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共和国走过60年 --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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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家园 工业老兄您可能误解我原话了。。。我的意思和你的一样 更不用说，经过所谓80年代的“科学的春天”的中国在毛时代的工业基础上，及时利用当时西方的全球化，胜利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升级。。。因为中国利用全球化，是在世纪交接时才得以完全实现的，我修改下：
更不用说，经历所谓80年代的“科学的春天”的中国在毛时代的工业基础上，终于在世纪末及时抓住并利用了西方的全球化，胜利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升级。。。当然代价比前30年来的一点都不轻，对底层民众而言，一句话足以概括“一夜回到解放前”。
因此，祖辈父辈的流血流汗劳作，才换来了今天的不朽成绩。
而现在也是到了回馈底层民众的时候了，要不然你不和谐人民，人民就来和谐你。
家园 现在还处于工业化升级进程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家园 贴张1985年中印对比 来自《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87年国情手册。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看来埋汰三锅，是由官方主导的传统节目了。
家园 50年中国粮食数字是错的 少了一位。而且应该也没有1247x那么少，应该是13xxx或者14xxx
家园 越扯越远了，做一个小结，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上来。 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清楚，要不然永远也争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个讨论的分支是从这里开始的：
你说：
“煤炭，石油，化工，钢铁，冶金，造船，汽车，机械，电力，铁路，等等等等基本上都是整条产业链掌握在国家手里。”
我回答说：
——这些产业链在50年代都没有，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个分支能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就不错了，其他问题放在另外一个分支里讨论。
家园 这也是改开后的事（俺不太赞成），50年代行不通的。
- 复 回复
家园 你对当时的情况缺乏了解。看看薄一波和陈云是怎么考虑的。 农民可以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可以用不易运输和贮存的瓜菜代替粮食。工人一年到头都是高强度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粮食供应。
看看当时的决策者是怎么考虑的：
薄一波对于粮食问题有着很生动的记载：
土改后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生活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比较，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农村自给性消耗多了，公粮和商品粮所占的比例就降低。1951－1952年度公粮和国家从市场上收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28 .2% , 1952－1953年度下降到25 .7% 1953年秋，我在华北作了几十天的调查之后，于11月7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提到:“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P257）
陈云在决定采取“统购统销”方针时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提‘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他列出8种方案，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对于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列举了17条，陈云在17条之外又加了一条：“有意想不到的毛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陈云预测：“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参见《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202—216页。）
家园 这些我都看过 只要不出口，就能好很多，一年30多亿斤不是小数。1年进口300万吨是60亿斤，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只要几年就可以，这几年进口点粮食的意义比进口钢材还值。
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0斤农村人均440斤并不是很可怕的数字，1952年粮食产量是3200多亿斤，全国人口平均有500多斤。到1957年粮食产量已经增加到3900亿斤。农民的粮食还是应该想办法用商品换出来。用耕牛，农具，砖瓦，日用品，国家对于发展生产的投资等等。关键的关键，是要发展农村的生产力。1958年是粮食产量一个顶峰，下一次恢复到这个水平是1966年了。下一次达到人均600斤已经1974年了。如果能够注意培育农村的生产力，很有可能在1958年开始就稳定在全国人均600斤以上，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 复 这些我都看过
