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一初开玉门第七章 虽远必诛（五) -- 阳光不锈

先给各位道个歉。这次更新拖的时间太长了一些。主要是写作任务比较重，又要同时在几个网站连载，时间就有点不太够用了。

西西河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站，人文气息比较浓，能把我的处女作在这里连载也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下面给各位汇报一下这个系列的写作情况。第一册《初开玉门》、第二册《三绝三通》都已经在国内出版了。现在在主贴连载的是第三册《乱世佛音》。如果各位有情趣的话，可以到我在新浪的博克。用的笔名是“瀚海箫声”。

不好意思，有点做广告的意思了。还请铁手高抬贵手。

援疆干部但钦

来的时候是一肚子问题，去的时候是一脑门子郁闷、愤怒，也许也有不屑。虽然来去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心境的不同感受也大不相同。乌孙的使者们出玉门，沿西域北路，首先进入的就是后车师王国。

驻扎在后车师王国的戊己校尉府已经物是人非。自始建国二年发生了戊己校尉部属投敌事件以后，戊己校尉府已经名存实亡了。数千士卒叛乱的叛乱，被裹挟投敌的投敌，死的死，逃的逃。汉朝在西域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三年了，王莽新朝并没有任何恢复戊己校尉府的举措。

流散的后车师国人也逐渐回到了故地，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的部众自然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临近后车师王国的许多小国都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匈奴的触角有意无意已经伸进了西域。

再往西走就是焉耆了。焉耆西南四百里就是都护府所在地。王莽新朝在诺大西域的军事存在现在只剩下西域都护府的一、两千军马， 实际上可能更少。而这些人马就像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由不得自己了。

都护使但钦在西域已经有年头了，从始元二年算起已经十年过去了，早已经超过三年一轮换的期限了。客观地说但钦虽然兢兢业业，但在西域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远不如段会宗等老前辈。人们记住他的只有严刑峻法，尤其是后车师国人更是难忘。

乌孙大小昆弥的使节一路返回自然受到后车师王国、焉耆等诸国的热情接待，也自然把各种情绪、感观、不满传递出去。此时西域的整体形势还是十分微妙，西域北路似乎又回到了数十年前选边站的时候了。人们有太多的理由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新朝与匈奴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西域的动态。王莽的大军屯兵边境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给西域各国一个十分不好的暗示。中原王朝的实力真正削弱了，连开战都要深思熟虑了，匈奴大单于又归来了。不仅如此，随着新朝在西域控制力的减弱，西域各大国压抑已久的称霸热情又蓬蓬勃勃起来。这里面表现最积极的就是离匈奴很近的焉耆。

焉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焉耆最著名的就是焉耆马，焉耆马虽然没有大宛马雄壮，但是耐力很好，当时许多驿站都用焉耆马。西汉末年的时候焉耆共有三万多人，相对他周围的国家焉耆的三万多人算是很多的了，这也是焉耆称霸的本钱。同龟兹一样在汉朝进入西域以前，焉耆也在匈奴的强有力控制之下。与其说是匈奴势力的回归使焉耆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新朝势力里的减弱唤醒了焉耆压抑已久的欲望，倒不如说焉耆垂涎都护府治下的万顷良田。都护府就在焉耆西南方大约有四百里处，焉耆要称霸就必须拔掉都护府这颗钉子。这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生活在不满、骚乱包围之中的但钦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威胁，但是能做的也就是镇静、再镇静而已。打不赢，跑不行吗？不行！这有损新军的荣誉，实际上也跑不掉。

该来的终于来了。始建国五年冬，离匈奴势力最近的焉耆首先发难，西域都护使但钦遇害。但钦如何遇害的真相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焉耆这个国家不具备攻破乌垒城，全歼都护府汉军的能力。而但钦遇害之后，消息很快传就回了朝廷，也说明都护府的基本功能还在。

人质危机

都护使但钦遇害无疑对王莽是当头棒喝，但是王莽除了跟自己生气之外，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大军集结在汉匈边境是进退不得，此时再用兵西域真是心有余，力不足。

同年从匈奴传来的消息使王莽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匈奴乌珠留单于去世了。立谁为新单于取决于主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按照乌珠留单于生前的安排，最有希望的应该是乌珠留单于的儿子苏屠胡本。可是右骨都侯须卜当的妻子是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在这关键时刻，伊墨居次云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

伊墨居次云有一半的汉人血统，对中国有天然的亲近，时常幻想能再次和亲。而且，伊墨居次云夫妇同王莽所封的孝单于咸关系非常好，这样咸就脱颖而出成为乌累若鞮单于。

登基之后，右骨都侯须卜当夫妇就劝单于与王莽新朝和亲。第二年，也就是天凤元年（公元十四年）单于派使者到了塞下，请求拜见王昭君的外甥和亲侯王歙，其用意是很明显的。

王莽很快就派遣和亲侯王歙兄弟作为使节，出使匈奴。对新任单于表示慰问，并赐黄金、锦衣玉带。更重要的是索取杀害戊己校尉的元凶，陈良、终带等人。怎么索取？花重金赎买！

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单于还有求于王莽。乌累若鞮单于很痛快地答应了。叛徒毕竟在哪里都是不被信任的，而且陈良等人与单于所关心的事件相比，太渺小了。叛乱的首恶陈良等二十七人都被移交给和亲侯， 并派遣厨唯姑夕王礼送和亲侯回国。王莽亲做焚如之刑，以解心头之恨。

处理完叛徒的事情，边境屯兵的事情又提到议事日程。三十万大军屯兵边境的负作用是明显的，不用说军纪涣散给边境地区造成的危害，光是消耗的粮草就不计其数，几年来把边境地区都吃空了。到天凤元年在边境终于酿成了大饥荒，都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五原、代郡等地是尤其严重，边民或者逃亡到内地进而沦为奴仆，或者干脆就揭竿而起。

从这角度来看，应该重新考虑在边境的屯军。尤其是考虑到匈奴新单于释放出的和亲善意，新朝君臣开始认真考虑边境驻军的去留。但是将军们考虑的事情与政治家是完全不同的，在将军们看来，匈奴远远没有臣服，不打一仗就回去说不过去。校尉韩威就请求率领五千勇士出击匈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真是后生可畏呀。

这回王莽很干脆的作出了三个决定，撤回大军，治军不严的陈钦等十八人被统统辞退回家，提升韩威为将军以壮其志。整个决定看起来干净利落，但是还是有些问题。王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决定退军，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单于所显示出的所谓善意。这就有点太天真了。撤回大军是有道理，也别都撤回来，怎么也得留点看家的。

很快王莽同学又后悔了，不得不再次征调屯军。为啥里？还记得单于最关心的问题吗？我们一直没有给出答案。

单于最关心的当然不是和亲，而是自己在长安的儿子助和登。助早已于始建国三年病逝了，而登也于始建国四年被王莽斩首。当时乌珠留单于大肆犯边，而咸也在其中。王莽一气之下就把登斩了，哪想到会有今天。这些消息是无论如何不能告诉新单于的。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匈奴使节回来一切就大白于天下。得到噩耗的单于是更加怨恨，王莽赠送的各种财宝也无法平息。和亲是真想和亲，但是抢劫、掠夺也不能耽误。当匈奴大军再次南下的时候，王莽也不得不再次征调部队到边境。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人死毕竟不能复生，单于虽然愤怒，劫掠边郡也只能了以泄愤。当务之急还是趁着双方关系尚可把孩子的遗体要回来。天凤二年（公元一五年）单于派出使节请求王莽归还两个儿子的遗体。

此时王莽对匈奴是无可奈何，打吧，不想；吓唬吧，自己的办法不太行，空费民力；不打吧，匈奴总闹事，也不是长久之计。王莽也很想找个机会，通过适当的手段安抚好匈奴。匈奴的来使就给王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可是王莽也有顾虑，担心谷吉的故事重演。把遗体送回去，使者回不来怎么办？更重要的安抚匈奴的计划不能完成怎么办？想来想去，王莽想出了下下策，把老将军陈钦抓了起来。当年就是陈钦进言，王莽才杀了单于当时在长安的侍子登。把陈钦囚禁起来给单于消消气，当然肯定会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陈钦自然明白怎么回事，就自杀了。

天凤二年五月，王莽派遣舌辨之士济南人王咸同和亲侯一起护送匈奴右厨唯姑夕王回匈奴，顺便就把登以及随从人员死在长安的一并送归。单于也派出伊墨居次云的儿子官居大且渠的奢到塞外迎接，一时间热闹非凡，好像双方关系很好似的。

到了单于庭，王咸就展开了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宣扬王莽的功德，新朝部队的的强大等等等等。总之，单于只有听的份，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说来说去，王咸说到了正题，给匈奴改名为“恭奴”，给单于改名为“善于”。而且封伊墨居次云的老公右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儿子奢为后安侯。

单于当然是不乐意。还没等单于发怒，王咸又亮出了底牌：一大堆金银财宝。不看僧面看钱面，不就是改个名吗？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吧。

表面上是单于贪图王莽的金银财宝，接受王莽的正名之议。实际上单于有更直接的手段获得这些财宝，抢。把使节一杀，一切自然都归单于。而且以现在双方力量的对比，即使杀了使节王莽也只有干生气。可是使节里还有王昭君的外甥和亲侯，执政的伊墨居次云夫妇是无论如何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财宝，单于是得了；名，单于是改了。对于单于没有什么差别，平时该干啥干啥？什么时候高兴了还领着大军到塞内来，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

对于王莽来说暂时就算解决了问题，虽然仅仅是名以上的。王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处理西域事件。

消失的王莽军团

天凤三年王莽派遣五威将军王俊统帅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以及左帅何封西出玉门，希望恢复西域的秩序。

王俊此来是任重而道远，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西域三年来的变化更让人瞠目结舌。这是几十年来中央王朝在西域少有的困难时刻，甚至比当年张骞二次出塞还要困难。那时双方之间至少还有神秘的好奇，现在只剩下了谨慎的恭维。王俊一行体会到了没落强权的无奈。

那位说了，西域各国太势利了吧。有一点。不要忘了一仆二主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当新朝没有办法控制匈奴的时候，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要求西域做什么。跟着老大走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谁会跟着老大坚定不移地走向灭亡呢？

就更别说那些有追求、有抱负的西域中等国家，趁着乱世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那是必然的选择。自焉耆攻杀都护使以后，龟兹西部的小国家姑墨也采取了行动，攻杀了附近的温宿国王，兼并了土地，西域南路的疏勒也在蠢蠢欲动。

王俊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兵出西域。在王莽看来此次出兵的主要目的是恢复秩序，并不是讨伐。即使有作战任务，象焉耆这样只有几千军马的小国家也不是汉军的对手。这就错误的估计了形势。王莽并没有真正征服匈奴，西域的反汉国家就有了依靠，而亲汉国家也就心有余悸。此消彼长在士气上就显示出来了。西域的骚动已经不是潜流，而是公开的反叛行为，不使雷霆手段，难显菩萨心肠。王莽新朝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在西域的存在。

此次王莽并没有派出大规模的作战部队，从事后的发展看，只是派出了常规的驻军配额，最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还兵分两处。为了保证道路的通畅，戊己校尉府是必须恢复的，否则就不会派出戊己校尉郭钦。这些兵力与王俊所肩负的任务并不相称，使得王俊在用兵上捉襟见肘。

大军一路西行感觉还不错，几乎所有国家都出迎郊外，提供饮食服务以表示友好。都知道新军此来必有作为，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就连焉耆也派出使节向汉军表示慰问，并诚恳地表示先前的冲突纯属误会，以后一定要好好做人云云。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探子，看看汉军有多大斤两，好为下一步作准备。

在王俊看来，此次自出阳关主要有两个任务：恢复新军在西域的存在、讨伐焉耆，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焉耆怎么说、说什么都不重要，王俊都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王俊如何回复焉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王俊怎么说，接到使者回报的焉耆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战在所难免。

