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史记》之太史公家谱 -- 天煞穆珏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两句话绝对是韩非子经典之言。‘儒’在韩贵公子心中应该是特指‘儒家’，而‘侠’应是专指‘墨’家。表达出这位法之大家对儒、墨两家的讥讽否定态度。

　　到司马迁时期，儒家已成功上位成为国教，他的老师董仲舒、孔安国也成了类似国师之类的人物，后世也因此把司马迁归类于儒家，但司马迁对儒家学士的看法并没有因此出现过高的褒扬。在他眼里这些学士，有的以术取权利，功名已俱在《春秋》，自己也没什么要说的啦。而另外一类人比如公皙哀、原子思就像苦行僧一样生活一辈子，为世人所讥笑，但却矢志不渝，即使死去四百余年，追随他们的弟子也志之不倦。从这里已经看出，儒家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这跟佛家、道家其实都是一样的，一类很入世，方丈，掌教入朝当国师，另一类则逍遥天地间，修行自己。不过佛教传入中原，如果没有六祖慧能改革创立禅宗，在中国肯定也走不远，所以俺觉得中国佛教徒真正应诚心顶礼膜拜的佛，应该是六祖慧能。可惜从古至今，六祖都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忽视，佛教徒口中的佛，还是外来佛，看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俺们这个国家是自古如此啊。而所谓的儒道释，不过都是马甲。从最后一段太史公对‘侠’的概括，感觉他还是对‘侠’最热血：现在的游侠，虽然行为不见得遵从国家法度，但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为救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经历生死不恃能而骄，不夸耀自己的德行。看到这样的评论，会有一种精神交错的感觉。这些表现到了后世，好像都变成了儒家对自身修为的最高要求。不过这一段概括只能算行为概括，‘侠’与普通人最大的本质不同，是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去做，而不是以天下的价值观来判断。所以有时候‘侠’所做的事情未必是好事，也可能是对社会带有极强破坏性的事情。如果以太史公的‘侠’义来看两个人：郭靖与杨过，就会发现杨过更接近这个传统的‘侠’。而郭靖呢，由金庸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看，郭靖是儒侠，是儒与侠结合的完美人物。这世间有没有完美人物？反正很多人都说是没有的，所以金庸说郭靖是假人。但在金庸的所有小说主人公当中，我是最喜欢郭靖的。本着民主自由的作派，也可以认为说郭靖是假人的人，是对郭靖羡慕嫉妒恨。就像毛主席和周总理一样，他们做为神有不可避免的缺失，但做为人，足够完美。

　　人生在世，总会有缓急不如意的时候。比如说虞舜、伊尹，傅说，吕尚，夷吾，百里奚，孔子这些后世所称颂的有道仁人，都曾经遇到各种险恶，悲惨的事情，那么才能一般又卷入乱世的人，遇到的灾难简直无法说得完。太史公写出这段话，其实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王朝和个人命运的担忧，慢慢往下读就能体味太史公的一片心意。

　　千年前太史公说出这段话，想想当今世界所推崇的丛林法则，可见中国人其实自古以来也是推崇丛林法则的，只有少数人在艰难坚守着为人的道德，即使如伯夷这样饿死在首阳山也不放弃。也有像孔子这样在千年前那个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矢志独行，也要把人类带到‘人’的世界，而不是停陷在‘兽’的世界。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就可知孔子兴儒学之真意，可知孔子称圣人，确实当得起。儒学在千年之前就是‘人学’。当然，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儒学已经面目全非却也是事实，新的‘人学’在何处？孔庆东教授就认识到，中国新的‘人学’就是毛泽东思想。

　　　外链出处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

　　太史公所在之时，儒学其实才上康庄大道，但已经有那种拘泥学问，抱咫尺之义的眼光短浅学者。下一句‘久孤于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脱离实际’，可见儒学的缺点在当时已经很明显，儒生长于舌辩而轻于实践，这份缺点汉武帝刘彻其实看得非常清楚，但是中国自秦一统天下，幅员辽阔，人员纵多，要想有效的进行管理，当然不能再鼓励那种无所顾忌、血脉贲张，十步杀一人的血勇行为，所以要用儒学淬炼道德，收束野性。从这一点来看，郭解之死几乎是必然。在太史公眼中，儒学有如高岭之花，反不如迁就世俗观点，随世俗沉浮而取得荣名的人。下面这段话说明在太史公心中，‘侠’更多的来自于布衣百姓，那些随世俗沉浮而取得荣名的人也并不是侠。太史公赞扬平民百姓，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这是他们的长处，并非随便就可做到的。太史公又说虽然民间游侠与季次、原宪这些人比较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还是不能缺少。这一段仔细看下来，其实是透着太史公对当时汉王朝推行儒学的担心。担心大汉天下拘学抱咫尺之义，侪俗与世沈浮之人渐多，而豪爽任侠，热血贲张之人渐少。太史公出身贵族世家，而且我们中国一直到东晋隋唐，贵族门阀观念还是很重的，就更不用说远在汉初时期了，以他的出身，能有这样的心胸称颂布衣百姓；能在儒学初登大宝之时，就看到儒学的缺点，更是目光如炬。光照千秋的人，果然有前卫过人之处。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也确实表现出拘学抱咫尺之义，侪俗与世沈浮的短处来。在国家危难之际，便少有义不顾身之士而多清谈误国之客。但在太史公看来，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身陷危难，遭遇缓急是常有的事，若义不顾身的人少，国家和个人都会陷入危难而无人救。有人说太史公此篇‘处处倾泻愤激不平之气’，俺却觉得太史公的心胸比这些研究者要大气得多，风骨胸怀眼光都高下立见。

