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改开30年来的外交政策及其未来转向 -- 铸剑
家园 颇有老田的行文风格。 其次，“剥削的可持续性”要求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它强化了对韬光养晦外交的需要。剥削是当下中国最大的现实存在，这一现实存在要求告别革命、肯定剥削，要求意识形态的“去政治化”。只有通过去政治化，才能引导大家做纯粹的经济人，而不是参与到争取本阶级或者共同体利益的政治行动中；才能通过“不争论”制造出对改革的“共同同意”，软化被剥削者的反抗，维持剥削的持续性。家园 【商榷】谈谈我对韬光养晦的看法 开门见山吧，我和铸剑兄就这篇文章最大的分歧在于“韬光养晦”上。准确来说，我不大认同把中国近三十年的外交政策的得和失，概括为某种一致性的指导思想，即本文的“韬光养晦”。
先从铸剑兄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误说起：
改开30年来外交政策的特征，一言以蔽之，“韬光养晦”——即在外交关系中以不出头、隐忍、合作为主调。这里要说明一下，“韬光养晦”成为一段时期政府外交策略是从1989年开始。而在此之前，比如说“对越战争”无论如何也不能视为韬光养晦政策的逻辑延伸。
而对韬光养晦，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应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就狭义的韬光养晦而言，这是个策略，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策略或者说手段，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当目的改变，策略或手段必然要出现相应的改变。
而在解读中国外交事件上，我觉得用韬光养晦来解释一切，会使得问题有些简单化，比如说这次钓鱼岛事件，把政府在外交上的被动解释为受到“韬光养晦”的影响，似乎也可以，但是很难解释此次事件政府的一切作为，包括一些实际的反制措施。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政府一方的官方口径来看，韬光养晦在2002年之后，就已经不成为正式的提法。而代之以的是十六大报告中的“新安全观”。在2005年，胡在雅加达的亚非峰会上,已经使用“和谐世界”的提法。在同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胡做了类似的讲话。在讲话稿中，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和平崛起”被“和平发展”的提法所取代。二是，阐述了中国的安全观，“共同安全”。
而从外部世界来看，比如说美国国防部提交国会的报告中，韬光养晦被翻译成“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aim”被解读为战略欺骗。如果说中国政府坚持执行某种被外部所了解的战略欺骗，除了过于愚蠢，只能理解为鸵鸟。
在河里的帖子，最能引发我思考的有两篇，除了铸剑兄的这篇，就是旅日河友排骨二号的帖子，排骨二号的帖子很有意思，当然也很有争议。他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此次事件之后，中日该如何相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症结正是中国外交困境所在。
韬光养晦说白了，是为了有所作为，无论是勾践也好，刘备也好，都是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而做出暂时的忍让。
而中国外交的困境，具体来说是处处被动，在我看来，主要是由目标的模糊所导致的。如果说这里引入韬光养晦，我觉得这是广义上的韬光养晦。
这个困惑可能不限于外交，实际上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存在，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
对内，铸剑的帖子也提到了“日子越过越红火”之类的广告，还有比如说在CCTV反复播出的“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某种整体的想象，没有宏大叙事，而只有个人命运。个人的知识已经无法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而是为了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了改变个人命运。当然，这里不存在什么高尚和卑微，也不存在是非对错。所有的选择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做出的。
如果说对内，可以用经济发展来化解意识形态缺席的空虚，花天酒地，及时行乐，身体的快感足以抵抗思考人类命运所带来的焦虑。那么对外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有个提法叫“构建大国心态”，中国就是个大国，谁不承认都不行，而且中国人搞钱向来很有办法，国家越来越富也是个趋势，这也是谁都要承认的。但是一个富强起来的大国，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了。在家里，可以随随便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出了门，要你当领导了，总不能一身睡衣，搂个小姐就上主席台了。