到达都护府之后，王俊才知道了姑墨兼并温宿国的事情，随即发出令箭，痛斥姑墨的卑劣行径，严令姑墨尽快恢复温宿国，并且给姑墨改名积善。希望姑墨扬恶积善，重新做人。

稍事安定之后，王俊拿出符节征调西域各属国兵马准备战斗，要讨伐焉耆。还不错，莎车、龟兹等国共出兵七千余人，此外焉耆周围的两个小国尉犁、危须也派出了人马随行。刚刚被申斥过的姑墨，除了表示一定按照都护府的要求重新做人外， 也派出大军要再立新功，将功补过。

这样王俊手下能直接调动的人马就就有两万余人，远远超过焉耆的六千人马。随后王俊传令戊己校尉郭钦，约期讨伐焉耆，东西对进，在焉耆首府员渠城汇合。

也许是过于乐观，王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兵分数路，自己领一路先行。人马虽多，真正可以依靠的还是王俊自己带来的汉军，分兵自己就先削弱了。

王俊所统领的这一路由汉军、姑墨、尉犁、危须等国的军马组成。走着走着就进入了焉耆的口袋里。只听一声呐喊，四面涌出无数焉耆兵。王俊一催战马刚要冲上前去，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背后中了数支羽箭，一头栽下马来。

大哥，没办法，我是卧底。

队伍中的是姑墨、尉犁、危须等国兵马一起反叛。一阵喧嚣之后，战场恢复了平静，只剩残阳如血。

在焉耆军与王俊血战的时候，西进的郭钦部队抄了焉耆的后路。郭钦到达焉耆的时候，焉耆部队还没有回来。于是就捣碎了焉耆的营寨，大开杀戒，之后引兵回到戊己校尉府。这个时候，兵败的消息传了回来，王俊部全军覆没，李崇部不知所终。

随后不久天下大乱，西域遂绝。李崇就迷一样的留在了西域。

改名有瘾

单于也没多想，你换你的皇帝我做我的单于，两不相干。一个印信会有什么差别吗？也不应该有什么变化。按照单于的意思直接就想在酒桌上就以旧换新。旁边匈奴的重臣左姑夕侯苏虽然深有疑虑，一眼没照顾到，单于就接了新印，把旧印交给了王骏。这里面有个差别，印是汉字书写的。单于并不识汉字，得过后翻译。

宴会过后两边回到帐篷各自商量，单于是请人翻译去了；王骏一行是研究明天怎么办。章毕竟同玺有很大的差别。这一点不仅王骏一行知道，匈奴悉汉朝事务的贵族左姑夕侯苏也知道。这也是让单于最不满意的，“章”代表着与臣下无异。但是在王莽看来属国就是臣下，没什么分别，要不怎么会有王莽四条？单于在内心深处还是不想做臣下。

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单于一定不会这么痛快地接受新玺，而且也没有办法说服单于愉快地接受新玺。不明不白地给降了一大级，谁能愿意？虽然工资待遇照旧，面子上肯定过不去。明天又是麻烦的一天。

王骏一行六人中右帅陈饶很有主意，胆大，按照东北话来说就是有点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旧玺毁掉。明天单于爱咋办咋办。

第二天，单于果然对新章不满意，要求返回旧玺。旧玺没了！新朝已经建立用新章是必然的，每个人都要换，不单是单于。王骏罗罗嗦嗦的说了一大堆，越抹越黑。单于是无论如何理解不了，但也真是无何奈何。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单于恼羞成怒。

在回来的路上，王骏一行在左犁汙王咸的驻地发现了被单于掳来的乌恒人。一问之下，左犁汙王咸也很老实，就把事情都告诉了王骏。也许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知道单于的绑架行为。看来王莽给单于降一级也不是没有道理。总想方设法挑战中央的权威，不收拾行吗？很奇怪，是乌恒人没有报告护乌恒校尉，还是护乌恒校尉没有上报中央。如果王莽知道这个情况是否还会以章换玺，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以王莽的性格是必然要做出更有效的反应。

发现这一违法事件之后，王骏马上勒令左犁汙王咸转告单于送这些乌恒人回家。单于很气愤，刚刚被莫名其妙的降了级，现在又被发现了违法行为，一肚子气真是没地方撒。气昂昂的问：怎么送，从塞外送还是塞内送？

在得到从塞外送的指令之后，单于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领十大将万余骑送乌恒人回家。沿外长城一路向东，勒兵朔方等汉关城下浩浩荡荡。这哪是送行，分明是示威。单于能有这么大的脾气一点不使人感到很诧异。一路走来单于一直是不断试探汉朝的底线。相比以玺换章来说，遣送单于扣留的乌恒人更让单于感到郁闷、不平，毕竟这才是关系到实际利益的东西。玺也好、章也好，只是一个说法罢了，面子上的事而已。

不过这也符合动物世界通行的利益原则，当实力发生了变化之后，双方的关系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反映真实的实力对比。现在，单于之所以还停留在示威阶段，不是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而是对汉朝的实力不自信。这本身也是一个试探。

虽然单于一肚子气，还是派出弟弟右贤王舆赶着牛羊到长安来谢恩。谢恩是假，主要还是想把旧玺要回来，当然顺便也看看新朝的虚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差别，单于要的是旧玺，旧玺是汉朝发的，根本就不可能要回来。没准还要惹王莽同学生气。

车师暴乱

单于的这种示威行为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草原，对各个民族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最受触动的还是车师后国的现任国王须置离。

前几年车师后国的国王姑句由于叛逃匈奴被公开斩首。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新路即将通过车师，而车师是无力承担往来汉朝使节的费用。事实的发展也验证了前国王的担忧，尤其始建国二年五威将帅王骏一行六人的出巡更使车师后国不堪重负。

单于的举动无疑给须置离打了一极强心针。单于塞下示威不久，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直接导致了车师之乱。

甄丰是王莽建立新朝的功臣之一，褒扬王莽的功德是不遗余力。在王莽的几个谋士之中，甄丰原先的地位是很高的，与王莽的主要助手刘歆、王舜差不多。可是甄丰总觉得自己有功，是刚而犯上。王莽看在眼里，是记在心上。登基之后分封官员的时候，就完全按照哀章的符命来了，没有一点照顾。甄丰就同卖饼的差不多了。甄丰当然是很不满，但是也没说什么。不久甄丰的儿子甄寻不忿，就给老父亲制造了一个符命，说新朝应该效仿周公和召公的故事，将天下分成左、右两部分，由左、右伯分别管理。而且，右伯的人选就应该是甄丰。 这就是等于向组织要待遇、要官做。

虽然王莽不大喜欢甄丰，也不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功臣。借着这个符命王莽顺势就封甄丰为右伯，想把他派到西边远远的，省的麻烦。右伯的管理范围就包括西域。这边甄丰还没有出行，须置离已经以此为借口开始制造声势了。

右伯到西域一定经过车师后国的新路。右伯及其随从人员的数目也一定是庞大无比，迎来送往的任务必定十分艰巨，一定花费不菲，是车师后国这样的小国家所无法承担的，势必会影响车师后国人的正常生活。须置离这么一宣传，闹得车师后国人心浮动。这正是须置离的目的，他好借此机会率众投降匈奴。

可是屋内说话，墙外有耳。须置离的一举一动全在戊己校尉刁护的监视之下。当年都护府将前国王斩首之后，汉朝不仅立须置离为新国王，而且也提拔了车师后国内两个亲汉的部族首领，分别任命为车师都尉和车师后城长。所以，还没等须置离谋定而动，戊己校尉刁护就已经得到了消息。一问之下，须置离也对自己的计划供认不讳。这下不办都不行了，刁护只好把他送到都护府。

须置离这一去自然是不可能回来了。车师人是把眼泪擦干，把心一横，在须置离的哥哥辅国侯狐兰支的带领下，两千多人就东去投降了匈奴。

令人奇怪的是手握重兵的戊己校尉刁护并没有对狐兰支的叛逃队伍进行拦截，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刁护对车师后国前、后两任国王的遭遇深感同情，既然不愿意在这里，爱上那就上那吧；也许刁护正在病中，无意、也无力于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刁护本身就对王莽新朝有想法，总之，刁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匈奴单于正一肚子气没处撒，不仅收留了狐兰支， 而且即刻派兵同狐兰支回攻车师。狐兰支主要是想惩罚向戊己校尉通风报信的车师后城长，没想到都护司马也在车师后城长的住地。混乱之中杀了后城长，也伤了都护司马。

单于不仅出了气，而且等同于宣布同王莽新朝彻底决裂了。这是乌珠留若鞮单于任内的事。

陈良叛变

车师暴乱这一战的规模不是很大，车师后城长手下也就二、三百人。由于匈奴参与进来了，况且又伤了都护司马，就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本来已经骚动起来的人心更加混乱。

汉军将士，对了现在应该叫新国将士对效忠的对象产生了混乱。谁也没经历过这样的事。一觉醒来天子姓王了，原先引以为豪的汉军战旗要被踩在脚下了，能不乱吗？虽然已经看过了五威将帅的巡回展览，对事情的原委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要说解决了所有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换防的问题。连西域都护使但钦都连续干了近十年了，早超过了三年一轮换的期限，想必这些下级军官也没有按时轮换。心里的怨气是很大的，想家呀。这几年王莽净忙着天下大事了，估计早把这事忘到脑后了。

车师暴乱之后，更是谣言四起，军士们几乎一夜数惊。传得最多的就是匈奴大军将至，将一股扫荡西域。其实这时单于已经跑得远远的了，单于也怕汉军的报复行动。这个谣言从哪来的很叫人深思。现在戊己校尉的手下按照逻辑上基本可以分成了三部分：心向汉朝的、心向新朝的、模棱两可的。这个时候散布谣言无疑就是要搞乱人心。

即使是匈奴真的大举入侵也未必能吃得下汉军在西域的驻军。汉军在西域的部队总数应该不少于七、八千。其中戊己校尉所部应该有六千，分屯两地，那是汉军骑兵的精锐。都护使手下最少也应该有一千到两千人马。而且，西域也不是都反了，尤其是龟兹、乌孙的力量还是可以借重的。况且，戊己校尉也是防守森严。

重病中的戊己校尉刁护为了防备匈奴可能的袭击，分配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和右曲候任商相等四人各司其责，加紧备战。司马丞韩玄掌管诸壁、右曲候任商相掌管诸垒。弄错了吧？壁垒、壁垒，怎么分开了？

平常我们都说壁垒，但是这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据有关专家考证，壁是住人用的，垒是用于了望用的。当然有壁就有垒，二者也是不可分的。戊己校尉府所在地之一高昌壁就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壁。从刁护的命令可以看出汉军是分散住在几个壁里。这种防御体系对于不善攻城的匈奴也是一个难题。

常言道将是军中之胆，戊己校尉刁护正重病在身，不知不觉就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对部队就逐渐失去了控制。戊、己校尉原本是两校尉各守一城。近年来汉廷为了事权统一，合二为一，在动荡年代就出现了问题。

军中无主，一些自命聪明的人就开始自谋出路。被刁护卫以重任的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相等四个人就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商量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绝望的，应对的行动是残忍地、不可饶恕地。

在他们看来，完了。匈奴不日将至，以现在的状况根本打不了。只有投降匈奴一条路可走。不然就只有等死。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谣言就是他们造出来的。这些人对新朝不满，又没有机会，反叛之后也没有去处。现在看到单于同王莽决裂了，正好到大草原上去加入单于的队伍。当然这都只是揣测，没有任何证据。

于是匈奴没来，汉军先乱了。叛乱的最大障碍无疑就是戊己校尉。

当夜陈良派人首先控制了防御体系最外层的烽火亭，胁迫烽火亭管理员点起烽火，造成匈奴大举入侵的假象。一亭举火，周围的烽火就要跟进，消息很快就传递出去了。时间不长，大部分人就都知道了。前面匈奴将要入侵的谣言做实了。

随后陈良等人带着自己手下的数千军士浩浩荡荡开向戊己校尉府。管理诸壁的司马丞韩玄也传令诸壁，匈奴大举入侵，全体集结待命。很多不明真相的士兵，也都拿起武器加入到叛乱队伍中。大队人马开到离戊己校尉府数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将近天明的时候，得到匈奴入侵消息的刁护击鼓聚将，陈良等人是一拥而入。刁护一家数十口全部遇害。陈良、终带自称前汉大将军，裹挟着屯田士卒及其在军中的家属共计两千多人，投降匈奴去也。