家园 你的论点太违背常理，而且基本没有给出论据和论证。 你这短短几句话给出了三个颠覆性的观点：
一.只要不出口，就能好很多，只要几年就可以。
——这个“好很多”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只要几年就可以”，具体是说的哪几年？为什么只要几年？
二.农民的粮食还是应该想办法用商品换出来。用耕牛，农具，砖瓦，日用品，国家对于发展生产的投资等等。
——你说的这些东西国家怎么变出来？这可不是小数目。
三.如果能够注意培育农村的生产力，很有可能在1958年开始就稳定在全国人均600斤以上。
——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减产是必然的。而且按照后来的人口增长率，要恢复并稳定到人均600斤以上需要更高的粮食增产率，没有工业的投入可能吗？
你要论证你的观点，首先要把这些数据查清楚：
一.历年粮食总产量。
二.历年人均粮食产量。
三.历年粮食进口量、出口量。
四.历年粮食收购量、返销量。
家园 怎么就违背常理呢 一.只要不出口，就能好很多，只要几年就可以。——这个“好很多”可以好到什么程度？“只要几年就可以”，具体是说的哪几年？为什么只要几年？
每年出口30多亿斤，占产量1.x%，商品粮约5%，库存的7-8%，当然影响不小。几年么，就是大概到57，58年。
二.农民的粮食还是应该想办法用商品换出来。用耕牛，农具，砖瓦，日用品，国家对于发展生产的投资等等。——你说的这些东西国家怎么变出来？这可不是小数目。
不能变出来，但是大部分可以在农村生产出来，所以要商品经济。当然要进行组织，科技等引导。日用品之类的，当时能生产多少是多少。能卖就卖。卖到农村，买粮食。反正农民要买，大部分资金来源就得卖粮食。这买卖资本家可以做，国营企业也可以做。生产农具，在刚建国时有手工业联合社之类，即组织分散的个体户联合生产。国家可以加以扶持，引导，不一定需要很大投资。还可以搞养殖联合社之类，培育耕牛小猪什么的。
三.如果能够注意培育农村的生产力，很有可能在1958年开始就稳定在全国人均600斤以上。——接下来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减产是必然的。
如果不出口，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统购统销也有800多亿斤粮食库存。饿死人可是从超量征购开始的。而且大跃进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也不小，包括平原区水利乱搞“蓄小群”导致大片土地盐碱化绝收，强制集体化前突击宰杀禽畜等，其他滥用民力耽误农时这些历朝历代的大忌就不用说了。还有农村大食堂，那不是农民吃的比不统购统销还要多吗（57-59年，往后大食堂也没什么吃的了）？如果正常发展，三年自然灾害时也就是不增加库存或略减少点库存，就可以渡过。54年是个著名大灾年，产量比52年还是略增长了一点。
而且按照后来的人口增长率，要恢复并稳定到人均600斤以上需要更高的粮食增产率，没有工业的投入可能吗？我认为走商品经济，利用货币工具，不大折腾，集中发展国营大企业的道路，这时候应该比实际历史上的62年形势好很多。大跃进时期投资浪费严重，这不能否认。大量的小企业不久都下马了，人员遣散回农村，大量的半拉子工程。连国防项目都下马一堆。
如果正常发展到62年，此时对农业进行投入，国家已经完全可以负担了。比如江都水利枢纽，总抽水装机是5万多千瓦，从61年断断续续建到了77年。该枢纽共4座抽水站，比较小的前3座在70年已经投入适应，可以控制数百万亩农田，解除旱涝了。60年代已经可以投入进行很像样的水利建设了。还有农村的土地平整，终端的灌溉排涝，复种，养殖，这时候都有一定基础了。还有大量的荒地开垦也见成效了。我原文就说，连续运人到东北新疆垦荒，应该开荒的规模比历史上实际的更大。
- 复 怎么就违背常理呢
家园 你这个帖子实际说的是如果历史上不犯任何错误， 而且可以未卜先知，提前为三年灾害做准备，情况会好得多，这个我承认。
但你要论证可以不搞统购统销，还是得先把我说的数据查清楚。
农民当时自己粮食都不够吃,即使增产了粮食,首先也是用于自己消费,不会拿出多少来交换商品的。
关于搞商品经济的问题,可以参考老田的这篇文章:
新中国经济史论之二：市场缺陷的修补措施
市场经济的一大主要特色是货币的广泛使用，极大地降低了货物流通和交换的费用。货币的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由于中国工农业的落后和人口数量巨大同时存在，有限的资源分摊到个人头上就非常有限，许多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货物如粮食和燃料等产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这些产品的价格弹性都很高，只要供应方面出现很小的波动和不足，就足以急剧地影响价格走势，相对少量的囤积行为就足以拉动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投机资本的牟利空间和客观市场条件就在于此。
投机资本家曾经扬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指纱布、粮食和煤炭），就能够把人民币赶出上海。为了捍卫货币的市场信誉，保持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必须有效地排除投机资本的作用和干扰。仅仅粮食价格急剧波动，足以影响全部市场价格分配关系，后来对多种民生产品实现票证和计划配给制度，就是防止高价格弹性产品的脆弱供求关系被破坏，避免市场价格受到投机资本势力的干扰，避免最终出现“驱逐货币”这样一种对市场经济的毁灭性破坏后果。各种对应资源分配关系紧张状况的市场缺陷空前明显，“统购统销”政策的提出，就是着眼于这样一个背景。毕竟货币与市场交换是交易费用最低的经济运行方式，因此不能冒着货币失效的风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投机资本的操纵下，半个月之内银元对人民币的价格就由600元上涨到1800元，并带动其他物价的猛涨。在接下来的囤积粮食、纱布和煤炭的投机风潮中间，物价也是节节攀升，以1949年6月上海物价批发物价指数为100， 1950年2月就迅速上涨到2097.9，上涨20倍，这样的投机和价格走势足以把货币驱逐出“市场”。