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家园 【原创】杨成武、肖华、余立金的另副嘴脸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包括林彪在内都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换言之也就是被国内批臭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揭露也不为过。可是，目前仍旧被官方列为正面歌颂的一些人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是大家非常希望看到的，他们在文革中的嘴脸是不是像当前某些党史资料说的那样“坚强不屈”或者“大义凛然”呢？显然不是，只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某些人在这起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大悲剧中的作用还属于禁忌的范围之内，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表现的探求也就显得十分的繁琐和复杂。
贺龙专案组是杨成武一手负责的，特别是在1967年9月到1968年2月这一段时间是贺龙专案组调查取证的比较关键的时候，这期间杨成武对于贺龙一案是十分关注的，而且不仅关注，还做过具体的指示。芦凤歧后来在交待材料中说，杨成武曾经对他们专案组办事不力大发光火，杨成武说你们对贺龙一案很多问题都挖的不深，“办案不能大刀阔斧”，“许光达一案也办的不得力”等等。而且，芦凤歧还交待说杨成武当时的脾气大的很，把他叫起来当场训斥了一顿，芦是贺龙专案组的常务副组长，他的这份交待材料虽说也有给自己遮羞的水分，但是，对于杨成武这个量级的人物的讲话、指示应该不会胡乱编造的。
杨成武是文革初期的“红人”之一，他一度还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联络员”，特别是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杨成武口含天宪，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北京，俨然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徐向前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通知就是杨成武负责向徐向前交待的，由此可见杨成武当时的显赫地位，更为奇怪的是，杨成武向徐向前说他不方便去徐向前那里，让徐到总参五所来听通知，徐向前夫妇只能照办。时间是1967年1月6日。（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580页）
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被囚禁时，一次应专案组的要求说起他的所谓散布林彪身体健康“谣言”时不经意的波及到杨成武和肖华时立刻被专案组制止，说他侮蔑首长，于此也可见杨成武那时的实际地位。
除了杨成武以外，还有肖华、余立金等。肖华是深得毛泽东、周恩来信任的“红小鬼”
，肖华18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是周恩来提议的，周恩来说肖华值得信任。1933年年初中央在宜黄县召开会议，期间敌人的飞机来轰炸，周恩来亲自救了肖华。（参见《周恩来和共和国将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该书269页）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还力保肖华，周恩来说“
肖华犯错误是不自觉的，是人民内部矛盾”。3月3日，周恩来再次指出，造反派抄肖华的家是一股妖风。（参见原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回忆录《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2月北京第一版）
而肖华本人又是王光美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又是全军文革小组排名第一的副组长，杨勇因为和肖华不和，把批肖华的文件传达到排级以后，战友文工团造反派去抓肖华，消息传出来以后，林彪震怒，要火烧杨勇，明确指出要烧焦。这是叶剑英向徐向前说的。（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至少在肖华被打倒之前，林彪对于肖华是保护的。
徐向前还回忆说肖华在1967年3月24日“过关”以后，代替他主持全军文革小组工作，如果不是后来肖华本人因为一些突发事件以及同林彪的几个亲信之间的矛盾，肖华还会继续保留他的地位的。
还有余立金，余在杨余傅事件中含冤落马，然而，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一贯反对林彪所致，用杨成武的话，那时候巴结林彪还来不及怎么会反对呢？余立金不仅没有一贯反对林彪相反对林彪交办的事情非常认真。许光达被捕以后，一度发现他住的地方有异物出现，余立金就大发雷霆，呵斥专案组成员，以后，他亲自找到黄志勇，让黄志勇从装甲兵那里抽调一些干练的骨干来对付许光达，像都曼林、党志壁这几个人都是这时候调过来的。可见，余立金在落实林彪的指示和配合林彪对贺龙的打击上也是不遗余力的，以后他和吴法宪之间出现争宠的矛盾则又另当别论了。
从我党的一部党史来看，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有过被整的历史以及整人的历史。我们作为后来者评价、看待这些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时，不能因为他被整过就试图说明他的整人是合理的，也不能他整人就抹杀他被整时的冤屈。而梳理历史的痕迹、脉络，尽可能的展现每一个参与者在斗争的全过程的表现才是我们应该力争做到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做到，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做一些补充的工作而已，真相还有待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前进后才可能被澄清）
这是许光达专案话题中的一个小插曲，作为侧面出现在这个系列中，请注意。
（未完待续）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顶 家园 杨好象是不愿证明林的老婆的入党问题而失宠加上得罪了江青 逮捕他时，还以为是武装政变，训斥邱会作、李作鹏：你们要有党性，不要当骗子。而他之前军权在手，还是先向他的警卫部队宣布紧急集合，调走后由其他部队来解决的。他自己估计很难想到。
家园 杨成武在文革中有正面也有负面： 以前董保存的宣传多数是宣传杨的正面，似乎杨很清白，这实际是不可能的，文革初期只要处在那么一个显要的位置上就很难说手上没有沾着其他人的事。但是，现在网上少数人为了给林彪翻案，居然把很多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犯罪事实强加给杨成武，这就更加荒唐不堪了。
杨在文革中正面还是大于负面的，如果他甘心投靠的话，或者一点廉耻都不要的话，像吴法宪那样，杨成武最后也不至于家破人亡。
家园 温相直笔雄文, 酒兄识怎. 可谓仓海横流太史笔, 英雄眼中看英雄.