形势如此，无论是历史心理的积淀，还是现实利益的纠葛，中国不想当头都不行，而且中国也必需在区域内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中国能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想象，我们能告诉世界，在中国的领导下，世界是什么样的吗？
意识形态或者说信念这东西，有，不一定会成功，没有，就一定不会成功。
什么叫韬光养晦，邓说得很清楚，就是不搞意识形态争论，韬的就是意识形态之光。为什么要韬，很简单，正是失去了对某种信念的信心。失去了也不要紧，但是手中的权力又是从这种信念来的，又不舍得放弃现实权力，全心拥抱另一种普世思想，首鼠两端。
我们今天反普世，用的是多元化的盾牌。小国可以讲多元化，弱国也可以讲多元化，但是要成为大国就要先普世，再多元，而所谓多元无非是娼优蓄之，供人玩乐而已。
中国提出的叫和平崛起，后来改口了，叫和平发展，现在大概是叫和谐世界吧。总而言之，这是中国在向世界表态。中国无意提出某种新的国际体系，无意挑战现行的国际格局。是做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维护者，而非挑战者。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想成为大国，形式上也应该成为大国。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成为大国。既没有普遍的理论，也缺乏进取的勇气。换句话说，就是既没有忽悠人的智慧，也没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剩下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办法了。而这也成为中国外交被动最大原因。
通宝推：雪里蕻,xiaoyin,xhUserI,Trilob,鹄釉扉,鳕鱼邪恶,kelly,老惰,wage,燕人,真狼,dahuang,南方有嘉木,张三李四王五,leqian,家园 转何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可惜我们只记得前半句 全面理解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兼谈：钓鱼岛争端的后续发展以及应对之策
近年中国流行一种外交论调：”韬光养晦“，美其名曰邓大人的方针。实际上邓小平当年讲的是两句话：“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而现在某些人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后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1
不谈有所作为的韬光养晦至少也是一种消极防御思想。
所谓韬光养晦论，用通俗的话描述就是，中国现在一切都要忍耐，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中国，一切都等几十年后中国真正强大了再说。那时什么都好办了。按此办理，在国际上采取应付主义，你不惹我，我不惹你，你要惹我，我就避让你。我不惹事，专心发展我的经济和国力。
就像一个大姑娘在织布，你惹她一下，她把你的手挡开，然后专心织布。尽管有几个流氓正在策划怎么强奸她，怎么抢他的布，可她不管这些，只要还没发生，就毅然决然的织布。有一天，其中一个流氓突然出手抱住她，她马上哇哇大叫抗议，这个流氓摸了她的奶然后放手，于是她又专心织布。他在想，等我织出很多布，有很多钱，我就可以请保镖打流忙了。可是，她还没有很多钱时，还请不起保镖时，可那几个流氓完全协商完毕已经动手了，把她从织机上拉下来，污辱并杀死。
为什么说是消极防御，因为没有系统严密通盘长远的战略战术规划。
2
片面性的韬光养晦论错误还在于───-如果一切都要等30年后中国强大了再说，一切突出一个等字，只抓住一个等字。那么眼前的紧急事态，如何回应？黄海来航母，我们韬光养晦，任其纵横？中国渔船在中国领海船长被抓，家人心急如焚，我们韬光养晦，缩头听任？------
问题不在于中国以后强大了怎么办，而是现在怎么办？无所作为行不行？无所作为怎么能挫败美日的阴谋？韬光养晦30年后，也许东海南海的资源都被人抢光了，也许地球都统一了，也许世界都毁灭了，也许中国已经被人肢解了。所以，一切等中国30年后真正强大了再怎么怎么办的韬光养晦───那是无能也无聊的废话。
3
此论片面还错在，你能等，可美日偏偏不等怎么办？日本现在就要吞并钓鱼岛，现在就要抢夺东海、南海油气资源钓鱼岛，美国现在就要和平演变，颜色革命，肢解中国。他们可能把中国的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看作最佳时机。人家一点都不傻，人家哪会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再动手？那才是脑中有病啊。现在美日实际已经动手，中国怎么等？无所作为行吗？
所以，光讲韬光养晦是误国之论，绝不可行，中国必须从现在就对未来，对全局、对全球问题着眼长远，有所谋划，有所作为！应当精心谋略，制定一套完备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全球战略和战术，在国际上纵横捭阖，争取主动。首先要争取对美日的战略战术主动权，而不是处处挨打，处处受制于人，处处被动，方为上策，这才是复兴中华的根本大计。邓小平生前說过，对美国该硬就要硬，我对美国没有讲过软话。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是辩证的两点论。韬光养晦是手段，有所作为是目的。邓小平讲的是这两句话────的确英明伟大！而现在某些外交家却只讲前半句，用前一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作掩护，这不是邓小平的方针，更不是毛泽东的方针，相信也决不是党中央的方针。