在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政策实施之后，以1950年3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100，1950年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国民党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和糟糕的货币信誉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纸币总算是可以参加市场流通，帮助降低交易费用了。但是脆弱的供求平衡关系，仍然是非常容易受到投机风潮的干扰，而且新中国的工农业产出也不可能一下子超脱严重短缺的局面，特别是高弹性的民生产品的供给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迅速增加，这客观上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安排去保护市场经济的核心货币信誉和地位。
陈云在决定采取“统购统销”方针时曾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提‘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为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他列出8种方案，最后选择了统购统销。对于统购统销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列举了17条，陈云在17条之外又加了一条：“有意想不到的毛病。”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陈云预测：“那我们就要恢复到大清帝国、北洋军阀、国民党的那个办法。就是进口粮食，向美国、向加拿大、向澳洲买粮食、买麦子。一年进口300万吨。我们的外汇有多少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向香港出口的青菜、猪鬃、大豆，加上侨汇，总计不过3亿美金，大概能买300万吨粮食。如果把这些买了粮食，那我们就不要建设了，机器也不要搞了。工业也不要搞了。那时也有一种后果，我们也要挨东西，挨什么呢?挨飞机炸弹，挨大炮，还要加上挨扁担。你搞得不好，帝国主义打来了，农民扁担还会打你。”（参见《陈云文选》(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4，202—216页。）
“统购统销”还有一重涵义，就是要在基本的民生产品分配上，限制市场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排斥作用，避免把许多人变成为“不合格的消费者”。在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中间，是对大量低收入者的一种生存保险措施。同时票证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货币的作用，可以防止价格跟随紧缺走高向均衡价格的高位移动，避免把大部分人变成不合格的消费者而长期保持市场容量的存在，人为地保持流通环节的“排队现象”，可以大幅度降低产品实现的成本，减少流通环节的需要资源投入，集中资源投入生产环节。
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初步骤是重工业优先，相应的产品供应实际上并不存在为市场而生产的生产者。几乎每一个大工业项目，都要求从头到尾的完全配套，从生产上的动力供应，到生产过程中间需要的各种辅助产品，因为缺乏相应的市场供应能力，都要求同时配套新的生产能力。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建设中间，该厂的各种设备需要的电力容量，武汉市场就缺乏相应的电力供应，必须配套建设5万千瓦的火电厂以及专用的11万伏输电线路。这在工业化早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市场缺乏相应的综合供应能力，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此就要求在每一个项目中间都做好各种计划。没有市场，就只有自己生产，舍此别无出路。
在新中国刚刚开始工业化的时候，整个社会剩余都是非常有限，缺乏其他的的资金来源和渠道，重工业项目建设总是要求全部生产过程要一揽子安排和解决。这样就又要求有限的剩余，在分配上要集中使用，一个大工厂要求的配套能力，甚至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缺乏相应的配套资金，必须由中央一级政府进行综合平衡，在市场缺陷的背后客观上导致中央主导剩余分配的计划经济。这又进一步要求把各种重要的物资集中掌握和分配，1952年10月10日 中财委颁发对35种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办法(试行草案)。凡需用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和部门，均应按照其生产计划与基本建设计划以原材料、燃料、电力的消费定额，核算其全部需要量，逐级审核汇总，分别由中央各部及大区财委、计委向中财委统一申请并负责供应。
1954年6月30日 陈云向中央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说，工业基本建设方面，在“141”项工程的建设全面铺开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会更加分散；而在“一五”后两年基本建设大规模铺开，会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有些项目(包括“141”项)要推迟。轻工业目前主要问题是缺少原料。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轻重工业投资1：7．3的比例，仍维持不变。重工业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他还认识到这种紧张状在况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为了防止货币的信誉，需要采取措施排斥市场自发力量对脆弱的供求关系的干扰，重工业优先也要求集中使用有限的剩余和资源。经济短缺的状况无法在短期之内解决，特别高价格弹性产品的供求关系无法缓解，是对货币信誉和市场交易方式的一个重大威胁因素，因此对市场自发势力的限制措施就必须继续保持。