整个事件暴露了朝代交替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即使象王莽这样的和平演变，要想保持政权交替过程中的稳定也是不易。如何形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都不为过，今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时间的演变都与此有关。戊己校尉府的崩溃打乱了中央王朝管理西域的整体部署，西域都护府事实上成为了一支孤旅。西域的门户大开，匈奴可以自由地进入西域，还乡团又回来了。

陈良等四人的叛乱成为压垮汉匈关系的最后一枚稻草。单于彻底看清了王莽新朝的本来面目。单于是异常兴奋，立即任命陈良、终带为乌贲都尉。而且，数次在单于庭宴请陈良等人，探讨天下大事。估计一方面是想了解汉朝军民对王莽篡汉的看法，为自己反莽找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也想了解新朝在西域的人员配置、军队士气，为下一步行动搜集情报。

这时候弟弟右贤王舆也回来了，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消息。随后单于给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下达了作战命令，兵发西域。很快不仅相邻的西域各国，而且西域都护府的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就是等于公开开战了，虽然还没有直接攻击汉关，但是一打起来那还收得住。

金钱不是万能的

单于实在是挑了一个好时机。王莽正在焦头烂额地忙于土地革命，哪有精力照看单于呀。王莽的一统之路遇到了麻烦，更重要的是麻烦不仅来自于昔日的草原霸主匈奴，而且一些小的国家也跃跃欲试。王莽决定拿匈奴开刀以实现自己天下一统的大业。抓主要矛盾，只要收拾了匈奴其他各小国家迎刃而解。

至于具体做法，王莽翻开《周礼》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的策略。关键时刻，王莽渊博的学识起了作用。沉思片刻，王莽想起了《推恩令》。

汉武帝的时候为了削弱各刘姓诸侯国，实行了推恩令。每个王爷、侯爷都有不少孩子，领导的关怀、皇恩浩荡不能让一个人享受了，老王爷去世之后，整个诸侯国要平均分给所有的孩子。让所有的刘姓子孙享受到皇帝的关怀。这样一分，诸侯国就越来越小，基本上一、两代之后就没有什么实力了。到刘备那就只能卖草鞋了。

王莽也要给匈奴来个《推恩令》，同是呼韩邪单于的子孙凭什么只有一个单于，太不公平了。王莽要把呼韩邪所有的孩子都封为单于。虽然现在乌珠留单于犯了错误，不能由于这个害群之马而影响整个呼韩邪家族，就惩罚他一个人，把他改名为降奴服于，同时把呼韩邪在世的十五个儿子都册立为单于。分而治之，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得找到人，茫茫草原哪那么容易就把所有人都聚起来？

始建国三年年初，王莽派遣中郎将蔺苞带领万余精骑和无数珍宝到云中塞下，引诱呼韩单于的儿子们来降，想把匈奴分成十五部，设十五单于。

在招抚、分化、瓦解的同时，王莽还给单于准备了三十万大军。王莽还是深通战争的精髓：钱。打仗不就是打钱吗？此时王莽的府库充裕，有使不完的钱。于是王莽下诏，派遣立国将军孙建率领十二员大将，齐到并出，务求全胜。预计集结三十万兵马，限期在边境到齐。先到的要等后来的，一并出击， 不能抢功。

这就暴露了王莽对战争的无知。战争不是光有钱就行，还要有谋略，有计划，有组织。否则何必要出兵，拿着钱袋子相互PK不就完了吗？

费了半天劲诱降的效果十分有限，只有右犁汙王咸和他的两个儿子来了。到了之后咸就被封为孝单于，咸的一个儿子助也被封为顺单于，当然少不了威胁利诱。而且，咸的两个儿子马上被送到长安，封为高官， 也就是软禁起来了。

对于王莽的分化瓦解，单于是非常震怒。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王莽又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凭什么当皇帝？当年宣帝对匈奴有再造之恩，那是不能忘，也不能背叛，对于王莽那就讲不了了。于是时隔几十年后，匈奴再次叩关。雁门、朔方等郡都是惨遭涂炭。

剿匪

王莽的剿扫匪大军正在陆续向边境集结。先到的还在边境待命。为啥？大军未完全集结到位，未敢轻出。这也是统帅王莽的要求。可是这样虚耗钱粮，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中原大国从来不缺明白人，讨濊将军严尤就上书王莽，分析了当前的形式。

匈奴对中原王朝的袭扰是由来已久，历经周、秦、汉三代，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周朝把匈奴当作苍蝇、蚊子一样，来了赶跑就得了，大军不出境。这是中策；秦朝是无策，建长城，画地为牢，自保而已；汉朝采取了下策，以汉武帝之神武，卫青、霍去病之勇冠三军，历时三十余年，才降服单于，但也是天下疲惫不堪。那么有没有上策哪？严尤没说，估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当年始皇帝征岭南的时候，采取了三策：同化、教化、通婚，也就是将所谓的夷狄变成中国人。这需要漫长的融合过程。宣帝以来对各属国采取的羁縻政策也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接着严尤又给王莽分析了新军所面临的困难。要聚集三十万人，估计得一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先到的部队必然会空耗时日，最后师老疲惫士气都泄了。再就是边郡无法供应这么多的粮草，需要从内地各郡转运，空添很多负担；三十万人一天得消耗多少粮食，再有钱也耗不起。

草原的气候与中原大不相同，并不是所有部队都能适应。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那时虽然没有啥啥流感的，但是感染疾病也是在所难免的。根据以前的经验部队集结、战斗也就是两三个月，不是不想穷追猛打，必其功于一役，而是不可能，没有办法打持久战。

严尤的结论就是现在的做法不和兵法，也不符合实际。希望允许先到的部队能够快速出击，给单于以雷霆一击。否则，迟则生变。

严尤的看法很有道理，既符合兵法，也符合实际，但是严尤并不理解领导的心思。王莽的整个工作重心都在内部的改革上，此时开辟对匈奴作战实在不是时候。在王莽看来匈奴也好，周边的其他属国也好都不在话下，只要内部改革搞妥了就是一战而定，或者是传檄而定。领导现在要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集结大军就是吓唬匈奴，不能由于讨伐匈奴而转移了工作重点。这就有点太书生气，太理想化，太脱离实际了，匈奴毕竟不是吓大的。结果没吓住匈奴，自己却被拖垮了。

军队到了边境之后没有什么事可做，又不是人民军队有强大的纪律约束，必然放纵不堪。而内地郡县征兵也很困难，生活已经很困苦了，谁愿意去边境打仗？于是人民弃家而走，就形成了盲流。没有吃、没有穿、也没有人给我们造，更没有正当职业，这就形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而大军都集结在边境，内地一旦发生事变连镇压的人都没有。王莽不仅没有将雷管拆除，而且还把导火索点燃了。

多米诺骨牌

在王莽与匈奴扯不清的时候，西域的乌孙也对王莽发出了试探手。

始建国五年春，乌孙的大小昆弥同时向长安派出使节，向朝廷进献贡礼。一听这就是新鲜事，是不同寻常时间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乌孙的大小昆弥不说是仇深似海，也是冰炭不相容。自乌孙两立就矛盾重重，汉成帝年间，小昆弥末振将还杀害了大昆弥雌栗靡。因此，大小昆弥能同时遣使贡献本身就不同寻常。不会是巧合，不约而同吗？

应该是约而同，不是不约而同。在西域各国中乌孙同汉朝的关系是非同一般，尤其是大昆弥，那是解忧公主的后代。对汉朝的向心力非常强。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尤其是五威将军王俊等人巡视各属国之后，乌孙也产生了困惑，不理解王莽想干什么。所有的领导都被降了一级，虽然没有实质的损失，面子上也过不去。因此，两昆弥商量之后决定派使贡献，试探一下王莽的真实意图。也许这不仅仅是乌孙两昆弥的意思，很可能也是西域各国的共同想法。

两个使节一起出现在长安，一方面说明在对中原王朝的关系上，两昆弥都不甘居人后；另一方面也暗示王莽，两昆弥也有共同利益，也是可以联合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不仅两昆弥在等待使节的回信，西域各国也在看，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疑惑。

这些道理王莽同学肯定都明白。作为政治家，王莽可能比大多数人看得都透彻。但是政治家也有政治家的盲点，尤其是像王莽这样执著的政治家。在处理各属国的关系上，王莽最重要的理念就是一统，不是将来一统，而是现在进行时。在王莽眼里，接待的不是外国使节，而是回京述职的基层官员代表。所以谁干得好，就做上坐，干得不好就做下面。在安排座次的时候，由于小昆弥更得人心，王莽就有意派人把小昆弥的使者排在大昆弥使者的前面。

这个认知不仅大小昆弥的使节无法理解，朝廷的官员也无法理解，太超前。师友祭酒满昌就因此丢了官。错了，座位安排的不对，大昆弥应该在前面，这是奉使不敬。满昌就因此弹劾负责接待的官员。哪错了？你错了，跟不上领导的步伐。

毫无疑问，试探的结果让大小昆弥不仅愤怒、疑惑，更加失望；西域各国也看明白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将军一个令，连乌孙都遭到了冷遇，天下真是变了。

第十章 抉择

王母娘娘

请到传国玉玺之后，当皇帝的所有家伙什是凑齐了。为啥非得要传国玉玺，建立新朝自己用萝卜刻一个不行吗？那哪行啊。这传国玉玺是用当年那块著名的和氏璧雕琢而成。当年还是和氏璧的时候，秦王就愿意用十五座城池交换，本身就价值十五座城。现在成为玉玺就更值钱了。上面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是秦朝相国李斯的亲笔，传国玉玺是秦始皇御用之玺，象征着皇权。有了这东西才是皇帝。

王莽是非常高兴。高兴归高兴，有一个问题还困扰着王莽。那就是太皇太后怎么办？见面叫什么？叫姑母，亲是亲了，有失天子威严、皇家礼仪；也不能再叫太皇太后了，那是前朝的官爵。正在王莽左右为难的时候，王莽的一个远亲王谏看到这种情况，也想赌一把，献了一计。这太皇太后是前朝余孽，要扫地出门。这是啥注意，老太太不可能高兴，王莽更不能高兴。

要不说拍马屁也要有水平，最起码得比马高，否则非拍在马蹄子上不可。随后河南人张永献上了一块符命铜璧文，显示出超高的水平，给王莽解决了大问题。说这老太后应该被封为“新王朝文母太皇太后”。文母就是周武王的母亲，这就等于把王莽比喻成周武王，马屁拍的是山响。随后，王莽发布文告说太皇太后是西王母转世，此时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完成汉、新交替，应为历代之母。怎么又同西王母联系上了？这么乱。

一点都不乱，听我慢慢说来。

这西王母就是王母娘娘，就是没事总爱棒打鸳鸯的那位。董永与七仙女、牛郎与织女都挨过她的大棒。当年周穆王西巡的时候见到的也是这位。也可以算是从西方来的神仙。在西汉的时候民间对这位西王母的崇拜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了。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的时候就爆发过一次大型民间活动，其狂热程度让人瞠目结舌。

具体原因不详，怎么兴起的也不知道。那一年春天关东大旱，不知怎么的就爆发了传西王母筹。只见民众纷纷拿着麻秆或者草秸， 一路浩浩荡荡向京师长安狂奔。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这些人是慌不择路，见墙翻墙，见路上路，一开始是穷苦老百姓，最后有钱人也加入进来。政府根本就阻止不住，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人随心所欲，尽兴而归。随后十里八村又展开了歌舞祭祀活动，一直热闹到当年秋天才结束。

对于这件事王莽是记忆犹新，今天把它提出来就是想借一借宗教的力量来收服人心。为强调自己得位的正当性添砖加瓦。实际上，王莽同志用不着费这么大的周折，没有人怀疑新朝建立的正当性。全国人民都坐在家里等着看王莽同志登基大典的实况转播。对于这位新皇帝的出现，全国人民给予了殷切的希望，都在等待王莽同志端出的年夜饭， 看看这位当代周公如何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当然刘氏宗亲除外，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对新朝的不满，但是小规模的暴动基本没掀起多大的浪花。