总而言之，消极防御，处处被动的单纯韬光养晦论，可以休矣！
（注：本文作者原发兴华论坛，本博转帖时有所修改。特此说明。原帖作者网名：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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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争端的后续发展以及应对之策
中国这次钓鱼岛事件的确干的漂亮，虽然抗议次数有点多，但后面出手反击很漂亮。
现在中国渔政船宣布正式巡航护渔常态化，这很好，做的很好。这就叫有所作为，中国有希望。
但是，应该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雄才以为，会发生下列危险：
1，美国日本以军演为名，在钓鱼岛海域发动攻势，扳回局面，更大的钓鱼岛事件可能突发。如果发生，可能是中国船只被撞沉。
2，日本以美国为靠山驻兵钓鱼岛。
怎么才能挫败美日可能发动的东海攻势呢，雄才认为，何新何老的对策刚好是最适合的上上之策，如下：
1、考虑到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深化，国际上确有势力正在暗中准备战争。中国未来年代应当在经济、政治管理、国防体系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设计建立整体性的能够应对局部战争和全面战争的两套应对方案，设计和建立全民战时体制。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整合和动员全部国家资源和国民力量，战胜一切内外挑战。
2、中国应当考虑节约和重点应用资源，整体统筹安排国民经济体系，以国防军工体系为最大重点，强化拉动内需。
3、将导弹和核导弹锁准敌国和潜在敌国的战略要点和要害地区。准备实施逐步升级的军事回应战略。防止潜在敌手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确保中国核力量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核回应力量。
4、将我国钓鱼岛海域划入中国中程武器的演习区域，必要时可对这个岛屿和海域发射若干枚宣示性导弹。（但应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冲突和海舰冲突。完全无必要。）
5、建议全国人大考虑制订国家反侵略战争战时状态法律，惩办出卖和有损国家利益的汉奸。
6、强化国民意识形态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遏制网络上为敌对国和潜在敌国张目的言论。
雄才点评：以上，尤其是第四条，最为精彩。再次表述如下：将我国钓鱼岛海域划入中国中程武器的演习区域，必要时可对这个岛屿和海域发射若干枚宣示性导弹。（但应避免人员直接接触冲突和海舰冲突。完全无必要。）
美日的强项是海上舰队，是接触式海战，因此中国偏偏选择不接触，军舰怕导弹，军舰见了导弹就玩完，中国就是要在钓鱼岛海域乱仍导弹，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地域爆炸，还可能扔偏，小心误伤美日军舰船只啊，所以，美日舰船还是滚远点去演习。
何老的建议，既反击挫败了美日阴谋，又很有分寸，十分巧妙，不会引起大的冲突，中国可以继续和平发展强大自己了。和雄才的想法真是完全一样。中国现在还不能在东海和美日发生军事冲突，又要不被美日挤死，撞死，只有这样了。因此，雄才认为，何老的钓鱼岛对策是应对钓鱼岛争端后续发展的上策。
家园 【牢骚】无聊的时代与没力的外交 很赞同怪大叔的这篇文章。只是觉得外交的被动倒不是由于目标模糊，或者说，以前并不模糊的目标现在无法作为目标了，又没啥新东西出来，所以成了问题。
有些事儿不知道从哪里做开端好，72?改开?还是89?但是如铸剑兄主帖所言，外交总是被政治捆绑的。国朝从依附苏联，到两大阵营之间的夹缝求存，到之后美国似乎成了唯一的选项，其实目标一直还是很明确的。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也，所谓"和平与发展"是也，所谓"闷声发大财"是也，只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外交的钩践和刘备做得还是不差的。而成果么就是现在已经能说得上话的经济政治实力，和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情势。
自然而然的，会对这30年（20年？）对意识形态阵地的彻底放弃有些怨念，想太祖朝以人民民主对抗自由民主，"输出革命"，反帝国主义，团结亚非拉，那时的中国是有天下意识和世界担当的，如怪大叔所说是知道自己要啥的。反观韬光养晦，确实不好说什么了。但是又想到国朝在这30年，60年，90年里，哪一步不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过来的，在险恶困苦的国际形势下能走到现在，是非成败又哪是小朋友俺能简单评断清楚的。
不过因此呢，觉得把韬光养晦作为到目前以来外交的一种概括，倒也没大的不妥。毕竟政治上倒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作为唯一主要目标和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致的。它不是外交欺骗手段，而是主动的不作为。
