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什么汉语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语言（上） -- 冷酷的哲学

中国的那些古代知识分子可以花很多时间研究道术或者给四书五经作注，对这些细枝末节倒是不肯驻足。

现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这么做了。龙眼拿这个来说明中国人和西人的人际关系的不同未免太肤浅了。

西人爱教死理，谋定而后议，议定而后动；国人顺性而为，凭感觉走路，摸石头过河。这是不是和语言文字影响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呢？所以西方的人际关系很冷淡，但什么都清清楚楚；而中国的人际关系很热闹，但什么都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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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和身份

在西方的语境中，同一性-身份（identit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对身份问题的讨论，在欧美的文论中从后殖民和女性主义以来一直都是热点，中国文论界对此也有不少介绍和研究。但是，中国的研究一般都还局限在介绍这些具体的各种“主义”和立场，以及历史的语境，对“同一性-身份”本身的研究很少，对它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性还是认识不充分。根据法国的罗贝尔辞典，同一性-身份（Identité）有如下解释：

1，两个对象的相同性Caractère de deux objets de pensée identiques.

2，表明是同一个东西Caractère de ce qui est un

3，人格身份，既保持与自身相同的性质。Identité personnelle, caractère de ce qui demeure identique à soi-même

4，两个相同的项之间的关系。Relation entre deux termes identiques, formule énonant cette relation.

由于这个词在汉语中常常被翻译为“身份”，并且根据中国文化中对“身份”这个观念的理解来理解identité，这样就没有真正明白“同一性”与所谓“身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西语中，identité同时具有同一性与身份两个意思，而且身份实际上是同一性这个概念派生出来的？

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确立了同一性在西方哲学史上绝对重要的地位，他说：“让我们一致认为这一点是否学家天性方面的东西吧：即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2] 只有理念才是永恒的唯一的，而现实的世界总是杂多可变的，总是处在差别之中。在柏拉图看来，意见就是关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事物的意见，而知识就是关于绝对、永恒、不变事物的知识。一切可感觉的个别对象都具有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矛盾性质，仅适于作意见的对象，而不适于作知识的对象。不可被人感觉到但可被人知道的绝对永恒与不变的事物是知识的对象，那些看到绝对永恒与不变事物的人是有知识的，而不仅仅有意见。永恒不变的唯一理念才具有最高的价值。

同一性与观念世界

identique，同时具有“相同”和“身份”的双重涵义，这是因为只有相同的，只有理念才能永远保持这种同一性，而不会被现象的差异所侵扰。神造的自然的床只有一个，“因为，假定神只制造两张庆，就会又有第三张出现，那两个都以它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结果就会这第三个是真正的本质的床，那两个不是了。”[3] 而工匠制造出来的床比不上理念的床，它只能以理念为它的形式，并且它们并不能完全同一。所谓相同，就一定有一个原初的模板，就像指纹或者虹膜，都一个绝对的原初，复制件才有意义和价值。A''与A'相同，而A'要与A相同，这样它们才有身份。有一个绝对的“美”的理念，现实的景象才能分享一部分美的特质，显现出美。因此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那个原初的理念具有绝对的价值。identité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和这个理念的一致性，也正是这种一致才能赋予“存在者”的身份。总之，在西方哲学的逻辑中，身份与同一性是一致的。而中国人对于身份的理解则主要是从“差异”出发的。在《汉语大辞典》的解释中，“身分”的第一项解释就是指“出身和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由个人与其他人的相对关系来确定的。因此，在中国语境中，并不容易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中对identité的焦虑。

数学是最典型的同一性。我们说：“有两个人。”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在我们用数字命名的时候，这两个人所有的差别都消失了，只剩下同一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用“二”来指称他们。小孩子学数数的时候，都是从两个苹果开始学习，1个苹果加上1个苹果就是2个苹果。估计所有小孩都是这么学出来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在这两个有差别的苹果中找到“同一性”的过程，然后加以命名。符号化、语言化就是追寻“同一性”的过程。在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中，主人公过目不忘，有绝对的观察能力，因此所有的差别都能看出来，但是因此也就无法说出“2个人”这样话，一切的不同他都尽收眼底，于是就丧失了语言能力（我忘了小说的名字，如果有谁知道，请告诉我）。

