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亚伯拉罕M邓马克 《外交政策》网站 2011年6月7日

Abraham M. Denmark认为，南海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世界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通过这里，其中包括中国石油进口的百分之八十，有人乐观地估计这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望使之成为另一个波斯湾。正如美国亚洲研究学者Robert D. Kaplan说的那样，南海是“亚洲的地中海”。近年来，附近国家对这片水域的争夺正在升级。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主张对这片海域中的某些岛屿拥有主权，但中国根据提交给联合国的“九段线”，宣称几乎整个海域的主权。

自从2009年以来，发生了三轮争夺：第一轮，从2009年3月中国渔船与美国间谍船冲突开始。三个月之后，一艘中国潜艇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附近，与一艘美国军舰的拖曳声纳相撞。北京宣布南海为与台湾、新疆一样重要的“核心利益”。第二轮，从2010年7月开始，美国与若干东南亚国家反击，其标志性事件是希拉里参加在越南河内举办的东亚峰会。12个东南亚国家抱怨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希拉里提出南海的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中国强硬反应，但引起的反弹被证明在外交上代价太大，因此中国有所后退。第三轮开始于前不久在新加坡进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呈现出三个趋势：第一，美国会加快在本地区的军事介入；第二，中国缓和其调子，但不会退缩；第三，该地区的海军军事力量投资正在扩展，增大了各国之间合作与冲突的潜在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可能性。

美国应当积极介入该地区事务，首先是从人道救援和灾难救援入手，在本地区建筑多边合作机制。其次是鼓励新的海军力量的崛起，只要他们不危及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即可。这些国家会一方面会从美国获得援助，另一方面也寻求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符合二十一世纪地缘政治的特点，即“整合产生稳定”（ integration builds stability）以及允许国家间进行经济竞争而非领土扩张。（水皮）

尼尔阿舍森 《伦敦书评》网站2011年6月2日

苏格兰经济十分不景气。在这个背景下，阿莱克斯萨尔蒙德（Alex Salmond）和他的苏格兰民族党（SNP）宣称他们能带来希望的说辞大获成功——在5月5日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民族党赢得议会多数议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控制苏格兰议会。四年来，萨尔蒙德领导的少数党政府表现出色，许多不支持独立的选民也把选票投给了民族党。

而工党则是输家。内部党争和过于关注中央政府造成的人才流失，使得他们无力和民族党争雄。苏格兰选民现在习惯于在地方和中央两级选举中投票给不同的政党，而民族党也学会了把独立诉求和其他目标放在一起打包推销。原先因对布莱尔路线和新工党感到失望而投入自由民主党旗下的一些前工党成员，也二次改换门庭，加入了民族党。

会不会形成一种定势，即苏格兰选民支持民族党治理苏格兰，而工党治理英国？萨尔蒙德需不需要担心，选民们支持民族党，但在全民公决最终到来时否决独立？魁北克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参照。魁人党多次在地方选举中获胜，但其独立诉求在两次全民公决都遭到失败。近年来，不仅独立主张应者渐少，选战也变得对魁人党日益不利。今年的联邦选举，由传统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新民主党，在魁北克大败魁人党，后者失去了47个议席中的43个。

不过民族党仍有望通过其对苏格兰的有效治理推动独立事业。萨尔蒙德提出的宏伟目标可能无法实现，但5月的选举结果对大不列颠的完整性仍是一个沉重打击。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要努力防止国家分裂，但随后发现自己对萨尔蒙德提出的要求无言以对。由于苏格兰选民大多为工党支持者，如果苏格兰分裂出去，保守党可望永享优势，但身为帝国后人的卡梅伦还走不出那一步。

支持联合王国的苏格兰势力主要在苏格兰工党。该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时，曾涌现出多位精力充沛、富有吸引力的政治家，但现在多已星离云散。事实上，工党的主要目标从争取权力下放、改造苏格兰变成了阻止民族党掌权。如今，得势的民族党正在反攻倒算。

民族党治下的苏格兰最终会走向独立吗？至少，它看起来会像是“苏格兰的工党苏格兰”。毕竟，民族党和工党都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组成。（南渝霜华）

弗兰茨-斯蒂芬加迪 《国家利益》网站 2011年6月3日

在一国陷入危机时削减对其军事和财政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外交政策的失败。不过，在该国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可能会来填补空白。1947年2月，当英国宣布无力支持希腊反共政府时，担忧共产党夺权的美国迅速接手。如今，美国和中国在巴基斯坦也有共同的诉求：遏制激进伊斯兰势力。

