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WG和八九 -- 本嘉明

八九也是本人经历过的东西。当时本人在上海。八八年进大学。加点酱油吧。

1 物价问题

我八八年夏天考上大学，正好要去学校的宿舍，要买一些东西，比如脸盆毛巾被衣服鞋子之类的。正好碰上物价上涨，老百姓大抢购，买东西排队，还有一些印象。老妈八六年从美国访问学者回来，有一些兑换券，有些东西还是在南京路的华侨商店买的，那里排队少点，但是“黄牛”很多很烦。

八九年春节去天津探亲，亲戚说那里前一年“大抢购”时候老百姓到银行排队提取存款，引起银行的很大压力。银行对排队的人临时规定，你要取一百，要等一个人在同一处存入大于一百块钱以后才能取。因为当时很少人存钱，所以很多人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取不到钱。

当时事后看，这个没有对于人民生活水平造成很大的影响。民众对于物价上涨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也是恐慌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当时，大家收入很低，储蓄率很高。老一辈健在的人经历过民国晚期“法币”“金圆券”的悲剧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如胡乱“改革”的前苏联，是把老百姓的积蓄都掏光了。

2 舆论宣传

八八年赵紫阳手下的那些人过于放肆，鼓吹什么全盘西化。《河殇》整个是对于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否定。毛泽东在片子里面基本是反面形象，这个在新中国的电视史上，还是罕见的。由于这种舆论导向，造成了年轻人对于西化思想的兴趣，也造成了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

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接触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还是有很大触动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别，使人对于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产生了很多的好感。八十年代，中国和美国西欧的外交关系很好。而和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了罗马尼亚）关系不好，原来的社会主义兄弟越南成了仇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政策，给我们一种

社会主义老大“苏联也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感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的形象，基本也是正面的。比如里根在上海复旦3108教室给了一个演讲，还给人一个平易近人的感觉。后来3108在八九时候成为学生领袖聚会的地方。

在八八年秋天上大学，开了一门《中国革命史》课，这位青年教师可以说是当时思潮一个代表。他就给我们说，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向西方学习。他在课上为了“增加大家知识面”，加了很多趣味内容，比如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叛变还被杀之类的东西。另外有一次他说到知识分子的作用，说知识分子既要有“责任心”，就是要敢于对国家人民负责；又要有“超然性”，就是不计个人荣辱和经济收入（这一点有些酸葡萄，因为八八年有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说起来是“读书无钱论”，文科师生首当其冲）。现在看起来，他当时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当时舆论导向是右倾的，不过好处是风气宽松自由。复旦大学里各类讲座选修课很多。八八年刚刚入校的时候，我们理工科要选文科选修课，当时可选的很多。到了九一年时候，选修课数量大减，连“古典音乐欣赏”这种没有什么政治倾向的也不开了。同学说，除了“日语”之类没有什么可选了。

不过要说一般学生，虽然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还不至于糊涂到要认为自己能够起到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地步。做为理工科的学生，当时最理想的出路就是考TOEFL/GRE拿“全奖”出国。

那次同学去游行的很多，但是很多就是想逃课出去看看热闹的人。有人说了，北京一百万人上街了，这里别的系都上街了。你现在去，也轮不到抓你。

3.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比较复杂。本来邓小平是实际的领导人，手中有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是没有实际上的其他职位。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执行者，但是他们没有像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和现在胡锦涛那样的绝对权威。

文革前就有势力，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复出的老同志，有的给予荣誉高位（国家主席，委员长），有的安排进中顾委。这些人有话语权，是党内重要的政治筹码。这些人是痛恨文革的，名义也支持改革开放，但是相对保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这几方力量的角力，只在党内暗箱进行，就没有太大的社会动荡。但是八九年党内赵紫阳的“第二种声音”，就是一个关键点。身为总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出来说话了，党内的人自己出来拆台，这就给各方势力一个太大的希望。

比起来，八六年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辞职下台。在当时没有破环党的团结。所以胡和赵还是不一样的。

4

80年代，大家都知道需要改革开放，但是不知道改革开放怎么搞。有人说该搞“多党制”，有人认为该把国民党请回来一起竞选。八九年后几年，世界变化太大。我们看到了苏联的“民主化”后，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各种社会主义时代的腐败现象在苏联解体后没有消失，反而公开化了。而苏共却跌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而西方势力的吃人本性暴露无遗。90年代后党内党外人的思路就清楚很多了。

5

上海在八九中在中国城市的表现算是比较好的。这个跟南方人对于政治相对不够关心有关。改革开放的前期，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缴利润很多。自身的市政建设很差。八十年代中期，我每年都去天津。天津在李瑞环的领导下，修建了很多住宅，改善了道路，还修建了新火车站。上海还是破破烂烂的，住房道路都很不令人满意，在天津亲友面前都不太抬得起头来。要说老百姓对于政府也不满意，民怨不能说没有。但是八平方后，有人堵塞交通，市民步行上班，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还有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上海表现很好。朱镕基在八平方后对于市民的电视讲话合情合理，但是又不丧失立场，现在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

文革后，上海受“四人帮”所累，朝中无人，在改开后吃了不少亏。这下一下子抢回先手。江泽民和朱镕基以后的仕途，上海后来的变化，和这场风波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