土地改革

王莽同学终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称孤道寡。当皇帝并不是王莽的目的，只是手段。现在王莽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再也没有什么制肘之力，也就此把自己放在了炉火之上。

此时的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最主要的就是土地过于集中，可谓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只是表现出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人口问题。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大于粮食增长的速度。汉平帝元始二年的时候全国总人口是5959.4879万， 将近六千万。这是当时的经济能力所能承担的极限。请记住这个数字，它将伴随中国人很多年，直到有一天粮食的生产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人口。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六千万人不能光干活、不吃饭，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光吃饭不干活，吃饭问题确实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再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都封建社会了还有奴隶？那当然了。土地兼并之后，无地可耕的农民没有什么好出路，要么饿死、要么当强盗、要么当奴隶。“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宁做富家狗、不作贫家人。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以仁义标榜的儒生？

王莽可谓是临危受命，其难度可想而知。人们之所以支持、或者默认王莽继承天命，就是希望、寄希望于王莽能把火药库的雷管拆除。

当然王莽是否意识到人口与粮食的根本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王莽心里还是有数的，也是有办法的。 具体措施是深受儒家推崇的，那就是复古。王莽同志坐在金銮殿上打开《周礼》，要按照教科书的方式改造这个国家，史称周礼改制。

既然是改制就应该因地制宜，怎么还要按照教科书进行，这样不怕刻舟求剑吗？在理解王莽周礼改制的时候，有一点一定要牢记：王莽始终是个书生，王莽的经历很单一。书生当然没什么不好。但是理论还要联系实际，书读多了往往容易理想化，再没有实际经验，更容易教条主义。

按照《周礼》进行改制，在理论上不能说无懈可击，也是非常完美。古制嘛，当年周公就是这样治理天下的，而且是堪称盛世。可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不一样。比如说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如果在极个别情况下有不同解释，估计全世界能理解的也没几个。社会科学正相反，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才对，脱离了历史条件，很可能起反作用。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而民意如水，变幻无常最难捉摸。

登基之后，王莽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主要改革方案，恰似推出了两项重磅炸弹。

土地改革

首先就是土地国有。不是土地过度集中吗？全部收回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从而断绝土地集中的动力。实行井田制，一井九百亩。一个家庭如果男人不超过八个的，土地数量超过一井的，多余的土地都要分给邻里乡亲。没地的按照每个男丁一百亩的标准分地。

这个制度是很好，耕者有其田，怎么不好？可是全国有六千万人，就算有一千万男人，也许就要十亿亩地。有那么多地吗？估计是肯定没有。那么五亿亩有吗？也不好说。这就不符合实际。

况且这个井田制是近千年前的东西，早过时了。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可得也，事异时移，变法亦已。时代不同了，土地私有、随意买卖已经实行很多年了，这是个大趋势。炒股的同学们都知道不能逆势操作。强行推行土地国有又太超前，条件不具备。中国实行全国范围的土改那是在近两千年以后。那时几千万有理想、有抱负、有信仰的热血青年艰苦努力的结果，那是一场革命的结果。

王莽同学是有理想，但是仅仅王莽同学有理想是远远不够的。王莽的土地改革当不当、正不正，难。王莽既不想、也不能革命，更不想赎买。只用一纸诏书，这一步迈得太大、太急。等一等，一步一步来不行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副作用是非常大，这一纸诏书就把全国的豪强都得罪了。阻力是非常大，基本执行不下去。

王莽的第二招直指人权。所有的奴婢都称做私属，也不得买卖。人为万物之灵，岂容随便买卖。王莽认为这是一个对底层人民有利的措施。王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现任奴隶的命运，并没有真正解放奴隶；又没有避免自由人变成奴隶。人总要吃饭，要活着，结果井田制推行不下去，没有土地，那么连卖身为奴都违法，出路何在、天理何在。这一招又得罪了最底层的人民。

开始的时候新政执行起来很是很有力度的。按照王莽的主意就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执行，结果很快监狱就满了，官道上竟是充军发配的人。但是反对的力量也是非常之大，不光有地主、富豪，还有官员、儒生，甚至王莽身边的。抓抓小虾米还可以，等到抓到这些人头上，就推不动了。这样下去就会动摇国本。王莽的国本当然就是反对土地改革的这些人。坚持到始建国三年，王莽不得不下诏取消这两项改革。这样王莽的新朝同没落的西汉就没有什么差别了，问题还在那里等着，看看能不能自行消失。

那么王莽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机会还是有、办法还是有地，就是慢慢来，一个一个的收拾，一批一批的收拾，对有钱人进行慢慢的清洗。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洗牌。但是王莽等不起了，现在王莽已经快六十岁了，时不我待。

土地改革只是王莽新政的一个方面，翻开《周礼》有好多项目等着王莽去实施。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官僚体系，但是王莽同他的管理团队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很顺畅。

孤家寡人

哀章的铜匣子给王莽找到了摆脱“假皇帝”的理论依据，把王莽推上了真皇帝的宝座，也给王莽造成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在哀章的铜匣子还有一个应符命的新朝 大臣名单，这里面包括一些王莽的亲信，也包括哀章本人。为了强调吉利、喜庆，哀章还添加了一些好听的名字，比如王盛、王兴。多吉利、多喜庆，可也让王莽同学抓狂。不用不行，用就是近乎儿戏、沐猴而冠。

没办法，找吧！一找就找到一大堆，不唯一。此前，王莽有过命令禁止取双字名，全部用单字，重名重姓的遍地都是。在京城里就找到十几个王盛、十几个王兴。选哪个？一个挺严肃的事，搞得像选秀。君臣也有办法，经过多轮相面，终于确定了卖饼的王盛、看城门的王兴为符命大臣。一步登天，别人看了能不眼热吗？尤其是那些跟随王莽多年的所谓功臣，竟然与卖饼儿为伍，老不平衡了。不满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新朝初立，功臣们争功也很正常。但是王莽与其他人不同，当了皇帝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不到享受的时候。下面还有改革攻坚的重任需要完成，客观上需要王莽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官僚队伍。什么样的改革离开强有力的行政团队都不行。

客观地说王莽对吏治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居摄年间王莽还是假皇帝的时候，就推行了退休政策。凡是年薪两千石以上的干部，也就是现在省部级的干部，可以选择年老退休。退休之后，保留原工资待遇的三分之一。这种政策就是放在现在也不落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年老多病的退下去，给年轻人腾出位子。如果照这个路子走下去，还是大有可为的。

可是登基之后，王莽同学的心态变了，王莽同高级官员的关系变得很尴尬。由于自身经历的原因，王莽非常怕臣下擅权，啥事都自己干，而且也真能干，经常一干就干到天明也不觉得累。这个皇帝当的着实不易，可以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容易吗？

可是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一个好汉还得三个帮，总得有个帮手不是。王莽不依靠尚书省的高级官员，必然要依靠宦官做事。管钱粮的重要职位都由宦官担任，各地来的奏折、上书也都有宦官帮着处理。上书省的官员乐得清闲，啥事也不管。政府基本上就停摆了，摆也是向坏的方向摆。

在王莽同学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制度，制度制定之后天下自然会太平。于是同众臣僚夜以继日的研究《六经》，一切都要有出处，要符合经典。皇帝净忙着书本上的东西，写论文准备博考，必然要耽误俗务。贪官污吏正好上下其手，乐得逍遥。

王莽还规定在规章制度正式出台之前不给各级官员发工资。等到天凤二年五月，王莽又下诏可以开工资了，但是工资额要减少。全国官员分成十五级，最低级官员年薪一年才六十六斛； 而且要同业绩挂钩。一斛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家里人口多就不够吃。遇到天灾人祸，官员的俸禄都要受影响，而且计算公式还相当繁琐，不是一眼就知道自己挣多少钱。这还了得，人总要吃饭，那时候万里当官只为财，各级官员的反映可想而知。王公贵族还好办，对于基层官员来说简直就是逼良为贪。

当然好干部啥时候都有，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不可救药，忧国忧民的也大有人在，有的是认同王莽的理念，有的则是不希望国家陷入动乱。但是这些人的建议正确与否是由王莽同学来决定的。一个人太聪明了、学问太高了，往往就会很固执，王莽同学就是这样。是呀，王莽同学的新政都有出处，都是按典籍而来，哪那么容易就认错。这样事情就愈发不可收拾了。

随着改革的深入，王莽的货币改革、五均六箢等经济政策也逐步出台。同时，王莽的正名运动也逐步展开。

改名有瘾

在王莽的经济改革措施陆续出台的同时，新政府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正名运动。所谓正名运动就是依古制，改地名、改官名。

改地名，不是一城一地的变化，而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铺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没有几年的工夫根本搞不定。就是政府文件上理顺了，老百姓心里也一时半会理不顺，习惯成自然嘛，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混乱，纯粹是没事找事。

而改官名更可怕，不是随便改个名就可以，而是必然伴随着职责的调整，权力的转移。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政府的行动力，即使非常高效的政府也会陷入短暂的混乱。

始建国元年王莽在开始国内改革的同时也对各属国关系进行了调整。在王莽看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天下要归于一统。以前汉朝的王爷、侯爷，再继续称王、称侯就不合适了，一律改为公；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什么叫僭号称王者，也就是自己称王称霸，没经过中央政府认可的。

同年秋天，王莽派出五威将帅十二位到全国各地进行巡回宣传、展览活动，向全国人民展示王莽代汉的祥瑞、符命，总之强调王莽代汉的必然性、正当性。这只是任务之一。任务之二就是给前汉朝的王爷、侯爷，以及周边各属国的国王更换新朝印信。其中，五威将帅王骏一行六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颁发新的印信给单于。

天子已经不姓刘了，原先的印信也应该作废了。可是新的印信与旧的有着本质的不同，一个是颁发的主角已经变成了王莽新朝，更重要的是内容也不一样了，由玺变成了章。一字之差天地之别。玺、章都是印信的一种。秦朝以前诸侯和大夫的印信都叫玺，没什么区别。自秦开始玺为王者独有；而章则为臣下专用。

这种改变看起来很奇怪，完全不符合王莽登基文稿上宣示的政策。匈奴是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属国，单于弄个王当一当还是名副其实的。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给单于正名。真怀疑是历史学家记错了。

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实在也没有什么意义，文字游戏罢了，章也罢、玺也罢，匈奴还在大草原上，汉朝的领导也只是名以上的。除了让单于难堪，激怒单于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如果说文字游戏也是，匈奴的王叫单于，已经封你叫单于了，章、玺有什么分别？

不要忘了王莽是一个书生。感到疑惑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一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欲与天公试比高，由书生不经过战争的洗礼直接晋升为开国君主的不多。作为一个书生的王莽又是如何看待单于哪？在王莽眼里单于肯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否则王莽就不会颁布《王莽四条》了；在王莽眼里单于也并不可怕，该收拾就得收拾；那么，如果硬给王莽找个理由的话，这个以章换玺没准就是王莽的一个下马威，至少不是一个高明的玩笑。

王骏到了匈奴之后，先是重重犒赏了单于，新店开张人人见喜。并向单于通报了王莽承接天命，建立新朝，接着就拿出了这枚新章：“新匈奴单于章”。

皮布税

颁布四条之后，王莽觉得还不够，还没有达到以儆效尤的程度。随后，王莽不知道怎么得发现了匈奴与乌桓之间的一间密事，这么多年以来匈奴一直在偷偷向乌桓征收一种皮布税。

乌桓当时聚居在上谷到辽东这一带，半耕半牧半定居。与汉朝的关系很好，很早就接受汉朝的领导了，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就设立了护乌桓校尉。乌桓与汉朝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乌桓首领也凭借对互市的控制，上下其手，大发其财。很多时候匈奴也通过乌桓进行交易。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才成为匈奴敲诈的对象。