在拉登授首、阿富汗撤军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下降，对中国却有所上升。美巴关系在各个层面都有问题。例如，美国2001年以来提供给巴基斯坦的约220亿美元援助，大部分被巴方用来购置威慑印度的军备，而这与美国的要求背道而驰。美国国会要求巴军方服从民选政府，不料却激怒了巴国民众。

情况在地缘战略层面更为糟糕。美国苦心经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国坐享其成。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伙伴”，近期中国在巴更为活跃，协助巴救灾，开展反恐合作，并提供各种武器。除了防止伊斯兰激进势力对中国西部的渗透外，保障能源供应也是中国的重要目标。中国正在耗巨资修筑从瓜达尔港经喀喇昆仑到新疆的铁路，而这是“珍珠链”战略的一部分。常驻瓜达尔港的中国海军舰队将增强中国面向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实力投放能力。

如果美国决定减少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中国会相应增加其对巴援助吗？至少短时间内，中国的援助及其影响赶不上美国。中国致力于反恐和安抚其少数民族，但中国没有在外交事务中运用军事手段的传统，也缺乏相应的能力。不过大部分观察者断定中国的影响力近期会有所上升。美国决策者应该注意，战略撤离（strategic disengagement）旨在保存而非削弱国家实力。美国应更为慎重地考虑是否削减对巴援助，因为中国可能正急于占据美国空出的地盘。（南渝霜华）

G帕斯卡扎卡里 《大西洋月刊》网站 2011年5月31日

法语非洲国家在文化上开始抛弃过去的殖民宗主国法国，转而服膺美国，这个变化对非洲和西方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标志是，越来越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将美国作为自己的目的地。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国为难民提供了较多庇护。最近卢旺达将英语设为本国第三官方语言，除不谙法语的总统卡加梅本人的推动外，美国在种族屠杀猖獗时期接纳的图西族难民对此举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不少人在美国学有所成，英文流利，熟悉美国商业文化。他们回到卢旺达即成为当地精英，并使卢旺达成为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坚定的盟友之一。而据盖洛普调查，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对美国领导的认可度也是最高的，在七个法语非洲国家甚至超过了85%。

其次，与封闭、拘泥现状的法国商业经营相比，更为实用、开放的美式经营对非洲人更有吸引力。非洲精英正在努力学习英语，以便于在法国的经济掌控之外，进入英语资本世界觅得新的发展机遇。尽管法国政府支付了很多非洲精英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开支，但他们仍然抱怨法国公司的种族偏见，对法国缺乏感激之情。与此同时，美国更为善待移民，也更具种族平等。

最后，来自法语非洲的移民主要是穆斯林，与主要为基督徒的英语非洲移民不同。这些穆斯林在宗教方面较为世俗化、个人化，注重家庭团体，关心社会公益，与西方人熟知的激进原教旨主义者非常不同，较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今后，在石油、反恐和人道关怀之外，100多万撒哈拉以南非洲归化移民将成为影响美国对非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南渝霜华）

这就是井大提到的那份“Y先生报告”。

编译/小胡笳

外链出处（右键另存）

此战略叙述希望为国家政策提供规划蓝图，以便对本世纪中国家投资、安全、经济发展、环境等问题提供更好的决策基石。本叙述的基础是，在现今国际国内的“战略生态系统”中，我们必须坚持我们长期以来的国策——繁荣与安全；在复杂与不确定的环境下，既有机遇和希望，也有挑战、风险和威胁。本报告认为可持续的繁荣与安全的切实实现，应该通过有信誉的影响与实力(credible influence and strength)、追求公平竞争、承认相互依存、建立共同利益、以及适应复杂多变的体系等手段——这些都应该受到国家价值观的约束。

从遏制（Containment）到持续（Sustainment）：从控制（control）到影响（influence）

对于不相信希望是一种战略的人来说，美国大概是一个在变动不息的国际环境中孕育的怪胎，一个由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组成的矛盾体。 美国是一个孕育于自由理想中、建基于希望、并成就于艰苦劳作和想象力可以实现一切这一基本理念的国家。我们坚守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与宪法中提出的那些价值观，并不断学习、成长。

在上世纪的下半叶，美国的国家战略始终坚信的是：国际环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人类可以通过科技、强力和决策加以控制，从而获得安全与繁荣。在这个视角下，所有挑战国家利益的事物都被视为需要处理掉的风险和威胁，因此四十年来国家安全一直是通过遏制策略来实现的。这样的策略基于控制和威慑手段，并且相信如果有选择的话，世界人民会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相类。二十世纪崛起的美国是大地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优势如同化石燃料，是不可持续的能源。这个新世纪提醒了我们一点，即这个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它是变幻不止的。变化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而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的是，不确定性与变化中也存在机遇与希望。

