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文革中的专案组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组织，虽说它是临时性的，然而，它却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7年夏季成立的，其成员来自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而碰头会也是中共自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组织形式，特别是这样一个碰头会居然是原来的政治局、书记处的联合体，更是极为罕见。这个形式最早是周恩来在1967年2月2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提到的，周恩来一共提了三点，随后这种形式被毛泽东批准使用，成为研究党政军业务的主流或者说唯一具备最高权威的会议。

碰头会的主要成员和列席成员包括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黄永胜、戚本禹、温玉成等。中央专案审查领导小组成员也从碰头会成员中产生，康生担任顾问，他和江青、叶群等人实际是专案审查小组中的灵魂人物。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一办（第一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的主任是汪东兴。

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主要负责军队系统内部的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的主任最初是杨成武，以后是黄永胜。

中央专案审查三办（第三办公室）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主任是谢富治。

以上三个办公室都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负责（请注意，不是对政治局负责）。

（以上引自中共辽宁省委主办《共产党员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9月13日，组长是余立金，第一副组长是朱铁铮，朱铁铮也是来自空军，系空军司令部秘书。副组长芦凤歧，他来自北京军区。成员中多数来自空军系统，所以，尽管吴法宪不是贺龙专案组主要领导，但是，他却可以指挥这个专案组。余立金本人尽管以后被林彪等人整垮，然而，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余立金却是运动中的红人之一，并且对于林彪的指示也是一体凛尊。

专案第二办公室的主任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直接对专案审查作出指示，也是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

根据《文革专案大揭密》中介绍，杨成武一共管理九个所属的专案组，包括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主要是针对叶剑英）、肖华专案组、马明方专案组（马明方系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无线电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的总据点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里面。

贺龙专案组下面还设立了若干其他专案组，在于处理与贺龙一案有关的其他高级将领，它们包括：

1.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

2.王尚荣、雷英夫专案组（总参）

3.金如柏、李贞专案组（总政）

4.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

5.谭友林专案组（工程兵）

6.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

7.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

8.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

9.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

10.成钧、向黑缨专案组（空军）

11.荣高棠专案组（国家体委）

（引自《文革专案大揭密》，所以，此段用纪事字眼，不用原创字眼，请注意）

• 【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之间是毛泽东与林彪的政治蜜月期，在此期间，林彪拥护毛泽东达到他一生的顶峰，而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虽说中间也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然而，总体上毛泽东对林彪是相当看重的，毛泽东、林彪同盟在为了达到文革的最初目标是不遗余力的。

毛泽东自己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

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

风去，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引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12页）这个建议尽管是刘少奇提出来的，然而，却是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可是，到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其他几位的副主席则不再被提及，只有林彪一人成为副主席，而在中央全会上直接被明确为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林彪是党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位，稍后九大以党章的形式把林彪固定为接班人，更是中共建党以来破天荒的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也就难怪林彪要在十一中全会上说出那么一番诚惶诚恐的“谦虚”的表态讲话来，同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朱德等人相比，林彪的资历是最低的。一跃而为毛泽东以下的第二号人物，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其时的借重与看重。

1968年3月2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吴法宪、黄永胜、温玉成等人时，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要林彪直接抓在手里，军委办事组就是军委，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赋予林彪在军队中的优越地位。（参见《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317页）所以，林彪就在这张王牌之下，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大力提拔不仅直接控制了总参、总后和海军、空军，还终于在九大进入决策层，形成林彪集团的基本框架。

因而，林彪整贺龙从一开始毛泽东的倾向性就是很明显的。贺龙同林彪之于文革之初的毛泽东孰重孰轻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说贺龙是“要夺取政权”，“贺龙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全文引自装甲兵党委1978年7月6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注引379页）

林彪的上述指责就在贺龙即将去林彪处解释之前的两天，所以，林彪对贺龙所说的“今后支持谁反对谁”其目的显然很清楚。而贺龙的“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回答与林彪的要求实在相差太远，这种空泛的回答当然等于堵死了林彪和贺龙之间最后的“沟通”。

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调解失败以后，还没有准备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处置。1967年1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以后，周恩来、李富春、江青找贺龙正式谈话，等于把贺龙的问题点了出来，而后贺龙搬走，这时候贺龙的待遇还在维持阶段，还允许自己带着药物，管理上由中央办公厅杨德中负责，没有吃什么苦头。比起当时各地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呜呼哀哉相比还是相对不错的。1967年7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对杨成武还提及贺龙，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说明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整倒贺龙。而此前朱铁铮奉林彪、叶群之命在6月13日调查贺龙通敌的情况。这份报告出来以后没有马上交给毛泽东，交给毛泽东的时间是七二零事件以后。

