合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相形于当时日见破落的城市国企，他们在制度上已经先人一鞭了。
在相当多的史料中，谈及当时苍南沿海乡镇很多制度创新：比如股份公司和私人钱庄等等。我一直怀疑，这些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与当时或此前苍南沿海的走私活动有关。
但走私活动中最知名的那些人，或系狱，或沉湎赌博重新不名一文。走私贸易在几年间，走入低谷，以后国内的走私活动，多舍温州这种交通不便的地方，走私主体也变为国企，政府机构甚至军队。但她给温州留下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走私市场旁边，有用人民币兑换银圆的摊点，以后成为私人钱庄的雏形；上岸的货物有破损，产生了维修匠，比如打火机，手表，太阳眼镜等，通过维修，他们掌握了制造技术，成为制造商。走私货的商标破损，及后来的仿制，也带来了商标印刷业的繁荣，到现在仍然是这里的支柱产业。走私活动是不容于"帝国叙事"的,但横亘20余年的沿海走私,对民营经济的推动是难以估价的.比如石油,当时计划内和计划外价格相差很大,而国内价格远比国际价格高出许多.襁褓阶段民营经济无以得到计划特供的"奶粉",唯有通过走私一途.如果民营"赖昌星们",现在闽浙的很多产业的形成是难以想象的.走私背后是打破计划经济身份社会(企业和个人都讲身份)垄断性和自由贸易的需求.
家园 醉钢琴博文 总还有些变化吧，比如说，政治面貌？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变化，99年开始上网之后，因为网上辩论，发现自己在向理性底线不断退却的过程中，退到了一个叫做 “自由主义”的地方。其实从来没有刻意在某一个阵营里安营扎寨，但是接下来的7年里，我发现自己在几乎每一场政治辩论里、对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断回归到这个立场，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立场对于我具有一种“地心引力”。7年来，我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动，但是我的反动比以前更顽固。
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自由主义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线。事实上自由主义真正关心的只是底线问题，而其它主义者关心的大多是蓝图问题。
对这个世界有一天会成为人间天堂我不抱希望，但是我想，一个居民房子被推土机强拆的世界，和一个开发商必须跟某人谈判拆迁价的世界，还是略有不同的；一个婴儿喝奶粉不小心会得重病的世界，和一个食物标签上必须写明所有成分和卡路里的世界，也是略有不同的；一个高考分数线向本来就占有教育资源优势的大城市倾斜的世界，和一个照顾弱势群体上大学机会的世界，同样是不同的……那种无视所有这些不同而一屁股坐到“看透一切”的高度上挥斥方遒的态度，有些人称之为“智慧”，我称之为“傲慢”。- 复 醉钢琴博文
家园 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 我身边有很多看透了世界的人。有一次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女儿长大了，决不能从政，政治太肮脏了，哪里都一样。虽然当时我们坐在闹哄哄的车里，非常不适宜谈论政治，我的严肃病还是犯了，我反驳道：政治到处可能都是肮脏的，但是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肮脏一些。后来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一个更好的表述方式，那句话说的是：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完美的人性、完美的制度，完美的政治，但是完美的不存在，不应该是我们放弃追求“稍微美好一些”社会的理由。
而对“肮脏”的政治家来说，民众的政治虚无主义则是他们最强大的堡垒：如果我无意于将自己清洗得更干净，至少我希望你相信干净是不可能的。 - 复 醉钢琴博文
家园 再一些 刘瑜：对。我以前写博客曾经写过一篇《看法和知识》，大意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缺少关于具体事物、事件的“知识”。每个人都急着去做“判断”，但是没有耐心去核实那些“判断”底下的经验基础是否牢靠。在我看来，对“细节”的关注，本质上就是对“知识”的关注，就是一种为“判断”建立经验基础的认知态度。光做判断多容易啊，大笔一挥，打勾打叉，爽呆了。比如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论断：“全世界的官员都一样贪污腐败，没一个好东西，你以为呢！”那么，对这样一个论断，我就会忍不住追问“细节”：你真的觉得英国首相因为装有线电视而报销100多英镑就被揭发而且严格地说还不是违法的和胡长清贪污几百万人民币，性质是一样的吗？其实我想通过《民主的细节》传递的就是这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不要那么偷懒，不要为了一种道义快感而急着做宏大判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面前保持一点谦卑。说到借鉴，我觉得美国民主的经验以及教训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体自由和民主一样重要——“民意”、“百姓”、“国家”、“集体”不是牺牲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理由。真正有质量的民主，不是解决“谁当家作主”的问题，而是致力于“不管是谁，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有没有权力的制衡、有没有充分的有理有据的政策讨论、个体自由是否得到保护。《出版人》：你在中国和美国学政治，在英国讲政治，你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刘瑜：我个人对西方民主的认知，和中国很多人对它的认识，可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中国的知识界80年代时很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到90年代很多人开始慢慢转向警惕甚至敌视西方，到现在甚至到处充满了“北京共识”、“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我个人可能路径刚好相反。80年代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个孩子，所以当然谈不上什么政治观念。但是我最早开始思考民主制度的时候，就是一种怀疑的态度，我在国内的硕士论文题目叫“代议制民主制下多数原则会导致多数暴政吗？”，你看，我那时候的问题意识是那样的，考虑的是“多数暴政”的问题。后来我不能说我放弃了最早的警惕和怀疑，但是我慢慢开始观察、思考民主制的合理性、价值到底在哪，尤其是欧美这些年的生活体验，让我得以观察很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细节，从而观念开始变得更开放、更平衡一些。所以如果说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肯定“上升”到对民主的怀疑，我则是一步步从对民主的怀疑“倒退”到对民主的肯定。他们可以批评我的观念，但是却很难指责我没有思考过他们所思考的问题，是出于“天真浪漫”而去美化西方。
《出版人》：有的读者看过《民主的细节》后，出现悲观的情绪，你自己呢？你希望读者怎么看这本书？
刘瑜：在政治上，我愿意把自己称作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说，长远来看，我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一个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不是非要你死我活的，相信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吃一堑长一智”的能力，或至少是“吃十堑，长一智”的能力——这不是说我对某个具体的领导人、或者具体的政治团体或阶层抱有多强的信心，而是我相信：首先，从利益上来说，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你死我活的政治游戏规则不合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策略；其次，从价值上来说，用最近在和菜头博客上看到的话来说：“没有人喜欢虚伪，人人喜欢真诚；没有人喜欢欺诈，人人都喜欢诚信；没有人喜欢卑劣，人人都喜欢高尚。甚至当这一切美德都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依然在内心深处小声表示自己的欣赏。”这就是我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连专制者需要通过撒谎、修辞、仪式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比如萨达姆也要把自己的投票支持率搞成90%以上，比如纳粹在集中营里屠杀的小孩也要写成“病死”而不是被杀死——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如果作恶总是能让人感到心虚，我觉得人类“前途就是光明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当然这种乐观只是“长远来说”，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应该模糊我们对当下问题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比如就“民主化”来说，很多人把民主化的唯一困难看成“当权者的顽固不化”，其实民主化的问题岂止这个，人民本身甚至可以真正意义上民主化的敌人——俄罗斯人现在不就普遍支持普京搞威权政体吗？委内瑞拉的选民不是选了查韦斯上去瓦解三权分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不是一次一次加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裂痕？菲律宾民主了那么多年不还是腐化丛生？泰国民主化之后黄衫军不总是对选举结果不服？……诸如此类，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比我的读者更悲观，因为我的悲观一半是针对政府，一半是针对社会。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几年、几十年、甚至我们个体的整整一生，都是“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浪花”。如果你对民主的信念是相信五年后自由选举，十年后就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间天堂——那我劝你还是别拥抱民主这个价值了，你肯定会失望的。但如果你对它的信念是因为你相信，人之为人，有思考、说话、影响公共生活的权利（因为公共生活它强迫性地要影响你），而拥有这份权利事关你的尊严，而有尊严是重要的，也许你的悲观就会少一点——悲观无非是对结果成败的耿耿于怀，但如果你觉得推动人的尊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也就不会那么悲观了，甚至会在内心深处感到安宁和快乐。事实上每一代人能够推动的历史进步可能非常非常有限，有很多代人可能完全是在原地打转，还有些代人简直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只能是尽量吸取前面的经验教训，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点的前提是让你自己变得好一点点，愤怒固然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愤怒如果不和自省相生，它可能成为另一种谄媚的形式。
理想主义青年们也许会高举乌托邦标语喊口号，但是他们的双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好在这世上有“用脚投票”这事，让我们能够拨开口号的迷雾去判断制度的优劣。世界头号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痛批西方的书尽可以永远占据排行榜第一，G20或者WTO开会时示威者尽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资本主义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往欧美移民的脚步却不会因此停止。人类的头脑充满智慧，但是我们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张。它不善于表达，但爱自由，而且嗅觉无比灵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们高举标语的手、能言善辩的嘴、荷尔蒙涌动的头脑更诚实，因为它有足够的谦卑去屈从于常识。
