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用“操作主义”与“理想主义”分析俞书记文革讲话 -- 陈经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李维汉、王明、博古（秦邦宪）、刘少奇、张金保、周秀珠、邓发、陈郁、朱德、陈云、康生、王稼祥、凯丰（何克全）、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孔原、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讲话成为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重要出发点。同年11月起，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党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强调，这个决议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到1980年10月，数易其稿的《决议》草稿写出后，先后在党内几十位领导同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内4000多高级干部中进行了几轮大的讨论，而后根据各方面意见又反复修改，直至对重大问题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议，对决议稿进行了第四轮大讨论。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作为总结和吸取文革的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对于文革期间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 1980年初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年３月１９日 邓小平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对起草《决议》稿明确提出三条指导思想：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并在随后明确指出功大于过 要三七开）。

第二，对建国３０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随后，４月１日、６月２７日、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日、3月２６日、４月７日、５月１９日、６月２２日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