通宝推：皖江吴郎,家园 这个贴很给力！花一个。 河友szbd辩论态度不错（不象那个史节，一贯的立场歪水准臭风度差兼语无伦次，俺上来拍了几砖，人不就你言论驳斥直接板砖反拍过去，居然还屏蔽了俺，俺稀罕理会他啊，屏蔽得好！），不过俺觉得他的方法论有问题。
静看你们继续讨论，有空再指出他方法论上的问题。
家园 一个有趣的架空：1950年毛刘周朱邓出洋度假十年 作者：老田
假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政权已经成立并稳定工作了，鉴于革命年代劳苦功高，中央委员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批准毛刘周朱邓五同志出洋休假十年，冬天去夏威夷海难，夏天去往高加速避暑。
五同志出洋之前，反复交待留守的同志推进两大任务，一是要稳定物价，二是要搞工业化。陈云、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等同志共同保证完成任务，请五同志放心休假。
这两大历史任务，牵涉到老大中国的一个结构性困境：一是人口众多，二是农业工商业落后。农业产出长期少于全国人民的口粮水平，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所以，囤积民生物资永远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门道，此种情况下私人资本发财致富的最佳捷径不是生产而是投机，正如资本家中间流传的老经验所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
陈同志为了完成稳定物价的任务，首先决定抓捕银元投机商贩，强制金银退出流通领域。接着，搞了全国范围的统一财经工作，消灭了财政赤字，并开设17家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民生物资的流通。
1953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事业，城市人口数量和购买力急剧上升。结果，全国的有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又开始波动，不同的是，这一次物价波动没有货币超量发行的因素，而是出于历史性的结构失衡原因（人均农业产出水平很低），以及新增加的工资基金缺乏相应的民生物资增产来平衡。
薄同志跑到农村去一看，发现农民同志们现在分了田，交的租子少了，竟然每个月多吃了好几顿白面，结果就大幅度降低了粮食的商品率，国家就收不到足够城市消费的粮食了。这个问题很重大，说明了搞工业化与农民的口粮增加需要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很严重，这其实就是梁漱溟和毛泽东那个著名争论的真实内涵。
陈同志他们几个一鼓捣，工业化不能不搞，农民的口粮需要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鉴于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都“吃饱穿暖”的条件，没办法，只好来硬的，搞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政策一下去，基层干部哇哇叫，陈同志下去一看，大家都说现在的党委是“买卖党委”，一年有八个月时间要做生意。陈同志回到北京，在1955年的财经会议上唉声叹气，说粮食增长不是那么容易搞的，起码还要短缺十年二十年，买卖党委还得继续做。
这个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廖同志找来说，农业的投资太少，至少还要增加9万亿元。陈同志一听，心里就有点发毛，到处都伸手要钱，实在是冒得了。就对廖同志说，最多还能给你2万亿元，农业增产主要靠办合作社来解决，合作社可以增产15-20%。
这个民生物资短缺老是解决补了，投机商总是猫在这个地方想要捞一票。陈同志一看不是办法，老是靠做生意的方式去跟投机商叫板效果有限，就干脆来一招绝的，不许投机商碰那些民生物资。先开办的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上面靠着财政给做生意的资金，底下靠买卖党委收购，在跟私人资本家谈合同的时候，经验有限老是挨骗，心里憋了一口气，老是出不来。
等到五反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发动工人去调查揭发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上海市的市长陈同志坚决拥护这一决策，发动了130万以上的工人店员来对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对于各个行业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则给予优待，集中到市里面办学习班，免于面对面的批判，陈市长只用仅仅十天时间，几乎全部的资本家都老实交待了五毒行为，然后就是进行定案处分。这一家伙，资本家就被打趴下了，再也没有翻过身来，此后，工厂里面就基本上是工人掌握“三权”了——管理权、人事权、分配权。有人说，资本家丧失地位是因为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发展思路的结果，这是无知，花纱布公司在跟投机商的讨价还价中间感到力不从心，然后聘请工人阶级组织“五反工作队”来检查合同执行结果，资本家当即就翘辫子了，这个时候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哪里还不知道呢。
农村的问题还是很难办，不过在土改之后，中农以上的家庭就基本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了，权力主要是掌握在贫下中农协会手里，后来也是以贫协为基础组建的基层政权，共产党人搞的基层政权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除了政府雇佣的工作人员之外，基层还有强大的贫协组织和积极分子队伍，所以这个政权特能来事。