应该说，和兄弟国家相比，东德真够倒霉的：它的统治并不比它们更严酷，不幸的是从地缘上来说，这座天堂离人间太近。制造幸福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进福利，一种拉紧窗帘指着墙上画着的那张大饼说：看见没，这就是天堂。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简便得多。但可惜50年代东西德之间没有窗帘，当东德人瞥见窗外的西德人拿着真的烧饼走来走去时，墙上的那张烧饼就不再有说服力了。
这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东欧各国的统治程度真“薄”。从53年东德政府朝示威工人开枪，到56年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从波兰的抗议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东欧政府可以说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将其政权“糊”在一起——甚至连强力都是从苏联借来的。我们知道，世界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被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
看完电影回来读朋友的博客，惊闻以前的一个好友也成了崇毛者，有点吃惊，但又不真的吃惊。一切不从个体经历而从宏大概念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都是潜在的崇毛者，而该同学向来是个宏大概念爱好者。崇毛与否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问题。有鼻子有眼会哭会笑会思考会喜悦会疼痛的只能是个人，放弃这种个体立场，将一个一个的个人所承受的痛苦看作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代价，或者认为一个专制者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带来的痛苦可以因为他对_____（此处填入任何宏大概念）的承诺而被原谅甚至被崇敬，换言之将个人视为工具、视为手段，是一切极权主义思维的起源。“群体性事件”未必就是坏事，公众有诉求，诉求要表达，这在现代社会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它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举目四望，但凡相对开放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比如今年4月伦敦的20国峰会，就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也就是一场有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法国人更是“群体性事件”的忠实爱好者，动则罢工游行，已经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我今年3月去法国旅行，就赶上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凡尔赛宫的工作人员罢工，害得我大老远赶去，门都进不去。正是因此，一个正常的政府没必要“谈群体性事件色变”。很多群体性事件，只要是和平表达，不过是正常诉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比如重庆出租车罢运，郑州民办教师上访。正如人需要各种身体信号来告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从而调节饮食作息，政府也需要民众不断向其释放健康信号，进而调节其政策方向——群体性事件，就是民众向政府释放信号的方式之一。
这些安抚性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来看，它还仍然只是“授之以鱼”而已。它可以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真正要预防暴力群体性事件的反复重演，还需“授之以渔”，这里的“渔”是什么呢？就是允许民众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政府建立制度性对话。显然，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对话双方。一方自然是国家权力机构，但是“另一方”是谁呢？遗憾的是，在几次大规模暴力型群体性事件中，在对话的“另一方”，我们都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群众”，他们往往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律，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可以说，正是公民组织的匮乏，导致了群体性事件中对话的困难，恶化了群体中的一些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公民组织，政府不但能在自己和“黑压压的群众”之间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对话平台，从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只要是一个组织，除非它以恐怖袭击为目的，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因此一般来说会克制成员的过激行为。只有当一群人可以迅速“人间蒸发”时，他们的行动往往才肆无忌惮，从而引发杀人放火的悲剧。正是因此，政府应当宽容那些温和理性的民间组织，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个渠道，及时有序的释放“健康信号”，而且它可能成为民间声音温和化、理性化的一个机制。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习惯于将“生存权”和“自由表达权”对立起来，说什么“生存权是首要的人权”，而言论结社自由则是知识分子们的奢侈品，普通民众中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却说明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很多普通人正是要通过表达的权利去争取生存的利益。其实，无论政府还是民众，没人爱“折腾”，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出现，多半是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对话机制而造成的诉求非制度性表达。与其“授之以鱼”，在矛盾爆发之后采取种种安抚性措施，不如“授之以渔”，宽容民间组织的存在，让民众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去可持续地与政府对话，在细水长流的互动中化解矛盾。如果说“鱼”是利益，那么“渔”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保障的利益诉求，就象碗里被施舍来的饭，吃了上顿很难保证还有没有下顿。
3.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 复 醉钢琴博文
家园 关于一些常见问题的观点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象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中国有一种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比如有人说美国不是也把那个阿桑奇给审判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是虚伪的，所谓的自由法治是骗人的，这就模糊了95%的自由和5%的自由的区别，他们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只要不是100%的自由，就都叫“不自由”，于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说的，“使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我想用这本书来传达一个信息，有些制度是不完美的，但是不完美和不完美是不一样的，一种不完美比另一种不完美更不完美一些。小时候无知，你可以说他的蒙昧是环境塑造的。但是我在美国了解到的很多留学生，我们这种70后，他在那边完全有条件接触不同信息，了解不同的思想，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和世界，但是他选择自我封闭。有一类人，脑子里有很多成见，为了捍卫这种成见，他对世界有一种选择性的失明，这样的人就不能再用环境为自己开脱了。现在有很多民意调查，甚至是国外的第三方中立机构在中国做的调查，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体制的信任度很高、几乎高过任何国家，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这种调查肯定是假的。但据我所知，还真不是假的，至少不一定是假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虽然不是假民意，但它是伪民意，在一个封闭的言论和思想空间里形成的民意是不可信的。如果我每天听到的都是一种声音，一个信息，那么我的判断力就受到了操控，说难听点就是被洗脑了。这种时候，一旦信息放开，我的判断可能会飞快变化。真正的民意，民众真正的价值观和一个国家真正的政治文化，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不会飞快变化。
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需要被发现，是因为社会这个“秘密”往往被国家的光芒所笼罩。在一个国家至上的传统里，社会的自发发展总是被视为病毒，需要被围追堵截。社会的声音和组织往往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国家的脚掌就黑压压地踩了过来。在这个传统里，“国家”不但肌肉发达、力大无比，而且在道义上也总是可歌可泣——一切与“国”字站在一边的东西都是天然正确的，爱国主义，国学，精忠报国，以至于给孩子起名字都常常是“建国”、“志国”、“卫国”等等慷慨激昂之词。相比之下，社会则象是个面黄肌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一不听话还要被拎起来打一顿屁股。在这个传统里，成立民间社团要面临重重关卡，出版发表要遭遇层层审查，请愿示威可能被视为滋事生非，举办活动则不小心成了破坏稳定。这种对社会的发展处处设防的思维，成龙先生一言道破之：中国人是要管的。虽然我们的传统里也时不时冒出“民为贵”、“仁政”、“以民为本”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些美丽的字眼有多少在历史上化为实践，所有这些字眼里透出的那种家长式的施舍气息，都让忍不住想问：对不起，可以不烦劳您为我们做主，而让我们为自己做主吗？“我可以为自己做主”，意思是，如果国家不为工人设立一个工会，也许其实，工人有能力为自己组织工会；如果国家太忙了顾不上照顾艾滋病人，也许其实，可以放手让民间组织去援助而不必垄断善意；治理腐败未必需要仅仅依靠“反贪局”，也许其实，还可以批准民间自发成立财政监督组织；对付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未必只能靠中央的“三令五申”，也许其实，民间的一些维权组织和律师也有自告奋勇的觉悟。
所谓“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说的是中国人中颇有些刁民暴民，历史上农民起义里这种暴民形象也屡见不鲜。但这与其说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格缺陷，倒不如说是体现了国家长期压抑社会的后果。正是因为国家不允许有组织的公民社会出现，高压锅的气阀一旦被冲破，无组织的暴民现象就会间歇性爆发。 在这个意义上，暴民和顺民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国家的阴影下，它们都是“一盘散沙”式社会的表现形式。
但在暴民和顺民之间，还可以有不卑不亢的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在公益的引力下不断编织流动、交叉、细密的人际网络，既可能监督政府，也可能疏导民间积怨。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在于通过市场化转型发现作为个体的“我”，那么中国下一步的挑战则是如何给社会松绑，通过重建社会来发现作为集体的“我们”。
《重新发现社会》的核心意图，就是重新定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熊培云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自己的回答：国家仅仅是个国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已。那种把国家无限神话化的“拜国家教”，往往不过是统治家族、利益集团、阶级自我神话、稳固权力的遮羞布而已，根本上颠倒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买一辆自行车，是用来骑而不是用来扛着满大街走的，如果不但扛着它满大街走，还动不动把它给供奉起来烧香参拜，这就是颠倒了人和自行车的关系。同理，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仅仅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时候通过政府这辆“自行车”，我们可以组织更有效的公共生活，但似乎没有必要因此见到这辆自行车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以至于在爱车主义的感召下发出“自行车不高兴”的怒吼。