在这里有俩相关问题要先一起处理下，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是内外。
对于韬光养晦，邓说的不搞意识形态争论该怎么理解？中国在这20年间并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或者可以做这样一个区分：平时官方发布的，民间争论反对的，外国宣传的那些，只是意识形态的表象。真正是意识形态是我们奉行不悖，塑成我们价值观世界观并为我们提供行动的可能性的那个the real。这意识形态就是经济，邓说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事实上就是让唯经济唯利益论自然而然的进入"客观"和"价值中立"领域，成为我们这20年的意识形态。因此可以把读书的目的变成"日子过得红火"，可以"用经济发展来化解意识形态缺席的空虚，花天酒地，及时行乐，身体的快感足以抵抗思考人类命运所带来的焦虑"。意识形态不会缺席，只是用一种代替另一种。
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客观"的。说到外交，更不可能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儿。这种唯经济论和新自由主义，或者某种版本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是相关的。现在大家都察觉美国开始衰落了，但美国何以强大？相信许多河友们周围都有些朋友盲目崇拜美国，迷信自由民主说辞。也该有不少人08年闹藏独的时候对有些美国人不知道西藏在哪儿也跟着喊free tibet十分不爽无奈。如果说上兵伐谋的话，美国的"自由民主"可敌千军万马。但这绝不仅仅是这套说辞特别吸引人或者媒体洗脑的缘故的缘故。而且，"揭穿"这套说辞不过是美国以强权和军事实力抢夺资源，这种批判的力度也是远远不够。
可以看看现在已经基本上破灭了但还经常发挥作用的"美国梦"，它不是哪个单独侧面的理想，而是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政治生活和美国文化方式的一个三位一体。在国内，他提供给人民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种美国民主的政治参与，一种新教式的精神理想，和某种达到这样生活的途径。在国外，它向所有人展示这样一种理想的模型，把世界纳入它的经济市场，改造各国政治，输出价值观。它要求所有国家都成为自由市场（如东亚和拉美般进入产业链末端），政治上向石油免煮（如台湾菲律宾），价值上拜物(如中国许多人），区分敌我（"专制独裁""愚昧落后"的邪恶分子直接被归为反人类反历史）。如此的将世界一点点纳入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帝国，不得不依附于它。这方方面面相互纠缠组织起来的庞然大物，才成为美国"意识形态"。
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的政治政策，经济改革，外交的无力以及咱p民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如此了。客观上形势使然，主观上也是盲目追求一种美国的想象，主动放弃一种世界性的担当的结果。但不唯中国，整个世界无论欧美还是其他二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都是一潭死水。本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娘生的亲兄弟俩，在冷战结束之后便更无所谓区别了。在耗尽了传统资源之后，中国的问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体现。经济结构畸形，或贫富分化严重，或民众贪图享乐不事劳作；政治精英们内耗严重，为一己之私无所不用其极；以往的理想也真正成了掩耳盗铃的抢夺利益的口号。唯一剩下的就是消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摧枯拉朽"般的肆虐横行，真如韦伯所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抱歉小朋友我文青了）
但是俺还是要政委的说一句，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出拯救。这样的一个危机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剩下的这个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危机，美国人的无度消费也造就了中国的制造业帝国，不谈幸福只谈生活水平的话，提升也是毋庸置疑的。嘉木大姐前两天转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南方有嘉木:【纽约时报评论】Democracy Still Matter其实是西方的一大痛，那就是原来意识形态的两翼已经分离：民主已经被僵化，而经济成了唯一的评价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了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如果某种威权资本主义（且这么称呼）比"民主自由"版资本主义更有效，更加符合资本主义精神，更能改善生活的话，咱们的民主自由还咋办？说是主奴辩证法的玩笑也好，中国以此作为体系内部的另一种类体系的事物再一次的涌现了出来。这时候再看外交的“困境”，自然要想一个问题：为啥前两年外交的困境也就那么算了，现在反倒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中国就是个大国，谁不承认都不行"。再继续说的话，中国作为大国在呼喊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构建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