美国是时候根据未来的国际环境重新调整国家利益和原则了；是时候从遏制性战略变更为可持续性战略了；是时候从排他性的防备姿态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了。我们必须意识到安全绝不仅仅意味着国防，持续性的安全需要适应和进化、利益的趋同（convergence）以及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为了发展，我们必须明白竞争者并不一定是对手，自己的胜利并不需要别人的失败。我们必须重新获得作为领导者的信誉，成为希望的指路灯，而不是孤岛般的堡垒。而重新建立领导者的信誉以及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发展必须通过平衡国家利益与国家原则来实现。

在当前战略环境中寻找机遇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风险和威胁。应该意识到以可持续的方式通过有信誉的影响获取国家利益，是需要受节制的力量、有耐性的强力、温和的威慑。经济、外交、教育、军事和商业的手段都必须符合使美国人之为美国人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与长期国家利益

美国是基于其核心价值观和原则而建立的，这些价值观表达于宪法中，并在两个多世纪里得到了检验。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价值观一直是我们国际国内行动的定心锚和指南针。这些价值观塑造了我们的国家品格，并且是我们所有行动获得信誉和合法性的源泉。它们是我们寻求长期国家利益的范围和边界。如果这些价值观无法得到坚持，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就会垮台，美国就失去了信誉。在持续的发展中，这些价值观也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回应：对所有文化、种族和宗教的宽容；全球性机遇中的个人实现；人性尊严和消除剥削；基于国际认同的规则和法律之下的正义、同情和平等；远离暴政、拥有言论自由的主权；以及一个适合企业自由和国际繁荣的环境，使人们能够拥有市场、水资源、耕地、洁净和充足的能源以及充分的医疗服务。

从共和国早期开始，美国繁荣的发动机就是充满生机的自由市场和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美国的实力来自于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角色。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一直被视为世界经济安全之基石，美元也是国际货币的基准。美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并且在可见的未来会仍然如此。但是，随着近十五年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各个大陆、种族、意识形态已经相互依存，将眼光局限在国内经济已经完全不可取。美国的持续繁荣依赖一个健康的国际经济环境。通过国际经济竞争与发展来实现繁荣，是美国的长期国家利益之一。

没有安全保证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安全既是主观上的安全感，也是客观形势的稳定。对美国人而言，安全与自由息息相关，因为安全代表着远离外界威胁的自由、远离疾病与贫穷的自由、远离暴政和压迫的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远离有害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人权侵害的自由。安全无法仅由边境或自然屏障而得到保障，自由也无法仅由强力获得。在这个复杂、相互依存而易变不息的国际环境中，单靠一人或一国的努力是无法获得安全的。安全必须作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否则，安全就不是可持续的。安全是我们另一项长期国家利益。

投资的三个优先

无需怀疑，美国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他们将形成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见解，并通过行动将美国带入不确定的未来。但是这需要某种意义上的觉醒。美国长久以来是如此幸运，以至于许多人已经忘记了，酬劳必须努力挣得，免费的午餐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公平竞争和辛勤劳作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就。单靠先辈们的遗泽并不会带来长久的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而重新建立我们的竞争力需要我们对未来的承诺和投入。

我们的孩子继承的是创新精神、奋斗精神和想象力。对美国年轻一代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就是对我们未来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因此我们投资的第一个优先就是对智力资本和可持续的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与社会服务的投资。

投资的第二个优先是可持续的国家安全——不管是国内还是任何其它美国利益所在的地方。如前所述，美国人是基于广义的自由和内心安宁去理解安全的。所以安全并不仅仅意味着国防，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家安全需要通过国内国际整体政策取得。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充分动员政府与公民的能力，而在国防和保护主义上着眼过多，而忽视了发展与外交。安全必须通过利用国家整体的力量获得，而并不仅仅是将威胁拒之门外的老办法。

美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被广阔的海洋所围绕。这些资源是天赐的礼物，应善加开发和利用。其中许多是可再生的，有些不能，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国际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应该考虑到我们的生态系统需要在本世纪中养活全世界约九十亿人口。这些资源包括农作物，牲畜，饮用水以及工业所需的能源和原材料。我们投资的第三个优先，就在于对这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而这是我们在世界市场中获得繁荣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公平竞争与威慑力（deterrence）