其实，正如国家没有必要遮蔽社会，社会也没有必要对抗国家，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共谋国民幸福。国家在保障社会的安全、秩序、基本福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正如杀牛刀无法用来做心脏手术，大卡车无法穿越小胡同，国家这架大机器对于应对社会毛细血管里的具体问题还是过于庞大笨拙，“重新发现社会”，就是恢复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共同体的敏感、灵活和丰富。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莫过于“我挑水来你浇园”，但如果这句歌词改成了“我挑水来我浇园，或者“只许我挑水，不许你浇园”，结果不但往往是空头支票下的无所作为，而且是民众在被长期剥夺公共事务参与权之后公共意识的萎缩。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指责国人冷漠。其实，一个长期被禁锢在轮椅上的人，我们很难指责他肌肉不够发达。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能以关爱的名义把一个人禁锢在轮椅上，因为轮椅上的人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双腿，他要站起来。
这是不是说明，西式民主制度已经日落西山，而俄罗斯模式或者朝鲜模式在蒸蒸日上呢？如果西方政府动辄陷入合法性危机、连他们的民众自己都不“尿它那一泡”，我们有什么必要紧赶慢赶地去跳火坑呢？事实上，据一项调查，在美国表示“非常信任政府”的民众已从1966年的42%将至2000年的14%，“非常信任国会”的民众从42%降至13%——同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几乎所有其它发达国家——如此缺乏信任的制度，一年四季都在民怨沸腾，没有掉入这个政治陷阱，我们简直应该弹冠相庆。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刘嘉玲不够美，是因为他们把李嘉欣作为了衡量标准，而在另一个地方，人们觉得凤姐很美，因为他们把小月月作为了衡量标准？就是说，是衡量标准的不同而不是客观美丑的标准导致人们形成错觉：“凤姐要美过刘嘉玲”。至于为什么有些地方用李嘉欣作为衡量标准，有些地方用小月月做标准，据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意识形态”。某些意识形态告诉民众“政府仅仅是民众的雇员”，而另一些意识形态则教导我们，“你都有裤子穿了，还不赶紧感谢政府”。
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根据这个理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提高，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饶舌。这些饶舌民众的基本特点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什么？法定退休年龄从60升到62？岂有此理，游行去。燃油税要涨7毛钱？天理难容，抗议去。政府要砍掉一半的大学生助学金？欺人太甚，扔臭鸡蛋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深，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 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亦属正常。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 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去改造。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数据可靠吗？不可能。好吧，人家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你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要不比谁的风衣更飘逸也行。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宣布胜利。“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凄凉无比。
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的，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一个国家威权主义者和经济放任主义者都经常忽略的事实是：权利的前提本质上是权力，在权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为泡影。这其实不难理解，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和一个拎着手枪的人谈“权利”，那个持枪者为什么要理会那个手无寸铁的人呢？如果那个手无寸铁的人是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许持枪者还可以考虑和他“交易”，如果对方既无寸铁又无寸金，作为理性人，实在看不出持枪者为什么要放下武器交出权利。英国——这个被视为法治典范的国家——其法治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国王的良心发现，或某知识分子上书要求“咨询型法治”，而是因为国王和议会的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为议会里的贵族们一不做、二不休，关键时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网上流行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权利和权力的关系：社会跟政府讲道理，政府就跟社会耍流氓；社会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会讲道理。在现代社会，权力制衡的实现显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见——选举就是一个很好的权力平衡装置：不能用枪把独断专行者打下来，至少有可能把他给选下来。当女性有了选票，女权才变得有意义；当农民有了投票权，他才可能对公然歧视性政策说不……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当然，“平衡”指的不仅仅是用民众权力来平衡政府权力，民众权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独立、专家知识、市场自由等力量来平衡。但在目前民众权力和政府权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谈论民主的危害显然是饿着肚子在发愁吃得太饱怎么办。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带来诸多问题，比如传说中的“多数暴政”。但是在现实的代议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为一种“光秃秃”的权力机制运行，它往往是浸润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当中，比如阶级（有些阶层由于经济实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有些人群组织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权”，比如三权分立……正是不同权力机制的相互作用，导致“多数”的人数优势往往在代议民主中被冲淡甚至抵消。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现代民主仅仅是个人数游戏，就无法解释仅占美国人口1.7%的犹太人为何在美国如此有权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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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些解释 刘瑜：我觉得微博象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
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问：有学者说，大家都在称赞互联网精神是“围观改变中国”，但作为传统媒体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刘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也是没办法，网民可以打游击战，传统媒体只能打阵地战。
刘瑜：如果看其它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
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问：拆迁条例修改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法治事件，你怎么看这个历时一年多、两次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刘瑜：拆迁引发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最主要是缺乏协商的机制，在土地用途规划和拍卖上，没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利益时的公平讨论机制，往往是决策者关起门把决定做出来，然后压给当地老百姓，当然会引起冲突。
问：有官员认为中国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就必须要有效率。
刘瑜：集权是有效率，但它是决策时有效率，不一定是执行时有效率。决策时关起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执行的时候，抗议、上访、自焚都出来了，这个叫有效率吗？当然，你也可以强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无视正义的效率。强奸还有效率呢，但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效率吗？
问：你对拆迁条例的修改乐观吗？
刘瑜：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拆迁问题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当时就说表示怀疑，因为拆迁这种事情和孙志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志刚案可能推动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会触动什么利益集团，没有多少人是靠收容遣送发财升官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而拆迁不一样，拆迁条例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件事改起来肯定难度要大很多。
问：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也是2010年的一件大事，普通的交通事故掀起轩然大波，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为什么会这样？刘瑜：是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吧。而且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问：大家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对于我们的转型和改革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因素？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部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发展的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问：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问：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现象？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