什么叫韬光养晦，邓说得很清楚，就是不搞意识形态争论，韬的就是意识形态之光。为什么要韬，很简单，正是失去了对某种信念的信心。失去了也不要紧，但是手中的权力又是从这种信念来的，又不舍得放弃现实权力，全心拥抱另一种普世思想，首鼠两端。我们今天反普世，用的是多元化的盾牌。小国可以讲多元化，弱国也可以讲多元化，但是要成为大国就要先普世，再多元，而所谓多元无非是娼优蓄之，供人玩乐而已。怪大叔所说的这种精神分裂的历史原因前面俺大致扯过了，它是中国延续百年的救亡图存的一种极端化，是盲目追求物质利益同时又希望保持民族主体性的结果。对这种路子是欢呼他的成就也好，是痛骂他的堕落也好，暂且搁置。相信大多数河友会赞成的是，这路子毕竟是不能继续走了。大家都相信中国不应该成为拉美，但是河里有不少朋友相信通过彻底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一下贫富差距和分配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俺在这里同意怪大叔的说法，中国必须同时要有一个新的理想，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只能是普遍的。
前面有河友说中国不应该"领导"世界，铸剑兄也说得先把内部解决一致了再去国际上搞。某种程度上都对，但是俺妄自揣测，似乎对大叔的话有所误解。俺不恰当的用下传统的概念或许比较好理解，如果把意识形态比作天下观的话，只有至大无外的那么一个天下，自然不可能有俩天下观。所以严格来说"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对于身处其间的人来说根本是个吊诡，就像男克访华演讲时候说"China stands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又比如小树丛直接将恐怖主义分子划到反人类反历史的范畴去了，这是直接区分"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虽然这些概念本身也需要探讨）的"夷夏之辨"。这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不见血的，但是它才是真正没有妥协，你死我活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现在使用的"多元化"的盾牌来对抗普世，其实不过是权宜之计，长久来看反倒是给普世小骂大帮忙罢了。就像西方为了和晚清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把清纳入民族国家体系一样，这种以多元化为盾牌的姿态只是在人家的体系里挤个位置出来，从做不得奴隶升级为做稳了的奴隶而已。大叔说意识形态"有，不一定会成功，没有，就一定不会成功"，更进一步说，有意识形态，才谈得上成功不成功，用别人的意识形态，成功就只能是别人的。"意识形态"不只是一个手段，更是一个目的。
但是如此岂不是又成了胜者为王形式的唯利益论的争夺了么？也不尽然，前面河友说的领导问题可以放在传统的王霸之辨下来探讨。美国的帝国单边主义无疑是相当的一种霸道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几场战争和各种行为，就连它国内的人也怎么不相信它鼓吹的那套了，这种"领导"自然不会要。中国追求的应该是一种王道，这个或许很容易被笑话为迂腐。但是如之前分析意识形态部分所言，其实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唯利益论，不过是它意识形态的两个侧面罢了，并不是说看破了它自由民主的虚伪，看到了唯利益论就完事儿了，这还是在人家的意识形态下面玩。王道并不能简单在道德/文化/理想层面上去理解，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觉得咱全国人民修练得道德精深了便万国来朝了。中国是行中道之国，王道追求的应该是利益上的双赢互惠，并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不同于美国目前这种已经忽悠不住了的理想，以及二者之间的中庸平衡。说的土一点，让大家都有个奔头。
说到底，中国不只是个地理概念，他还同样是个文化概念，政治概念。现在来谈中国问题，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具体回到钓鱼岛和外交的事儿上，大叔特别提出的排骨河友的"就是此次事件之后，中日该如何相处"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否该有更深入的讨论？
家园 写得蛮好 我觉得下面我给飞鸭的一个回复,可能可以讨论下:
系统是一系列元价值观的强弱顺序不同的排列组合.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对若干价值的顺序排列有不同,但是如说某一系统缺乏某种价值,那是不能说的.比如自由这个价值,你能说扶杖逍遥就不是对自由价值的肯定么?但在中西文化中,自由这个价值在本系统内处在不同位序,西方强调自由是最高点,而中华强调天人合一境,自由之价值在此之下.
同理,可观察其他.
强调某一元价值,那么往往忽略了另一元价值,比如对自由的强调,往往导致系统的不稳定,对系统稳定性的强调,那么也往往造成系统本身的内敛和静止.
