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我所见到的钱学森,朱镕基 -- texasred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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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我所见到的钱学森,朱镕基

    我所见到的钱学森,朱镕基

    我还是见过几个名人的,多数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点不过如此的感觉。比如说,我见过周恩来,那正是文革的高潮,我还是一个孩子,他在一个露天万人大会上讲话,我记得那一天很热,他却是军装,军帽,整整齐齐,还带着红卫兵的红袖章,我当时的最深的感受就是他非常了不起,不怕热。

    至于讲的东西,没有什么新奇,都是文革的套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如何伟大,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付统帅林副主席,旗手江青同志来看望你们的。这里要打住,中间要加几个大括弧,因为下面的人都在狂喊 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把他打断了的,也许不是打断,他知道要等着。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疯狂。

    也许有那些武功高强的人能听出他的话里面有深意,但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恐怕是办不到,况且我那时是个孩子,感兴趣的只是热闹。

    第一个给我很深印象的是钱学森,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听众大概不到100人的,多半是科技口的干部。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了讲的必要,因为人们都知道了没有科学技术哪来的生产力,但是,尽管当时文革已经结束了十几年,那帮人还在讨论科学技术到底算不算生产力,因为根据原来理解的马列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现在的人有道理认为那些人脑袋进了水,马克思那样说,是认为资本主义要出大麻烦,引起灾难,而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生产关系已经无比正确,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在各方面超过资本主义,首先就是要在科学技术上,马克思是极为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不然共产党干什么,再把自己推翻一回?

    邓小平是很清楚这个逻辑结论的,就我的理解,他的目标就是把国家强大起来,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至于对错,我坦率地承认不知道,我并不认为国家强大就等于老百姓幸福,只能相信历史将来会做一个结论。所以邓小平是极力鼓吹科学技术的重要,这是那个会议的起因。我记得是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些人还在背后议论,说这个说法不科学,应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绝对说第一并不妥当,说邓小平总是有点实用主义的,直截了当的来。

    这一段有些荒唐的历史不应该被人忘记,特别是说文革好的人更应该知道。

    钱学森和我听过的其他科学家有相当的不同,一般这样的人讲话像讲课,极有条理,速度不快,到重要的地方更是慢条斯理。而钱学森比较容易激动,讲到得意的地方更是高声快语。但是,他的浙江方言一快就出来了,这一下听众就有些吃力了,有时要靠猜。我以为讲的很不错,他知识面宽,也知道怎么来打动听众,有口才,但他普通话差一点使得他的魅力打了折扣。

    最精彩的,也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

    “现在哪一个人对中国贡献最大?”

    沉默了一下,有一个人说:

    “毛泽东。”

    他摆了摆手说:“我谈的不是死了的人,那得从马克思讲起。”

    我估计那人现在正在乌有之乡上忙乎着了。

    又有一个人说:

    “邓小平。”

    他又摆了摆手说:

    “我们今天讲科学技术,不谈政治家。”

    这人我估计现在被网上骂得不敢做声。

    终于有个机灵人恍然大悟,说:

    “那就是您老啊!”

    我估计那人是国防工办来的,说不定是他的学生,因为他说出了名字,然后不满意的一句方言,我猜是说那人胡扯。然后他说:

    “这真是不应该,你们连这都弄不清楚,是袁隆平!”

    接着说杂交水稻一年增产几百亿斤粮食,那就是几百亿人民币,要养活几千万人,有谁能跟他比。然后说他自己做的不过是造武器,那是用来杀人的。

    底下就是一片鸦雀无声,目瞪口呆,不要说我,估计没有人能想到他会这样说。

    钱学森现在在网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都只能是一些浮云,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件多么难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提到这话,这似乎有些不公平,起码说明他在那个年纪的时候,非常清醒,不是一般的清醒。只有清醒的人才能否定自己。

    这是我亲耳所听,不然我都会有些不相信,一个因为自己的事业而得到盛名高位的人,怎么会去否定自己的工作!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些细节可能出差错,但是,总的意思是绝不会错的,我记忆太深了,况且会后大家还议论了很多。

    第二个是朱镕基。

    他在几个省的主要是地厅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有几千人。这里我得说明一点,我那时还算一个年轻人,和那个级别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是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去听的,不然我就用不着出国来混了。

    会议的背景是原来中国的体制叫做财政大包干,就是说各个省市根据经济的好坏向中央交钱,然后中央财政再向下面拨款。这个体制在当时就出了问题,因为各个省,市都想办法叫穷,少交而多拿,中央财政就紧张,用朱镕基的话来说,国家没有钱就办不了大事,他是一个相信中央集权的人。