九十年代末，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像罗永浩、梁文道、韩寒这样的。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的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问：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问：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办？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自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问：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你觉得应该怎么纪念？刘瑜：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上次看一篇文章，说戊戌变法太激进，辛亥革命就更激进，其实当年最好的变革方式是象日本那样，让清廷君主立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但说实话，是清政府自己延误了很多改革的时机，然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问：启示呢？
刘瑜：启示当然就是，改革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改革就有可能成革命了，正确的事情要在正确的时间做。
还有就是，国家不要过于管制、压制民间社会。你不允许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出现和发展，后果就是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实那个比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怕，因为它不讲道理，以暴易暴。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以前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名目的，比如抗税、反对强拆什么的，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无名的、但又很惨烈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比如瓮安事件，一件小事，无数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一拥而上。因为矛盾积累，所以要泄愤，小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攻击地方政府、烧车、殴打警察什么的。
刘瑜：不是，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那个高歌猛进的运动年代。昨天还和几个前辈学者聊天，他们都觉得中国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文革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全面国家垄断，这个条件不可能恢复。他们说政府可能全面收回民间的经济资源，我说不可能，因为现在民间经济资源很多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舅手里，他们不可能左手砍右手。60年前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怎么可能革自己的命。何况民间力量的觉醒还是挺明显的。无论是网民的公民意识，民营企业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的状态。明白人也许不那么多，但是他们往往处在一些有相当话语权的位置，波散效应不小。
问：你的乐观情绪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近些年才乐观起来的？
刘瑜：我觉得是跟预期有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容易悲观。如果你的预期是中国很快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的状态，你当然会悲观，但是在我看来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象鲁迅小说里写的，政府结构改天换地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那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变革，再快也未必是好事。
我的乐观其实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比如大家讲民主化，从价值上我当然认同民主化，但民主化不会是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知道，民主化之后，短期之内可能会非常混乱，族群冲突、腐败依旧，包括经济暂时的失序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但这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会摔跤一样，你总不能因此不让孩子走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最先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现实之复杂严峻缺乏估计，所以容易从极端乐观走向极端悲观，我没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也不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实现而感到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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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继续整理 在看到drunkpiano的书和博文之前，很少接触社科的我并不明白自己的价值观倾向属于哪一类，自己以为大概是自发朴素的人本主义观吧，遇见之后真是狠狠震撼了一把，只剩下“深得我心”、“吾心甚慰”、“就是我想表达的”这样的叹服！所以我想我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自由主义。
从2000年左右上网开始，我就开始写政论，并且确立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观――别跟我扣什么“ideologue”之类的帽子，谁也没傻到一看到“自由”“民主”“法治“几个词就激动得荷尔蒙乱窜的程度，相信你也一样。每个人的世界观都不可能脱离他的切身体验＋阅读体验等经验性的东西，经验加上情感取向和判断能力形成观念。我并不是一个“天然”的自由主义者，90年代闹“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也曾“民族主义”过，现在想想，不过是各种自觉不自觉的洗脑结果。当时也读哈耶克、福柯、波普尔之类的学术书籍，但当时对我来说书籍就是书籍而已，跟我周围的经验世界没有什么关系。2000年左右上网络时政论坛，对我来说是个“启蒙性的事件”。当时我经常上的论坛左派的有“华岳论坛”，中间派的有“强国论坛”（现在好像给左派占领了），右派的有“锐思评论”和“思想的境界”等。见识了各种观点，各种辩论，各种嘴脸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宣传里有多少可耻的谎言，某些“民族主义”者可以对生命和痛苦漠视到什么程度，同时也意识到在荷尔蒙泛滥的网络上理性和事实的力量多么微渺。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真正学习独立思考。
以前在网上跟人辩论。挺毛派们老拿毛时代的经济发展来说事，说不管怎么说，毛时代的工业化如何如何，平均经济增长率如何如何。这些话我听得很烦，不仅仅是因为所谓平均增长率下面掩盖的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后面掩盖的人命关天，而且是因为这话里面掩盖的一个假定：凡是毛时代出现的经济功劳，就是毛的经济功劳。而事实是，从1949到1976，凡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都是毛放手把经济交给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搞的时候，凡是经济搞成一团浆糊的时候，都是毛非要瞎掺乎的时候。如果没有毛的掺乎，中国大陆那三十年经济发展只能更快。所以在我看来，情况不是“因为有毛，所以经济发展”，而是“尽管有毛，经济仍然发展”。经济学家邹至庄，好像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以前有一篇文章，名字大致叫 “Economic impa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大跃进和文革，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could have been现在实际水平的几倍几倍什么的。跟网友辩急了，我就说：好比一个有胃病的人还能长跑，你总不能说，因为他有胃病，所以他能长跑吧？！
跟闹同学电话，他说起最近看的一本书，叫“One Billion Customers”。说作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快，是因为中国的管理方式象是一个公司，而公司的管理，对员工不需要负责，所以比较有效率，上层又有一个和董事会类似的协商机制，所以也有一定的理性。这个道理，我当然是赞同的。“不过”，我说，“如果决策是英明的，有效率是好事，如果决策是错误的，越有效率就越是灾难，比如大跃进的时候吧……”后来我们讨论去讨论去，基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跃进那会儿，中国这家公司还没有董事会呢，那会儿的中国，更像是一家老板两口子说了算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固然能火一阵，要想有大的发展，还得有一个讲究“三个代表”的、以那谁谁谁为核心的董事会。
后来又说起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有些民主国家，经济也不发展，说起有些专制国家，经济也发展什么的。我就说：民主本来就不是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而是用来增加政府的accountability的，就像一个治胃病的药，没有治好心脏病，你也不能一口咬定这个胃病药不行啊。
当然，经济发展也是政府accountability的一个部分，但是国家毕竟不是公司，除了效率，还得追求公平不是。
一般人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去折服于名人或者所谓经典，但刘瑜非常能够抗拒“无意识的从众心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也不会轻易给出论断。她说她对“小众”和对“大众”一样警觉，因为谄媚大众和谄媚小众都会令一个人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我常常听她说不喜欢一个人的原因是，那个人说话太斩钉截铁———无论对方是多么倾国倾城地美貌，或者已经有万千名人志士臣服于他。
她就好像婴儿认识世界的方式那样，一定要放在手里摸一摸、拿到嘴里嚼一嚼，不会轻易坠入习俗或权威的陷阱。
她还对我说过，如果有人打压她，她不会故意去挑衅对方，因为如果对方处处刁难她，会让她愤怒，而愤怒会令她的思考丧失理性。她觉得，一个思想者失去理性，就像一个舞蹈家失去双腿一样，其思考会变得没有意义。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以寡敌众，但是越辩越乐，心情大好，新左的头脑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浆糊，思维还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混乱，0乘以3还是等于0，我作为一个铁杆自由主义者，怎么能不为“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斗争形势而欣慰呢？经过多年和新左的交手，我发现新左的说话方式其实非常有规律可循，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高屋建瓴，气势恢弘：
例句：“四百年来的现代社会是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而且是越来越糟”。“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崩溃？因为它把危机都转移给发展中国家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其他国家的不发展”（这样通顺的句子是我给整理出来的中心思想，伊没说这么通顺）。
