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祖的神化和非神反证法-更新 -- smallox
- 复 文革中的案子，
家园 见吴简历，当时撤了 百度来的
1960年10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老实说，我对此文真实性有怀疑。
家园 这个百度的资料有问题 前面的简历都精确到月份，只有这个用了“冬”这个不确定时限。
相信是先查案才撤职的。
家园 吴61年7月因浮夸的错误 河南省第一书记被撤，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任第一书记，62年4月专任中南局书记。
家园 这个文革网来的所谓’记录‘ 是1966年11月啊 对应简历，已经撤了。
家园 他的中南局书记职务大约是66年底撤的 66年11月应该撤职的前后，但即使刚撤，也可以按过去的称呼，这种情况并非少见。
你如对吴的情况有怀疑，就多搜搜他在文革中的情况看。
家园 那是来罗织罪名的办案人员啊 能这么客气？
家园 你已经有立场了 怀疑的时候最好不要有立场，否则一定不客观。
- 复 你已经有立场了
家园 先有立场的是你吧 动不动说人伤痕文学的
共产党内部清洗，那是相当残酷。苏共，中共，朝鲜都是如此，哪会那么温情。。。
- 复 先有立场的是你吧
家园 没错，我现在是有立场的，我属于毛派 但是，我的思想历程对主席是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我现在对主席的肯定乃至崇拜，是经历了一个反复的结果。
实际上我很愿意探讨主席的所谓错误，只要你能客观、理性的论证你的观点。
只是，如你一样的很多人，实际上已经不具备客观探讨事物所需要的客观、全面了。
你们主要的论证方法是指出文革中谁受难了，而他是实际上是个怎样的好人，所以文革乃至主席是错误的。
这个论证方法很明显是有问题的，如果这样的论证方法可以成立，那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一个进步事业，包括美国所谓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同样，如果这样的论证方法能够成立，那我找出一些在任何事件中的好人受益事例，是否又可以论证任何事业都是进步的呢？
很明显是不能！
这种论证方法在方法论上的最大不足是以偏概全，以个别代替整体，所以尽管其选举的个例可能是真实的，结果却一定是错误的。
你的毛病就在这里，在你还没有全面观察事物能力的时候，就固守在自己的那个窄窄的角度，就好像井底之蛙里那只青蛙一样，把圆圆的井口当成了整个天空。所以，你如果不学会客观、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你的水平就一辈子也不会提高。
通宝推：挑刀代,好不容易,泉源,侯登科,
家园 xx是彭真吧 那一堆人身居高位而名字是两个字的只有他
家园 预感到老兄会发这贴，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先看如下时间点：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再看你的时间点：
1966.11．23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
这是刘邓被定性后，吴芝圃受审的谈话记录。从谈话记录本身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问："看来刘少奇、××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主席对信阳事件后来的定性：
（1960年）5月，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信阳事件”是“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刘的主张和主席的分歧：
路文披露，刘少奇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被毛泽东驳回。结果整个“信阳事件”一个没杀，路宪文虽以“反革命报复罪”和“违法乱纪”，判刑三年（实为到一农场作调查研究，一天监狱也没呆）；1963年10月获得释放。另外信阳死亡大概１００万，如果像当时中央判断，这个不是特例，那么全国死亡至少千万。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确山、上蔡、平与、汝南、遂平、息县、新县、新蔡、西平、西峡、信阳、正阳十七个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
汉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
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崃、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 但后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