这个皮布税是什么不清楚，总之感觉上怪怪的，不明所以。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皮布税不是一个税种，而是皮布交易。匈奴与乌桓之间存在着正常的皮布交易，匈奴通过乌桓用毛皮交换布匹，与乌桓交易也是省时省力的做法。禁止皮布税也就是禁运了，那是非常严厉的制裁。也符合当时的语境与王莽对匈奴的态度。不过这只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支持，写出来仅供参考，以博一笑。

这个皮布税肯定是由来已久，可能汉朝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王莽当家，正是较真的时候，不知谁提起来自然是一奏即准。这也非常符合汉朝的原则，属国之间是平等的，不能互相欺负。未经中央政府允许，私设税务部门，那还了得。禁！ 早就该禁！

但是有一样，王莽没有直接义正词严的批驳单于，而是由护乌桓校尉把禁令传到了乌桓，不得再向匈奴交纳皮布税。这个举措多少有些欠妥。问题的关键是匈奴，同匈奴面对面地交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现在只是通知了乌桓，明显的会引起新的冲突。对于这一点，乌桓自然是欢天喜地，省钱了，执行起来也是很认真的。

单于自然是还不知道，对于乌桓拖欠税款自然是非产震怒。税务局是最惹不起的部门之一，很快单于的税务官员就前来催租子了。陪同前往的还有很多希望与乌桓交易的妇女、商贾。乌桓有汉朝撑腰，就很明确地告诉匈奴使者，天子有令，不再交皮布税了，这不合法，属于乱收费。

匈奴使者的感受可想而知，不管不顾地就同乌桓发生了冲突。先是匈奴使者把乌桓首领抓起来暴打一顿，随后，乌桓首领的兄弟一怒之下就把匈奴使者杀了。那些满心欢喜前来交易的妇女、商贾也都吓得四散奔逃。

单于是不会吃这个亏的。尤其是得到禁止收皮布税的消息之后，决定拿乌桓开刀。派遣左贤王出兵乌桓，很痛快的大杀大砍一通， 还掳走了很多妇女、老幼。明确告诉乌桓拿皮货、布匹，总之值钱的东西来赎。单于堕落成了绑匪。

不仅乌桓被打懵了，连护乌桓校尉也不知如何是好。想来想去还是矛盾上交，等待领导意见，另一方面把人先赎出来吧。

单于可没有那么好说话，收了钱也不放人。单于就是想看看这么做了，汉朝会怎么样？可是这一等就是数年，汉朝也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

太委屈

汉廷在忙什么哪？

汉廷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不是哪个重要人物去世了；也不是人事上的变动，组织的更替或者什么灾难；主要发生在王莽同学的心理。

东山再起之后，王莽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向下专权，还不能损害自己的名声，向上还得把老太太哄高兴了。心里是很累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三年）冬王莽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成为国丈安全系数想必会增加不少。正在热火朝天忙活这事的时候出了意外，彻底颠覆了王莽的思维。

问题出在王莽的长子王宇身上。对于王莽无情的打击政治对手，尤其是不允许皇帝母亲卫氏进京，王宇感到非常的害怕。怕以后皇帝长大了遭报复。就几次给卫氏通风报信，出主意，希望卫氏能够取得王莽的谅解，进京同皇帝住在一起。这就是典型的吃里爬外。

王莽是铁了心了，无论卫氏姿态多低、作出什么保证，都不允许进京。王宇就同他的老师吴章、大舅子吕宽商量如何劝导王莽。吴章也是当时的大儒，是专家级的学者。他认为王莽这个人太犟，劝是不顶用的；没准装神弄鬼吓唬一下反而管用。

子不语乱神怪力。世上有没有鬼神对儒家来说不重要，因为它根本不在儒家考虑范围内。吴章作为当时的大儒能出这样一个主意可算是超常规运作了。真是有点意思。

到了晚上，王宇的大舅子吕宽就准备去装神弄鬼警示一下王莽。对于王莽这个层次的人，鬼神之说都是吓唬别人用的，自己信不信在两可之间。而吕宽所作的也就是在王莽家门口洒点鸡血，结果还没弄出什么动静就被门吏抓住了。

对于这个事件，王莽是愤怒、伤心、震惊、害怕。

愤怒。王宇这孩子怎么这么傻？怎么能吃里爬外？连起码的政治斗争常识都不知道。卫氏一族要是高兴了，还有我们王氏的好果子吗？

伤心。王宇，加上先前的王获，连折了两个儿子，能不伤心吗？王莽一气之下就把气撒到了吴章头上。吴章， 腰斩。至于吴章那些弟子，跟这样的老师能学到什么好的。一律都是假文凭，不得任用。借助吕宽事件，王莽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汉平帝母亲卫氏一家被杀得就剩卫氏一个了，王莽的两个叔叔王仁、王立也都被迫自杀，说句伤心得话，连深色牛仔裤都洗白了。当然这些都得瞒着太皇太后老太太。

震惊。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相信自己，都害怕。那些跟随自己鞍前马后的人会怎么想？是不是会有一样的感受。这种状态怎么推进自己的治国大计？

害怕。细想之下王莽又感到害怕，儿子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要说专权，整个汉朝自己可以排名第一。前朝霍光专权，对宣帝还有拥立之恩，一旦撒手西去，也落的祸灭九族。即使自己殚精竭虑把国家治理好了，也是给别人做嫁衣，下场也许还不如霍光。

在这个风雨的夜晚，思来想去，一个念头涌上王莽的心头。恰似灵光凸现，又如凌空打了个霹雳，王莽自己都吓了一跳：当皇帝。只有当皇帝才能保证不受制肘的推行自己的理念；只有当皇帝才能保证自己的家族不被清算；只有当皇帝才能保证部下跟自己同舟共济， 只有当皇帝才能

也许有人会说王莽不是觉悟高嘛，怎么还有这么多私心杂念？再伟大的人物也是爹生娘养，也是肉体凡胎，有点私心很正常。

由忠君报国到扯旗单干，对于王莽是个突破。但是也不违背儒家经典，武王伐纣、刘邦斩蛇起义，现在不也都受儒家推崇。而且我王莽一定比他们做得好， 要和平交接，不要武力。

当王莽想到这些的时候，豁然开朗，一下子就解脱了。

造神运动

想当皇帝可不那么容易。虽然王莽同志现在威望比较高，权力比较大，但是如果想当皇帝，这些东西可能一夕之间就会随风而去，那叫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第一条太皇太后就不能干，再说皇帝还在宝座上坐着那，怎么处理他？更烦心的是这种事还不能同别人商量，哪有同别人商量造反的，那叫自投罗网，也与王莽同志的光辉形象不符。

那么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在理论上要想成为皇帝有三条路：祖传、造反、禅让。祖传这个基本不可行了。造反，在王莽看来可行性也不大。现在整个汉朝王莽已经是最大官了，再使用造反这种初级手段有点不好意思，况且一旦天下大乱，最后谁成功还不一定。那么只有一种可能，禅让。

禅让这种现象在上古的时候就有，虽然具体做法没有传下来，但是基本上也要满足两个条件：人家愿意让、你必须是贤人。当年尧把天下传给舜，那是因为舜是一个大贤人，那叫择贤而立。很巧，王莽同志现在就是一个大贤人。

王莽不爱财，拒绝的赏赐已经数不清了，即使接受的很多也都分给老百姓了；

王莽执法公正、不徇私情，连续折了两个儿子了；

王莽节俭、节约，不奢侈，老婆穿得像要饭的；

王莽是凭着自己的学识、孝行，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上的；

王莽是亲贤臣、远小人，上台之后先收拾了坏蛋董贤，然后提拔任用了孔光这样的贤臣；

王莽同志，王莽同志的优点就说不完了。就王莽这些优点，放在现在也是模范共产党员。在西汉的时候就是周公在世、那就是穿越回去的雷锋。

至于愿意让与否就得想办法了。在西汉末年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尧后火德。这是说汉朝皇帝是尧的后裔，属火德。儒家不是有一个五德说嘛，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只要能证明王莽是属土德，土克火，王莽代汉就不存在道德上的问题，那叫顺天应时。说是这么说，论证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属于世界级的难题。

当然，如果这些都不行，还有一招，那就是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的例子。当年周武王建立周朝以后，没过两年就去世了，传位给儿子姬诵，也就是周成王。成王当时年龄小，就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掌管国家大事，就是代理天子。这也是一个选择。王莽是想了很长时间，也想不透，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元始四年春办完皇帝的婚事之后，王莽派出了以王恽为首的八大钦差，巡游全国各地，考察民情，想借此机会看看民意如何。随后反馈回的民意也把王莽下了一跳。还没等王莽自己采取行动，一个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已经开始了。

以太保王舜为首，共计八千余人向朝廷情愿，要求奖励王莽。都是假的吧？这种东西造假不是很容易吗？这八千多人都是真心实意地也未必，肯定有投机的、肯定有跟着起哄的，但是基本上是反映了民意。在世人看来，王莽确实是当代周公，是值得表彰的。

造神运动

那么这些人吃了麻药了吗?要这样大规模的请愿。众人都是清醒地，请愿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朝廷能够奖赏王莽，鼓励王莽的所作所为。为啥了?王莽特别优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西汉王朝这家小店要撑不下去了。成帝在世的时候，就有人写过《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宣传汉朝气数将近，要重新受命于天。这种东西的真假姑且不论，最起码体现了一种思潮、一种潜流。

汉朝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过于集中、贫富过于悬殊。集中的程度让人触目惊心，比如说董贤，皇帝一次性的赏赐就是二千顷，最后抄家的时候，抄出的财产就价值43亿。董贤发迹也就是短短几年的时间，更别说那些老牌的皇亲国戚了。

土地集中、流民增加，基本上就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就会沦为有钱人的奴隶，或者揭竿而起，开发道路收养路费。这天下还有好吗？现在突然看到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不爱财的领导，自然就希望他能够继续得势，有机会改变现状。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赏。怎么赏那就看领导了。

领导，也就是太皇太后，她能有什么主意？ 最终就是下到有关部门讨论，这就可以从中施加影响了。给钱、给地，王莽不要；要不违背民意，那就只有一个选择：升官、加荣誉称号。

请赏的风潮是一拨接一波，到元始五年（公元5年）夏天，累计请求封赏王莽的请愿信已经达到了四十八万多封。这在当时识字率不高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再考虑到当时字是刻在竹简上的，即使是造假，其工作量也是非常之大。不过还是真的多，即使是不喜欢王莽的历史学家班固也没有否认这些东西的真实性。出去巡游全国的钦差也回来了，不仅反映国内形势一派大好，还带回来许多歌功颂德的民歌。这里面就多多少少参杂了一些私货。民歌不可能太多，弄出上百首、上千首就显得假了。

对于这个请赏风潮，王莽也感到很意外。不过也在情理之中，现在等于是这些人推着王莽往前走。在整个过程中，王莽所作的就是因势利导，做一个本色演员。越有人请求封赏王莽，王莽表现得越谦虚，越谦虚就越有更多的人参与进劝进的队伍。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

不过仅仅谦虚也不行，王莽还要做几件实事，靠业绩说话。让推崇王莽的人更加理直气壮，让反对王莽的人哑口无言。

首先就是安排好太皇太后。抓住太皇太后的仁慈心里，任命太皇太后为长安市红十字协会的主席。让太后时常出去走一走，既散了心，又能赈济灾民，搞搞慈善工作，老有所为，不再整天无所事事闷在深宫。不仅如此，还拿出大笔钱收买太皇太后身边的人，让他们好好照顾太后，顺便也成为王莽的耳目。

第二件事，王莽要搞点大的，搞点献礼工程，能够流传千古的东西：大会堂、国立大学、国家天文台。广招天下英才，要把天下英才一网打尽。仅仅是专家公寓就修建了一万间。这就让全国的儒生都感到高兴，扬眉吐气、感恩戴德。主持这些工作的就是王莽的主要智囊刘歆。

刘歆是西汉时候的大牛人，要多牛有多牛。“孔子没，名实足以抗者，汉之刘歆”，这是后人对他的正面评价。争议也是很大，也有人说他是乱臣贼子，是王莽篡党夺权的的帮凶。但从学术上讲，刘歆确实很厉害，是古文经学的鼻祖。