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些元价值如何,而在于一系列元价值的不同组合的重新生成:如何生变,而变又有益.对一系列价值点的重新肯定否定再组合,构成这世界变动的基础.所谓阴阳互动,万物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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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多元化的肯定不一定是给普世背书，因现实条件限制，多元是必然的选项。我们很难创造一个新的元价值，比如利益/自由/稳定，这些都是不能否认，亦不可能创造的，能够做的就是重新排列组合。
现在,世界的潮流是change，从凹8到工党再到其他...这其实是我们的强项啊---因为我们的圣经就是the book of change（易经）！
- 复 写得蛮好
家园 咱这么谈价值不大利于身体健康：） 抱歉这么晚回复，太懒了呵呵
如果从不过份强调某一元价值的意义上说价值多元，俺是完全同意乌贼兄的说法的。而且更一步说呢，咱不光要强调价值多元，还得去求所有的价值。自由也要，民主也要，平等也要，和谐也要，仁义礼智信那更得要。
但是各种价值毕竟不是在天上打架，而是实践的和开放的，说到底还是咱怎么去实现这些价值。一国如一人，就这么打个比方的话，咱每个人都对各种价值有所追求，不过也没精神分裂是不。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然后在每件事每句话里，都会有立场，有选择，有行动，对这些价值有所领会理解，并去实现这些价值。最后成了个牛人，还是成了个庸人徒去羡慕牛人，就看各人（国）本事了。
比如说逍遥说成自由可能问题还不大，但是像现在有些人那样说老庄是自由主义者就比较有问题了。所以说价值实践落实到话语和解释的争斗，而最终还是落实到谁的活法更有力，更吸引人，更"普遍"了。
这话题太大了，俺是肯定没能力处理了，请乌贼兄多多指教:)
另外张旭东教授特别写了本书处理过中国的普遍性问题，应该叫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吧。还有个相关的访谈也非常好的
摘一段
“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
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
《21世纪》：您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出版以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引起了很多误解。有人因此说您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一个特殊主义者。
张旭东：那本书的副题是“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一些读者大概一看到“批判西方”就判定我是从“特殊主义”(中国)立场出发去对抗“普遍主义”(西方)。这个假定很说明国内一二十年来的知识界心态。但我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在谈普遍主义，是通过把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还原为它特殊的历史实质，来破除那种“中国=特殊性”、“西方=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思考，其实归根结底是对普遍价值的探索和追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有的努力都是在为重建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普遍性而奋斗，而不是追求抱残守缺、小国寡民式的特殊性。而“西方”同“普遍”的关系，同样不是先天的，它同样经过“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的磨练，是通过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而建立起来的。
普遍性不是脱离和凌驾于一切具体、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概念，它也不是所有经验的公约数，而是蕴含、贯穿落实在具体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的东西，是一切具体、特殊、个别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的自我实现。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在它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所以它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生活和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性”一经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变为新的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基督教固然同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在自己的教义内包含一种普世价值，但那种一定要拯救你的灵魂，你不从就要你下地狱的传教士和十字军心态，并不见得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具有“普遍性”。而后者的“普遍性”一旦被他人接受和承认，也就摆脱了它的特殊的中国规定，就像西洋“科学”一旦被非西方社会接受，也就不再仅仅是“西洋”的一样。