由于买卖党委的事情比较烦心，年年起来都要跟每家每户农民讨价还价，你今年产量多少余粮多少，有没有灾情减免情节等等，实在是不胜其烦。1953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之后，邓部长担心办合作社出纰漏，就严格规定办合作社要经过各级农村工作部批准。由于合作社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把买卖党委解放出来，所以，各地争先恐后都要办“黑社”“自发社”“非法社”，一些个坚定的办社村庄，先后都接待了好几拨上面派来的“砍社工作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就接待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同志亲自派去的砍刀组，不过林同志没有取得成功。
温铁军教授总是说，制度变迁都是统治阶级推动的，目的是节省交易费用（或者称为管理成本）。邓部长固然有他的忧虑，但是，买卖党委的忧虑更严重，反正是双拳难敌四手，邓部长砍不胜砍，又不能叫陈同志取消统购统销，他最后也实在没有办法压制，合作化终于在土改后特别能来事的买卖党委们的推动下，快速完成了，正所谓好汉敌不过人多。
鉴于只有毛同志一个人比较喜欢“搞运动”，他甚至说在阶级社会里不搞群众运动我就不是毛泽东。所以，休假期间肯定不会发生“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和“开门整风”运动，因为这些运动都是针对着当权派的，大家早就厌烦了。
番邦学者布林顿曾经得出一个革命的热月反动规律，意思是说，革命后上台执政的官员群体，总是会回归老一套的规则，为了自己的日子好过，也肯定要向社会上的强势群体靠拢，疏远从前的依靠力量。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童先生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其实就是中国革命之后的第一个热月反动，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官员们的地位大幅度提高，更少接受批评，同时也减少了对于底层要求的回应。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同志老是搞些让官员们心烦的运动，反右派运动肯定还是要发生的，可能的情况是时间会提前，效果更加彻底，热月反动会一次性完成。比如说，把那些个出生于旧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采取法律手段处理，比方说流放呀关押呀什么的，这种方式也不是没有兆头，有不少工农干部曾经跟毛同志说过：老子是革命的，不要知识分子也可以。毛同志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建设新中国是文化革命技术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别以为还是过去那样子打仗跨着马，现在喷气式飞机一飞一万多米高，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所以，那些早就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顺眼的同志们，只好闷着头不做声。
有些人说是毛同志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所以，搞了一把引蛇出洞来整一家伙。也有人说，刘同志才是当权派的优秀代表，是长期要搞热月活动提升当权派特权的热心人，还有人说是彭同志在北京搞了按照单位下右派指标的先进经验，被邓同志推广到全国各地才引起扩大化的。总之，这些个说法都是一种“偶然性”解释，似乎除了这几个同志之外，就没有别的深层次原因了。王绍光教授口授了篇文章，说反右派运动中间工人同志们说右派都是放屁，知识分子和官员之间别有深层次矛盾存在，所以，不能做简单推论。这个似乎有道理，如果联系到热月规律来看待，似乎逻辑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十年休假期满回国的时候，火车临时停靠西伯利亚某车站，毛刘周朱邓五同志发现，到处都是会说中国话的拓荒农民，原来这些都是中国作为“废物”关进监狱，后来出口给劳动力短缺的友好国家的，他们原来叫做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国内已经完全是纯而又纯的革命者在那里掌权了，热月规律得以完整而全面地体现了。毛同志老是搞些不恰当的群众运动，结果极大地妨碍了热月规律的运动过程，中国的热月是分多次在接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才履行完毕的。知识分子作为热月规律最理想的牺牲品，长期有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中国特色（王教授的文章中间有很经典的描述），但是由于毛同志的阻碍作用，其在热月过程中间的牺牲程度也是有限的。
毛同志回国之后，发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放光彩，远超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马尔库塞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实用主义的、咒语式的、魔术式的”，中国的最新理论成就也完全一样，但“灵异”程度优胜十倍以上，著名的学术大师计有胡大师、李大师、于大师、杜大师等数位。
通宝推：换了人间,家园 大概06-07年在乌有里看了很多老田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 看过，才几年功夫呀，连所谓“毛搞的群众运动极大地妨碍了热月规律的运动过程”的观点（估计当时没有自己具体论证过），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相比较而言，俺就记住了韩德强一个，其它全都比较模糊了。
可是奇怪的是，结尾那个“著名的学术大师计有胡大师、李大师、于大师、杜大师等数位”，俺倒知道是指胡乔木、李锐、于光远、杜润生，无它，此乃非毛化五干将。也不知道咋回事，有些怎么也忘不掉，有些模糊了但也不容易忘掉，而有些却是多次记忆了还是给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