    所以他提出来分税制,也就是建立国税局,地税局,国税局征的税是中央的,地税局则是地方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经济学家,不讨论这个的好坏。我记得这是他进入决策圈第一个重大的举措,是他提出来的,自然要他来推行。

    我也不想来评价朱镕基,历史以后也自然会有公断。我只想说他肯定是极有口才,思维敏捷,而且说话逻辑条理异常清楚,一句废话都没有。他根本不看稿子,但你把记录一看,马上可以清清楚楚划好段落,写出标题。我听过不少大干部的讲话,但没有人能和他比。

    他一开始也讲了一段套话,中央怎么重视,总书记怎么重视,讲得飞快,好像他也认为这不过是非得讲的话,但不重要,很短,马上语调一变,慢了下来,开始讲他自己的话来了。

    首先讲分税制的必要,我记得他说国外都是分税制;然后说对中央,下面都是有好处的,下面应该怎么利用分税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就像一个家一样,子女都想办法向父母要钱,不想自己挣钱,这长远行不通。分税制最大的好处就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你自己挣钱自己花,中央不要你的一分,免得你们费脑筋藏着掖着;最后就是落实的步骤和措施。

    他在讲话中说了一大串各省的经济数据,脱口就来,就在他的脑子里,什么都不看。这时会场就稍微有点不安静,这你就得原谅场下的官员们,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位置,那些数据对他们并不是那么重要,怨不得他们不关心。

    这时朱镕基就明显有点不高兴了,脸拉得越来越长,要知道他本来就是一个长脸。当他讲到一些数据的时候,突然停了,问:某某省的人行行长来了没用?

    当然来了,那人赶紧站了起来,他问了那人一个数据,不知是不是紧张,回答是不是很清楚,那是另外一个付行长分管的。他又问:来了没有,回答是病了,没有来。

    朱镕基这时就有点恼了,说:你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应该的,你现在去打电话,弄清楚再来。那个行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飞快地一路小跑离开会场去打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

    这一下会场真是叫做万籁无声,几千人的地方恐怕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

    结尾也是不落俗套,朱镕基说:这是中央数次会议深思熟虑的结果,大家都得执行。谁要是认为干不了,请告诉我,我换人来做。

    我的话完了。

    会场还是安安静静,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省委书记大概是想了起来,开始鼓掌,然后才响起一片鼓声。

    我立刻想朱镕基真是官场的一个异类,这种事情真是前所未闻。

    我就对他有了一点兴趣,后来认识了一个在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了不少趣闻,当然这就是二手货。

    他说都怕跟朱镕基一起出去,一句话不对,他就可以训人,有时一点面子都不讲,直接顶回去。能够陪他出去视察的,那绝对是地方大员,平常肯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年纪也不会小,被训几句可就是受不了。别的中央领导都不像他那样。

    有一回他问菜价,陪同的领导回答了,他马上说,你说的怎么跟我打听的不一样,他有一个很近的亲戚就住在那个城市。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说那人根本不知道,在说谎,大家只好不做声。

    还有一回他要去一个粮库视察,离住的地方有80公里(那时还没有高速),时间只有三小时,飞机就在机场等他,得回北京见外宾。时间太紧了,但谁都不敢跟他说,只好尽量把道路清空。

    一上了那条公路他就开始板脸了,说:这一条路是你们以加强老区建设向中央要的钱,是我批的,应该是条一级公路,你们会把别的车辆都拦住,一小时80公里没有问题,可这是一条一级路吗?

    没有人敢吱声。结果在那里只能呆十几分钟。

    下一个类似的工程他就不批了,说你们把那一条路真正建成一级路再说。

    都说朱镕基挺凶,照我的理解,那是因为他几乎没有重大的人事权,在中国的那种官场,没有人事权就没有人真正怕你,他也就只有凶了。但不管怎么凶,人家也未必怕。

    中国的高官现在都是从基层混出来的,说不了解下面基本是胡说,但能有什么办法了,你最终得依靠下面的人办事啊,人家表面怕你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缺点还是优点,我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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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朱镕基的领导风格

      几位都不是凡人,其中朱镕基争议极大,他做的几件事确实正负面的后果很明显。

      不说分税制的争议,从你所描述的例子看,他的领导风格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这种人一般不适用于做决策,更适于计划后的执行。即使他身为总理,有大的方向,但是在很多具体方面还是要做很多决策的,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领导风格缺点。

