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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引子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引子
习 之
2009年6月，在纪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诞辰100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常君实老先生主编的《吴晗全集》（十卷本）（以下简称《全集》）。这部集子收录了吴晗的历史研究论文、人物传记、杂文、书信、诗歌、戏剧、翻译作品、讲话、报告和其他职务文稿近500篇约500万字。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出版的吴晗著作中最为齐全的一部集子,它的出版为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份最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实在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笔者因研究的需要，较为认真、仔细地阅读了《全集》全书，发现可能是因为赶稿的缘故，《全集》中确实还存在不少诸如校雠不严、史料失实等问题。笔者怀杞人之忧，担心这将会给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在学习、引据时带来一定的麻烦,甚至可能是误导。故在学习、研究《全集》的同时，对《全集》中业已发现的上述问题逐一提出，细心考证，且录下私见，陆续发表，祈请业内方家共同探讨、指正。如能对《全集》以后的再版和研究吴晗的学者和读者有一点点帮助，笔者将得以万分地欣慰。
因这些将陆续发表的“侈谈”都是涉及《全集》中的有关史实，笔者径将这一系列文章取名为“《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是故。
“题《碧血录》”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一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四卷第253页上刊载了吴晗的《题<碧血录>》，其全文如下：
“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有点愕然：似乎自己曾见到过的吴晗在《碧血录》一书上的题记，没有这样“省略”呀！1933年2月20日 辰伯 ”
是的！经查史料得知，就在这一自然段之首，就被“省”掉了“上俞平伯小说史课”一句，而在这一自然段之前还被“省”掉了整整一个自然段！
据目前我们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吴晗的资料，题记的原文应是这样的（详见本文附录一：笔者收集到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
“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次日复往，凡知不足斋丛书中之关于文史者三四十种，悉数捆载来，尽残帙不为人重，每种不过三四角即可得之，素所渴想之《梦梁录》亦于此次得之，惜为十五卷本，暇当持与北平馆藏本校补。穷儿暴富，展现垂数日，一一为著录，亦俨然自视为藏家矣，可笑亦复可叹。不知道《吴晗全集》的编者为什么在这里要省掉这一段和这一句？上俞平伯小说史课，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一九三三 二月廿日 辰伯 ”
其实，就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二卷的扉页上就有该题记的影印件(见附录二： 《吴晗全集》第二卷扉页上刊载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但编者给这个影印件取名为：“吴晗学生时代的手迹”。虽说这个影印件拍得也不是原件的全部，但比《全集》第四卷第253页上刊载的这个全多了，且还可以启发和引导编者去找到更全的影印件。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影印件上吴晗的这个《碧血录》的题记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三三 二月廿日”，而不是《吴晗全集》上的：“1933年2月20日”。虽然后者表达的意思与前者一致，甚至比前者还要来得更准确一些，但是，为了忠于原著，保持史料的原始状态，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多此一举！
笔者写了上述文字，希望给有兴趣吴晗研究的学者和读者以有益的帮助，也希望《吴晗全集》在再版的时候能予以增补、修订。
附件：
附件一： 笔者收集到的吴晗所作的“《碧血录》题记”的影印件。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通宝推：njyd,常识主义者,何许,铁手,家园 吴晗的《朱元璋传》版本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九 吴晗的《朱元璋传》版本考
——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九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五卷正文第2页，《明太祖》（1943年本） 编者的“说明”中说：“吴晗前后四次写作朱元璋的传记，印行过四个版本：一、《明太祖》（1943年本）……二、《朱元璋传》（1948年本）……，三、《朱元璋传》（1955年稿本）……，四、《朱元璋传》（1965年本）……”
笔者说，《吴晗全集》的编者的这个“说明”存在着二个明显的错误。
一 正如《吴晗全集》的编者在“说明”中所说的那样，吴晗一生中前后二十多年，曾四次撰写《朱元璋传》，但是，在他去世之前印行的却不止“四个”版本。据笔者手的搜集到的资料显示，至少有7个版本（去世后的版本就更多，笔者将另文论及）。这7个版本分别是：
1 《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6月出版（扉页和版权页的图片见附件一）。1944年12月再版。
这就是吴晗自己介绍应林同济的约请撰写的那本。有关“1942年12月再版”的信息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民国总书目》中得到的。
2 《由僧钵到皇权》，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7月出版（封面图片见附件二）。
这也是吴晗自己介绍的当年应林同济的约请撰写的那本。当时共印刷5000册，其中3000册被取名《明太祖》，2000册被取名《由僧钵到皇权》。
3 《明太祖》，1946年2月上海一版一印。
有关“《明太祖》，1946年2月上海一版一印”的信息，笔者也是从国家图书馆查阅《民国总书目》中得到的，但是却没有得到有关封面图片的任何信息。
4 《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8月出版（封面见附件三）。
5 《朱元璋传》，新中国书局1949年出版（封面见附件四）。
新中国书局是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的分店，1948年12月，在当时的解放区石家庄开业。1949年4月，三联书店总部由香港迁往北京，不久总店决定，将“新中国书局”名称取消，统一采用三联书店的名称。故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朱元璋传》没有再版再印。
6 《朱元璋传》1955年油印本（封面见附件五）。
这个油印本当时仅仅印刷了100本，吴晗当时只呈送给了有关领导和学者审阅，事后也没有送给出版社出版。
7 《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2月（封面见附件六）。
