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所大学五十多年来的零星琐事1 -- 东张西望
家园 想不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校友阿 我也来凑个热闹。学校变化真实太多了。
家园 华东理工大学？ 原来的华东化工学院？
家园 【原创】一所大学五十多年来的零星琐事2 二，从无到有的五十年代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这是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十年。到了五十年代末，学校已经初具规模，成为了一所完备的工科大学。
又是一个夏天，一个年轻人背着铺盖卷向学校大门走去。提起这个人可是大大的有名，他不是旁人，正是我爸
。这所学校是他填的第十七个志愿，也就是倒数第二个。我爸年轻时立志这辈子为国防科技做点贡献，所以他的第一志愿是哈工大，按他以后的说法，分数肯定是到了，可他当时被美好的憧憬冲昏了头脑，忘了(其实是他当时根本不懂)家里是什么成分，能让你读上大学就不错了。我倒是要感谢这个政策，如果我爸去了东北，别的不知道，肯定是遇不上我妈了，那也就不会有我了。人的一生很大程度是由很多不能预测的小事所决定的，其中有很多个人不论多努力都控制不了，也无从选择。既然这样，那就无论什么结果都开开心心地接受吧，毕竟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可惜我爸很久以后才想通这个道理(比我差多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开始了大学生活。其实那时候学校已经通了公交车，我家虽然和那时大多数人家一样，都很艰苦，倒还不至于需要徒步从家里走到学校。问题是这票价设计得不尽合理，从终点站到学校的前一站一毛钱，而到学校这站就要一毛五。因此，包括我爸在内的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选择了走这一站路。
都说上海人精明、会算计，可这也是让没钱给闹的。当年的老师学生们心安理得地在前一站跳下车，结伴走向学校，根本不用不好意思，因为大家都一样，还美其名曰锻炼身体。可是现在，同样是这些人，当年热衷于锻炼身体的教师们出门拦起出租来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也是那样的心安理得。
这站路我爸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先是和同学同事一起，后来和我妈，再后来抱着我走，最后改成搀着我走了。从这里也能看出来这二十多年物价没有变动过，当然了，工资也没长过，大家都和原来一样的穷。
忘了从哪一天开始大家渐渐不在乎这五分钱了，而路两边残存的坟地也慢慢变成了高楼。
家园 哎。 听长辈说，以前平民子弟哪有坐公车的。我父母读住宿学校，每个礼拜从人民广场走到桂林路。 工人上班也有天天走20多公里来回的。所以说上海人民也算艰苦的。住沙丁鱼罐头，坐‘11’路电车。
家园 【原创】一所大学五十多年来的零星琐事3 三，文革
毕业后我爸得到了班上唯一一个留校当老师的机会，我要再次感谢他老人家，因为如果他不好好读书，成绩不是班上第一名的话，按照当时的政策，一定被分配到外地去了。去不去外地还是次要，关键是这样的话他就又没机会碰到我妈了。这也说明那时候学校的风气很好，也不是样样事情政治挂帅。但凡有一点不正之风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机会怎么都不可能轮到我爸的。
就这样，我爸开始了他这辈子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当老师。可直到七十年代末，十来年的时间里他这个老师称号一直都名不符实，非但没教过几个学生，还尽接受学生的教育了。
我爸对他这十年的经历一直讳莫如深，但我还是从亲戚朋友中旁敲侧击知道了不少。
我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老师满脸大胡子，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却是我大学里遇到的最nice的一个老师。有一回课上他看我们都昏昏欲睡，突然说，今天正课就讲到这里了，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他说文革初期他还是个学生，那时候流行过一阵学生考老师，他们就把老校长拖到实验室，要他回答实验规范操作的问题。
我在初中的时候，碰上过一道复杂无比的平面几何题目，我那个大学教授的父亲和交大研究生毕业的叔叔研究了一个周末，最后答复是他们不会。可到了周一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轻轻松松就给出了答案。术业有专攻，别说多年来老校长一直被行政束缚了手脚，就算他一直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也未必回答得出这些琐碎的问题。因此同学们拥有了一个极好的理由很畅快地开了一次校长的批斗会，口号就是----“大家来看看这个所谓学术权威的嘴脸！”
