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简评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 -- 典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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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简评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

    很多人把市场的反映归结于情绪恐慌过度反映,甚至有人提出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还有些人把标普下调视作华尔街阴谋论的组成部分,为的是使美联储顺水推舟推出QE3。

    七国发表声明:随时应对金融动荡,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现在存在流动性问题吗?当然金融危机的发展会使市场出现短暂的流动性问题。

    深海深情地说,股神认为美国永远是3A,我同意他的看法。

    格罗斯说他站在标普这边,我想他其实想说的是IN FED WE F**K。

    当市场回望QE1、QE2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重要经济指标都说明了货币宽松的失败,黄金用上涨不停地嘲笑美元信用的透支,尽管将有很大的可能迎来QE3。

    问题是,风险偏好已经转变了,市场利率不再安定了。

    欧美债务问题持续发酵,债务问题将从国债减值发展到籍由利率传导机制对经济和银行的冲击已经或者将要开始了。

    利率传导对银行和经济的影响将分成几个阶段,首先是QE放水市场短暂的流动性充裕;然后是风险偏好带动市场利率上行,先传导到存款利率然后是贷款利率;接下来是货币供给扩张放缓;再接着是实体经济放缓信贷成本上升。

    欧洲债务问题较美国早爆发,我们看看上周市场对法兴银行半年报的反应和业绩影响机制。法兴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22.5%,法兴银行周跌幅达到21.02%,其业绩构成来看:1)各业务分部收入同比增长18.02%(去年同期同比下降超过20%),但受利率变动影响金融负债重估较去年增加支出7亿欧元,营收同比下降1%;2)营业费用同比增加6.8%;3)虽因希腊国债减值计提3.95亿欧元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下降3.7%;4)净利润同比下降22.5%至16.63亿欧元,每股净利润2.05欧元。

    中国7月的CPI又创新高,达到了6.5%。

    看看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怎么折腾。

    通宝推:铁手,
    • 家园 目前生产力大头在中国, 不会需要热战消灭生产力了,进化了

      突然感晤到,人类进化了,越来越文明了,也许以后没有大规模热战了.

      在古代战国时期,国家之间争的是城和地的归属, 人口是依附于城和地的,因此人口并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时的大国实施霸权,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屠杀男丁来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 占领更大的地盘, 达到征服的目的. 秦国就是通过一次次战争屠光敌人的男丁而赢得了天下.

      而伟大的儒家,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时候,创造了儒学,使中国人可以避免通过屠杀大量男丁,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的方式,完成势力间利益的交换,来实现势力间斗争地文明化.我们可以在历史中看到,在几次大的外族入侵,比如五胡乱华,蒙古,满清的统治利益转换中,外族都是采取大量屠杀平民的方式,而汉人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温和的,战争仅仅限于军队之间,针对平民屠杀很少.这才是中国人能延续5000年文明,而能成为世界第一大族的根本原因.

      近代,西方也开始文明化了,战争这种极端的利益交换方式中,不再以平民为目标, 而是以摧毁敌方工业生产力,保护本方工业生产力为主要目的, 当最终一方生产力被彻底摧毁了,交换就完成了, 战争就结束了.

      而现在,似乎文明又进化了,因为全球化, 核心的工业生产力已经基本完成了明显的区域分工,在这种情况下,相互摧毁对方无论那一部分生产力,对自己都是伤敌一千,自损两千.所以主要工业国之间的热战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战争已经进化到,纯粹金融资本的较量,通过在基础货币发行权\主导权\贸易等各方面的较量,就可以实现对利益的再分配,而毁灭工业生产力和人口在无论如何对战中,都不是主要目的.(这个应该就是美国给世界设计的愿景吧,真的很文明很和谐.)

    • 家园 中国是罪人哈

      抢了全世界的工作,

      欧洲人恐惧的黄祸正在悄悄地发生。。

    • 家园 全世界的CPI到2013年都会爆升,联储答应了

      通胀倒是不可怕,水涨船高,滞胀飞腾就会出人命的。

      • 家园 CPI再这样飙两年

        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只怕要翘几个

        • 家园 哪里需要两年

          整个国家粮食是否自给都不是最重要,而是城市会越来越动荡,因为城市底层没有田地,无法粮食自给,就好像伦敦这样,即使英国粮食极大丰富,奈何伦敦底层吃不到。

          暴动的频率肯定会越来越高,“革命”的火种播全球,全靠联储煽风点火。

          • 家园 放心,城市底层不会暴动的

            他们有失业保障补助的,加上家人还要拿养老保险,房子还是财产。

            为啥群体事件一直都是农民为主? 他们没失业保障,也没补助,农村宅基地不值钱,没养老保险。

            你对比看看,其实现实发生的已经说明了。

            • 家园 最多领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

              无论是不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口。

              “第十七条 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不足5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足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月;累计缴费时间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是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外链出处

            • 家园 你说的是土著,我说的是新城市人

              外地大学生,民工失业了,现在未必肯回老家,在城市哪里有失业保障补助养老保险,房子更加没有。

              伦敦闹事的都是新伦敦人新移民,老土著吃房子都开心死了,怎么会闹?