古代的布衣之侠没有听说过。近代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人，都因为是君王的亲属，依仗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招揽天下的贤才，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赫，不能说他们不是贤才。但就好像顺风呼喊，声音并非更加宏亮，而听的人感到清楚，不过是风势激荡的结果。至于闾巷的布衣侠客，修行品行，磨砺名节，但是要想名望传布天下，人人称贤却是非常难的。儒家和墨家还都排斥扬弃他们，不在文献中加以记载。在这里可以看出太史公心目中的‘侠’是诸子百家都漠视忽视的闾巷布衣，后世所谓的匹夫。不过我也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理解。韩非子作为韩国贵族，又是法家理论的代表，他眼中的‘侠’肯定不会是散落在乡间，没有组织力的布衣百姓，而是虽有任侠之名，但有组织，有意识形态，会对推行法家之术造成冲击，同为诸子百家当中的墨家。因为儒墨两家实际上都是不看重法律，不倾向以法治国的。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太史公在此用了‘恨之’这样充满感情意味的表达。这种表达当然是历经沧桑磨难之后的感受，但也并不代表他这种‘恨’只存于个人荣辱之间。

太史公眼中真正的汉朝豪侠是这些人：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说他们私义廉絜退让，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而另外一类的所谓豪侠，在太史公眼中只是一帮‘豪暴侵凌孤弱’的黑社会，这些人的行为，是像朱家，郭解这样的游侠之士也认为可耻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的话，可见太史公写这篇文章确实是投入了很深的感情。那么他悲伤的是什么呢？是悲伤世人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这样的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加以嘲笑。那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此而感到悲伤呢？以下举的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悲伤所为何来。

　 太史公首先所写的是鲁国朱家。从他前面的排名‘以朱家、郭解等’可以看出，他最推崇的豪侠并不是郭解，而是朱家人。朱家人做了好事，救了人从不要回报，而朱家最得以青史留名的事迹，就是救了项羽手下的猛将季布。朱家救季布这件事很可以和韩信杀钟离昧这件事做对比。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当中记载了此事：

　　救季布的过程中出现三方：濮阳周氏、鲁硃家、汝阴侯滕公，就是夏侯婴，这个人真是一个菩萨心肠的好人。季布得此三方所救，不但在汉得高官厚禄，还得以全身而退：高祖时为郎中，吕后时为中郎将，文帝时为河东守，后辞官归故里。看看季布遇到的人，再看看钟离昩遇到的淮阴侯韩信：

　　钟离昩之死，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韩信与他还是老朋友。不管后世有些人怎么为韩信辩护，这事跟同时代的布衣百姓周氏、朱家共救季布的事一比，韩信的所做所为真是糟糕透顶。在《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当中，太史公也记载了季布其他亲属的遭遇，比如他的弟弟季心：

　　季布的弟弟季心之勇，连中尉郅都都不敢不加礼，那看来完全是比周亚夫更牛逼的人物，郅都面对周亚夫都没有这样做呢。但是季氏兄弟的舅舅丁公的下场就不怎么好了：

　　当初彭城一战，刘邦被霸王打得丢盔卸甲，妻离父散，几乎必死无疑，不料在绝境当中，竟让这个丁公给放跑了。你说霸王到底造了什么孽，都得到一边倒的胜利了，手下的将领居然还是三心二意！刘邦得天下后，这个丁公以为自己有功了，来谒见刘邦，怎知帝心难测，刘邦竟将这个救命恩人给斩了。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记录的故事比较短，而这个栾布之所以被太史公记录青史留名，是因为他忠于梁王彭越。

