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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上）（点击阅读）

【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下）（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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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藏路迢迢】之【残阳如血，美人依旧】（上）

战碉锐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

——《清史稿.土司传》

沿现代川藏公路由四姑娘山继续西行，很快就到了达维，它位于夹金山北麓，当年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与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里会师。

达维有一座猛固桥，它正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先头部队会师的地方。猛固桥跨越小金川河，在清代本是木桥，上世纪三十年代改成十根铁链的铁索桥，两个桥头堡把守着桥两岸，位置十分险要。1935年，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率先抢占了这一战略要地，为迎接中央红军进驻小金县城彻底扫清了障碍。

（红军长征时的猛固桥，民国照片）

说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忆起多年前在猛固桥旁的趣事——旁边有一个当地人开的厕所，用毕，厕家竟然每人给了一个苹果，十分热情地硬往手里塞……

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苹果不要钱，但厕所一人一元。上厕所赠苹果，买一赠一，童叟无欺。多说一句，小金的苹果十分有名，甜脆爽口，是当地特产。

（今天的的猛固桥）

一旁的小金川河发源于巴朗山，它又叫沃日河，当地也称为赞拉河，意思是山神之河。沿着小金川河继续西行，河畔的沃日土司官寨就在川藏公路边上，有兴趣不妨停留片刻参观一下。这座官寨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建成，前后历经了二十三代土司，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

沃日土司官寨为城堡式建筑，集碉楼、藏经楼、书房、土司起居住所、活佛居所、刑房地窖、磨房、首饰作坊等于一体，各楼房由空中浮桥、栈道相连。

（民国时期拍摄的沃日官寨照片，其原貌看来相当壮观）

官寨里原有高碉四座，那场大地震前仍还保存着一座高十几米的碉楼，因年久失修，相当一部分建筑已处于危险中急需保护。但即使这样，震后却获悉那座烟囱般的碉楼仍然屹立不倒，古人的建筑技术和质量令人惊叹。

沃日土司与清朝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关系密切。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小金川土司兴兵侵占了沃日土司的领地，后者向朝廷求援，清廷同意发兵，很快包括大金川、小金川和丹巴在内的整个金川地区都卷入战火，由此揭开惨烈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的序幕。

小金川河的终点是丹巴，在这里它和大金川河一起汇合成著名的大渡河。现在的丹巴，让许多狂热崇拜者痴迷，他们可以每年必往甚至定居于此。这里美丽的景色后面再说，单单就地理位置而言，丹巴也是川西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东西向的川藏北线穿城而过，东为小金、四姑娘山和夹金山，西为八美、道孚；由丹巴沿着大金川河一直向北，通往阿坝州大金县和阿坝州首府马尔康；丹巴的南侧则由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与泸定连接，真可谓四通八达。

其中有一条道路不得不提，那就是连接川藏南线的新都桥与川藏北线的丹巴之间那条风景走廊：由新都桥向北，其间经过美丽的塔公草原，参观神秘的塔公寺，观赏巍峨的雅拉神山，再由八美转入漂亮的牦牛谷和红石滩，最后到达丹巴。

塔公草原因塔公寺而得名， “塔公”在藏语中是“佛（菩萨）高兴（欢喜）”的意思。相传，古代曾经从印度来过一位高僧，他在这里降伏了与佛法作对的妖魔，重新为寺院举行了加持开光法会。法会吉祥圆满，诸佛菩萨当空现身，欢喜赞叹，天空中传来“塔公、塔公”的声音。

塔公草原上的塔公寺是一座花教寺院。花教，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俗称，因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条而得名。

花教创建于后藏的萨迦即现在日喀则地区的萨迦县，曾经是西藏最辉煌的教派，它在元朝初期建立了统一西藏的萨迦王朝，其政治中心就设在萨迦，最高领袖为萨迦法王，行政首脑称为萨迦本钦。

元朝末年，萨迦政权与支持它的元王朝一起衰落，最后被白教帕木竹巴政权替代。尽管地位今非昔比，但做为藏传佛教的一个主要教派，萨迦派也就是花教一直延续至今，其最高领袖即萨迦法王历来由昆氏家族世袭，该家族据说源于吐蕃时期，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现任萨迦法王目前定居在美国。

需要说一下的是，“法王”这个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名词其实与花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词本来是古印度对佛、菩萨以及主管地狱的阎罗的尊称，到了元代，忽必烈册封花教领袖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此后中央王朝又陆续册封了“大慈”、“大乘”等法王，该词遂逐渐发展成为对藏传佛教高级领袖的尊称。