现在王莽任命刘歆为儒学的学术带头人，总理一切事物，就是要借助刘歆的学说控制舆论、暗度陈仓。刘歆对当时西汉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同王莽差不多，而且对《周礼》也是推崇备至。这就是两个人的共同点，都认为必须对国家动手术，手术刀就是《周礼》。

此外在对内措施上，王莽还征集了大量的水利人才，要对黄河进行彻底根治。当然，现在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说说而已。有内就有外，为了显示自己威加海内的功德，王莽还想办法新建了西海郡。

西域逃亡

这两件事都是来自于遥远的西域。看似不相干，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影响着人们的心态。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在西域屯田的戊己校尉徐普发现了一条新路，可以从车师后王国直通玉门关。不是戊、己校尉吗？怎么变成一个人了？此时两校尉已经合二为一，驻节在高昌壁。高昌壁故城在现在吐鲁番市附近，著名的火焰上下。从玉门到高昌壁要经过白龙堆，徐普发现的新路直达玉门，可以不必经过白龙堆。白龙堆是一片绵延百里的土丘群，就是在现在也是一处危险的无人区，在汉朝的时候它的险恶可想而知。出西域能避开它自然是好事一桩。

这条新道据专家们考证应该是从敦煌出玉门，沿库鲁克塔格北到当时的高昌壁，然后到车师后王国。这条路既规避了白龙堆， 又近，是“省道里半”。实际上这条路应该早就通，不可能是新发现的。民间一直在用，徐普知道之后就想把它变成官道。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条路介于车师后国与匈奴南将军之间，这需要姑句的配合以勘查地界，调查清楚才能上报朝廷。徐普直接就把姑句找来，希望协助这项工作。

可是车师后国国王姑句对这个新发现并不感兴趣。也许这条路姑句早就知道，就是不告诉你。有道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修路。有路就有财，有什么不好？都护府有明确的规定，沿路国家要免费供应往来汉使的费用，就是迎来送往。而且这一条贯彻得相当严格。如果汉使往来频繁，费用也蛮大的。

本来车师就在大路附近，现在又发现了近路，往来使节就会更加频繁，就是这一点使姑句感到很不方便，当然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交通的便利必然带来其他商旅，也会带来一定的利益。更主要的是车师后王国当年是匈奴所立，姑句也是心向匈奴。不想与汉朝有过密切的交往。

姑句就委婉地拒绝配合徐普的工作。徐普当然是非常震怒，干脆就把姑句关了起来，这就使姑句的家属如坐针毡。尤其是几次送礼给狱卒，想把姑句放出来都没有成功，使车师后国国王妃股紫陬更加担心，汉匈五争车师给车世人留下的心理阴影也就此涌上心头。想当年车师王乌贵就数度逃亡，姑句这么长久关在狱中，恐怕凶多吉少。

其实徐普也没想怎么样姑句，只是关几天，吓唬吓唬而已。关键还是逼其就范，擅杀车师后国国王已经超出了戊己校尉的权限。姑句和他的王妃无论如何无法自安。一个偶然的事件终于使他们下定了决心：矛端生火。

长矛都是铁头木柄，矛端生火也就是铁枪头着火了。其实不是着火了，是一种放电现象。很可能王妃难掩心中的愤怒，拿着大枪乱舞，一不小心撞击产生了火星。王妃股紫陬是不懂物理的，但也认为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而且股紫陬认为这是一个用兵的吉兆，连铁矛都生气了，还等什么？

于是王妃股紫陬进行了一番运作，无非就是贿赂狱卒，送酒，送好吃的，将狱卒灌醉，然后乘乱逃跑。老套得很，但是很管用。

一家人飞马驰出高昌壁，直奔匈奴而去。

西域逃亡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都护使但钦治理下的西域，又爆发了一起逃往事件。

西出阳关遇到的第一个西域国家就是婼羌。这是一个小国家，也就一千多人，叫部落更确切，四处游牧，居无定所。平帝年间邻近的赤水羌逐渐强盛，两个部落之间就爆发了兼并战争。一来二去婼羌就逐渐处于下风，经常向都护府求救。当但钦成为都护使的时候，婼羌就几乎支持不住了。婼羌的首领去胡来王唐兜就再次向都护使但钦求救，寻求解决办法。结果，在但钦拿出解决办法之前，婼羌就已经败得七零八落了。

去胡来王唐兜自然是对都护使充满了怨恨。其实也不能全怪但钦。都护府驻节在轮台，距离婼羌的游牧地有数千里，信使往来也需要时间。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都护使但钦并没有把婼羌的事当作要务去办，不作为是肯定地了，一拖两拖就耽误了。

其实都护府也是左右为难。不管吧，不行，情理上说不过去；管吧，怎么管？都护府都成救火队了。出面说和，赤水羌并不在都护府管辖之下。一言不和就得动手，总不能矫诏平赤水羌吧。但钦也不是陈汤那样的猛人，即使是陈汤此时也要考虑考虑，赤水羌怎能同郅支单于相比？实际上但钦也是刚刚到任不久，情况还不算熟悉，也算情有可原。

家是回不去了，怎么办？去胡来王唐兜做出了一个选择：内附。如果这时都护府能及时出面，收拾残局，比如给唐兜残部重新安排一片游牧区，或者就近定居下来，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可惜都护府还是没有任何举措。

千里迢迢奔到玉门关前，结果吃了闭门羹。玉门关不是想进就能进，即使是内附也得有王命。守关将军是没有权力随便放人进来的，请示一下是必不可少。

这对于一肚子怨气的唐兜无异于火上浇油。唐兜的心情可以理解，国破家亡，千里逃难。满以为到了玉门关可以喝口热水，结果连关都不让进，还有活路嘛。

守关的也没有错，一切都按章程办，可就是少了点人情。先把人安顿下来，吃顿饱饭。然后再请示汇报，或者同都护府寻求解决办法，其实有好多选择。官僚主义给出了最简单的一个。

当然得到的也是最简单的结果，唐兜不再内附，而是到茫茫的草原上寻找单于去也。

接二连三的事件使汉廷大吃一惊。吃惊的一方面是自己官僚的不作为，更重要的是似乎单于的影响力又回来了。尤其是单于坦然接受这两起叛逃人员的态度，则令王莽感到吃惊；更可气的是不仅坦然接受，而且还要上报朝廷予以确认，简直就是公然的挑衅。

紧箍咒

王莽很快就派出中郎将王昌出使匈奴，斥责匈奴的不轨行为，并索要叛逃的两王。对于使者的质问，单于也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并拿出汉匈当年的约定做挡箭牌：外国投降匈奴的，不在当年汉宣帝与呼韩邪单于的约定内，是可以接受的。

当年呼韩邪单于三次朝见汉宣帝，与汉宣帝曾经有过约定，总共三条：长城以南归汉所有，长城以北匈奴所有；有投降的不得接受；有入边犯塞的要及时报告。

实际上单于是在狡辩。也是给自己撇清身份，如果佩戴汉朝印信的还是外国，单于自己算什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现在的匈奴不像当年了，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现在是人强马壮，单于的胆气也壮了不少。总想借机搞点事，试探一下汉朝的底线。

西域各国虽然还称国、称王，看似独立国家，实际上都佩戴汉朝印信，早就接受汉朝的管理了，与康居、大月氏等真正的外国是截然不同的。可是汉使并没有从这方面着手批驳单于，而是直接上纲上线，提到了汉朝对匈奴续绝存亡之恩，匈奴不能忘恩负义。

这就近似于恐吓了。话讲到这份上单于还有什么可说，只有叩头请罪，乖乖将两叛王交给汉使。单于亲自把二王送到边界，交给前来接收的中郎将王萌。 临了单于也没忘了做好人，虽然知道二王此次入塞是凶多吉少，还是通过王萌向朝廷求情，希望放他们一马。

都护府大会西域各国将二王斩首示众。冤吗？有一些。尤其是去胡来王唐兜确实有些冤，从他的王号就可以看出，唐兜对汉朝还是很忠心的。去胡归来而为王，是当年武帝亲封的名号。

冤也罢、苦也罢、单于求情也罢，都改变不了事情的结局。王莽要借人头示威。主要是震慑单于，杀鸡敬猴。副作用当然是免不了的，威是威了，但与宣帝以来的仁治作风大相径庭，不免在西域各国心里洒下了阴影。

随后王莽借此余威，趁着单于惊魂未定，再次出手：换约。收回汉宣帝颁布的前约，不是口头约定，是有正式文书的。重新颁发四条规定，给匈奴戴上紧箍咒。单于不是对条约的理解有歧义吗，现在把漏洞全部堵上，意思更加明了清晰。说是四条，就是一个意思。凡是佩戴汉朝印绶，受汉朝节制的民族、部落，都是和匈奴同级的汉臣，匈奴一律不得接受其投降。

对比前后两个约定，王莽四条严厉了很多，而且变成了单方面的义务。最重要的是取消了汉匈以长城为界的规定，也说明王莽同学对匈奴有了新的定位。

孙建很毒

借叛逃二王的人头立威西域、震慑匈奴，虽然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冤情，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必要。发生这样的事只能感到遗憾，这二位王爷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不该发生的事件里。

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匈奴的实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恢复，而汉朝由于内斗导致自身实力相对下降，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区域内各国的心态。当年乌孙人卑爰疐向单于送质子的时候已经漏出了苗头，如果不是汉朝应对得当，而且随后的西域都护使孙建采取了断然措施，情况也许会更糟。

孙建也是老都护了，元延年间就曾经出镇过西域。当年的主要对手就是反出乌孙的卑爰疐。为了抗衡卑爰疐， 当时朝廷还派出了西域人民无比爱戴的老都护段会宗协助孙建工作。 也就是在这次出使西域之后，段会宗再也没能返回玉门关，成为第一位以身殉职的西域都护使。西域人民为他立祠祭奠，段会宗成为中国在西域的第一尊神。随后不久，孙健也到任回国。

建平四年孙建再次出镇西域。正是卑爰疐与匈奴质子事件两年以后。孙建的再次出现使卑爰疐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西汉的历任都护使能留下名的是各有特点，段会宗是深受人民爱戴，郭舜的特点是廉洁、平和，而孙健是唯一一个以威重著称的都护使。说白了就是比较崇尚武力，尤其是对卑爰疐这样有新仇旧恨的更是不会手软。

孙健在都护府重新办公没多久，可以说板凳还没捂热乎，卑爰疐就有了重大的立功表现。主要的表现就是袭杀了当年杀害乌孙大昆弥雌栗靡的凶手乌日领。十多年了，也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卑爰疐这样积极向组织靠拢，组织当然也不会亏待他，很快卑爰疐就被封为归义侯。卑爰疐也从孙健的黑名单上撤了下来。

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卑爰疐用行动解决了与汉朝的敌对关系，但是与小昆弥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卑爰疐原来隶属于小昆弥，现在独立这么多年了，自己当家做主惯了，再回到小昆弥门下面子上有点抹不开。况且，大、小昆弥都很弱，从能力上比卑爰疐差很多。卑爰疐心里不服也很正常。一分为三的乌孙矛盾就显得更加突出。

从卑爰疐的角度来看，利用大小昆弥都很弱的机会，不断侵蚀甚至兼并大、小昆弥，进而重新统一乌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计划。这就基本上踏到了都护府的底线。元始元年的时候正赶上都护使新老交替，卑爰疐借助这个空档就展开了行动。

要是其他的都护使还好说，先说服教育，再办学习班，行动之前还要向长安请示，整个过程下来也得一、两年。况且新都护马上就来，多一事不日少一事。在卑爰疐看来正是千载难寻得好机会。可是当时在任的都护使是孙健，这套程序全免了。卸任之前，孙健采取了断然措施，攻杀了卑爰疐，省得给下任留麻烦。