家园 ！ 越来越精彩！这一篇如果没有一种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下笔时多少会有些畏首畏
尾的。情不自禁为老温叫个好！
家园 不许再说杨成武了，我跟你急！ 家园 老乔： 我换了一个信箱给你发信了，请你查收一下。
家园 【原创】15.血洗许光达（中）－吴法宪等人的表演 程世清，河南新县人，1918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人是林彪的走卒之一，他对许光达的揭发等于给林彪打击贺龙提供了炮弹。
就在程世清的揭发信发出以后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根据芦凤歧后来交待说他在第一轮审讯时就问及许光达是不是已经被贺龙内定为总参谋长了？贺龙专案组以后按照林彪的这个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参见《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给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报告，注引《大将许光达》，381页以及《文革专案大揭密》）
1967年3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全军文革小组请示“将许光达、张文舟作为重点批斗对象”。7月5日，装甲兵政治委员黄志勇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张专案组”，这是以后许光达专案组的雏形。
装甲兵内部一向比较复杂，特别是政委黄志勇其人本身就是一个整人专家，用徐向前的话说，此人从延安时期就是搞逼供信的那一套。（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这次许光达被扣上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以后黄志勇自然要特殊的卖力气，不仅黄志勇如此，林彪手下的几大干将人人如此，例如吴法宪、例如邱会作、例如李作鹏，可谓陆海空三军一起动员，全然一副立体化阶级斗争的模式。
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重要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
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
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
（许光达大将亲属许延滨同志采访笔录、薛振先犯罪交待记录，另外可参见《许光达大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379页）
当许光达被批斗昏倒以后，有人把许光达送进医院以后，在请示报告上，吴法宪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就这样，在许光达两次住院期间，专案组一共第一次审讯79次，逼写材料25次，出院以后的21天中被逼写材料7次，审讯8次。第二次住院33天，被逼写材料2次，审讯6次，之所以这么少，因为此时的许光达已经濒临死亡。在吴法宪的这个批示下，许光达临死前三天还被专案组逼下跪向毛泽东画像请罪一次。（吴法宪批示原文引自《许光达大将》该书379页）
正是由于吴法宪的“刺刀见红”的一说，专案组才提出要“血洗许光达”。至于生活作风一贯败坏的“花花部长”邱会作给许光达一案的最大贡献是照搬他在总后搞专案的经验之谈。邱会作在总后曾经叫嚣过这样一些口号“要学蒋介石！要学打砸抢！要斩草出根！死了省了麻烦！”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邱会作让人把这个“三狠”方针介绍到许光达以及贺龙专案组中来，当时的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徐浩（继任者）心领神会。同时，邱会作的总后专政机器还给许光达乃至贺龙专案组贡献了一个招法，那就是找来一些装甲兵医院的男护士作为打手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这些精通人体知识的男护士们是非常知道怎样殴打“犯人”才能造成严重的“内伤”而表面上则很难看出来。（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0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
邱会作的总后专案机器比之装甲兵丝毫不逊色，根据肖思科同志的介绍，“从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而最令人发指的是邱会作等人发明的刑讯特色更是惨绝人寰，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共有以下23种刑罚：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
7、打嘴巴；
8、刮伤：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增加痛苦，十分残忍；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周围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
10、用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现还有紫色伤疤；
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并加砖头：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砖，或脖子上套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
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在地上打滚，不让喊出不还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手指溢血、青肿，致使被捏的手指变形；
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曾掉下过多次；
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
15、烟头烧踝骨。至今留下黑色伤痕；
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险些死亡；
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