竞争的概念常常受到误解。公平竞争——包括理念、企业、个人、组织和国家的竞争——是美国伟大成就的原因。但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却对能否通过创新和努力工作来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心怀顾虑。进一步说，我们错误的将相互依存理解成了缺点，而不是理解成力量。我们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是信誉——而信誉是很难培育的，并且无法通过恐吓、威胁、保护主义或排他主义来获得。信誉需要参与、实力和可靠性，而这些应通过发展、外交和国防等国家手段来富有想象力地加以实践。

威慑力与竞争紧密相关。而同样的，威慑力应通过实力和信誉建立，而不是恐吓和威胁。威慑力的有效性基于利益趋同和相互依存，而利益的冲突则会带来潜在威胁。威慑力的实现同样需要国家整体的力量，通过与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国家行动来获得有信誉的影响力。当公平竞争和积极的影响力——大多是通过发展与外交的手段——无法阻止破坏性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应使用发展、外交与国防相结合的方式来达成威慑。

战略生态

应该先看一下能够塑造未来战略生态的主要趋势有哪些：乡村经济的衰退，失业，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和迁移，灰色和黑色市场的兴盛，极端主义和反现代化，全球气候变化效应，流行病的传播与医疗服务的缺乏，对互联网的依赖。对有远见、坚守美国价值的美国人而言，这是重建和应用有信誉的影响力、整合利益取向和实现相互依存的机遇。

这些全球性趋势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必然性的，它们在非洲、中东、亚洲、欧亚大陆或我们自己的半球的作用通常是模糊的，但是有时也会造成连锁性的灾难后果。例如，文盲在出生率较高的国家很常见。而文盲和高出生率会带来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失业，当农村地区的土地因气候变化而受到侵蚀的时候更是如此。家庭结构因而无法得到维持，缺乏技能的年轻人不得不跑到缺乏基础设施的城市讨生活。过快的城市化缺乏管制与法规，使掠夺活动、灰色和黑色市场得以兴起，犯罪网络也随之兴盛。这些年轻人在网络的影响下，往往成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兵源，而极端分子的活动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管理能力。许多家庭、部落和文化群体不得不四处迁移以寻找更安全的生存环境，但迁移又容易使弱者受到伤害，并造成疾病的传播。这些后果都会滋生绝望。美国应为这些趋势提供更好的导向，否则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就不可持续。

孤立于全球体系是无法赢得繁荣与安全的。我们的国内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城市的迅速扩张，移民，犯罪，恐怖主义和失业。尽管文盲率很低，我们正在失去在科技创新中的传统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将自己视为一个相互依存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寻求共同利益。公民的福利体系也应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它同样需要改进和创新。在眼下的战略生态中，美国人必须拥有充分的手段和信心在竞争中获得成功。

我们应当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使经济充满活力，降低失业率，均衡城乡发展，减少犯罪，建立全民共同的个人责任感。想要输出“巧实力”，必须首先在国内实现“巧增长”。我们必须成为稳定发展的典范，让全世界乐于去学习和模仿。

缩小言与行的差距——扣帽子的危害

重建信誉需要言行一致，而首先要做到的便是避免给个人、团体、组织和理念贴标签或扣帽子。在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中，贴标签不仅困难，更常常带来不良后果。例如，将伊斯兰激进分子标为“恐怖分子”或更糟的“圣战分子”，一方面使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使那些反现代化的充满憎恨的激进分子反倒作为献身宗教的战士得到认可。贴标签扣帽子的做法是那个将世界视为封闭系统的时代留下的战略遗产。

贴标签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它造成了政府内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国际国内政策之间的分化。我们的繁荣与安全无法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获得，而积极地参与其中、与世界人民寻求共同利益需要国际国内政策的协调一致，需要各政府部门间的灵活配合。用以寻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发展、外交和国防——如果仅仅被局限在单个部门之内，是无法起到效用的。

另一种妨碍战略灵活性、依存性、利益趋同性的扣帽子行为，是地缘中心主义的外交政策。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世界一直被视作是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但随着上个世纪下半叶国际主义的兴起，国家与区域的联合体的概念在全球化中兴起。无疆界的互联网，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扩张，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休戚相关、利益共荣的共同体。因此应该抛弃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狭隘视野，开始在全球化中寻求新机遇。这并不是说就要放弃国家主权体系。实际上，非暴政的主权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美国可持续的繁荣和稳定应建基于个人、国家、文化和运动间的利益趋同之中。只有坚守美国价值，才能够保持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缩小言行的差距，就必须停止在国家价值观之外盲目寻求国家利益的行为。