这几乎就是几天前的事，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天下并不太平。

不客观的规律

朝正月大典年年举行，元寿二年的大典与往年却大不相同。这次大典创造了几个大会纪录让人难以忘怀。

这是第一个汉朝皇帝不欢迎与会匈奴单于的大典。皇帝刘欣的心情是十分矛盾，既不想由于破坏汉匈关系成为千古罪人，更不想由于接待单于成为科学实验的白老鼠；

这是第一个匈奴单于与乌孙大昆弥同时与会的大典。想必这二位在很多其他场合都有过接触，在长安会面肯定是空前，但愿不是绝后；

这是第一个与会匈奴人员超过五百人的大会。这一次单于带了一个五百人的朝觐队伍，远远超出了以前的规模。更多的匈奴人见识到了大城市的风采，感受到了领袖的关怀；

这是汉朝准备礼物最多的一次盛典，单单是为单于带来的五百人就得准备一个巨型的礼单；会议之后，匈奴人将最少带走丝绸三万匹，棉絮三万斤；

这是一个有最年轻首辅参加的大典，汉哀帝的小朋友董贤已经于下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被晋封为大司马、卫将军，时年二十二岁，成为最年轻的首辅。有这样一位贤人与会，连匈奴的单于都为汉朝感到高兴；

这是有史以来安保措施最严格的大典。为了保证汉哀帝的安全，大会加强了安保措施， 由于怀疑单于具有望门克皇帝的特异功能，从草原来的单于受到了特别的关照；

这是第一个匈奴单于遭到歧视的大典。对于在与会过程中遭到的不公平对待，单于感到非常的委屈与挫折；

这是第一个送客使团遭到救济的大典。会后，汉哀帝比照当年礼遇呼韩邪单于的规格，派出中郎将韩况护送单于出塞。由于路途遥远，准备不充分，回程的伙食没有着落，是单于慷慨伸出援助之手。就是这样韩况一行也在草原上多呆了五十多天才回来，让家里人担心死了；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一次即将载入史册的大会，也是西汉皇帝最后的盛宴。表面的风光无法掩盖内心的惶恐，有一年多了，哀帝一直是在傍徨中度过的。

元寿元年春发生了日食。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大事，一定要交待清楚，必须由人负责。满朝文武都在找坏人，矛头不是指向自己的亲戚，就是直指自己的最爱：董贤。有些不讲究的甚至把哀帝自己也牵扯进去，找来找去坏人很可能就是哀帝自己。不得已哀帝辞退了一些人，以安抚人心；请回来一些人，找回来几位赋闲在家的老臣，既方便请示机宜，也装装门面。

没想到刚刚假借傅太后的遗诏给董贤增加点封地，也不多，就是新增加了三个侯国，结果就被时任丞相的王嘉打了回头。咋说都不行，没办法哀帝使出强硬手段，找个理由把王嘉关到监狱里。结果王嘉就没出来，是呕血而亡。随后把孔光安排到丞相位置上，看谁还敢多说话。

现在董贤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甚至对于皇位继承人，哀帝也有全新的想法。哀帝的计划很高尚，自己要学帝尧择“贤”而立。

元寿二年送走单于之后，又发生了日食。这一次哀帝没有机会再调查了。也许是巧合吧，一语中畿。汉哀帝在元寿二年接见了单于和乌孙大昆弥之后不久，也辞世而去。

胡汉三又回来了

哀帝英年早逝没有后裔。政局将发生巨变，未来十几年的主角王莽在那里哪？王莽已经于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返回了长安。元寿元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春天发生了日食。以此为契机几位老臣被重新起复，王莽也以陪伴太皇太后为由被召回了长安。

自从回到郡国之后，王莽是闭门谢客，十分低调。可是越低调人们越想知道他的事情，象王莽这样的一个政治明星很难脱离狗仔队的贴身紧逼。一个偶然发生的悲剧使王莽更加声名远扬。王莽的二儿子王获做了一件坏事，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杀了一个奴婢。这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虽然不是很容易遮掩起来，找个替罪羊还是较比容易的。最起码也能找一个急性心脏病、急性脑血栓的毛病，花点钱也就解决了。但是王莽没有这么做，而是严令王获自杀谢罪。

王莽这么绝情，首先体现了王莽的一贯作风。对这种坏人坏事王莽是历来痛恨不已，执法不循私情；一方面也怕政敌抓住此事不放，至整个家族于死地。现在整个王氏家族什么都没有了，除了长乐宫的太皇太后，就剩下王莽的虚名了。这样做对王氏父子是残酷了一些，但是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如此。舍得舍得，能舍才能得。

总之，哀帝被来自全国各地为王莽喊冤的控诉信压倒了，舆论重新把王莽送回了长安。虽然工作只是陪伴太皇太后，回到权力中心可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哀帝驾崩了。太皇太后是雷厉风行，立即驾临未央宫、控制住传国玉玺，然后与大司马董贤商量哀帝的丧事怎么办。董贤真是一个老实孩子，老实地都不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于是在太皇太后的建议之下，王莽回到领导岗位也就顺理成章了。没有王莽也许真就连哀帝的追悼会都开不了。

看起来咋折腾都没用，关键还是看谁活得长，健康是硬道理。

王莽可不是来主持追悼会的，很快王莽就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尤其是把军队抓在了手里。董贤吗，已经是过去时了。

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东山再起的王莽与往日有了些许的变化。虽然还是那样彬彬有礼、还是那样礼贤下士，但是眉宇之间多了一份杀气。这次短暂的退休生活使王莽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此前王莽的行为出于他的本性，出于他对儒学的信仰，出于他对名声的追求，现在王莽更明白了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苦心经营名声为什么。明白了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追求自己的信仰，甚至保证自己的身家安全，权力是必不可少地。

发现它，得到它，牢牢地掌握它。

很快王莽形成了自己的班底，文有甄丰、甄邯、刘秀，武有王舜、王邑、孙建，举贤任能，自然是亲者上，仇者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该废的废，该撤的撤，该贬的贬；死了地，也要挖出来重新埋，礼不能废。

当然王莽同学做事不会急猴猴地不顾影响，对上太皇太后还是要哄开心了地；对下还是要以诚信示人，舆论是一定要小心引导地。至于皇帝还是选个年轻的好，年轻有为嘛！同年，中山王刘衍继皇帝位，时年九岁。 这就是汉平帝。平者，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也。

理想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益州的土著向朝廷贡献了一支白色的山鸡。每每在历史的关头总会出现这样的所谓祥瑞。有的是巧合，有的就是人为做出来的。这次是王莽暗示他们做的。正月里王莽就把这个祥瑞供奉到了宗庙里。

天降祥瑞这是表示王莽辅政有方，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一轮劝进的风潮。比照萧何的前例，群臣建议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也借此机会展示了自己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风范。

天下四安，降此祥瑞，又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上靠太皇太后领导有方，下有同志们支持，还是把高官厚禄留给同志们吧。王莽建议还是先封孔光、王舜等四人。这四人很快都被封为侯爵，食邑一万户到几千户不等。只封下面的人，不封王莽，下面的谁好意思接受？

于是太皇太后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食邑两万八千户。一番推辞之后王莽接受了爵位，坚决谢绝了两万八千户的食邑。一再建议把这些土地分给更需要的同志。土地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无比重要，皇亲国戚无不以聚敛土地为能事。看看现在的房市就可以理解一二，小小蜗居寄托了多少人的辛酸苦辣。王莽一次性谢绝这么多土地的确与众不同。那些饱受土地兼并之苦的中小地主、无地贫民简直就把王莽当成了神。

王莽不仅谢绝封赏给自己的土地，还主动带头捐出自己的土地给农业部长作为赈济灾民之用。元始二年天下大旱，王莽主动捐出钱百万、田三十顷作为赈灾之用，可以看出王莽确实没有多少私田。领导都带头了，王公贵族们也不得不跟进，不跟进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了。

不仅如此，还在长安城中建设了廉价屋，供无家可归者居住。长安城里不光有豪宅广厦，也得有贫民百姓一席之地。自此以后，每遇到水灾、旱灾，王莽都吃素以示与天下同甘苦。老百姓都照顾到了，当官的、侯爷、刘氏宗亲，这些主要人物王莽当然也不会忘记，运用各种手段发钱、发地，让全国人民都高兴。

这些举措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大不相同。是为名吗？也是也不是。客观上确实为王莽赢得了好名声。但要说王莽仅仅为博个好名声，却有些偏颇。现在地位有了，权力有了，按照有些人的想法，也没必要再维护名声了，该享受享受了。

王莽同学还有追求。还要什么？理想！王莽同学是有理想的，敢为天下先，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理解不了是你的境界没有王莽同学高。不能妄度君子之腹。

对于王莽的独角戏难道就没有人出来干预一下。对于可能的挑战者，王莽早有防范。新君登基之后，按照母以子贵的前例，平帝的母亲卫氏也应该迁居到长安。即使不被封为皇太后，年幼的皇帝也需要母亲的照顾。

为了不让尊号之争重演，王莽没有体现出任何一点人文关怀，平帝的母亲被禁止入宫，当然平帝的娘家亲戚也在禁止之列。

任何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都在王莽的黑名单上，即使是自己的叔叔也不例外。王莽的亲叔叔红阳侯王立虽然已经退休在家，没有任何公职了，按理说不能对王莽有任何威胁，但是毕竟是长辈，他的话不听有违孝道；听，又可能碍手碍脚，所以王立不得不离开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享福。

太皇太后哪？老了，已经七、八十岁了，早已厌倦了政治纷争，即使如此也必须哄高兴了。要让老太太高兴，感受到今非昔比，感受到王莽的丰功伟业。王莽采取了超常规的手段。派人暗示匈奴单于派遣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入宫来陪伴太皇太后，当然工资待遇从优。这样的事单于有什么不答应的，举手之劳，何况还有赏赐。

看起来王莽很威风，单于很乖、很听话，有求必应。可是随后传来的两件事却给人以截然相反的感受。

小马拉大车

很快皇太子刘欣就登基继位，这就是汉哀帝。哀者，悲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刘欣所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王氏专权、刘氏宗亲岌岌可危，这一点刘欣在郡国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所以如何削弱王家的权势是刘欣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更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的祖母定陶共王傅太后。傅太后的心计、权谋在当年立皇太子的时候已经暴露无遗。哀帝可能也希望得到祖母的帮助。依靠自己的亲戚打击王氏贵戚，成为刘欣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上任之后刘欣首先提拔自己的老师师丹为左将军，领尚书事与大司马王莽同领朝纲。哀帝自己也一改成帝的为政作风，事必亲躬、令从己出，果然气象一新。可是好景不长，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四月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奉太皇太后诏命来到长安，战斗开始了。

为避免两家争权造成内斗，丞相孔光就建议为傅太后重新建筑宫室居住。宫里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安排这位傅太后。孔光也是想把傅太后同皇帝隔开，既把老太太养起来，有了面子，又不至于干扰汉哀帝的施政。可是哀帝没有同意，而是采纳大司空何武的建议把祖母安排在了北宫。

北宫是有复道通往未央宫的。结果傅太后一天也没耽误，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未央宫并提出两个条件：上尊号、分封亲属。而且很快汉哀帝就接到了高昌侯董宏的请愿书。董宏举出秦庄襄王的故事，建议封定陶共王傅太后为帝太后。国无二主、天无二日，出现两个月亮也不行啊。这必然遭到了以王莽为首的王家的反对，而且也不符合礼法，就连皇上的老师师丹也不赞成。刚刚登基的汉哀帝也无可奈何，请愿书被束之高阁，董宏也就此被免为庶人。

可是毕竟找到了理论依据。秦庄襄王王母姓夏，而庄襄王是华阳夫人所生，庄襄王即位后，两位母亲都称太后。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办法。前提是不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

汉哀帝干脆就亲自到太皇太后王政君那里请示机宜，看看太皇太后怎么说。太皇太后能怎么说？汉朝以孝治天下，汉哀帝的孝行很难驳回。很快诏令就发出来了，汉哀帝不仅尊自己的父亲定陶恭王为恭皇，尊定陶太后傅太后为恭皇太后，母亲丁姬为恭皇后，一大队亲戚也批发成侯爵。为此，太皇太后虽然不好直接反对，却授意王莽请求退休。