      一个好的领导应该是具有开放性思维的。即使反对意见不一定是对的,或者是有私心扭曲信息,甚至撒谎,还是值得一听的。一来了解下属心理,二来培养良好的工作关系,因为下属的工作你根本管不过来,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的,当然做错了事也要有所行动,但是当众人面凶或者剥面子没有太大必要。三来,或许意见是对的或是新的信息,总之可以听了辨别真伪后再判断不迟。听听不代表就接受啊。

      在我个人经历中,感觉中国的领导相对于西方的领导来说,在独断专行方面确实更严重。解放后的毛泽东也是有这样的领导风格,以至于整个民族陪着一块受了多年的罪。倒是李鹏在从谏如流这方面做得相对比较好。

      • 家园 这是没有经验的经验之谈

        从善如流,那就是谁都能当总理,只要别人说什么,按照这样去做就行了,我都能当了。

        真正当家的,肯定要有主心骨,不是不让别人讲,而是自己要有想法怎么去做,预见困难碰到困难克服困难,才能当好这个家。

      • 家园 李鹏做事,就是拖字诀
      • 家园 朱的出现是因为TG在经济上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都没有活路了,谁还管怎么多呀,才会有这样的异类出现。饶是TG过去革命有多辉煌,经济搞不上去、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一定要下台。当然,搞强权也是一条路,但是TG还没有出息到选择这条路。相比之下,温倒是亲民啊,可是干成了什么呢?难一点的房价搞不定,但是不需要下大本钱的,而且是最容易亲民的整治毒食品问题一样搞不定。

        • 家园 整治有毒食品,绝不是轻松的活计

          去年德国毒黄瓜,也是出了人命的,人家可是地道的法制,工业化发达国家。

          而且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扭曲的,这个不动,别的都是白说。

        • 家园 给您再泼泼水

          江朱10年胆战心惊,如坐针毡;胡温10年优哉游哉,如履平地?!那毛邓呢?评价一个政治家,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要看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朱除了个加强中央财政,世贸比李猪头积极(这还是小邓码好的路子),他的股改,教改,医改,房改,国企改,农村改哪一项能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以王安石的志大才疏,怕都犹有过之。

          • 家园 朱镕基的房改,觉得没啥问题啊

            那时侯房子多便宜啊,现在想想都想流口水!就算那时候老百姓收入低,可是咬咬牙还能买自己的房子,现在可是把牙咬掉了都别想了。

            • 家园 1、那时没挂招拍;2、房地产规划有保障房等,没有以

              商品房为纲;3、老朱自己对泡沫不感冒;4、权、钱的利益链还没理顺,屠夫不多,刀子也还没磨快

        • 家园 当时是很难,不过不至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吧

          我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吓着了,那时是西方在闹中国崩溃论,西方迟早都会有经济危机,如果那之前中国不出点什么事,就该轮到他们对中国让步了,所有他们也着急。

        • 家园 亲民和听取不同意见是两个维度

          有的人亲民又独断

          有的人能开放性思维又不亲民

          亲民有真的亲民为民众着想,也有的确实是听取民众意见,也有的是表演性质。另外亲民是针对民众,听取不同意见可以包括民众,官僚或其他人。我想楼主例子里大部分指的是官僚。

          至于分税制挽救了中央政府有一定道理。不过造成的土地财政后果也不一定必定是不可挽回的代价。也就是说,分税制本身可以做得好也可以做得差。朱当时做的未必是最好的做法。

    • 家园 【讨论】

      何必盯这朱相讨论,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往,之前毛的管治。。

      毛-江女 邓-朱相。。 何其相识耳

    • 家园 个人的一点想法,顺便帮朱说两句好话

      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有利益集团,当一个政权稳定下来,利益集团所占有的资源只会越来越多,在政权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依靠推翻前政权的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向外扩张,P民们的还可以保持自己占有的资源绝对量不减少。当国家到了向外扩张的极限,利益集团只有从P民们手了去抢,P民占有的资源开始减少,直到最后活不下去掀桌子,然后从新开始。

      这个死结是无解的,因为利益集团不可能革自己的命,只能拖延掀桌子的时间。办法就是让P民们也有机会进入集团,让他们还有希望,自然不会冒生命危险起来革命,手段无非两个:1个是去抢外国的;2清理一些利益集团内部的人,保持利益集团有足够的新鲜血液。第1个手段,现在世界上能采用的国家就1个,其它国家只能等死或采用第2个方法了。

      朱有魄力把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从茅坑边赶走,就凭这点,对这个政权的贡献,我觉得他可以排在毛邓之后,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做这些事,我们国家的后果就是拉美化,除非我们有机会像美国那样去从全世界抢。

      对那些被清理出来的人来说,他们的地位、财富甚至生命都像唐武宗时代的佛教徒一样,对整个政权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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