战略生态中的有信誉的影响力

在当前的战略生态体系中，如前所述的各种全球性的趋势是无疆界的。因此通过有信誉的影响力来寻求国家利益，就必须通过竞争和依存创造机遇，将这些趋势积极地引导塑造为合作共赢。

超越威胁与风险的机遇

当然，尽管本战略叙述聚焦于全球体系中的机遇，也不应忘记，新生的或旧有的威胁会危害到国家利益。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这是战略环境中无法消除的必有成分。为了尽量减少、威慑和击败这些不一致利益对我们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危害，需要建立一个强健、高科技化和敏捷灵活的军队——既能够处理低端非常规冲突，也能适应常规应急行动。但是这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和不可动摇的经济，以及更重要的、来自公民的广泛支持。如前所述，安全并不仅仅意味着国防，实力的内涵也远远超过强力。我们必须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对各种竞争和威慑的手段——发展、外交和国防——加以整体运用。

国家繁荣与安全法案

作为二战后最大的经济体，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或许是最稳定的民主政体，总统杜鲁门在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NSA 47）中提出了战后美国安全面临的挑战。三年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苏联核试验的成功，他在NSA 47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建立了以国防部为主导、其他部门支持配合、进行战略遏制围堵的冷战策略蓝图。

但是今天我们的战略环境已经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大大不同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远比1950年代更加复杂、多元、相互关联。因此视野不应仅仅局限在眼前的风险和解决方案，而应具有长期的、跨世代的远见，以此赢得国家可持续性的繁荣和安全。如果我们希望在本世纪保持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国际领导地位，创新、灵活性与弹性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为发展、外交、国防的有效联合运转提供条件，而不是把它们局限在现有的官僚体系中。必须优先对教育、安全和自然资源的获取进行投入，以适应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因而对现有的政策、法律和组织形式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我们呼吁提出国家繁荣与安全法案，一个如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一般的指导方针。这个国家繁荣与安全法案应该：整合联邦政府的机构和部门，以便提供更有效的公共/私人合作；增加适当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权能；使政府的政策、税收、研发支出适合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将国际国内政策协调一致。总之，此法案应提出适当的政策变化，以培育和支持美国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保证美国的持续发展。

引领希望，通向应许

本叙述呼吁美国基于我们的国家价值观追求她长久的繁荣与安全利益。作为美国人我们不需要追求世界的友谊或改变我们所信仰的社会价值观。我们也不需要欺负、恐吓、哄骗或说服别人接受我们独特的价值或共享我们的国家追求。我们只需要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让他们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的国内国际政策将会反映我们追求目标的努力、一致性和持续性。我们决不背叛我们的价值观：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我们会允许其他国家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会寻求利益趋同并赞同相互依存。我们会鼓励公平竞争，但也不会回避对不良行为的威慑。我们会接受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战略生态中的位置，并利用我们有信誉的影响和实力化不确定性为机遇。在这个变动不息的世界中，我们将是引领希望的指南针，通向应许的道路。

Y先生是美国海军上校Wayne Porter和海军陆战队上校Mark Mykleby的笔名。本文只代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三军参谋总部和国防部的意见。

（这篇文章很长，内容非常丰富精彩。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选译最重要的部分。强烈推荐各位读原文，很长见识。）

《伦敦书评》网站2011年3月31日

外链出处

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下台时比上台时更受欢迎殊为不易。在任内厉行改革，最后还能以高涨人气收尾的，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巴西前总统卢拉创造了世界政坛的奇迹——卸任时支持率超过80%。

卢拉的成功得益于其富有魅力的个性和全国性大众运动，但他的八年任期绝非一帆风顺。前任卡多佐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债台高筑、赤字膨胀，名义利率超过20%，货币却足足贬值了一半。为避免主权债务危机，重建投资者信心，卢拉的经济团队抬升利率，削减公共投资，终于实现了IMF要求的初级财政盈余。为此，巴西付出了物价高涨、失业攀升、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代价。即便2004年经济增长随出口复苏而回升，债务和利率仍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卢拉政府陷入重重弊案。2005年春，劳工党系统收买国会议员东窗事发，重要干部违规募集选举经费、挪用养老基金等不法行为也纷纷浮出水面。2006年初，财政部长帕洛奇（Antonio Palocci）更被揭发出在一所湖滨别墅与政界人士花天酒地。应该说，在巴西大选靡费甚巨，国会贪腐盛行、投机成风的背景下，劳工党要胜选并有效实行政策，采取非常手段可谓无奈之举。但因为罪行确凿，更兼媒体狂轰滥炸，卢拉的政治团队全军覆灭，其本人也仅仅因为对手认为光杆司令更容易对付才免遭弹劾。