武汉七二零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对文革的估计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还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大谈如何结束文革如何恢复正常的话，可是，出现的两次突发事件让毛泽东扭转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怀仁堂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自谓信得过的原八届中央政治局中硕果仅存的三副四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是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竟然对中央文革发难，而陈毅旧事重提居然敢于对延安整风提出质疑，谭震林大胆的提出对江青、张春桥的批评也是出乎毛泽东意料之外的，毛泽东对于文革的斗争的顺利程度开始有了慎重的估计。这次二月逆流也是动摇了毛泽东对以往他的一些老战友的信任。

此后，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林彪在第一时间里面把七二零事件确定为反革命暴乱，并且大有深意的指出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这次击中了毛泽东的要害，毛泽东素来对历史上的纠缠比较敏感，每一次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都大谈特谈某人在历史上的山头与主义，像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和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等，林彪的这一指点马上就把毛泽东在6月时对某些事态的看法给打了折扣，毛泽东曾经愤愤的说“我算是掉进了贼窝里”（参见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

七二零事件之于毛泽东最大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还不十分稳定，军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唯一支柱力量，如果军队不稳，毛泽东当然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毛泽东尽管在《揪军内一小撮》上批示了大大大毒草的字眼，可是，这件事在毛泽东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也就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毛泽东对于那些敢于对文革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或者不积极配合的老同志们改变了他以往迁就的态度，决定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清洗。

七二零事件之后两个月，贺龙就被专案审查就是说明了这一点，而此前这件事尽管多次报请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8月底，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对贺龙进行专项立案审查。9月13日，贺龙专案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麾下的第二办公室归口管理下成立。

进入1968年以后，文革初期政治斗争更加扑朔迷离，3月打倒杨余傅以后，毛泽东对贺龙不再保了，第一次点了贺龙的名字。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交来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中央、国务院和军委以及文革小组转来的，毛泽东亲笔批示一段十分重要的话，他写道：“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毛泽东批示引自《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23页）很具讽刺的是，贺龙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彭德怀审查委员会主任，而现在他居然紧跟彭德怀之后成为第五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年6月，毛泽东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中继续批示贺龙为走资派，此时贺龙的位置更加“上升”，成为刘邓陶之后的第四号“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该批示四天以后，毛泽东圈阅同意下发中发(68)71 号文件，这份文件中正式指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贺龙这时的代名词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度当着常委以及林彪、周恩来的面说他不再保贺龙了。彻底抛弃了贺龙。而随之而来对贺龙的政治迫害进一步升级。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当建议处理贺龙的女婿47军负责人李振军报告报到毛泽东这里时被毛泽东压下了，李振军以后还参加了湖南省的具体领导工作。而贺龙的亲家之一的廖承志在被批斗时，周恩来秉承了毛泽东的意思加以保护，使得廖承志没有受到灭顶之灾。曾志在她的回忆中提到毛泽东曾经区别对待她和丈夫陶铸，然而，知道毛泽东和曾志关系的都应该知道，毛泽东与曾志有比较长的历史渊源，他们很早就是战友，彼此也比较谈得来，所以，毛泽东顾念当年也是有可能的，那么李振军同毛泽东又有什么渊源呢？即便不予打倒，也无需以后的重用，叶剑英下放湖南时也正是李振军给予照料，而叶剑英在批斗贺龙“团伙”最严重的时候居然还能让王尚荣到自己家里吃饭，也是一件挺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到廖汉生的“四大罪状”中一条就是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毛泽东压下这份报告的另一层考虑，当然，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已经很难作出十分确定的结论了。

可以说，在打倒贺龙这件事上，林彪是始作俑者，然而，假如毛泽东不同意的话，林彪也终于不能奈贺龙何，可是，毛泽东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并且最终批准打倒了贺龙，也就是说在贺龙冤案中毛泽东需要负主要责任，如果仅仅是林彪等人的鼓噪，贺龙是不会屈死的，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对贺龙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但是，正是由于毛泽东批准打倒贺龙在先，所以，此后对贺龙的种种折磨也都是据此而来。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林彪在贺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罪恶的，他为了谋求和巩固自己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对于贺龙不惜采取诬陷、栽赃等一系列卑鄙的手段，而贺龙在被专案组接管后，也正是在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指使下一再对贺龙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导致贺龙含冤而死。（后面在贺龙专案组中将详细谈及）