左派热爱这种宏大叙事，就像那什么改不了吃那什么。当左派总是在忙于炮制各种原子弹似的宏大论断时，扫兴的右派总是特别关心定义、论据、逻辑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每次听到上面这种振聋发聩的言论时，我都会特别想问：请明确你说的“灾难”的标准，请论证一下为什么“越来越”，为什么一些国家发展的前提就是另一些国家的不发展你这个零和博弈的前提从何而来，你又怎么解释中国、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崛起，你有什么数据证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你又如何论证这个下降的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当然，他们总是不等你把一个宏大论断里的细节问题探究清楚就直接进入了下一个宏大判断。从判断到更大的判断，到满天飞舞的判断，到波涛汹涌的判断，基本就是左派保持精神上high的秘诀，可惜对我来说没有定义、数据、逻辑的判断不过是塑料原子弹，比早市上的烂白菜还廉价。
2．对别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对话片断一：
伊：马克思所畅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是真正美好的，上午打渔，下午写诗……
我：这个理想的确听上去挺美好的，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前提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一个人人上午打渔下午写诗的社会，是不可能或者非常难发明出电脑、手机、抗癌药、心脏搭桥技术的……（顺便说一下，此处我不过是偷用了斯密《国富论》里最基本的思想而已）
伊：手机、电脑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
我：您用手机、电脑吗？
伊：…………
对话片断二：
伊：美国一个国家用了世界上XX%的资源，如果全世界人都维持这种生活水准，200个地球都不够。
我：这个我同意，我也同意一些发达国家存在“过度发展”、“过度消费”的问题。
伊：所以说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就是竭泽而渔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毁灭性的……
我：那您为什么要到美国来过这种毁灭性的生活呢？
说实话，关于资源、环保这个问题上，我跟这位左愤意见差别不大，而且我从来不认为珍惜资源、爱护环境这种主张是左派的专利，但是我和跟这位老师的不同在于，当我自己过着这种每天洗热水澡、到处是空调暖气、电器一应俱全的生活、享受着由巨大工业耗能支撑起来的衣食住行时，我破口大骂“美国用了多少多少资源”时会心虚、会为自己是这能源巨大浪费里的一份子而内疚，不象丫这么一边接受资本主义的温柔按摩、一边气吞山河地痛骂资本主义。一个素食主义者大骂肉食主义者如何残忍我是欣赏的，一个肉食主义者闭嘴悄无声息地吃肉我也是尊重的，最恶心的就是那种一边大口吃肉一边大骂吃肉如何不道德的德性。
3．双重标准，自相矛盾：
对话片断（说到中国的解放，有人提起一个老太太，如何在解放前穿不起裤子，而解放以后有饭吃了所以特别感谢共产党……）
我：为什么要感谢共产党呢？政府是民众养活的，政府为社会服务是天经地义，中国人动不动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上面“赐予”的，就要感恩戴德，把自己的权利当作别人的恩赐。伊：但是有很多政府根本做不到这种服务。
我：做不到公共服务的政府你可以骂它，但是做得到这些服务的，你没有必要感谢它。
伊：那不能这么说……
我：那你觉得你应该对美国政府感恩戴德吗？要说公共服务，美国政府比中国可比中国强多了，你孩子可以免费上公立学校，福利保险比中国好多了……
伊：……（思想斗争状）
也是，让左派愤青说感谢美国政府，比咬断自己的舌头还难，但是我琢磨如果你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应该为有裤子穿、有饭吃感谢政府（先不说那大饥荒、没裤子穿没饭吃还逼人感恩戴德的事了），那你应该为自己在美国的小康生活给美国政府磕几个头呢？
4．耍赖：
对话片段：
伊：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你追求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
我：谁给你堵住了？共产主义已经给你机会了，在十好几个国家都给实验了，你自己失败了还怪人家不给你机会？
田径比赛，自己跑步摔倒了就怪人家跑得太快，自己跑一次摔一次，跑十次摔十次，还气势汹汹地跑到那个跑步冠军面前喊：你根本不允许我跑步！你把我的路都给堵住了！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耍赖呢。
5．概念模糊：
对话片断：
伊：左派右派怎么区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
我：等等等等，你别跟我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太含糊了，你就说你批判不批判市场经济吧，市场经济这个词含义要明确得多。
伊：（迟疑片刻）我觉得……其实……总得来说……大多时候……左翼对市场经济是持怀疑态度的……
说到资本主义就斩钉截铁，说到市场经济就开始支支吾吾。什么叫资本主义？瑞典的资本主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中国当代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如此含糊，以至于俺都不知道它所指何在。左派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因为这个词一百多年来，已经被丑化成by definition a bad thing了。把一个东西定义成坏的，然后批判它，这样的辩论，太投机取巧了吧。
6．漂着浮着，只谈理念不谈制度
对话片断：
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重重，用暴力来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必须有一个alternative的发展模式。
我：你说的这个alternative模式指的是什么？你具体给说说吧，别跟我描绘一番蓝图，然后就是不告诉我怎么到那，你不能光想象一个乌托邦……
伊：为什么不能想象？
我：你可以想象，我就是特别好奇你这个乌托邦的制度特征是什么样的。
伊：想象乌托邦的意义在于批判现实……
说实话，我都同情左派，因为他们总是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不去谈论制度，这是他们的瓶颈和死穴。其实不是他们不愿，而是他们不能，因为一旦开始思考制度而不是那些大口号大标语，就会发现社会变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改良，which 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做而且做得比较成功（比如工会制度、福利制度……）；第二，革命，which所谓的“公产主义国家”已经弄得一败涂地。难怪左派自己都避免谈制度，而只谈理念，因为一方面他们是热爱“宏大叙事”里面高潮迭起的感觉，另一方面说白了他们就是“困”在那个语言中了，因为他们一旦降到制度的层面谈问题就露馅了。因此每天只能嚷嚷着“保持批判姿态”。那我就奇怪了，非要做一个左派才能批判？秦晖、贺卫方这样的右派不也在批判，不也呼吁关心弱势群体？所以说如果说左派只剩下一个批判的姿态，它其实就什么都不剩了。
而且，新左派中那么多保皇党，公然捍卫专制，连中国工人农民的自由结社权（工会、农会）都反对，这叫什么左派？连言论自由都反对，又怎么保持“批判姿态”？要是马克思他老人家在坟墓里听到他还有这样的不肖子孙，你说他老人家会不会给气得再死一次？
7．高深莫测、引经据典：
常用句式：
“本雅明说……”
“阿多诺认为……”
“施密特说……”
“黑格尔认为……”
不过，一般伊在说完“某某说”之后，我就听到一片“*^&*%$※^%$#……”，也不知道是我理解力有限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引经据典这事的重要性不在于人家说了什么，而是“黑格尔说”“施密特说”，这才是关键词。其实，既然你要批判现实，就直接从现实出发，“我舅舅说……”“我邻居说……”“我同事说”“我小学同学说……”比“本雅明说”“黑格尔说”有说服力多了。一会儿本雅明一会儿阿多诺，您这到底是为中国的老百姓说话呢，还是追赶学术的时尚呢？晚上跟恩华通电话时，我就说：左派说话，要么就是用让人听不懂的话来掩盖自己的混乱，而当你能听懂他说什么的时候，你立刻就听出那是一派胡言。
总是不能忘记那个经典笑话：一个苏联人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吹嘘各自的国家多么自由，美国人说：“我们特别自由，我就是冲到美国总统的面前对他破口大骂也没事。”苏联人：“我们也一样自由啊，我们也可以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却一点事没有！”基本上，中国这些的新左派就是这个做派，他们勇于“批判现实”，“冲到美国总统面前破口大骂”，勇气可嘉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家园 公民课 （5）学生们发现他们说了很多话，但是没有出现真正的讨论，没有达成共识，甚至没有一个主题。怎么回事，给了我们自由，我们却不会公共讨论。其实，这也是我最大的困惑，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不会提问，争论，甚至懒于表达……（7）名博王小峰发现现在的孩子，不会批驳别人，比如说，你说一句这杯子是圆的，他批驳你，不会说这杯子是方的。他会说杯子是白的。说不客气点，在香港大学中我发现凡是提出逻辑不通奇怪问题的学生，或者答不得意的多半是大陆来的学生，而不可能是台湾，香港，美国的学生。
（12）原来，我们的教育少了一个在美国小学中学大学延续十年的公共说理课程，这课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到底缺了什么，让中国不少大陆人不会讲道理呢？那就让我们看看美国公共说理课是怎么上的。我参阅了徐贲先生的文章，又发挥了一下，公民课没有版权，属于大家。
（14）小学五年级，美国小学生和中国小学生学的就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美国的公共说理课要区别事实与看法的不同,了解,事实是要核实的,看法是要证明的,每个看法都是要有论据证明才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天然就正确的,是需要证明的.也就是“说理评估”.
（15）到了小学六年级,中美小学生关键分野出现了,在美国六年级学生被要求: 一，判断作者结论所用论据的合适性和恰当性。二，用准确，有说服力的引述语合理陈述观点。三，察辨文本中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谬误推论说辞和宣传。
（16）请注意美国六年级小学生在进入初中前已要求能清晰分辨什么是宣传什么是真正的说理. 辨析“逻辑谬误。” 二，提防“宣传”，要辨析的逻辑错误又分为五种: 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巡回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
（17）在美国,六年级小学生被告知要要提防的宣传手法有十种： 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
（18）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要让小学生提防宣传,因为宣传正是利用人逻辑的谬误的进行的误导洗脑,是专制主义的重要武器.在小学六年级,这个十四岁,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年纪,进行反宣传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宣传.
（51）据美国徐贲老师介绍,在美国,宣传的十种手法与逻辑错误这两部分内容在有的教科书中合并为“逻辑谬误”，因为宣传本身就是一种利用一般人逻辑思考弱点和缺陷的“误导”话语，美国的老师就象我们今天上公民课一样通过案例不断让学生讨论加深印象。
（52）特别指出的是，要分清真与假，对与错两个界域的东西。我们只能说正确的逻辑程序，由真的前提可得真的结论。但正确的逻辑，假的前提也可能得到假的结论。而不正确逻辑，真前提也会推出假结论。宣传之可怕在，他可以用假的前提，也可以用真的前提错误的逻辑推出假结论。
（53）所以宣传家往往不喜欢事实，或者只喜欢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再运用假逻辑得到自己的效果，宣传家是以假为真的魔法师。
（54）美国 六年级，公共说理重点在于区别“事实”和“想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才获得正确性。美国六年级小学生被告知,任何人的想法不管是总统,国王,还是教皇都需要证明.
（55）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想法必须加以证明，四种常用的理由是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没有天生不需要证明的想法,没有一句顶一万句,不许质疑的教条.