但卢拉的两大政治资产帮助他扭转了局势。其一是经济状况持续改善。得益于中国对大豆和铁矿石的需求与商品价格同时猛增，以及“格林斯潘对策”带来的廉价资本输入，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从卡多佐治下的不到2.3%上升到2004-2006年间的4.3%，政府所获支持也水涨船高。其二是扶贫成效显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如以子女接受教育和健康检查为前提资助贫困母亲的Bolsa Família计划）、最低工资的提升和新式借贷途径的开辟，使大众消费持续增长，不仅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还大大增强了民众对总统的支持。减少贫困人口和扩大教育规模的成果，尽管在2006年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但足以让卢拉度过难关。

卢拉再次当选，但他的支持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受弊案影响，2002年投票给卢拉的大批中产阶级选民弃他而去，支持他的穷人和老年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卢拉另一项深得民心之举，是他强势逆转了上届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在他治下，没有一个国企私有化，而如果他的对手上台，慷国家之慨以富少数人的私有化又会开张。显然，巴西老百姓并不欢迎这种复辟。

社会经济方面的成功，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使卢拉在第二个任期中更为自信。在党内重臣帕洛奇和民事总管部长迪尔塞乌（José Dirceu）因弊案辞职之后，卢拉独领风骚，领导巴西有效抵御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不仅采取了正确的反经济循环周期对策，更以乐观的精神，给予巴西人民信心，促使他们通过积极消费维持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巴西的国际地位也上升了。与亲美的卡多佐政府不同，卢拉一方面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区域团结协作。由于巴西在WTO坎昆会议上领导贫穷国家进行抵制，欧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遭到挫败。2009年金砖四国集团形成，挑战了欧美集团的统治地位，同时确证了巴西的新兴大国地位。并非军事强国的巴西，却是唯一一个高扬外交自主、在战略问题上藐视美国意志的国家：卢拉承认巴勒斯坦，拒绝封锁伊朗，甚至邀请内贾德赴巴西访问。美国对此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卢拉的巨大声望不仅源自物质层面的改善，也是民族自豪感的反应。

应如何评价卢拉的成功？巴西国内有三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在卡多佐及其追随者眼中，卢拉是拉美反动传统的代表：蔑视民主和文明，靠个人魅力和民粹主义取胜。用卡多佐的话说，卢拉是瓦加斯和庇隆这两个大独裁者的同类。但实际上卢拉与这两个人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瓦加斯治下，劳工只是被动地接受庇佑，而庇隆则利用产联运动冲击寡头势力。卢拉的崛起基于远比前两者现代和民主的产联运动和政党，但到他执政时，产联运动早已衰落，劳工党也蜕化为选举机器。作为古典民粹主义特征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在卢拉的巴西也不存在。

第二种解释来自卢拉的前新闻秘书辛格（André Singer）。他的分析围绕巴西穷人的心理展开。辛格认为，占据总人口近一半（48%）的“亚无产阶级”受两种主要情绪驱动：既希望国家缓和不平等，又怕社会运动引起动乱。穷人害怕一切动荡，无论是武装斗争、通货膨胀还是罢工。只要左派不理解这一点，右派就会以此赢得穷人的选票。卢拉在前三次竞选中，都是因为对手用无政府、通货膨胀等名目恐吓穷人而败下阵来，而当他对穷人心理有所省悟，就能充分争取穷人的支持。因此，卢拉在经济层面循规蹈矩的做法，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资本的让步，因为规避冲突是巴西政治文化的悠久传统。在照顾穷人、调和冲突、促进国内发展这些方面，卢拉的确可以看作瓦加斯的继承人，但他的草根出身和民主理念，使得他远比瓦加斯更具备合法性，也更可信赖。在辛格看来，卢拉更像是巴西的罗斯福，因为两者的社会改革都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使大批社会下层人口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赢得民众支持的同时招致社会上层的反对。应该说，从改革前形势、改革实际效果和个人风格来说，卢拉和罗斯福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的确非常相似：罗斯福被保守势力痛恨，卢拉在巴西媒体上也宛如恶魔。1985年以来，选择总统候选人并决定大选结果的，其实是报纸和电视的老板们；卢拉打破了这种垄断，自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媒体论调迎合了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事实上，卢拉的政策给了他们不少经济上的实惠，但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引发了“群众恐惧症”：总统是个只上了五年小学、语法糟糕的前工人也就罢了，居然仆人、看门人、临时工都开始消费迄今只有中产阶级能享用的商品，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凌驾于他们之上！