老师讲故事时真情流露，表达了深深的忏悔，说到最后我仿佛看到他眼睛里有着泪光闪烁。回到家我说了这件事，我爸感叹良久，说：“这个‘阿胡子’有良心啊！”我说你认识他呀。我爸说当然认识了，一起在农村劳动过好几年，那时候大家都叫他“阿胡子”。----忘了谁说过，知识分子也应当参加劳动。这话没错，但怎么都得有个度吧。比如说，让每个大学生参加为期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军训，我虽然憎恨军训，但还是不得不说这很合理，但如果四年时间里训了三年半，还有半年政治学习，是不是就有点过了？顺便说一句，老校长最终还是熬过了文革的岁月，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去世。
有关学生考老师还有一段趣事：学校有个老教授，外号叫“硝基苯大王” ，也就是说，至少在五六十年代，老先生在国内工业生产硝基苯方面是绝对权威。造反派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写出硝基苯的分子式。没想到老先生脖子一梗：不会。为此是不是也开了批斗会我不知道，估计是跑不了，不过主持人在喊老先生“不学无术，混进权威队伍” 口号的时候，多少也有点心虚吧。这个倔强的先生也熬过了文革，并且在我出国的时候仍然在世，以近一百岁的高龄成为了学校第一人瑞。
我爸在文革中一直安分守己，十年里除了没教过书和搞过科研，其它似乎什么都干过。比如说种地，挖防空洞，建主席塑像，甚至还开过机帆船，当然了，干得最多的还是在农村种地。剩下的日子在学校政治学习，开开会，闲时他用抄药方来打发时间，也算自得其乐，在文革中他算是逍遥派。我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其实我爸也有过一次极大的危机。有人告发他用一张报纸擦桌子，而那张报纸上有伟大领袖的头像。工宣队极其重视，专门派了调查组。我爸的回答当然是没有，事实上他也记不清了。可那个告密者说出了时间、地点和当时在场的另两个老师。把那两人找来一问，一个结结巴巴说没印像了，另一个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没有这回事。衷心感谢那两个老师，还有那个并不想生事的调查组组长，否则结果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
我在偶然的情况下知道了这个故事，当时的感觉就是奇怪。因为文革后学校进行了很多项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每个系都成立了很多科研小组，那个告密者与我爸居然曾经在一个组(我爸是组长)，而对那两个恩人这些年也没见我爸和他们的交情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老师也觉得奇怪，因为那年成立科研小组的时候，没有哪个组愿意要那个告密者，最后还是我爸做主收下了他。我当然要去问我爸为什么，他说当年那个人的日子很难过，急于摆脱困境，逼不得已才想用告密来立功，反正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再说他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搞科研是把好手。对于后者，我爸没说什么，我猜想那大概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表现吧，但我明白他心里是不会忘了这件事情的。不过，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我爸的系，那是因为后来他又出了件事，和我爸却没有关系。
系里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系主任，从学校成立的那天起就是系主任了，那年他组织了一些老师合作翻译了一本书，别人都没什么，可那个人觉得稿酬分配不公和老系主任打起了官司(八十年代打官司的事情听着还是很新鲜的)，结果当然是惨败，因为法院调查下来老系主任干的活不少，自己拿的钱却是最少的。事后他自己也觉得没脸再在系里呆下去了，自己申请调到了图书馆当上了管理员。
很多年以后，有个老同事要调走，我听见我爸对他说：文革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老同事们都知根知底，谁的爷爷是干什么的都一清二楚，对每个人的脾性和人品更是摸了底，你现在去新的地方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优势了。
终于，终于，文革结束了，学校里又忙乱了好一阵。倒不是忙着平反(事实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而是大家连轴转地赶场开追悼会，死者包括批斗斗死的，武斗打死的，还没轮到斗自己先吓死的和没斗死但斗过以后自绝于人民的，等等等等。虽然日夜加班，但这件事两个月后才忙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