图文并茂的证据，足可以证明吴晗的《朱元璋传》在他去世之前就有不止“印行过四个”版本了！
二 《吴晗全集》编者所说的《明太祖》（1943年本）不应该叫（1943年本）而应该叫（1944年本）；《吴晗全集》编者所说的《朱元璋传》（1948年本）不应该叫（1948年本）而应该叫（1949年本）。
吴晗自己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撰写的《朱元璋传》1965年版自序中说：“我写《朱元璋传》，前后经过二十年，写了四次。这是最近重写的第四个本子。第一个本子叫《明太祖传》，出版于一九四四年六月；第二个本子叫《朱元璋传》，一九四八年八月写完，第二年四月出版。”
对于图书出版的版次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对版本的认定是以出版社出版的时间来界定，而不是以作者写作完毕的时间来界定。就拿吴晗的《朱元璋传》来说吧，试想，我们一说49年版，就知道是三联书店1949年4月出版的那个版本；一说10年版，就知道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6月出版的那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是采用了吴晗1948年8月写完的那个版本。如果都说是48年版那就分不清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了。
附件一： 1944年6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的《明太祖》的扉页和版权页
[URL=]http://www.mftp.info/dy1mb120301/13324036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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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44年7月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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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949年8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元璋传》的封面
[URL=]http://www.mftp.info/dy1mb120301/133240389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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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949年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朱元璋传》的封面
[URL=]http://www.mftp.info/dy1mb120301/133240410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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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955年的油印本《朱元璋传》影印件
[URL=]http://www.mftp.info/dy1mb120301/13324042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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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1965年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元璋传》的封面
[URL=]http://www.mftp.info/dy1mb120301/133240448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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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朱元璋传》版本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 “《朱元璋传》（1965年本）”版本考
——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八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五卷正文第2页，《明太祖》（1943年本） 编者的“说明”中说：“吴晗前后四次写作朱元璋的传记，印行过四个版本：一、《明太祖》（1943年本）……二、《朱元璋传》（1948年本）……，三、《朱元璋传》（1955年稿本）……，四、《朱元璋传》（1965年本），这个版本是1964年吴晗在多年研究明史和三次写作朱元璋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其间曾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晗的《朱元璋传》（1965年本）真的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吗？
笔者认为，显然不是！
吴晗的《朱元璋传》（1965年本）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那么，笔者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吴晗的《朱元璋传》（1965年本）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新版的“自相矛盾”吧！《吴晗全集》的编者在《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至450页的“附录六：吴晗著作目录”中是这样表述的：
“朱元璋传（人物传记） 1965年三联书店出版”。
同在一套全集里，也是同一个编者，吴晗的《朱元璋传》1965年版竟然出现了在第五卷中说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第十卷中又说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奇怪现象，但也可换言之，《吴晗全集》的编者也承认了《朱元璋传》1965年版是三联书店出版的。
我们再来看看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的《1965 全国总书目》第30页有关当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全部“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类图书的目录吧！
“ 《岳飞》 中华书局出版
《宗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元璋传》 三联书店出版
《文成公主》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祖冲之》（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华书局出版
《郭守敬》（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华书局出版
《张 骞》（中国历史小丛书） 中华书局出版