以往，我们一些党史作者喜欢为尊者讳，把本来应该属于毛泽东的责任的一律推到其他人身上，似乎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中，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而现在网上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盲目为林彪等人翻案，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重重罪恶一笔抹杀，描绘成为一个“一清二白”的干净的“无辜者”，相信这也将是徒劳的。

• 【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还有一个时间通常不被外界关注，那就是1967年国庆节以后贺龙的一次住院治疗。贺龙因为高烧被周恩来指定送到267医院，而后又派杨德中前去看望。薛明回忆说：“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引自薛明回忆文章《不尽的思念》）

原来周恩来是安排贺龙去住的解放军301医院，但是，受到阻挠，因为此时的贺龙已经被立案审查，贺龙专案组于1967年9月13日正式成立。贺龙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所以，这次住院其实是周恩来对贺龙的最后一次照顾，周恩来试图通过这种烧暖气的小事来表达自己对贺龙的最后的一点帮助。薛明回忆说正是在这次住院出院之后，他们和周恩来的联系中断了，因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以后，贺龙已经被正式转交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的贺龙专案组接管了。周恩来已经不可能对贺龙做任何分外的表示了，这时候主要焦点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是指周恩来是贺龙专案审查组组长，这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说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关于贺龙专案组一事我将在本系列中的第14节《贺龙专案组部分内幕》中给予介绍，这里只说一点简单情况，贺龙专案组是隶属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二办主任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以后又是黄永胜。而贺龙专案组两任组长分别是余立金和张秀川。（参见中共辽宁省委主编《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连载《文革专案大揭密》）

贺龙专案组始终被控制在林彪的亲信空军系统与海军系统中。而贺龙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是身为第一副组长的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他在贺龙专案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调查贺龙枪毙熊贡卿一事就是朱铁铮受命于林彪、叶群去完成的，集中“一切兵力揪出许光达”的五人小组组长也是朱铁铮。朱铁铮在结束贺龙专案以后因为立“功”和“能力”超群，还被调去罗瑞卿专案组审查罗瑞卿，而贺龙、罗瑞卿都是林彪曾经要百般拿下的重要人物，朱铁铮以后被林立果通过吴法宪提拔为空司二处处长，再以后因为成为小舰队成员被捕，从朱铁铮以后的境遇来看，贺龙专案组把持在谁的手中已经很清楚了。周恩来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负责人，但是，不等同于周恩来就是贺龙专案审查小组组长，这两点是不能混淆的。

根据芦凤歧（贺龙专案组副组长）在以后的被审查时交待，周恩来在贺龙的专项审查材料中没有做过具体的批示，多数都是圈阅，林彪做过一次指示，但是，该指示的原件已经找不到了，他只是凭借记忆说起来的。杨成武、余立金倒是对贺龙专案审查做过两次具体指示。（后面将详细提及）而贺龙自己带的药物被上缴的指示正是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接手二办以后亲自找到贺龙组三位组长交待的。吴法宪、邱会作对贺龙专案都做过具体的指示。

而1967年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要求专案审查人员要打破一切现有的框架，要勇于“用造反精神对待专案”，要“背对背，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等。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说：“贺龙我不保了，不保了，他的秘书、司机都交待了，保不了，总理你还保不保呢？”周恩来说：“我也不保了。”八个月以后，贺龙含冤病故。

纵观整个贺龙事件，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他既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批准，也不可能开罪于林彪集团，他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毛泽东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打倒贺龙之前，给贺龙暂时提供一些宽松的环境，而同志之情、战友之情、朋友之情此时此刻都将在政治的严峻考验下颤抖。诚然，周恩来在贺龙一事上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起因在于林彪、终结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责任是服从和违心，也因此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对薛明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是发自周恩来内心的，这是周恩来自感对不住老战友的肺腑之言，虽说这种难过来的实在太晚。周恩来在贺龙的追悼会上即席发言，都不在预先设定的讲稿中，而且连续鞠躬七次，这反映了周恩来的一个高度自责的心态。

周恩来早年追求真理与革命，而晚年则不得不屈从于极左政策的推行，这里面有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也有我党的历史局限性，这不仅是周恩来的巨大悲剧所在，也是我党在那个黑暗年代中的巨大悲剧所在。一个人、一个党派的悲剧进而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这个沉痛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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