（56）我告诉华师大学生们,为什么畅所欲言不等于公民讨论,为什么我们的讨论不成功,因为每个人都站起来说:我的观点是……却不加证明，好的，那无法讨论，因为你的观点就是你的，不需要讨论，需要讨论的是你如何证明，你的依据。而只说自己的观点，这会伤感情，容易争吵。
（57）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区别是什么呢？ 1，事实陈述可以确认：“温家宝是中国总理” 看法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温家宝是一位伟大的总理。”
（58） 2，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 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棒，爽，折腾，胡闹，伟大，光荣，正确的。
（59）总之事实说“请你核实。”看法说“我说对，就没错。”事实陈述谦虚协商，看法陈述则是傲慢，独语。为什么我们中国大陆人容易发生争吵是不明白观点不用争议争议的是证明过程，中国人将观点和人联系在一起，否定观点容易引起情感冲突。
（60）而象华师大的学生如果大部分讨论变成一个个说“我的观点，我认为”，那么讨论就没有基础，发言就成了一个个独语。为什么中国许多畅所欲言的会不是变成放炮会，要么就吵成乱麻，也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61） 胡适先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受人惑的伟大公民，他认为正确的思想来自于经验与逻辑。或者说事实与逻辑。由事实为前提，正确逻辑推出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专制者为什么害怕事实，也害怕讲道理的原因。
（62）在美国七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一）：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是否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 “偏见”和“陈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
（63）在美国八年级（相当于初二）：复习说理评估，重点在“评估文本统一性，连贯性，逻辑的一致性和结构。
（64）美国初二的公共说理课本中 例如会有一篇说理谬误的评论：“爱伦坡的小说诗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老师告诉学生，这儿犯了“普遍泛论的”的错误。 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所有的……”“每个……”“大家都……”“总是……”
（75）进入高中即美国九，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懂得说理是“对话”不是“独语”。中国人热衷的大学生辨论赛虽然讲逻辑问题，但可怕在训练学生不吸纳对方意见，千方百计坚持自己观点。——“你再怎么说，你的观点是个屁。”——其实是宣传翻版。
（76）曾是大学生辨论赛冠军辨手的郭宇宽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他做为许多辩论队的教练常常教队员一招。那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都可以反驳回去不用理睬他然后说自己的话。
（77）例如，辨论安乐死应不应当执行，对方说：“请问你知道现在病床上遭受折磨不能治疗的患者有多少吗？”最简单回答方式“对方辩友这么说无非是想证明安乐死有实施的必要，但是我们要说……”这一招本质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按自己思路走。郭宇宽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78）郭宇宽说当年看东南大学与南京大学的辩论，正方说一句马克思说，反方说恩格斯说过，正方又说恩格斯还说过……郭宇宽说：“到底是这帮人在辩论，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论？”这就是中国大学辩论的教条本质。 这种辩论其实用的是“势利”的宣传手法，以权威压人。
（79）有趣的是正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辩论让他真正对公共讨论产生兴趣，去了解真正的公共辩论应当是什么。郭宇宽成为了一个宣扬公共讨论的公民教员。本公民课也受到郭先生许多启发。
（80）在美国高中，公共说理课教学生 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顺序，逻辑过度）能够预先评估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
（81）让学生理解概说与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这让我们想起在文革中，攻击知识分子恰恰是对他们的著作，望文生义，曲解，断章取义，以达到迫害目的。
（83）在美国高三（十一十二年级）说理课：说理对象评估是“公共文件”，（publicdocuments)政府文告，政策说明，文宣，公共服务部门宗旨，规章，条例，招聘信息，凡是印成铅字的，并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这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
（86）封锁新闻，统治教育，上政治大课。这是威权者常用的方法。不给你们事实，不教给你们逻辑，不让你们讨论。
（94）徐贲先生还告诉我们在美国大学：公共说理写作在许多大学是大一年级学生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必修课。第一学期注重基本写作技巧，如描写，叙述，比较，说服，辨诘，评述。第二学期“说理写作”（exposicory writing)分析研究，提高普遍的论述能力。
（95）“从小学四年级算起，美国说理教育课有十年，尤其重要的是初中三年，可塑性最强，有自然好奇心和求知欲，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为习惯。美国所以有比较高公民素质，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除了国家民主传统外重视公民教育应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徐贲
家园 【整理】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 想起以前一位河友说的，那些媒体或许就是某个家庭最后的希望。对比河里冷静党一次次的洗地，至少请看清自己所在的阶层吧，至少在被别人卖的时候不要帮着数钱吧。管TMD什么大棋什么大局，连自己家都保不住还去骂什么南方系，这需要何等脑残？
如果没有微博主导的公民围观,很难想象,河北大学车祸案会是什么结果。10月24日,当地司法部门透露,河北大学车祸案肇事者李启铭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5日,当地公丅安部门透露,该案已被指定给望都县进行异地审判,并将邀请法学家和河北大学部分师生听审。26日,河北省省长陈全国透露,绝不会因肇事者之父李刚保定市公丅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的职位,而对司法裁决的结果有所影响；至于有消息称李刚“被曝有五套豪宅”,则需纪委等部门经过审查后作出处理。
看得出,地方政丅府的处置是快速有力的,对河北大学车祸案是高度重视的。而这种重视,显然少不了微博的推动。陈全国透露的有消息称李刚“被曝有五套豪宅”,消息即来自微博。事发之初的围观风暴,更主要来自微博。肇事者李启铭刚巧就在他父亲的辖区犯事,如果没有微博主导的公民围观,凭借肇事方在当地官场的强大动员能力,潜规则会怎样影响事件的走向,的确令人浮想联翩。
微博成功狙击潜规则,这其实不是第一例,稍早前的陕西谢朝平事件、江西宜黄血拆事件,微博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对事件最终走向良性解决,几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事实在在印证,中国已跨入微博时代。140字就够,甚至不着一字,仅仅转帖就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把发表门槛降到了最低,把最大多数普通人带入了舆论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微博聚合起来,成为公共生活中最重要的平衡力量。
这支力量不仅是对公权力的平衡,可以纠公权力之偏；更是对人心的平衡,可以救治人心之弊。目睹太多的苦难和悲剧,如果一直无助无力,强烈的挫败感和绝望感就会油然而生,戾气就会渐渐占上风,这于天下苍生决不是什么福音。微博时代不然,微博时代即微动力时代,即普通人可以起作用的时代。让无助者得助,让无力者有力,这既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自我疗伤。如果普通人都能推动公共进程,就不难找回希望,重归理性与和平。这种人心上的安定,才是社会稳定真正的基础。
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时代则是公民围观的新纪元,它以根本的力量,即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这正是微博的伟力。
然而,也并非没有遗憾。以眼下的河北大学车祸案而论,即不乏阴影:肇事者到底说过“我爸是李刚”没有?如果说过,到底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受害女生张某是否真的因利益牵连而在镜头前三缄其口?事件的诸多关键细节,至今云遮雾罩,以致流言四起。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粗鄙的道德裁判,也就颇有市场。所有这些阴影,无非发端于一个元素,即知情人的缺席。微博主导的围观风暴惊天动地,置身风暴中心的河北大学,反倒是难以理喻地一派沉寂,不知情的外部人摩拳擦掌,最有发言权的内部人,尤其是现场目击人,却大多玩起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这几乎是围观进程中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谁记得宜黄血拆事件中,宜黄人说过什么,起过什么作用?谁记得谢朝平事件中,除了那个豁出去的工会主席,别的渭南人说过什么,起过什么作用?同样的追问,也适用于成都唐福珍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等等。最有发言权的知情人缺位,这是对真相的伤害,进而是对围观的伤害,因为真相不充分,就很容易误导围观。
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但其实可以做到更好。显然是有一道人为的高墙,把知情人跟围观公众隔绝开来,让围观很难接通地气。怎样拔掉一个一个土围子,让最有发言权的知情人统统加入围观,让围观接通地气,这是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毋宁说,这是围观的最后一公里。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可能比打通前面所有的路都难。但是,没有功亏一篑的道理,我们别无选择。
