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读郎教授 -- 跳楼跳三年

对汉初秦令的删减，我倒是觉得，从行政体系上是继承了，但是从律令上删减也具重大的意义。首先，秦时期的律令纷繁，教条甚多，这个虽然我们目前无法得知全貌，从兵马俑发掘和秦代武器发掘中可以略知一二。物质和人员被极其有规划地组织起来，非常细致，一个兵器都能追溯到是谁监造的，一个器具能追溯到是谁做出来的，这非明确律令不可办。就是在今天，去一个村子，要求村民必须定时打农药，且每次必须将所用体积等记录在案，这对村民来说也是一件难于完备执行的事情，秦的执行力之强大，商鞅以下，必有庞大的律令来规划和保证。

然而，庞大律令保证，在当时的社会缺乏必要的支持。从政府部门来讲，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员，并接受一定培训。否则，就难免令出不行。虽然从目前对当时社会的部分了解来看，当年中国识字人口已经具相当比例，然而浩繁的律令，对官吏的培训也是个沉重负担。须知当年还都是用竹简的。

另一方面，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政府要有商业组织充分开展活动以支持，否则不免就繁难简，劳苛百姓。也不能避免官吏从自己喜好出发，欺下瞒上。

从秦来看，确可能有其迹象。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能看出端倪。因此，至汉代，删减律令，存其筋骨和基层体制，推行所谓的“无为之治”，确实是对前代行政环境的一种改造和纠偏。如果继续当年的状态，秦或许像斯巴达；但一味强调无为，极端化汉代的状态，却又开一端倪，就是后世政令不行，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化。在当年的以农业为根基、不能放开工商业的背景下（这很可能也是基于和土地生产力比起来当年中国的人口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的问题上产生的），豪强和政权就形成一个矛盾，一直到隋唐时期才做了个了账。

古时中国的文化典籍相当的严谨浩繁，然而人口太多，战乱纷繁。为了保证大量人口受到教育，则对一些典籍，如孔子所删减修订的几部书，做一定的改造，有其时代意义。当年孔子删减修订这些书，很可能也就是自己教学做课本，没有想到几次战乱洗地，加上汉代初年为了统治独尊儒术，典籍很快流失殆尽。今天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人的课本读物，而大量的课外读物，已经丢失。这就好像是再过几百年，如搜集现在的书籍，则很可能存世最多的还是课本。无他，量大而已。然而自秦到汉，短短百十年时间，不仅书籍几乎散失殆尽，通晓诸子百家的人员也未能将学说传递下去，这也足以让人慨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