《我的前半生》 外文出版社出版
在这个目录里的第三项就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朱元璋传》，但这全部的八项中却没有一项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元璋传》。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笔者从网上搜集到的一张有关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2月第3次印刷的吴晗的《朱元璋传》的版权页的影印件上是怎么说的吧（影印件请见附件）！这张影印件的字迹虽然确实有些模糊不清，但是辨识这两行字还是不成问题的：
“根据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一版重印 1994年北京第3次
印刷”
试想，如果人民出版社1965年出版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的话，那么，他们1994年第3次印刷时，却还要根据三联书店1965年2月第一版去重印，不是脑袋进水了，就是出版者不知道用人家的版权是要付费的基本常识！
有人要说了，人家三联书店在全国解放后不久的1952年3月就并入到了人民出版社。难道三联书店1965年出版的《朱元璋传》不能说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吗？这人显然是不知道有关三联的这段历史了：三联书店1952年3月并入人民出版社，只是行政隶属关系的并入。其业务上，和人民出版社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自三联书店1952年3月并入人民出版社，到1986年1月三联书店又重新恢复独立建制这三十多年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全部都仍然是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而不是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吴晗的《朱元璋传》1965年版初版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附件： 笔者在网上搜集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2月第3次印刷的吴晗的《朱元璋传》版权页的影印件
家园 虽然对这方面的东西不感兴趣，还是要宝推一下。 家园 谢谢njyd兄抬爱！
家园 送花！顺便问一句，“之三”好像忘了贴吧？ 家园 【原创《胡应麟年谱》出版社考—《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七 《胡应麟年谱》出版社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七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450页上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吴晗著作书目》里的第一页第一行，编者介绍：“胡应麟年谱 （人物年谱）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我的印象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基本上是一些古今典籍或是一些颇有名望的学者的著述。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些古今典籍和颇有名望的学者的著述更加屈指可数。而这个时期的吴晗，还是一个“未出茅庐”的清华大学的三年级学生。他的《胡应麟年谱》，虽然当时能当敲开著名学者胡适学术之门的敲门砖，被胡适认为他是一颗即将升起的学术新星，而倍受青睐和推崇，但未必能被商务印书馆作为“颇有名望的学者”的“古今典籍”看好而出版。
带着这个疑问，我到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基藏库阅览室找到了这本大约是小32开的薄薄的吴晗的著作——《胡应麟年谱》。这是一本复制本图书（原本为16开 26cm ）。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清晰的印着：
“ 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报九卷一期单行本（民国二十三年一月） ”
接着，我又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二楼的中文图书阅览室找到了一本名为《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工具书，在它的历史 传记 考古 地理分册的（下）卷的第626页，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条目：“《胡应麟年谱》 吴晗编，北平 国立清华大学 1934年1月出版，68页，16开……封面下题：清华学报9卷1期单行本。”
继而，我又通过“中国旧书网”上的信息，联系到了一位在上海的手机号为“159××××8462|”的旧书店老板，他那里有一本民国旧书《胡应麟年谱》。他告诉我，他的那本民国旧书《胡应麟年谱》也是“国立清华大学”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出版的。
有不有可能是在《清华学报》发表以后，胡适或其他人为吴晗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去发表的呢？据史料推断，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当时的胡适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①的委员。且早在1931年的下半年，吴晗也曾写信求胡适帮忙介绍发表《胡应麟年谱》：“《胡应麟年谱》……重正稿约一月后可卒……届时拟仍呈政于先生，并为介绍发表……”②。于是乎，我又登录了商务印书馆的网页。在他的“百年大事记”栏目里，我看到了商务印书馆1934年编辑、出版的图书“清单”：
“辑印《四部丛刊续编》，收书八十一种，一四三八卷。
辑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
编印《幼童文库》。
出版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出版吴半农译《资本论》（[德]马克思著）第一卷第一分
册。
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
影印《六省通志》（湖南、浙江、广东、畿辅③、湖北、山
东）。”
不论我怎么卯足劲找，也找不到吴晗的《胡应麟年谱》的字迹！
我想，看样子，所谓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一书是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一说，只怕是子虚乌有的了吧！
——————
注释： ① 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张元济任主席，胡适、蔡元培、陈光甫等为委员。东方图书馆是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资料室发展、演变而成的民营公共图书馆。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时为国内之最。曾享有“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之美誉。东方图书馆又名上海东方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图书馆。
② 本条引自《吴晗全集》十卷本第10卷第143页。
③ 畿辅，清代直隶省的别称。