              • 家园 快速城市化的中国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只多不少

                送花成功。有效送花赞扬。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 家园 中国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虽然城市化进程很快

                  但是年轻人就算潦倒失业,多半也还有最后一条退路,毕竟他们的父母多半还是农民,有一块安身立命的土地。

                  而欧美城市化太久,城市底层的青年往往是上一代城市底层的后代。如果社会保障不能覆盖他们,他们才是真的无路可退。

                  • 家园 这很难说

                    外链出处

                    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

                    作者:生活在真实之中 提交日期:2007-5-2 13:01:00

                      

                      莫之许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而事实上,当下中国最有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有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而只要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没有出现重大改变,就业紧张和人口流动就将长期存在,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共同推动的长期存在,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话——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州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以就业地为新家园和新故乡的人群的日渐扩大,但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吗?如果不能,其后果又将是怎样的?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引擎机制下的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认识并非充分自觉。在改革之初,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寄托在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上,但是,乡镇企业因为其布局分散而违背了资金、技术、劳动力集约经营的现代企业要求,而注定会走向衰落,随着改革在90年代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兴起,可以作为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的事实也表明,城市化以及其带来的人口聚集,确实是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城市化为目标的人口聚集,将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也是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和世界观的转移。

                        人们似乎还在幻想,外来劳动力在挣到钱之后,会自觉地回到家乡,可是,这一设想是严重不能成立的,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在外地工作生活过10多年之后,家乡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他的技能、社会关系乃至生活习惯,势必与就业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严重一点说,离开了就业地,其下半生的保证也将落空。而否认这一点,简直就是对人性的极大嘲弄。而尤为严重的是,如果说第一代移民终究还保留了故乡生活的记忆,也还在故乡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资源,从而回去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那些在父母就业地出生成长的第二代,既没有故乡生活的记忆——或者说此地才是他们的故乡,全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也局限于此地,这些移民第二代与所在地的关系,以及和所在地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值得认真观察思考的问题,而不能幻想或者假装其不存在。

                        许多研究都表明,第一代移居者对移居地现存秩序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主张和追求相对较少。这是因为:首先,新居住地的秩序一般来说会优于原居住地,从而削弱了移居者寻求改变的动力,其次,移居者往往势单力孤或者即使有群体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关系,尚不足以构成挑战,最后,移居者并不熟悉移居地的各种制度和规则,难以发起有效的挑战。可是,对于那些在父母就业地出生或成长的第二代来说,上述因素统统不复存在:他们没有对另一种秩序的记忆,共同的成长使得他们很容易就形成紧密的群体和牢固的社会关系,而他们也非常熟悉自己成长的地方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唯一需要的,就是某种彼此认同的身份意识,以及明确的诉求主张,可目前的社会态势,正在为他们制造这样的认同,正在为他们提供,明确的诉求主张。

                        首先,这些在父母就业地长大的孩子,将出现严重的身份认同的撕裂,农村户口的第二代的问题尤为严重:生长在城市却是乡下人的身份,生长在此地却是外地人。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不仅是个体的,更是共同的,这种共同的身份撕裂,使得这一群体有可能形成统一的群体认同。进而,在当前的户籍、教育、就业和医疗等各种制度下,移民第二代与在地居民之间存在广泛的社会政治权利和利益保障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很有可能驱使具有明确群体认同的移民第二代,以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而他们又具备提出这种主张和要求的各种条件:包括对居住地情况的熟悉,对各种制度和规则的了解,以及非常重要的彼此认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希望这一景象成为现实,可是,要避免这一前景,逻辑上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就是让人口流动和异地就业居住不再进展下去,可这种张惟英式的思路,不仅违背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是不可行的,更违背了公民权利的要求而是不可取的;剩下的,就只能在消除不平等上做文章了,只有在社会政治权利和各项利益上尽可能满足移居者的要求,消除横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才可能避免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冲突这样可怕的前景(如果考虑到外来移居者的生育率远远超过本地城市居民,这一设想并非夸张),才可能让未来的社会在和谐中前进。

                      

                      【编者按:作者是一个资深的出版人,历世颇深,阅人无数,自称民主派,以区别于网络上如过江之鲫的“自由主义者”。他在中文论坛上威名远播,树敌无数,交友无数,曾用名无数:黄泥溪、文化奸商、毒日头、牛华麻辣烫……都是他。他的文章逻辑严谨,说理透彻。】

                    • 家园 这个和我的观点其实差不多

                      城市化的初期,是来自农村的精英进入城市,这些人的教育背景比城市民众平均水平要高,在农村也罢,在城市也罢,都具备足够的竞争力。现在的北京上海的二十岁三十岁的年轻人,往往是这些人的子女。他们参与进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中,哪怕没有足够的现金,也有两套以上的房产保证家庭的基本生活质量。他们的孩子,一部分继续是精英,另外一部分就算没有很强的能力,也不必过分为衣食发愁。北京上海很多低收入低强度的工作岗位被这些人占据(外来人口基本不会竞争这些工作,因为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在大城市的生存,而且其中一些职位受到城市户口的保护)

                      但是城市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的竞争门槛被降低被稀释。非常多的农业人口不是因为能力强而是因为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而进入城市,这些人不具备绝对的能力,在都市的生存能力有限,被迫采用抱团取暖的方式,融入各种城中村,群租密集区等等。这些人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但是回农村这条退路的存在,避免了这种压力导致的集中性喷发。等到他们的下一代长大,父辈没有积累,自己没有退路,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身处社会保障的盲区,这才会诞生如伦敦一般的极端的城市阶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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