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何新要证明张春桥是特务，无非是想否定文革 -- 急风劲草

在这种情况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河南复兴社拥有了几千成员，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它的支社、直属小组和小组，遍布于河南的各个专署、县份，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它让这么多河南官吏、地方人物趋之若鹜，以至于几个月之内，位于开封东华门附近的复兴社河南分社，一再提高着它的准入门槛：先是乡镇长、小学校长准许加入复兴社，继而，这个标准变成了中学校长、大学毕业生；紧接着，在众多县长、保安团头目纷纷涌入复兴社后，河南“忠义救国会”也就开张了。凡是被复兴社冷落的地方头面人物，一概被这个外围组织收容着。饶是如此，那些有头有脸、作威作福的河南士绅，依旧不觉得受到了羞辱，他们乐此不疲地加入忠义救国会……

　　又何止是上海、河南？这一年四、五月间，大批力行社干部或被派遣出去，或就地发展起了复兴社组织。郑炳庚去杭州、李守维在苏州、徐中岳抵合肥、贺醒汉在长沙；紧接着，萧洒到开封、张泽宣去绥远、胡宗南在西北、冯剑飞驻贵阳……在康泽缔造、不久后由邓文仪兼管，多达百余份报刊的力行社宣传系统的推波助澜下，复兴社的组织网络，很快从省会城市、专署所在地蔓延到各个县份了。浙江复兴社书记郑炳庚后来回忆说，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浙江72县，县县都建立了复兴社组织”。

　　这一年盛夏到来时，在二十余个省区，复兴社组织无处不在。它的势力甚至延伸进了新疆、内蒙和西康。几十个分社、上百个支社和几千个小组，构成了复兴社的组织分布图。后来“四人帮”的师爷张春桥，就是在这一轮复兴狂潮中，以济南正谊中学学生、复兴社外围组织“华蒂社”头目的身份，得以加入复兴社的。

关于张春桥参加华蒂社的材料，首先是1934年的原始资料：

【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其次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马吉峰于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材料。显而易见，这些材料是当时林彪集团搞的。

李树慈写道：

【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李树慈说华蒂社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之类，明显是拙劣的编造。这种话语明显是事后补充，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当时文艺界右翼势力的描述。如果当时华蒂社真的是国民党明确的特务组织，有明确的反共任务和宗旨，那么李树慈应该能按照国民党内部的口吻写出其宗旨。

而马吉峰写到：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既然马吉峰也是华蒂社的骨干，但是他的供词说：到华蒂社快垮台时，他都不知到这是个特务组织，还一直认为华蒂是what的音译，这说明起码华蒂社的很多骨干当时都不知道华蒂社是个特务组织。这如何证明当时16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就是特务？

另外，除了这些供词外，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华蒂社是特务组织，或者张春桥知道华蒂社是特务组织。

对张春桥特务身份最直接的指控是赵福成的供词。然而，理性分析这些供词所得的结论更加让叶永烈及何新们难堪：

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群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丘县人，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甲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自该调查统计主任王泰兴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括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因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菜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拄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经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人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浚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成留在济南，相机打人日伪组织，以资掩护面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集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投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异。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集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并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渠。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的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丰以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

‘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千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叮，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耳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写说明里说：

【关于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黄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人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后，张春桥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叶永烈、何新等人把赵福成这三份材料当做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主要、关键证据。其实，这三份材料恰恰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A、赵福成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供词是：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这份供词明显在证明自己在历史上在抗日时期做过有益于左翼、有益于共产党的事，以减轻罪责，求共产党对其宽大处理。赵福成明确将当时的张春桥说成是左翼作家，即亲共的作家，这说明，到1950年时，赵福成丝毫没有指认张春桥是特务的用意，而是极力想沾张春桥这个当年左翼作家的光。赵福成说【我知张，张不知我】，显然是指，作为国民党特务，他知道张是左翼作家，跟共产党有联系，但是张却不知道他是特务。

B、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赵福成又说：

【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这时赵福成又将【我知张，张不知我】说成是对张春桥的隐性揭发和暗示，这种说法和其1950年10月16日供词是完全矛盾的。如果1950年赵福成真有揭发心理，他绝地不会说类似【张春桥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之类的话。

即使是要搞模糊策略，两面讨好，赵福成完全没必要强调张春桥左翼作家的身份，类似以下这样的供词，才符合赵福成的那种矛盾的揭发心理：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时，张春桥还没有发迹成国家领导人，仅仅是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这不算太大的官职，当时知道张春桥是什么人的，也微乎其微。对于这种级别的官员，赵福成如果真的知道他是特务，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揭发。即使他自己没有证据，也会估计到别人必定会有证据，而不会太担心弄成“诬陷革命人员”，因为当时张春桥远远没有那个势力和影响。

如果赵福成知道张是特务，但是又担心没有证据惹火烧身，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提这件事。因为所谓为在抗日背景下，为一个普通的左翼作家提供帮助这件事，不是什么大的功绩。赵福成1976年说“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这完全是事后的胡说，因为他1950年的供词，没有任何揭发的含义，当时也没有起到任何揭发的作用，任何时刻看这份供词，他都是在和左翼作家和共产党套近乎。假如他真的知道张是特务，那么这份1950年的供词，仍然是【知情不举】。“我知张，张不知我”之类的话在当时语境中是十分明确的。毫无疑问，赵福成1976年的供词在说谎。

总而言之，赵福成从1950到1976年这三份供词，被叶永烈和何新们认定为证明张春桥是特务的铁证。但恰恰相反，这三份供词其实已经充分证明，张春桥不是特务。

某些人费尽心机想把张春桥定成特务，他们将张春桥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就是以上这些材料。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材料，恰恰为张洗清了特务罪名。这一切充分说明，张不是特务。当然，张春桥和江青的背景都比较复杂，在上海时，他们活动的圈子鱼龙混杂，而共产党国民党都要影响文化青年。因此这些背景很容易被某些人产生联想，但是出身那个年代的人，谁不是背景复杂呢，难道都是特务？

还有一点，就是张春桥的妻子文静曾经叛变的问题。

文静(原名李淑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一九四三年秋，张春桥和李淑芳准备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

可以想象，后来张春桥选择与文静结婚时内心相当矛盾。

叶永烈如此描述张春桥当时的情况：

【看来两者不能两全，张春桥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两全之计：只要李淑芳隐瞒那段历史，如同他隐瞒了“狄克”、“华蒂社”一样，不就用“红皮”遮住了“白心”？】

其实张春桥如果真是国民党特务，选择文静是大忌，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特务的心理和行为。叶永烈解释说，张春桥以为隐瞒了刚刚发生的历史就会万事大吉，那么，刚刚发生的投降日本的事件就那么容易隐瞒？假如叶永烈们所述是真，那么从中共建党到毛泽东去世，无数隐藏很深的特务被我党社会部、调查部清查出去了，而张春桥却潜伏下来进入高层，主导了文革，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人类的命运。人类有史以来隐藏最深、潜伏最成功、影响最大的特工，就这个水平？文静事件恰恰证明张春桥内心坦荡，不是特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