　　栾布年少时曾与彭越同游，后来被卖为燕奴，燕王臧荼谋反事败，栾布被俘，那时已为梁王的彭越听到消息后，上书刘邦救了他。彭越死时，栾布正出使齐国，回来后就跪在彭越的头下奏事，还为他立祠哭泣。刘邦听了之后大怒，想要亨掉栾布，栾布指责刘邦见疑诛杀功臣，刘邦这人喜欢骨头硬的人，栾布这样一说，反倒活了下来，还得了都尉之职，后为燕相，最后封为将军，直到景帝五年逝去。季布栾布这两个人都是重信诺之人，季布季心兄弟更是有任侠之风，太史公看来是相当欣赏敬重这样的人，由此立传。看完朱家救季布，栾布哭彭越的故事，归正传继续看《游侠列传》写了些什么。

　　楚国田仲、雒阳剧孟、符离人王孟，这些人都是以朱家做为任侠的榜样。但是到了济南瞷氏，陈周庸这类的家族就有点不一样了。济南瞷氏就是被郅都干掉的那个豪强家族，太史公对田仲，剧孟，王孟等人皆用‘侠’来标称，而对济南瞷氏、陈周庸则以‘豪’来表示，可见性质还是不同的。

　　郭解是轵县人，字翁伯。他是许负的外孙。许负是谁，就是被刘邦封为雌亭候的女人，善于面相，曾经相面周亚夫和邓通。郭解的父亲因为行侠，在汉文帝时被杀。郭解年轻时也不是好鸟，不但不是，还心狠手辣，动辄杀人，是性格相当冲动的一个人。又私铸钱币，盗挖坟墓，可谓无法无天。但他是个很有运气的人，总是能在危急时刻得以脱身，所谓运气自然是青睐那些本身就有准备的人，所以还是郭解本人厉害才得以脱身。等到他年龄大了之后，则像变了一个人，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多半是因为郭解成家有儿有女的缘故。常常打架的人都知道，老痞子最怕小痞子，因为老痞子有家有口，小痞子则无所牵挂，出手就会很凶狠。所以并不是郭解性情改变了，而是环境改变令他为人处世的手腕变了。所以太史公说他：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当时的汉家少年却都很喜欢他这样慨然快意的行为，很仰慕他，经常为他报仇杀人，但又不让他知道。这种偶像崇拜太疯狂了。太史公所记郭解外甥之事，让人感觉当时的大汉王朝律法对这些豪强之家完全没有管束能力，完全是靠郭解个人的威望解决事情。但是从事情本身来看，最委屈的还是死去的人啊。强行灌酒就被人杀死，如果按律法来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杀人者都不可能完全免责吧。

　　这件事说实在的，也只能说明郭解的威望大于朝廷的威望，若生于乱世，必可称王。可惜郭解所处的时代，却是经过文景之治后，相对承平的汉武朝。这样的豪强越多，国家的法令就越难推行。

　　这件事说明郭解是个很有心机的人，很会收买人心。其实这或许才是公孙弘不放过他，一定要汉武帝将他干掉的内在原因吧。

郭解保持着恭敬待人的态度，不敢乘车走进县衙门。但是他却可以让县衙里的人听他的话，不征人服兵役。中国人从古至今就最佩服自己无欲无求，却能为大家伙办成事的人。次一点的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也可以。中国人最讨厌的是那种拿了钱又不办事的人。重庆雷政富就是这样倒霉的呢。

　　汉武帝元朔二年出台‘徙豪富于茂陵’的政策，郭解虽然不符合资财三百万的迁转标准，但迁移名单中却有他的名字，因而官吏害怕，不敢不让郭解迁移。郭家找到大将军卫青去说情，不料弄巧反拙，反被汉武帝疑心。以卫青那么谨慎的个性，那样的地位，如果不是跟郭解有较深的交情，应该是不会出面为他说话的。这件事一方面可见郭解此人手眼通天，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卫青的人生当中，并不全是谨慎小心的活着。郭解被迁徙到茂陵，人们为他送行的钱就有一千余万。轵人杨季主的儿子当县椽，是他提名迁徙郭解的。郭解哥哥的儿子砍掉杨县椽的头。从此郭杨家结了仇。郭解便是因杨家之事受到牵连而死。