家园 萧瀚先生倡导的法行动概念 政府行为依然对于现代的依法行政与依法司法尤其是正当程序原则十分陌生，这种陌生，一来源于中国法体系本身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依然不是一部保护公民权的法律），二来源于官僚制本身的惯性，三来源于官僚制对宪政精神有意无意地回避，不能及时提高施政能力。法言说一般包括新闻报道、公共议论、辩论、学术研究、公民教育等。新闻自由除了是基本公民权之外，可谓人民的喉舌、耳目，是社会知情权的基本道具，是社会民主力量的重要承载者，因此，在法言说中，新闻报道处于最首要的地位。
零度写作、平衡报道都是当代传播学上被推崇的基本规范之一。
公共议论至少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独立的言说，另一项是辩论。在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人们往往会自觉地将政治问题尽可能地法律化，法律化也就意味着按照规则办事、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政府一方，还是社会一方。
在公共议论的规范领域，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独立言说，另一方面是辩论。
确立公共议论的规范，需要在长期的公共言说实践中逐渐形成，目前中国社会在这方面还十分混乱，大量的公共议论者完全缺乏自觉的自律能力，这规范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一是工具理性方面的规范。
价值理性方面的规范，有一些基于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形成的重叠共识，例如人道主义的扶弱原则，要求议论者在尚未证明弱者有罪错的情况下，站在弱者一边；正义原则、遵守良法原则，其配套的相关工具理性规范，例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要做到未经正当程序的审判，不公开发表不利于刑事被告的实体评断。上述价值理性规范及其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在通常刑案的公共议论中已经基本够用。
工具理性规范方面，除了上述与价值理性规范直接配套的工具理性规范之外，至少还应当遵循两项原则，即不对论敌做动机猜测的诛心之论和不对论敌进行智力贬低，前者为了保证讨论状态集中于问题而非议论者本人的道德；后者为了保证交流与沟通的平等状态，坚持以理辩论。
只有在上述价值理性规范与工具理性规范相协调的情况下，公共议论才能尽可能地摆脱语言暴力，担负起公共交流与沟通的使命，一旦价值规范的底线被突破，工具理性规范也就失去意义，两者紧密相连，互为首尾。目前平面媒体也好，互联网也罢，公共议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无论上述价值理性规范还是工具理性规范，都缺乏基本共识。这导致了大量无效公共议论，以及破坏公民社会、公民精神的逆向言论。
对于突破公共议论之底线伦理者，施以相应的道德谴责是必要的。这是维护言论公共平台之所必须，否则破坏者将有恃无恐，从而，公共议论的平台无法建立。
中国历史上缺乏辩论传统，这本质上是一种强力思维的产物。在未来公民社会的推进过程中，辩论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任何无视辩论重要性的观念、行为都是有害的。一种观点、一种思想只有经过人道、公开、平等、理性的辩论式交流与沟通之后，才有可能帮助人们认清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最终决定选择什么，从而达成全社会的重叠共识。
家园 杨海鹏微博，持续关注中 今天 01:47 来自新浪微博转发(4) | 收藏 | 评论(3) 世博会后，当“吊车模式”走到终点，上海滩必然会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请大家相信我的判断。我们先会看到权力阶层的洗牌；后会看到一些巨案浮现；再会看到的，是人心从未有过的动荡。8月23日 21:10 来自新浪微博转发(1) | 收藏 | 评论(1) 失眠已一个半月。无药石可治。有了孩子后，似乎开始很惜死，惟恐孩子成年前，自己有什么意外。但乱世在即，生和死，平安与动荡，全由不得你。我的感觉很超验。对于未来我只有一字谶：乱！8月23日 21:08 来自新浪微博转发(14) | 收藏 | 评论(34) 今天陈涛正式离开《财经》。有些伤感。告别宴，谈的是上海，以及业务。世博会后，上海当是20年未见之变局，于新闻界也是如此。对陈的业务，我不能全面评价；对他的操守，我觉得万里挑一。我的调查记者生涯，几度近乎崩溃，多不在于敌人强大，而在于所谓同志者之善变。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走了，我很难过。
家园 萧瀚先生散论 最近一直再找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发现还是需要先廓清相关的基本概念，由郭德纲事件看到萧瀚先生的评论，发现他的博客正是我所需要的，很多之前自己模模糊糊感受到的东西其实早已有系统的理论。慢慢学习吧
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本身就是罪犯。曾有人说当代中国存在着普遍的仇官心态，我倒觉得倘若真有这么回事儿，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官员普遍存在仇民心态，与人民为敌。视人民为寇仇的官员，人民怎么可能不视他们为敌呢？罗曼.罗兰说，不是我要关心政治，而是政治总要管我。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一些基本自由，基于经验，也基于对生命的认知。大量思维混乱的当代中国问题热议者，其思维混乱的步骤是：价值与伦理位阶倒错、政治哲学观念混乱、心中缺乏善治模式的基本框架与细节观察能力。不受监督的公权力除了侵犯权利，还会阻止权利的救济；除了杀人，还要毁尸灭迹；除了制造灾难，还要活埋灾难。全世界的行政机构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层等级制下的权力集中，中国也不例外。但在权力分立的宪政国家，这种科层等级制中的庞大权力受到议员、上级行政首脑、自由媒体、司法等一系列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外部制约和监督，通常不大敢为所欲为，其行政官员一旦渎职，就可能遭到解职甚至司法清算。但中国各级政府目前的制度性权力结构中，行政权一权独大、权力不分立、缺乏有效制衡是不争事实，再结合行政权的集权本性，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在受到上级行政长官以及上级纪检部门的内部调查之前，往往能在本系统一手遮天、胡作非为，利用手中权力设租、寻租，并与上下各级行政官员和外部利益体交换利益。
与上述相应，权力腐败制造灾难也有其特定的规律性现象。缺乏制度性、常态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公权力，在其行为过程中只要第一个环节发生错误，后面的环节将自动出现制度性护短行为，于是在连环谎言的护卫下连环侵权一路畅通，直到最后公民权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缺乏监督和制衡的公权力在实际运作中的罪错递增规则。
正当程序虽无法达到绝对正义，但是它或许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正义，既然人是不完美的，就不能要求人制定的制度完美。宪政民主法治等制度正是建立在人的不完美性基础上，如丘吉尔言“民主是最差的制度，如果没有专制。”追求别的正义可能会出错，但追求程序正义犯错概率最小。转型时代，渴望出现大政治家是正常心理。正因为此，对有能力的掌权者更要加倍警惕，雄才大略者如果没能改变恶制度本身，其有为之治往往会遵循无限制权力本身的逻辑而成祸害（例如朱镕基）。唐德刚曾叹息康有为该改名无为，一个没有权力者尚且如此令人担忧，更何况手握重权者。我们不需要担心谁认为自己真理在握，我们需要担心的只是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是不是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不允许别人说话。社会对信息本应当有自我处理的能力，但目前社会的这种自我处理能力还很低，这种低能恰是全能政治刻意塑造的，1949—198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将社会力量彻底击碎，个人处于几乎完全的单子化生存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自治能力并未相应提高。社会自治所需的伦理共识尚在镜花水月，社会自治所需的制度支持也遥遥无望——许多时候不但得不到支持还屡受打击，例如对于发展社会自治最有价值的NGO组织，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现代社会的治理，从制度技术角度看，其核心在于对政府权力的分立和限制，从而使得政府权力确实达到服务于保障人权、公民权的目标。但是，当代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在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配置上，虽有相应的机构，但无论从理念上还是实际的制度效果上，都只是权力职能的差异，而非权力的分离。因此，这三种政府权力之间本身并未形成有效的制度性制衡，立法权固然掣肘于行政权，司法权也因其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行政权，导致真正的权力行使状态基本上集中于行政权。
在既无立法权的规范，又无司法权的审查这双重缺陷下，行政权的权力属性：主动性、迅捷性所赋予行政权的膨胀性，就会导致它成为脱缰野马。行政权会天然地突破立法窠臼，自起炉灶，“丰衣足食”——这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法律不允许、违背法律的政策的原因；同时，司法权缺乏独立性，也就无法有效遏制行政权的权力冲动，无法在行政权损害人权的地方，予以公正地校复，无法实现司法的本质“校正性正义”。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权力现状下，无论从行政权“没事找事”的权力冲动看，还是从社会自治能力低下看，都赋予了行政权僭行社会权力的现实甚至表面的道义基础：行政权有行使权力、扩张权力的权力本性，而社会又处于自治与自组织幼弱状态，亟需扶持。
但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一份判词中说的：“避免公民犯错误，不是我们政府的职责；而避免政府犯错误，却是公民的责任。”在良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内，常常还存在着美德与恶德并存的空间，这由社会伦理共识以及风俗习惯调整，法治社会的政府权力够不着这一块。一个极端的表述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老卡拉马佐夫的说法：“我喜欢堕落。”即人有遵守良法基础上“堕落”的“自由”，这也是思想家伯林所表述的消极自由是自由之根本。