著名社会学家德奥利维拉（Chico de Oliveira）提出了与辛格针锋相对的第三种解释。德奥利维拉并不反对辛格对穷人心理的概括，也同意卢拉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他认为，辛格对卢拉执政成绩的分析，漏掉了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是卢拉主义上位时世界资本史的进展。巴西长期以来追求的包容性发展，其可能性已被全球化否定。基于生物和数码科技进展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要求大量投资研发，而在巴西历史上，总投资从未超过GDP的22%，研究投资更是微不足道。在最近一波技术革命浪潮中，巴西并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进步，资本增值来自于金融交易和自然资源开采，而不是制造业。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业和农矿出口，前者分流了投向生产的资金，后者将巴西拖回依赖初级商品出口取得经济增长的模式。另一个要素是党和产联掌权后的蜕化。二者的领导干部占据了行政体系大量肥缺，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工人阶级，争权夺利无处不在。新的资本增值途径催生了一个隔在卢拉和大众之间的扭曲阶层，辛格没有讲出卢拉主义的黑暗一面。正如结束种族隔离的南非仍然被资本宰制，在巴西，卢拉打破了穷人与富人的隔离，但平等或包容的进步依然遥不可及。

尽管卢拉带领巴西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巴西经济仍然面临三个深层问题。第一，储蓄率太低，仅为国民收入的17%，导致投资不到GDP的20%，研发仅占1%。其次，超过11%的利率则在主要经济体中长期居于首位。低储蓄率和高利率，加上出口收入和美国量化宽松的影响，已经把雷亚尔推到了非常危险的高位。最后，巴西贸易越来越依靠农矿业，工业则有所退步。历史上少数几个没有实现普遍工业化而达到较高生活水准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芬兰，都是人口稀少、教育水平却很高的移民或林居社会，与拥有众多贫困人口的巴西很不一样。不过，巴西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当于美俄总和的未开垦农地、等同整个亚洲的可更新水资源、造就史上最大IPO的石油储备，以及巴西的钢铁和航空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热带农业，繁荣兴旺的石化巨头，使其经济大有机会加速发展。

在政治经济层面，卢拉的巴西是卡多佐时代的延续；在社会层面，则有一个明显的断裂。外部形势对这一改变极其有利，因为这是一个拉美整体左转的时代。正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大行其道，震荡疗法第一次实行；但也是在拉美，发生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民众起义。美国由于反恐战争，在中东疲于奔命，无暇操控巴西，其量化宽松又使巴西越来越容易以较小成本取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本；中国强势崛起，成为巴西两大主要出口产品的首要市场，其长期兴旺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巴西体现得最为充分。美国日薄西山，中国如日东升，巴西社会趁势走上了新的发展方向。（编译：南渝霜华）

目前，日本核泄露危机带来的恐怖气氛弥漫全球，事态虽已得到控制，然而事件中显示出日本这些年来核能工业的发展态势，特别是事故反应堆中大量的钚让人们对这个“无核国家”的未来联想万千。

早在2008年5月9日，美国外交、国防及贸易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Division）的亚洲事务专家Emma Chanlett-Avery与无核化问题专家Mary Beth Nikitin就发布了国会研究报告《日本核力量展望：政策争议与美国利益》，文中对日本核工业的发展变迁、各种社会力量态度的变化做了很好的阐述，其中还特别提到了日本的钚储备问题，以下做一简单介绍：

长久以来，日本一直是《核不扩散条约》（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坚定支持者，强烈反对核武器的开发与研制。日本国内1955年通过的《原子能基本法》以及20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提出的“无核三原则”（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都要求日本只能基于和平目的发展核能。

但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逐渐增强，以及朝鲜2006年10月核试验以来东北亚的紧张态势，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日本国内虽然和平利用核能的声音仍是主流，但主张发展核武器的鹰派影响力与日俱增，很多人强调日本安全状况已今非昔比，部分官员和知名人士敦促要公开讨论这一话题，谋求长久发展。