　　这个杨季主到底是不是郭解杀的，太史公记得不是太清楚，按道理说郭解已迁茂陵，应该不能随便再回到轵县，很有可能杨季主的死，也是想替他报仇的人做的，其实做到这个地步，郭解都不一定有事，但是追随他的人太无法无天，居然把杨家告状的人杀死在阙下，这个阙下是什么地方？就是宫庭门前的地方。大汉王朝那时应该还没有登闻鼓，告御状就要直奔皇宫，在皇帝眼皮底下杀人，这还得了，简直要翻天了。郭解这时候才算真是没有办法，只好逃亡。一路上碰到不少为他提供食宿的人，而他吃了人家的，睡了人家的，都告诉人家他会去何处，这是为了避免这些好人家被官府怪罪，但到了临晋籍少公这里，其实他是不认识郭解的，但却帮助他逃出关，还为了保护他而自杀了。对现代人来说，远古时代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义真的很难解释，现代人最好就不要深究，接受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这样的作风和行事为人就好了。郭解最后的死亡，是御史大夫公孙弘的一番话促成，而这番话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解布衣为任侠行权”。郭解的死到底冤不冤枉，说冤其实也不冤，他年轻时杀的人不会少，只不过没有被官府抓到过，或者被抓到又正好碰到大赦的时候，才得以不死。多年后的冤死，只当是了却前债吧。

　　自从郭解死后，为侠的人反而特别多起来，但大多傲慢无礼没有值得称道的。这与其是‘侠’，不如说因郭解之死造成布衣百姓的逆反之心，不论对错就是要跟朝廷对着干。这样的人当然就缺少从前朱家那样真正的侠义之心。但是太史公依然记录了一些人，比如：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这些人，行侠的同时亦有谦虚退让君子之风。这些人是太史公为之称道的人，直到现代也当得起‘侠’名。而像太史公后面提到的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类的人，就跟处在民间的盗跖一样，完全不足道。若是穿越到现代社会，这一类人也就是一些贩毒走私，杀人越货的黑社会而已。这些人都是从前朱家人引以为耻的。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孙弘被任命为御使大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公孙弘为丞相，那么郭解死亡的时间大约是在126-124年之间。当时太史公9-11岁之时。很多研究太史公生卒年的人因此就说太史公不可能在这么小的年龄就认识郭解，所以太史公应该是公元前145年生的。但是这种推论真的很让人无语。首先，太史公说‘吾视郭解’，并不代表他就真的见过郭解。比如河友里面有多少人认识铁手？但如果我问河友，你认为铁老大是个怎么样的人？我想一般人都会以‘我看铁手就好像’这样的话语开头；其次，就算太史公当时确实年龄小，也不代表他就没见过郭解。郭解游侠四方，太史公二十岁时出外游历，大概不会是第一次，因为男孩子的行为多半会受父亲影响，他的父亲司马谈应该也是一个喜欢遨游天下的人。所以在父亲带着他遨游天下时见过郭解也不出奇。郭解的外貌并不出色，中等身材，说话也不精彩，这样的人很明显是以强烈的、鲜明的气质，气势，气场吸引他人，往往会给人极其深刻的第一印象，对于小孩子来说更可用震撼来形容了。而且司马迁记忆力应该相当强大，一个记忆力太差的人，是无能力在那个连纸张都没有，更没有搜索引擎的时代完成《史记》这样一部巨著的。天下人都传颂郭解，仰慕他，太史公引谚语说：“人貌荣名，岂有既乎！”用白话文来解释就是：一个人的容貌若是能像他的荣耀声名一样，就没有衰老终结的时候。但最后又说‘於戏，惜哉’，很显然是感叹这种情怀之不可能。但郭解的名字，终究是借着太史公的飞花妙笔，传耀千载，其实是算得上‘岂有既乎’的。

　　中国人对‘侠义’有一种天然的情结，而这种情结或许来源于对天道的信仰。人所缺者，朝廷所缺者，由天道补齐。在太史公笔下，‘侠’不一定会武，但一定要有‘侠义’之心。随着时间的流逝，‘武’渐渐变得重要起来，唐传奇已经有了这个影子。随后各朝各代的各类演义，说书，其实都是这种‘侠义’情结的延伸，同时‘武’的成份也越来越重，像《隋唐》，《杨家将》，《岳家将》，《明英烈》这一类故事，小到个人的武功展示，大到两个阵营之间的武功战阵描写占到越来越大的篇幅。到了近代，还珠楼主的出现令传统演义说书走向现代小说体例，小说中的人物‘武’甚至还加入了玄幻猎奇的色彩，‘侠’更是退居其次。让‘侠’重新成为重点的是梁羽生，让‘侠’重新攀上高峰的是金庸。只是当两位大师皆仙游之后，后世笔下的‘侠义’会变成什么样子？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只要不变成‘思考人性’‘思考原罪’的样子就好。甄子丹主演的《武侠》最可怕的就是武林中人思考原罪，原个鬼罪。这次于仁泰拍的《忠烈杨家将》看得就比较爽。虽然鬼谷先生那一段还是让人看着讨厌，虽然萧太后派耶律原来统率大军太脑残，不过总算是看了一部热血慷慨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