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9、强制在身上练针炙：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在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还不准反抗；
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
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
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
（以上引自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和《共产党员》内部版《文革专案大揭密》）
这些在今天看来让人瞠目结舌的丑恶的东西在当时那个黑暗年代则被奉为圭臬，许光达专案组“欣然”接受了其中的部分刑罚，但是，装甲兵专案组还有自己的看家特色，自然对于许光达来说，他们会不吝“赐教”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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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15.血洗许光达（上） 贺龙专案是杨成武二办当时最大的专案，虽然在二办中还有谭震林、彭德怀、肖华的专案，但是，谭震林专案的牵连范围远没有贺龙那么之多，肖华并不是军委副主席，更没有长期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显赫地位，彭德怀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就倒台，随后在1962年被设立专案审查，属于“死老虎”之列，和贺龙的量级不能同日而语。
贺龙专案中牵扯到的高级将领们属秦基伟、许光达比较特殊。秦基伟特殊的在于他并不是历史上贺龙的嫡系，而且，从工作角度出发，他和贺龙共事的时间几乎等于零，然而，他却作为贺龙专案中被调查、审查乃至劳教时间最长的一位，时间为七年。连廖汉生也不过五年多的时间。
这是什么原因呢？秦基伟的妻子原来是贺龙帮助介绍给秦基伟认识的，而且，他的妻子原任西南军区保卫干事，就因为这么一条，就把秦基伟作为贺龙的“黑线上的骨干”给无端关押了七年之久。而秦基伟和贺龙之间的联系人就是秦基伟的妻子，这些今天看来比较滑稽荒唐的理由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却成为搞掉一位开国名将的主要证据。
继秦基伟之后的就是许光达，许光达在历史上追随贺龙比较久，也是贺龙所谓的干将中军衔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贺龙本人作为修正主义者尚没有受到肉刑，而许光达则一直遭到毒打直至惨死。我们曾经走访过许光达将军的儿子许延滨同志和许延滨同志的妻子曾正魁同志，他们为许光达大将之死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资料，使我们得以通过这位开国元勋的死于非命看到文革中最为惨烈、阴暗的一幕。这也同时对那些目前试图通过一些所谓“服从”“不得已”等托词给林彪、吴法宪、李作鹏诸人“洗清罪名”最为有力、有实的回应。通过许光达一案，让更多的人看清吴法宪、李作鹏乃至林彪之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剥去少数人套在他们身上的层层伪装。
许光达自从1930年2月开始跟随孙一中（孙德清）、周逸群等人在洪湖地区开展革命。1930年7月，他开始跟随贺龙，此后在长达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与贺龙的关系一直比较深厚。然而，在贺龙专案组中，像许光达和贺龙的这种渊源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可是，许光达所受到的“特殊关照”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贺龙专案组组长余立金到空军司令、专案组的“太上皇”吴法宪，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乃至林彪对许光达都做过具体的批示，吴法宪等人甚至对如何斗争许光达也做过过细的批语。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许光达为人正直、耿介，他是十位大将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在1955年授衔前后，他曾经主动要求给自己降级、降低军衔，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在中央布置反右倾运动的关键时刻，许光达毅然挺身而出去见毛泽东提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不正常的现象，说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就要天怒人怨，这种不多见的抗上的行为出自一个和经济领导范围无关的装甲兵司令员之口多少反映了许光达的某些性格鲜明的一面。
林彪上台以后，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搞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个第一，这是许光达不愿意服从的。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漠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将领，相反他对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抓的很紧，王杰事迹就是许光达推出来的。然而，许光达一直强调的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被林彪等人说成纯军事观点，而八十年代我国军事权威在论证许光达在建设装甲兵的过程中的很多观点都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许光达本人也是身体力行，1959年，他以51岁的年龄到北京郊区的坦克学校学习驾驶坦克。在突出政治这件事上，许光达和林彪有过不同的意见，许光达在事后说了一些对突出政治有意见的话，随后被人反映上去，那时候政治空气还没有那么紧张，可是，到了1966年就不同了。
1966年8月，26军政委程世清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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