一个人道、善治与合理的社会，在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权利以及公民权这三种权力与权利关系中，必是一个等腰三角形的稳定结构，这也是一种“三权分立”——政府权力受到较为充分与合理的制度性制衡与分立，通常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只有在社会与人民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它才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NGO、社团、行业协会以及各种具有公共性的职业活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一方面保护社会权利本身不受政府侵犯，同时它也行使社会权力帮助和保护公民权不受政府侵犯，并且以社会伦理形成的共识力量规约公民不滥用权利侵害别的公民与社会权利；数量庞大的全社会公民绝大部分热爱自由，尊重他人的自由，珍视自己的公民权，关心他人，关心公共利益。如此，三者之间才能形成有效和谐的共和结构。宪政国家，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以限制公权力作恶为起点，以此达到保障公民权的目的。但是，人既非十全，制度何以十美？宏观上看，在公权力与公民权这两造纠纷之间，常常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平，则宁取放纵公民权，而不是放纵公权力，因为个别公民滥用公民权之害，远远小于公权力被滥用的危害，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这样的思路，产生了英美法上著名的“正当程序原则”、“不得自证其罪”等原则性制度，后来这些制度设计也被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吸收，已经基本上成为国际共识。
宪政的核心精神就是限权和分权，永远保持对公权力的警惕、不信任和怀疑、批评，而您居然要我热爱这个政权，这怎么可能是热爱宪政的表现呢？我厌恶那种建立在义务论起点上的伦理观，我喜欢建立在自由论基础上的伦理观。虽然我不可能出国定居，但是任何一个选择出国定居的人，我都为他们高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天赋权利。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们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我的说就是做的一种。什么是做？在公共领域，针对公共问题发表言论就不是做吗？如果以你的要求，林昭是不是也什么都没做？遇罗克是不是也什么都没做？作为一个读书人，我的职责是针对公共问题发表我认为有价值的言论，这本身就是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定位，一个人只要没有突破底线伦理，伤害别人、损害公共利益，就不该受到指责和苛求。我不会质问别人没做什么（除非那是他的良法义务），我只会质问一个在公共领域做了错事的人是否遵循了应有的公共伦理。盯着别人眼中的刺，忘了自己眼中的梁木，不是我的习惯。
在公共生活领域里，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期望就是依靠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首先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辩论，没有辩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没有交流，一切冲突都只能回归到斧头帮传统下，靠暴力解决，而我们的一个重要努力，就是要结束这样的鬼打墙传统。
我的想法是，在公共领域，与其花时间给一个普通公民强加义务，不如批评公权力没做他们该做的事，或者批评有些人做了公共伦理不允许做的事。
许多思想性和具有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本来不是一种个体性要求性质的，而是群体提醒性质的，它所要激发的是有志于公共行动者的行动力以及促成他们清醒行动的能力，而不是具体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个体性的行动——这样的行动永远只能由行动者自己决定，其它任何人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人做良法义务之外的事情。我历来善待善意的批评者，认识到自己确实有错必会改正。您为什么不建议那些批评者搞清楚了再批评？您为什么不建议那些恶意的批评者善意地批评？我又不是政府，不是公权力掌握者，我也没有做什么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我有什么义务要善意对待恶意者？我又有什么义务善意对待那些动辄道德绑架的人？顺便说一句，我很厌恶道德绑架行为，指望别人做事，自己搭便车，这是懒汉和奴隶崇尚的道德，对于这种行为，我除了蔑视，有时候还会反击。我当然可以善意对待恶意者，也可以宽容他们，但没人有资格这样要求我，这不是我的义务，而是我的权利。于我而言，没有公正为基础，所谓的慈悲必是是非不分的。
我无权无势，发毒誓和我斗争不算什么英雄好汉，真有种的话应该去跟那些损害人民利益、欺压百姓的权贵豪门斗争，那才叫真汉子。别弄得跟一些所谓的“左派”人士一样，从来不曾为具体人的疾苦说句仗义的话，却对美国或者法国“发出雷鸣般的怒吼”——这样的怒吼越雷鸣般，就越像个笑话。46. 教师当有开放的心态，对待学生的任何观点都应首先有倾听的能力。47. 学会倾听以及与学生平等诚恳的交流，当是教师自身的第一课。
48. 从人的意义上说，教师通常应该是学生的大朋友，无论学生年龄多么小。
49. 对待年幼的学生，教师最重要的是要在行动中给学生以表率，保护他们天然未凿的想象力、好奇心，不必讲过多大道理。
50. 与成长中学生讨论问题应当讲道理，逻辑运用能力是基本功，教师尤应表率。
51. 公共讨论中不服从基本的逻辑，是因为学习过程中往往没有这基本训练。
52. 不服从逻辑的辩论，必然蔑视辩论应当有基本的知识共识这一元规则。
53. 公共讨论中，许多人只凭情绪罔顾道理，是知识与逻辑能力双重匮乏的产物。
54. 中国的学校一般不太注重对学生演说能力的训练，是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为真理而辩论——中国人往往只习惯自己就是真理。
55. 谁也不能垄断真理，每个人都应当是真理的仆人，而不是真理的管理者。
56.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教师与学生在真理面前当然平等。
57. 家长在家里垄断真理，教师在课堂垄断真理——中国怎么可能不专制？
58. 诲人不倦未必好，关键看怎么诲，启发性还是专断性是基本区分方法。
59. 启发性的诲人不倦教会人思考，热爱真理、热爱自由、热爱正义。
60. 专断性的毁人不倦教会人专制和盲从，热爱控制别人的权力。
61. 真正的好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找结论的能力，而不是追着教师要答案。
62. 好教师服从真理，会因为认同学生的求真能力而欣赏他们，不会死要面子、恼羞成怒。
63. 差教师服从权力，会因为学生不服从自己而厌恶他们，会死要面子，辩不过学生会恼羞成怒。
一个社会正常的正义生态通常取决于这样几个条件：全社会的正义共识，即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制衡的制度安排；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公民个人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素养。上述四个条件各自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需要，同时相互之间也处于互动状态——这种互动不是正向的良性互动便是负向的恶性互动，不存在零互动状态。
由于人群共同体生活的一般特征，在上述四个条件中，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两项条件尤为重要，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它们都是对于促成正常的正义民情和提高个人自由度、社会共和度具有规模效应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它们是促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条件。
如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对于公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还基本上是空白，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导致司法丧失其必备的中立性，从而遭到其它权力的干涉，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因此缺乏公平正义，司法的公信力极度贫困。
打击、刁难、取缔NGO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要粉碎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让公民处于单子化的无助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幼弱的公民权彻底裸露在强大的不受监督的公权力之下，导致其无法维权的悲惨境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表明，把公民权碾为齑粉能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历史恰恰表明了相反的教训：肆意践踏人民权利因其严重败坏社会正义生态，从而不但无助于稳定，还会严重破坏稳定，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果。当代中国如一艘在深海上调整航向的巨轮，怎样调整才能不出海难事故是个高难度的话题。纵观近170年来的历史，缺乏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缺乏正常的社会正义共识，缺乏普遍而广大的个体自由精神，迅疾的社会运动不但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还会带来严重灾难，所谓欲速则不达。然而，这样深具破坏性的社会运动往往不是民间社会自行有意识活动的产物，而多是被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的胡作非为逼迫所致。
从历史的纵深处，尤其能看到一个显在的悖论：权力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往往希望能够调整权力运行的方式，以便使得权力行使不那么邪恶，而权力互联网本身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绑架力量，当它与人性中的苟且与软弱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权力的运行依靠人的惰性和短视作恶，掌权者却又因为科层制的责任分级分摊而误以为自己可以免责，于是就会出现掌权者与被侵犯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坚定的NGO内核配以千千万万看似零散实为最终力量的个体公民精神，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安全阀。如此，既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不至于遭受没顶之灾；同时使得公民权和公民精神缓慢地从幼弱走向成熟。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未来愿景，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未来社会可能需要抵御疾风暴雨式动荡的安全之锚。
如此，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看似缓慢实则稳步踏实地完善社会正义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