花教寺院中最能代表其特点的的造像是萨迦五祖，即其创始阶段的五代祖师，前三祖都是在家居士，着白衣，后二祖为出家沙门，着红衣，因此他们被合称为萨迦“三白二红”，花教及后来兴起的黄教寺院里多供奉有萨迦五祖的塑像。

萨迦五祖中最有名的无疑是第五祖八思巴，他年幼时随伯父也就是萨迦第四祖号称“萨迦班智达”的贡噶坚赞，一起由后藏萨迦远赴甘肃凉州晋见蒙古统帅阔端亲王，使得花教成为最早与蒙古帝国建立直接联系的西藏教派，也为后来花教最终发展成有元一朝最有权力的宗教势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之后，少年八思巴开始追随当时还是亲王的忽必烈并一直矢志不渝，并终于在忽必烈登基后得到厚报，成为大元的国师并代表帝国政府管理西藏事务，八思巴法王也由此成为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

八思巴曾奉忽必烈之命，参照藏文字母为蒙古人创建了一种文字，这就是著名的“八思巴文”。但与我们许多中国人想像的不一样，现在蒙古族所用的蒙文其实并非八思巴文的后代——八思巴文只局限在元朝并主要做为公文用字而存在，非元朝控制区甚至元朝的普通蒙古人仍一直使用根据回鹘字母创建的老蒙文，这种文字一直被中国蒙古族沿用至今，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则主要使用另一种根据西里尔字母创建的蒙文即新蒙文。

在藏族民间传说中，这位八思巴法王神通广大，曾与西藏另一位名声显赫的高僧、同时也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人——二世噶玛巴活佛在忽必烈面前反复斗法比试。至于比试结果，八思巴法王的花教和噶玛巴活佛的白教后来都各执一词，历史通常记载的都是对已方有利的一面，不是吗？

塔公寺所在的塔公乡地形呈半月状，据说这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道场。当地传说中，护持它的有五大神山，与塔公寺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场：

环绕寺院的四座小山，是代表着文殊、观音、金刚手和绿度母的四座神山，远处有一座山顶终年积雪、绵亘数里的雄伟雪山，那就是著名的雅拉神山，它是塔公寺的大护法，同时也是修行的圣地，许多高僧曾在山中闭关。

说句题外话，尽管名称相近且看上去更加雄伟，但这里的雅拉神山却并非那座藏区赫赫有名的雅拉香波神山——后者在吐蕃王朝的发源地西藏山南地区，而塔公草原还只是藏区的边缘。

由塔公草原继续北行，便到达了八美，随后进入八美到丹巴间的牦牛谷，此地景色秀丽，素有“天然盆景”之誉，尤其有特点的是，山谷里的石头颜色由于含铁而表面显出暗红色，因而被当地人称为“血石”。

传说中，这里的石头之所以血红，是因为它们都曾被人血浸透，那些倒霉的死者，据说是二百多年前的远征到这边的清朝军人，至于他们为何在这片土地上丧命，就又是后面的故事了。

牦牛谷过后很快就到丹巴县城。据笔者所知，“丹巴”在藏语里就是“佛教”的意思，但不确定是否就是这个丹巴，也有说法是此地置县时，取境内丹东、巴底、巴旺三个土司名称的首字为县名，故取名“丹巴”。

（民国时的丹巴县城，沿大渡河而建，与康定一样显得相当逼仄狭小。）

在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选美中国”特辑评选的中国最美丽的村镇中，久养深闺人未识的丹巴县甲居藏寨出人意料地夺得该项桂冠，丹巴和甲居从此也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许多中外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甲居确实是个美丽的村寨，它位于大金川河谷，面对着亚宵神山。“甲居”在藏语意为“百户人家”，据说因这里居民的户数而得名。甲居的藏族民居色彩绚烂，通常建为三层，一层是牲畜圈，二层是厨房、仓库，三层是主人的居所和客厅，其外形带有强烈的宗教象征，犹如一个虔诚的僧侣正在盘腿打坐。

丹巴美丽的寨子不仅仅只在甲居，中路、巴底、梭坡等村寨也都有其独特绚丽的景色。旅人们来到丹巴，往往会去一下梭坡对岸大渡河畔的观景台，一是那里能看到比较集中的古碉群，二是去那儿交通方便，离县城只有不到十分钟车程，相比之下前面说的其他几个村寨都有点太远了。