家园 花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
家园 原创 《由僧钵到皇权》出版社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之六 “《由僧钵到皇权》出版社”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六
习 之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页至450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吴晗著作书目》里，编者介绍：“从僧钵到皇权 （人物传记） （此书与《明太祖》是内容相同的一本书，两个书名） 1944年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
在我的记忆中，吴晗的《明太祖》一书是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的，而《从僧钵到皇权》好像不是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好像还专门为这两本书写过一篇文章。
我在《吴晗全集》第七卷第154~169页上找到了吴晗写的这篇文章：《<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吴晗的《史事与人物》一书中也有该篇文章）。吴晗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写道：
“《明太祖》和《从僧钵到皇权》是一本书，内容完全相同。所不同的第一是出版家，《明太祖》被掠夺成为“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一种，主编人是潘公展和印维廉，出版者是胜利出版社。《从僧钵到皇权》是：战国丛书的一种，后来改为在创书林，主编人是林同济。书名也是林先生改的。出版者我忘记了。”
连吴晗自己都忘记出版社是谁了，在网上搜索又找不到有关《从僧钵到皇权》的出版社的信息。看样子，有关《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出版社的考证就此要终结了。
幸好的是，我利用编篆《吴晗年谱》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吴晗的史料的机会，在国家图书馆北区中文二楼阅览室，找到了一套《民国时期总书目》。在这套书的历史 传记 考古 地理卷 下册的第531页上，我找到了这么一个条目：“由僧钵到皇权 吴晗编著 重庆 在创出版社 1944年7月初版 194页 32开 ”。
继而，笔者又通过“百度”的图片搜素，搜到了一张《由僧钵到皇权》的封面的照片（见附件）。虽然这张封面已经是破残不堪，图片清晰度也不甚很高，但“在创出版社印行”七个字却显赫易辨！
是重庆在创出版社，不是重庆胜利出版社！
《吴晗全集》的编者将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一书说成是1944年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显然是弄错了！
附件：笔者搜集到的《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的封面照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家园 【原创 《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考—吴晗全集史实考之五 《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考
——《吴晗全集》史实考丛谈之五
《吴晗全集》（十卷本）第十卷第448页至450页刊载了编者编辑的附录六：《吴晗著作书目》。在这个《吴晗著作书目》里，编者介绍：“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 （历史论著集） 1936年清华大学油印本。”
吴晗的这篇文章我以前是粗略地看过的。记得它只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部什么“历史论著集”。
笔者在《吴晗全集》第二卷第111页~148页上找到了这篇文章。吴晗的这篇文章写作于1935年9月18日，发表在1936年的《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上。吴晗的这篇论文比他平常写的一般的论文要长一点。一共有38页，洋洋洒洒约三四万字。分作四个章节进行撰述。 但不管怎样，它也还只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批作品的“集”子。
关于对“集”这个字的解释，我查找了《百度词典》。《百度词典》说，该字的词义有十种，其中第三种是：“会合编成的书：～子。文～。诗～。选～。全～。” 我们看到，吴晗的这篇《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不是“许多著作”的“会合”，而仅仅就是一篇文章，《吴晗全集》的编者将它“判”定为“（历史论著集）”显然是很欠准确的。
笔者还对《吴晗全集》的编者关于《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这篇文章是“油印本”一说，进行了考证。
笔者从网上搜索到了一张当时“国立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为这篇论文出版的单行本的照片（请见文后的附件）。显然，从这张照片上的字迹看，这是典型的铅字印刷用的“宋体”字，而不是编者说的“油印”字体。有人会说，“照片上的这种效果，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也是可以得到的”。是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不过，我通过考证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便可以推翻这种说法。
老式的中文打字机虽然早在上个世纪的1915年发明问世，但由于老式的中文打字机的操作并不容易，捡字也很十分困难，当时一般人还是习惯用油印或铅印。直到上世纪中叶后，由于老式中文打字机的不断完善，才逐渐普及成为各机关学校办公用的工具。吴晗的这篇文章的单行本出版在1936年，所以应该不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的。
再则，笔者还查阅了《百度词典》对“油印本”和“油印”词义的定义。《百度词典》说：“油印本是一种由油印机印刷出来的书籍的称法。所谓油印，就是将蜡纸覆于钢版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字，然后再滚上油墨印刷。”
如果说，要考证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这篇论文是不是“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后再‘油印’”的非常困难的话，那么，看看笔者收集的这份《清华学报》为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所出版的单行本的影印件，来辨认是在钢板上刻的字还是铅字印刷用的“宋体”字应该还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附件： 笔者收集的《清华学报》为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所出版的单行本的影印件。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家园 送花支持一下，最近 正在看文革报纸，也在看吴晗的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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