普遍性之所以为普遍性，在于它内在的开放性和未来指向，在于它的流动性和不断同具体、个别、特殊经验相结合的自由和能动性，所以说普遍性是在个别事物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个别性能够否定自我、实现自我的东西。我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集体实验看作重新激活“普遍与特殊”哲学讨论的一个契机。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和“西方”可以说都是具体的个别性，也同样都具有实现普遍性的可能。同时，不同的关于“普遍价值”的论述和自我伸张，彼此间形成价值领域内部的冲突和斗争，但这本是普遍性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那种“接轨”心态，却把中国经验武断地判定为“特殊”，而把“西方”教条地定义为“普遍”，在哲学术语之下，其实是非常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比如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观念是“普遍”，中国的混合经济是“特殊”，等等。这种思维其实还没有进入关于“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因为它所谓的“普遍”，其实只是一种有关“历史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想象。这种简单化思维之所以常常以一种咄咄逼人、真理在握的面目出现，是因为这样一个武断的三段论：“普世价值”体现为西方体制；“改革”就是同西方接轨；所以反“普世价值”就是反改革。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相信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我们有关“中国”的所有思考和想象就都是多此一举。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种种特殊主义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儒家文明”这些东西，如果它们不在自身的个别性中包含一种面向普遍之物的激情和可能性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其实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情感寄托，不是对其“特殊”或“例外”的执迷，而是来自对它所带给我们的人的形象及其普遍性的眷恋。唐诗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特殊的、具体的；唐代的诗人都受制于历史指派给他们的特定时空；他们都用汉语写作，受一种严格的格律和成规约束，但他们富于个性的语言世界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普遍”的信息。这种普遍性同样在中国革命的史诗性当中体现出来。作为改革时代的产物，我们在经验和思考领域面对的终极问题，是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创造出什么样的普遍价值。
家园 我倒是没有这个意思 “如果从不过份强调某一元价值的意义上说价值多元”。而是说在不同环境下价值元的组合有所不同--承认现实的复杂性，并由此引出的应对策略的复杂性以及价值体系的复杂性，就是最大的普遍性，而对某一具体体系来说，总是会强调某一原则或某些价值元，因而表现出其特殊性。
但，对任一具体价值体系来说，任何弥赛亚式的锐化某一原则/体系的企图，背后似乎总是与某种利益博弈相伴；并且任何弥赛亚式的努力，最终也似乎都导致本体系的僵化。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或多或少，包括张旭东，可能都有这样的情结。
所以，谁的/怎样的活法更有吸引力，答案我亦无法给出，指教就谈不上了。。。。。。你蛮“狡猾的”，是你先开始“不健康”地谈论的，呵呵。
家园 普世与多元、普世与阶级性 对普世主义的反对，有不同的角度。一个是普世与多元的对立，这个是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常跟人群的地域划分相关；一个是普世和阶级性的对立，这个角度是看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差别对人的观念作用有无不同，与人群的阶级或者阶层划分相联系。
我的看法是，前一种对立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对立，两者是可以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说法，就表明了真理的普遍性与文化多样性是可以协调的。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不同于普世民主者的普世主义，张旭东对普遍主义的赞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后一种对立是难以协调的，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是以对抗性为主导的矛盾，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道德、意识形态，试图用普世的概念抹杀不同利益人群的观念差别常是徒劳的。