日本能源极度匮乏，战后核工业与核技术发展迅猛，目前核能发电已经占到了全国总发电量的35%。日本从核废料中分离出来的钚可制作超过100件核武器，到2020年日本钚储量预计增加到70吨，全球储量仅500吨。日本独立的核循环系统不久也将建成，这样日本的核废料就可以自己处理而不用送到英国或者法国。其实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具备了建造核武器需要的技术和工业实力，1974年日本首相就曾宣称日本政府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目前公认日本目前的核原料储备与核技术制造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与形成核威慑还相距甚远，即使日本的相关技术已经成熟，也还至少需要一次核试验，这在现在的日本国内国际环境中都非常困难。

报告指出，就目前美日关系而言，在日本的驻军是美国维持在东亚影响力的关键，目前应该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与日本领导人展开高等级的对话协商，重申保卫日本安全的责任。但日本民众和精英群体中民族主义思想蔓延，日益盛行的民族主义思想将破坏日美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

就东亚局势而言，日本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将对这个世界上最持久的无核条约造成重大损失。这将促使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印度、巴基斯坦等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核力量。就中国来说，美中关系的密切将加剧日本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坚定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另一方面，如果美日同盟之间出现分歧也将破坏东亚的政治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会借机扩张。（志强）

2010年5月，土耳其和巴西与伊朗签署了有关核燃料处理的协议，伊朗承诺将1200公斤的低浓度 (3.5%) 浓缩铀运到土耳其，以换取国际社会为德黑兰用于研究的反应堆提供浓度为20%的浓缩铀核燃料。巴西宗座天主教大学教授Diego Santos Vieira de Jesus在华盛顿季刊2011年春季号发表名为《建立互信与弹性：巴西就与伊朗交换核燃料的主张》的文章，认为巴西与土耳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两大非常任理事国，此次以协调者身份代表国际组织与伊朗就争议性核计划达成协议，是开拓先河、值得赞扬之举。

此前国际社会正考虑对伊朗进行制裁，以迫使伊朗终止浓缩铀活动，并提高其核计划的透明性。如今虽然达成这一协议，国际社会并未广泛接受。俄罗斯拒绝因此考虑放弃进行核制裁；法国指责此协议并未试图使伊朗停止在境内进行铀浓缩；美国则认为这只是伊朗拖延时间和挑拨离间的战术；许多国家担心虽然浓度为20%的浓缩铀不足以制造核武器，但可能会加快伊朗提炼更高浓度铀的步伐；惟有中国小声赞扬，认为这是迈向和平解决问题的一步。

巴西政府则认为，正因为各大国与伊朗之间互不信任，巴西作为协调人进行中介的工作愈发重要，而伊朗也更欢迎与巴西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尽管难以直接参与中东政治事务，但是巴西正因此更适合担任协调人的角色——而这也是巴西在国际政策上的自我定位和期许：第一，展现协商能力，解决国际政治问题，有助于巴西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第二，巴西认为当今国际体制不应成为大国限制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政治工具，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如和平利用核能源等——应得到保护；第三，巴西与伊朗商业联系紧密，制裁伊朗有损巴西经济利益；最后，这也有利于增强巴西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作者指出，总统卢拉关于担当核交换协议协调人的主张，与巴西的核不扩散策略是一致的。此协议并不是如某些国家认为的那样，是新兴势力挑战传统大国的宣言；而是要增进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的协商，在保证核不扩散的前提下，维护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这也是巴西本国核安全的重要保障。所以尽管美国等国家指责此次协议并未使伊朗放弃其铀浓缩计划，也未能使其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审查，巴西仍认为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只有协商与建立互信才有可能解决伊朗核问题。

总之，卢拉不仅要避免制裁伊朗导致贸易损失，还希望保护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核能的权利，提高巴西的国际地位，增强外交独立性，增进南南合作，并对现今国际势力的不平衡提出指责。尽管此次核燃料互换协议并未解决伊朗核计划中所有的问题，它仍是建立互信，开启国家对话，并进一步推动中东走向和平稳定的重要尝试。

而此次协议在巴西国内也引起了极大争议。反对者表示外交政策应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此协议却使巴西在安理会中受到孤立，损害了巴西与大国的关系，更会使其他国家怀疑巴西有发展核武的野心；而卢拉的劳工党赞扬此次努力维护了面对大国时的外交自主权，提高了巴西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巴西有不少非政府组织认为伊朗是不尊重国际秩序和人权的国家，不应与其建立紧密联系，而支持者则认为此次协商展现了巴西的外交协调能力，表达了巴西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愿望，并表示反对西方国家妖魔化伊朗。卢拉本人的团队强调，巴西应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制裁只会损害到伊朗平民的利益，只有协商与建立互信才有可能解决伊朗问题，才是真正为发展中国家考虑。（编译 小胡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