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化维度上的平等与自由 -- 庄汀

我在与铸剑关于左右派定义的讨论中，萌发了用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平等优先或者自由优先区分左右派的想法：

右派：政治上自由优先-精英民主，经济上自由优先

左派：政治上平等优先-大众民主，经济上平等优先

斯大林主义：政治上自由优先-精英民主，经济上平等优先

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平等优先-大众民主，经济上自由优先

但是对于铸剑提到的文化维度能不能用平等和自由优先次序来区分左右派，我没有想明白。但是下面的文章给了我极大的启发：

加藤嘉一：新疆新政可期

这篇文章应该对很多人都有启发，建议大家了解。关于文化维度的平等和自由问题相关部分节选如下：

白：确实如此。正如我前面说的，维族进入工业社会的最大阻碍是文化差异问题。这里的“文化差异”是说，人为划分出的“民族”概念，阻碍了维族人获得足够文化教育资源，使他们无法得到与汉族相等的发展机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政府五十年代时完成了“民族识别”，把全国居民分为56个民族，对不同的民族采用完全不同的语言进行教育。当时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大多数人种地为生，许多人从来没到过离家二十公里的地方。所以，受什么教育、说什么语言，都不影响各民族按照农业社会的方式来生活和发展，“民族识别”没有什么问题。但今天中国已经进入信息化、工业化的阶段，社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和信息资源，人的“社会性”也变得非常突出。主流人群在工作时必须随时融入社会，获取知识，沟通信息，掌握技能，甚至休闲娱乐也必须依靠市场上提供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产品。这种交流几乎是免费的，但参与者必须掌握相应的语言和文化“接口”，否则无法“连接”。悲剧的是，边疆地区的多数维族人不掌握汉语，只能享受维语文化资源。维语文化资源是非常贫乏的，难以支撑一个现代化社会。于是人们还是只能按照农业社会的方式生活，直到遭遇人口极限。

加藤：我经常听到一种从“普世价值”出发的说法，认为政府没有尽全力保留维族的文化。既然年轻人得不到充分文化资源确实是个大问题，那么能不能通过创造更多的维语文化产品来就解决这个问题？

白：就在的情况来说，创造更多的维语文化资源是完全应当的，但重点不是原创，而是把内地流行的各种文化产品，通过“翻译”的方式引入维族的日常生活。因为现在的问题是，维族必须融入一个别人的工业社会。在内地，男生比较喜欢网络游戏，女生爱看翻译成中文的韩剧，另外大家还可以从网上下载各国电影和对应的中文字幕。想象一下，如果网游、韩剧、电影字幕组突然被禁止，内地年轻人能不愤怒吗？能不闹事吗？可是维族人因为语言的关系，从来都享受不到这些资源，以盈利为目标的文化企业也不会为了不足全国百分之一的人而做专门的文化产品开发。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推广这些产品，开发维语网络游戏、把韩剧翻译成维语、鼓励民间成立维语电影字幕组，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有趣起来。这样做的话很快就能看到社会效益。

加藤：这是个不错的创意，年轻人有了娱乐就不容易被极端势力利用了。但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九百万人用语言把自己隔离在一个小圈子里，这样他们的竞争力是无论如何也赶上不来的。要实现维族的崛起，确保真正的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语言——汉语的普及。举个例子，美国是世界上民族组成最复杂的国家，而且曾经有过民族极不平等的黑暗时期，但美国最终还是走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之所以能成功，最根本的经验就在于坚持采用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弱势民族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掌握了英语就能很容易在国家上自由地找到位置，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最终实现民族的进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允许学生在公立学校里自己选择语言，那每人都会选择他本来就会的母语，于是毕业后就在特定的地区从事特定的职业……那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了。美国的成功，是文化大战略的成功。

白：新疆的官员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现在正在逐步推行双语教育。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不符合“普世价值”，阻力不小。最关键的问题是，推行这一计划，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增加许多麻烦，同时缺乏立竿见影的回报。

加藤：我这里说的不是什么“双语教育”，而是“单语教育”，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只提供以中文为基础的教育，本民族语言自己在家里学。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2003年来中国的时候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在这个国家里遇到过难以想象的麻烦和痛苦。结果，正是这种麻烦逼着我全力以赴学习汉语，很快就学会了。如果在中国有使用日语的环境，让我可以把汉语仅仅当作一种课程就行，那我到现在也学不好，更不要说在这里写专栏了。对于本来就不认识汉字的维族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无疑会比我更难。所以，公立学校必须只用汉语，制造出适当的压力。只有压力，人才会变得认真。

白：“单语教育”就更不“普世”了。不过，我相信是大势所趋。其实汉族本身同样是民族大融合后的产物，各地方相差极大的方言可以显示这一点。我曾经听人说温州话，听了半天一个字都不懂，感觉温州话根本不是汉语。不过，这根本不影响温州人做生意，他们都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只是在同乡交谈时才说温州话。其实很多民族，比如蒙古族，朝鲜族也进入了这个阶段，在家只讲民族语言，而在学校和公共场合只讲汉语。这样，他们既掌握了作为一种社会工具的汉语，又保留了传承民族文化的母语，甚至还可以轻松地学会相关的日语、韩语，在竞争中获得很大的优势。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原有体制和“普世价值”的双重阻击，推行文化大战略。

加藤：没错，这是唯一可取的必经之路。在推行“普世价值”之前，先得搞明白“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创造均等的机会，保障每个公民的正常发展，这是“普世价值”；分清公权力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实现个人的自由，也是“普世价值”。我认为，现行的这种“民族识别”制度恰恰是最不符合“普世价值”的，它混淆了公权力和私人领域的界限。比如说，那些具有多种民族背景，可以选择身份证上“民族”一栏怎么填的人，为什么往往选择少数民族而非汉族呢？无非就是为了高考的时候可以加五分，提拔当官的时候可以优先一点，而这都是对公权力的依赖。政府总是想把一切资源控制起来，然后找到一个“比例”，按比例分配就能实现公平。但结果是，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觉得这个“比例”不利于自己，因此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少数民族的受害者意识导致了新疆和西藏的骚乱；汉族的受害者意识也在不断深化，一些不识数的人甚至开始相信“全国的新生婴儿42%是少数民族，汉族要被取代了”的胡说八道。离开了政府的宠爱就不能自强，这是56个民族共同的悲剧；提供不了这种宠爱，这是政府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