乾隆年间，清王朝征讨丹巴所在的大小金川地区，最多时用兵十二万，战事前后长逾三十年，当地土司在这里凭借着险要的地势、坚定的人心和林立的高碉，使清军屡战无功，伤亡惨重。战后，多数碉楼被清廷勒令拆除，但仍有一些幸存下来，梭坡的古碉群就是其中一处。

小小金川地区的争夺，在乾隆皇帝晚年洋洋自得列出的所谓“十全武功”中竟占据两个之多（皇帝愈老愈拉风，为了凑全十全十美的数目，于是把绵延近三十载的金川之战拆分成了两场战争），与征服辽阔的准噶尔汗国并将新疆真正收归中国怀抱的伟业并列一起，不由得让人嗟叹选择标准的不公。

现在看来，金川战争的起因是当地酋长之间持续多年的争地倾轧的延续，且土司们除了相互明争暗斗外并没有揭竿而起、公然叛乱的意思，清廷很难说一定有必要武力介入干涉，而大小金川地方都是崎岖山区，土司广设碉楼占山为王没有问题，但无论当地土兵向外扩张还是外来官兵向里进攻都困难重重，清军也就如同现在阿富汗的美军一样陷入伏击泥潭无法自拔。

说起来，最初挑起金川事端的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也曾是国家的有功之臣，他早年曾率当地土兵跟随名将岳钟琪入藏征战，并因功被朝廷授予大金川安抚司的头衔，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厅局级干部。

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莎罗奔与其他土司发生领土纠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四川官员们照例和起了稀泥，莎罗奔认为朝廷处理不公，干脆自己解决，于是便频频以暴力手段侵袭周边土司领地。

收到土司们的投诉后，四川清军出兵讨伐莎罗奔，结果却屡次失利。终于导致乾隆皇帝震怒，命曾平定云贵地区苗族叛乱的宿将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围剿，但这次老将出马也不灵了，官兵两年内仍不断损兵折将。

皇帝不得不再派其亲信、宰相级的大学士纳亲代替张为统帅，结果收效甚微，此后仍屡战无功死伤惨重，并导致纳、张之间推委倾轧而军心涣散，一时成为朝野笑谈。

乾隆无奈，只好派出皇后之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助理宰相级的协办大学士傅恒为帅，并由与司莎罗奔熟识的名将岳钟琪辅佐再行进剿，同时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

傅恒到来后攻打下了一些碉楼，但也充分体会到这场战争的困难之大，按他的估算，动用如此众多的正规军攻打这些高高耸立的堡垒完全是亏本的买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傅恒描述道：

仅在他自己所处的卡撒大营旁，当地人就筑了战碉三百余座，以半月攻下一座碉计算，要等多少年才能全部攻克？而且碉楼所处地形狭窄，清军人数再多也使不上力气，每攻下一碉，己方都必定要伤亡数十甚至上百人，综观大小金川全境，这样的碉楼岂止千百。

显而易见，如果真这样打下去，傅恒带来的几万军队恐怕都要填了无底洞。

但是俗话说“麻杆打狼两头怕”，清朝大军压境，莎罗奔土司也惶惶不安。做为曾与清军并肩作战的从前盟友，了解对方实力的莎罗奔深知地小人疏的金川根本无法长期与朝廷对抗，如果官军真的不计损失持续进攻，大小碉楼即使再多即使再坚固总有一天在劫难逃。

在这种情形下，莎罗奔的老相识岳钟琪单刀赴会，仅带十二名随从亲赴莎罗奔大营劝降，于是，在双方都做出保证后，乾隆十四年初，莎罗奔率头人们来到傅恒军营，举行了形式上的投降仪式，傅恒则代表朝廷宣布赦免莎罗奔及其属下。

就这样，第一次金川战争以一种相当戏剧性的方式结束，而在此前不久的乾隆十三年底，清军的两任统帅总督张广泗和大学士纳亲先后被皇帝处斩，曾指挥清军进剿金川的原川陕总督庆复也在乾隆十四年九月被赐自尽。

傅恒则继续官运亨通，被提升为大学士并代替倒霉的纳亲成为实际的首相。顺便说一句，傅恒有个儿子很有名，他就是在许多野史被演义为乾隆私生子的福康安，号称“乾隆朝第一名将”，此人与藏区也有密切关系，曾率清军驱逐了入侵西藏的尼泊尔廓尔喀王国，甚至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城下，但那场战争最后的结局却相当诡异，引得后人众说纷纭，暂且不表。

金川战争中，清军损失惨重，成千上万人被杀，漫天的血腥导致丹巴周围的河水多次染红，也给当地留下了河滩里血石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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