不过，东西方的语言在这一问题不尽相同。由于中国的文字是象形字，也就是说，中国文字是对世界的模仿，中国文字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个意义世界的原初是来自现实世界。好像是废话？如果您认为这是废话，那是因为您是中国人。西方人是不同的，因为在西方的世界中，只有在语言和观念的世界中，才能建立起纯粹的同一性，对于people来说，大家无论高矮胖瘦，都是people。就像柏拉图所说，只有抽象的理念才可能是不变的，才有同一性，现实世界永远千差万别，所以，理念是第一性，现实是第二性的。这个翻转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在字面意义上理解，但是也很难真正用这样的世界观来看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学真的应该看成西方的伟大发明——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数学，没有符号化和同一性，但是中国人不会像欧洲人那样走的那么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同一性和数学思维构成了西方的焦虑的核心。因为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真正的数学：并不存在没有大小的点，没有粗细的线，没有差别的同一性。同一性一方面来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强大工具和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世界的扭曲。在同一性的视野下，这个世界逻辑完美，遵守规律；然而，现实世界的逻辑不完美和不规律总是来添乱，100%纯度的东西永远不能在现实中找到。对不变的追寻中，总是有变量来捣乱，一直到最终的测不准原理。如果有人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变量问题，他应该得十次诺贝尔奖。只有数学是没有变量的，他本来就是观念科学，本来可以不为任何变量负责。

但是数学却被用来认识世界，表达现实世界的规律。诸如F=ma，E=mc2，是西方一切科学的基石，因为只有数学才是纯理念，够资格靠近“真理”。中国人理解观念的时候常常要通过差异，例如“高低”“上下”，用相对性在汉语中构成了一个观念的场所，而西方则很少以这种方式来组建他们的观念，纯理念应当自己定义自己，就像柏拉图所说，自己就是自己的identity，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理念。

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

现在再来看看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国人要想理解德里达反逻各斯主义，最难的不是德里达的想法，而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身，因为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

拼音语言使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为可能

只有在拼音语言中，语言才能脱离现实的干扰。这产生了如下相续发生效果：1，语音中心。2，随之而来的就是“任意性原则”，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原则，只是在印欧语系中得以体现。3，这种任意性原则，使得语言可以与现实世界发生相当程度的分离，因为语言相对于世界的motivation比较弱。使语言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4，以语言为表现形式的理念才能与现实保持距离，并一跃而上，翻转世界与理念的关系，使观念成为世界的起源，并且把世界看成观念的copy。

汉语中，毫无疑问，文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北京人根本听不懂广东人和江苏人的口语，但是通过书写是可以沟通的。因此中国人对待文字与西方不同，一般人都理解，这里不赘述。中国的文字所模仿的不是语音（西方是如此，因此苏格拉底鄙视书写，重视直接的对话），而是世界。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现实才是语言与观念的源头，因为在中文里面，终究是后者copy前者，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反过来。

语音中心还是文字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方文化的走向。

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同一性-身份（identité）的问题对于6、70年代文学理论的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对文学话语的“同一性-身份”的认识和理解，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理论，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什么？”巴尔特在访谈中就谈及他早期主要的思考所聚焦的问题就是“文学是什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文学元语言自己的“同一性-身份”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是否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性，是否有一个文学元语言可以自我确立的观念与价值？文学元话语是否只能给出意见（柏拉图体系中没有价值的东西），而没有确定的知识？这两方面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相互作用，文学理论的雄心之一就是要同时解决这两方面的焦虑，同时回答两个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元语言是什么？

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仅仅在于要创造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且要确立文学元语言的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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