不得已汉哀帝派出由丞相孔光、左将军师丹等人组成的请愿团，到太皇太后那里请求王莽参与新政府的工作。一个假戏、一个假做，双方维持表面的平和。

这一来一往之后，刘欣同学认为此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可以暂时腾出手来推进自己的改革计划。刘欣同学与王莽同学一样崇尚节俭，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就烧在这上面。

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诏令禁止这些娱乐活动。

郑声就是郑地的音乐，就是现在河南中部的音乐。郑声描写爱情、情感的比较多，其他方面的比较少。“郑声淫”的淫不是淫秽的意思，而是过了。孔子讲究中庸，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在当时就是流行音乐，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乐此不疲。追星，贵戚之间为此大打出手的也不在少数。在刘欣同学看来这就是奢靡的一种表现，再加上自己也不太喜欢音乐就下了禁令。

放在现在就是成天哥呀、妹呀的，主旋律的东西少了，那是不行的。可是禁了郑声，又没有新的娱乐活动，长夜难挨怎么办？

紧接着在老师师丹、丞相孔光的支持下，刘欣同学烧出了第二把火，用今天的话说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颁布了限田令、限奴婢令，这下触到了问题的根本。这是儒门中人运用自己的理论改革时弊的第一次尝试。中国这几千年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新朝初立天下承平，土地兼并财富集中，然后革命。此时的汉朝就在革命的前夜。刘欣同学并不想革他们的命，只是想限一下，缓和一下矛盾。

客观地说这个限田令、限奴婢令还是很温和的，只是想稍稍地限制一下而已。限田令规定无论诸侯王、列侯、公主，总之一干人等吧，最高的私有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也就是三千亩。三千亩这就不少了。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宽松的限令也执行不下去，一个照面就被众贵戚打了回来，理由很简单“不便”。 刘欣同学不得不下诏暂缓执行新政，中兴之梦也就戛然而止。

一个新政的推行不仅要有热情，也要有手段。什么阴谋阳谋的都要用一用，软硬兼施，有的时候还要拿起屠刀来砍一砍。刘欣同学则简单了一些。客观地说，改革攻坚的措施推进的急了一点，也没有相应的配套手段，提出的时机也有些问题。朝廷内王、傅两家正在恶斗，刘欣虽然是皇帝，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强行推进新政不可避免的遭到众人的反对。况且刘欣也没有顶用的人。

下课

无论是孔光也好、师丹也好都是工兵型的人物，虽然能够看到问题的本质，但是并不能够统帅群伦，都不是帅才。相比之下王莽可能真是一个好的人选，人望、能力都是上上之选，二人联手没准能干出一番事业。

可是王莽姓王，是刘欣内定的必然打击对象。刚登基的时候还客气客气，时间一长就不客气了。随后不久两家爆发了正面冲突，哀帝借机对王莽就下了手。合作基本就是天方夜谭了。

首战胜利，傅太后就想趁热打铁，把名分定下来。很快机会就来了，没有也可以创造嘛。这一天汉哀帝举办宫廷酒会，招待王公贵族，党政军代表都来了。借着这次宴会的机会，傅太后就想把身份再向上拉一拉，在排座位的时候就动了手脚，把座位排在了太皇太后旁边。两太后并列而坐。

这种细小的变化是不能逃过王莽的眼睛的。说实在话，尊卑有序，虽然都是太后毕竟含金量不同，放在一起也确实于理不通，王莽也有王莽的道理。傅太后的这一个小动作看似平常，攻击性却很强了。是公然的的挑衅，有意地激化矛盾，把一切矛盾都摆在桌面上了，逼王家出牌。两家的矛盾就此总爆发。王莽是怒斥搞招待的，怎么弄错了大、小王？撤座，重新安排；一点面子都不给，傅太后怎么能挂得住，是离席而去。一场宴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王莽以退为进，二次请求退休。这就打错了算盘，王莽认为自己在朝内的影响力大，汉哀帝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动不动就撂挑子，哪个领导也不会满意。现在王莽主动把枪放到了汉哀帝手里，哀帝焉有不扣动扳机的道理，正好借坡下驴。这次王莽是求仁得仁，获准了。为了安定局势，哀帝还给王莽加了一大堆荣誉称号，享受退休总理的一切待遇，而且是十日一赐宴，搞得是热火朝天。锣鼓喧天的把王莽送回家，真象王莽是光荣退休一样，弄得王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至此，汉哀帝一家是大获全胜，接下来就是分赃。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在接下来的分赃过程中，皇帝刘欣与傅太后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皇帝还是比较单纯，希望把亲戚中能干的、声望比较好的提拔上来；傅太后就比较实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个“我”可不是皇帝，而是专指傅太后。哀帝刘欣逐渐发现，在清除王家的战役中自己几乎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权力完全转向到祖母傅太后手里，自己有靠边站的嫌疑。紧接着通过对一件小事的处理，汉哀帝得到正式确认，自己靠边站了。

傅太后有个侄子傅迁经常侍奉在太后左右，为人奸邪，一朝权在手就要把人整，总之不是什么好人。哀帝非常讨厌他，就把他免职，遣送回家。也想借此机会玩一把敲山震虎，强调一下皇帝的权威。傅太后还不明白吗？死活不同意，小家雀还能玩过老家贼。不得已丞相孔光和大司空师丹也出来助阵，说什么皇帝金口玉牙，不能朝令夕改，诏令前后矛盾。

傅太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大家知道权从何出。经此一役，汉哀帝是彻底没电。这位傅老太后天生就是一个战士。进入长安之后，肩负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就是上尊号。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傅太后终于大获全胜，成为帝太太后，与太皇太后比翼齐飞了。刘欣也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不成人样。到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短短四年的时间，一个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已经未老先衰了。

平静的西域又起波澜

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单于上书汉廷请求第二年来长安朝拜哀帝。单于来朝拜的事情以前也有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联系到一年多前发生的事，却有点不那么寻常。

那还是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时候发生的事。乌孙的卑爰疐与匈奴发生了冲突。卑爰疐反出小昆弥之后，北依康居，据说还要借兵统一乌孙，可是日子过的是比较窝心。

康居的支持是口惠而实不至。康居虽然对汉朝并不买帐，也不敢虎口拔牙，更不会为卑爰疐火中取栗。卑爰疐也不是真想投降康居，只是引援自重而已。南面是日益团结在都护府左右的大小昆弥，虽说两昆弥很弱，后面的都护府确实惹不起。卑爰疐就被压迫在这个狭小的区域了。这么狭小的区域要养活八万多人确实不大容易。东面的匈奴右地就成了卑爰疐攻击的对象。

匈奴可是今非昔比。从呼韩邪单于南下归汉算起，大草原上没有刀兵已经四五十年了。这几乎就是两代人啊。现在的匈奴可以说又是兵强马壮，只是在汉朝的阳光照耀下不敢为所欲为而已。这些年单于被憋得够呛，不能抢周围的邻居，邻居都在汉朝的保护下；不打仗就没有奴隶；不掠夺，只能靠自己发展畜牧业，猴年马月能致富？

对于卑爰疐的挑衅单于真是求之不得。卑爰疐自然遇到强烈的反弹。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被单于斩杀数百人，还被掳去近千人和大批牛羊。随后卑爰疐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向匈奴送出质子称臣。卑爰疐虽然打了败仗，单于也没有乘胜追击，称臣的举动有些过份了。卑爰疐是想借此与单于结成同盟，增加自己对抗大、小昆弥的实力，也就是对抗西域都护府的实力。

单于当然是美滋滋的接受了，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尤其是汉朝的态度单于也拿不准。顺势单于就把球踢给了汉廷，作为一件喜事将此事上报朝廷。看似恭敬，其实是暗藏玄机。无论汉廷如何答复，匈奴都坐赢不赔。不允许，是意料之中的；如果汉廷脑袋一热允许了，匈奴与汉朝的臣属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汉廷很快派出了使节，对于单于与卑爰疐私下的小动作态度很明确。你们同是汉朝的属臣，打仗本身就是不对的，也是不允许的，更不能互相入质称臣。现在相互斗殴的事就不追究了，严令单于限期把质子送回原处。单于虽然有一百个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现在事情虽然过去一年多了，单于突然请求入塞朝拜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不客观的规律

自从呼韩邪单于南下归汉之后，历任单于曾经数次参加朝正月大典：

宣帝甘露三年、黄龙元年、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来朝；

成帝河平四年复株累单于来朝；

如果这次成行，将是第五次。可是有人就从这有限的几次中看出了一个规律，并把研究成果报告了哀帝。再简单的事情也架不住研究。在单于于黄龙、竟宁两年入塞朝见天子之后，宣帝与元帝都于次年辞世。这个研究成果真是骇人听闻。此时哀帝正在病重，这就让哀帝很为难。

哀帝二十岁登基，现在正在青春年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夹板气难受啊！

哀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可能是遗传吧，哀帝的父亲刘康也是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工作又不顺心，啥事也做不了主，啥事还都得问他，夹在祖母傅太后与 众臣工之间，左右为难，备受煎熬。不仅如此，做啥事都有人反对。想搞点改革把，一大堆人反对；想改一改成帝时的弊政吧，老师师丹跳了出来，说什么不能随便改先皇的东西，要改也得三年以后再改，这是孝道；哀帝就是小马拉大车，不累死才怪。

哀帝是看谁都烦，看谁都不顺眼。也别说有一个人哀帝不烦：董贤。这是汉哀帝的一个特别爱好，那就是断袖之癖，也就是同性恋。

早年汉哀帝还是太子的时候，董贤就是太子的侍从。哀帝登基之后，就跟随哀帝入宫作了郎官。有一次董贤在殿下报告时辰，哀帝被他的容貌所吸引，也因此想起了这就是当年的小侍从董贤。汉哀帝喜欢貌美如画，有阴柔之美的董贤，两人经常同榻而眠。有一次，都到了上朝的时间董贤还躺在床上酣睡，弄得哀帝也没有办法起床，袖子被董贤压着那。为了不吵醒董贤，哀帝就把袖子剪断了。

汉哀帝不仅仅是喜欢而已，动辄赏赐巨万，一次赏赐的土地就达到两千顷，完全忘了自己当年的执政目标。也只有与董贤在一起的时候哀帝才能享受一点清静。但是年轻人在一起疯狂起来，哪还有节制？身体就更吃不消了。

从内心深处哀帝真怕一语中畿， 有点拿不定主意。所以让众位贵戚、大臣讨论一下此事。众位臣工的水平还是比较高，不相信迷信、不相信牵强附会的研究成果，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接待单于的不可行性。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干什么吆喝什么。众人认为单于来朝对汉廷没有什么好处，只是白白浪费公款，公款吃喝，吃不了还得兜着走。不是瞧不起穷亲戚，而是实在看不出这么热情接待这位亲戚有什么好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哀帝就下召打发匈奴使节回国，朝见之事以后再说吧。

领导人之间的见面没那么简单。单于绝对不会只想简单地来串个门，唠唠家常，经济考虑是一方面，接受点救济款，领点工资，同时也是一种试探。看看汉朝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另一方面也想见识一下汉廷当家的主要人物， 了解一下汉朝的虚实。

避而不见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朝廷里的贵戚大都是哀帝登基突击提拔起来的外戚，是见识不到这么深的。人多有人多的好处，每每在这种时刻汉廷总有人站出来说话。这一次是黄门郎扬雄。黄门郎是一个品秩很低的职位，在宫门内服侍皇帝，或者传达诏命。但是扬雄却不简单，是同司马相如齐名的文学家。虽然说起话来有点口吃，但是文思流畅经常能一针见血。

这一次扬雄就为哀帝剖析了单于来朝的本质。接见单于即能表达汉朝的友好态度，消除单于的不安之心；又能让他见识汉廷的威严、府库之充实、军力之强大，打消单于可能产生的不良念头。至于花点钱、送点礼，更是小事一桩，与当年汉匈开战，甚至匈奴南下骚扰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

聪明人一点就透，何况扬雄说得已经很透彻了。哀帝追回前命，欢迎单于第二年来朝。可是第二年单于又病了，一直拖到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才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