家园 俺一直搅得吧 阶级 - 这个词，作为class的翻译，其实有点问题。
如果把class直译为“类”，就是指“一类人”，恐怕更符合整个老马的思想体系。
这样以来，前一种区别和后一种区别，这俩至少本质上区别就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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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补充下关于class的翻译问题。 踏翅兄认为“class”译成“类”即可。我倒觉得译做“阶级”可能更符合老马的本意。
因为阶级这个词包含了等级、上下的意味，而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同class的人正是被他视为不平等的，一个class无偿占有另一个class的劳动成果。而“类”这个概念，常是平等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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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觉得恐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文化的分类标准很复杂，我没有把握，但应该包括宗教、语言、习俗等等，往往跟地域聚居相关。文化的不同在原始社会这样的非阶级社会也存在。
而阶级划分则很明确，跟上述标准不同，是按照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区分的，主要的是二分法，分为生产者与剩余占有者。这个和地域没有联系，所以工人无国界。而且是个历史概念，在阶级社会里才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生产过程的冲突性，这个社会意识冲突是无法调和普世的。
家园 嗯，老马有个观点 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阶级问题。
不过这里面有个背景，在1500年以前，世界各地的文明，是可以做到独立发展的，所以我们能看到从古希腊起源的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客客气气上千年，直到近代以后大打出手。
到1500年以后，特别是一次大战以后（一次大战通常被用作世界被瓜分完毕的标志），可以说，全世界的社会大生产已连为一体了，具体的连接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但是，拒绝融入的，都被枪炮解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差异的本质，从“文化”，被生产流程产生的“阶级”区别所取代了。说阶级与地域没有联系，恐怕不太恰当，也许可以这样说：阶级差别是没有地域性的，但地域差别是有阶级性的（当然前提还是近代以后）。
这里有一点应该承认，文化上的区别，更多的只是强调“区别”，而“阶级”，则是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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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写到这儿，看到第二个回复，关于class - 类 - 阶级，俺这儿再抛点观点，“区别 - 差别”的“对立”来自“普世 - universal”。
铸剑兄提到普世与阶级性的对立，但是也应该看到，“class - 类 - 阶级”之对立的来源，恰恰也是“普世”。
正是因为有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卷入的同一生产流程之中 - 被“普世”了 - 谁也无法否定“普世”的产生与此相关，虽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谁的普世，比如像现在某些人正在试图把一些摸石头过河的方式固定下来以保障自己利益从而宣称这些是“普世”，但，更要命的是，“普世”不仅仅是宣称某“价值”“普世”，更重要一点，他给所有的“判断”提出了一个“普世”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下，不同“类”之间才出现了可比性，类与类之间的“区别”才具有了“比较 - 冲突 - 对立”的属性。
这恐怕也是纯粹理论意义上“文化”与“阶级”差别的差别，纯粹的文化差别 - 只是差别，而“阶级”差别 - 由于普世的存在，才成为“对立”了。
马克思对于这种对立的差别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在他看来，这种“差别”本不应是“对立”，一个理想的状态有点类似于我们后来所说的“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而class翻译成“阶级”，好处是把“差别”与“对立”都包括了，缺点是把“差别”和“对立”也给混淆了，为了强调这个差别，我觉得关于class的翻译还是需要强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