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春天的17个瞬间——川西独行记 -- 京华烟云AMIP

晨曦中的佛学院，薄雾和炊烟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朦胧的面纱正慢慢揭去，新的一天开始了。

这里的生活条件已经不能用通常的艰苦来形容，就连维持生命的最基本因素，比如人体中必须要维持的水，也必须靠自己的双手来获得。即使在数九严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不得不跳入冰窟，只为了那宝贵的水源。

佛学院最高处的坛城旁，觉姆将窟底积累的水一下下舀起，小心地注入自己带来的水囊中，这是她们一天的生活保障。

佛学院大经堂的后面还有一眼泉水，与山顶相比这里的条件稍好，已经安装了金属水管，据说这眼名为“龙泉”的水源在三十年前晋美彭措喇嘛创办佛学院时就已经有了，当年三十来人就靠吃用这口井里的水生活。如同藏地常见的情况那样，人们都说这泉水具备种种神奇效力，甚至还专门有护法神守护。

如今，数万人一起生活在这个并不算宽敞辽阔的山谷中，密密麻麻的房子如同蜂巢一样，给人以拥挤不堪的感觉，甚至可能引发密集恐惧症。

这里的房子都是土木结构，往往因陋就简当地取材，建筑格局并不统一，甚至可以说颇为杂乱。走进房屋之间逼仄狭窄的通道，不由得让人想起北京老城区的胡同。

生活物资在房屋旁堆积着，看上去与内地农村并无两样。也许是出于防火考虑，佛学院方面硬性要求临时放置的物资不得超过两周，否则就会有专人来进行清理。

就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屋子里不停传来的那一阵阵诵经声，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

这里的学员不仅有藏族，还有许多汉族。晋美彭措喇嘛在世时，曾亲自挑选出三位汉语堪布给汉地僧俗弟子传授显密教法及藏文。十几年间，共讲授了《中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定解宝灯论》、《中观宝鬘论》、《格言宝藏论》等显密经典。

位于佛学院中心的大经堂，是这里最主要教学基地之一。

为表尊重，经堂内部禁止穿鞋进去，因此每当有讲课的时候，经堂门口那堆积如山的鞋子，都是一道令人难忘的风景。

而每当讲课结束，如何在成百上千双鞋子里准确地找到自己脱在门口的那双，就变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与一般人想像的不同，大经堂内部其实是允许拍照的，您完全可以把照相机带进去。当然这仅仅是指建筑，如果想拍人的话，还是要取得对方许可为好，否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争执。

五明佛学院开设的课程可分为显宗和密宗两大部份，而显宗是日后修学密宗的基础，学院里开设的显宗课程有戒律、因明、俱舍、中观、般若五大类。

藏族僧众们上课要求特别严格，在第二天上课时不但要背出头一天的颂辞，而且还要完整地复述出其主要内容。各科修完，一般需四、五年时间，然后经过严格的答辩，与大众前激烈的辩论，过关者可获得堪布的称号，才有资格给他人讲经说法。

密宗课程开设有加行、续部讲解和传授大圆满诀窍。所传的密法中还有大幻化网、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等，无论是仁波切或堪布这样的高级僧侣，还是一般僧众，在修密法正行之前必须先修满五个加行，其时间一般与学显宗教法同步。

晋美彭措喇嘛在世时候，讲经传法就在大经堂内，全体藏汉僧俗都可进去参加听讲。如今，尽管这位被人们尊称为“法王”的高僧已经离世，但佛学院仍保留了这一好传统，各色人等都可以随意进大经堂听讲，并没有过多限制。

经堂三面围廊，中间为一大片露天水泥地，可容纳一万多人。这里听法必须严格遵照佛教中的规矩：脱鞋、脱帽、不能打伞。

藏地气候恶劣，冬春两季气候寒冷，时常风雪交加，灌进听法者的衣领；夏天的太阳没遮没拦，紫外线又特强，照在人身上如热铁板炙烫一般；或是阴雨绵绵，水泥地上早已积水成汪，而听法者照例坐在湿漉漉的地上，只用披单为经书挡雨，任凭雨水淋在身上，两个钟头的一堂课下来，已成雨人。即使大活佛、大堪布也安然处于大众之中，没有例外。

每天傍晚六～八点钟，大经堂里便人声鼎沸，犹如闹市，众多喇嘛汇集到这里，参加每天例行的辩经法会。辩经是藏传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它能遣除疑难，理清思路，巩固所学的内容，还能锻炼表达能力，为今后修行、弘法打下扎实的基础，所谓“听十遍不如辩一遍”即是此理。

“色达”这个词，在藏语里是“金马"的意思，为此，当地还特意修建了一座金马广场，就位于县城的中心。

有一篇流传甚广的网文，名为《宁玛的红辉》，作者是个皈依藏传佛教的上海人，写的就是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故事，后来它甚至还成功出版成书。对色达的来历，该文写道：

“关于‘色达’这个地名的来历，在当地流传着一个传播很广的故事。说的是很久以前，蒙古某部落的三兄弟之间，发生了争执，兄弟阋墙，没法再共处下去，有一个兄弟便带着全家离开部落，前往南方寻找新的安身之地。途中他遇见一个喇嘛，指点他说，你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有金马的地方，那就是你的安家之处。喇嘛说完就不见了。

“他们来到今日色达这个地方，发现群山中有一大块平原，地势平缓，草木丰盛，连绵的群山中，有一座山的形状有点象一匹马，他们便停了下来。当他们安营扎寨时，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状如母马的黄金，这更使他们确信，这是上天的旨意，他们从此应该在这儿生活下去。后来，人们便把这个地方称为‘金母马坝’，译成汉文，就是‘色达’，‘色’，在藏文里是金子的意思，‘达’，藏语里是指的就是马。”

《宁玛的红辉》继续写道：

“还有关于‘色达’地名溯源的另一种说法，是说古时青海湖的依日一带住着一个姓氏为‘东’的部落，部落首领生有四子，前面三个儿子先后夭折，为了让四子能活下去，部落首领请巫师念一部极具神力的‘丹增瓦曲经’，果然救活了老四，遂将四子取名为‘东·瓦曲交’，以使他能长久得到这部经的庇护。

“自东·瓦曲交起，从此形成了一个新的‘瓦修’血缘系统，藏语里将这一世袭部落称为‘瓦修色达’。约在三百多年前，这一部落迁徙到今色达一带，流连于这儿美丽富饶的大草地，遂在此长期定居下来。“瓦修色达”作为此处最大的氏族，在这儿统治了二三百年，此地由此被人们称为‘色达’。

“听说色达新编的地方志里对‘色达’的来历保留了后一种说法，对前一种传说则因‘证据不足’而语焉不详。不过，当地藏民显然对前一说抱有更大的热情，他们宁可相信有关从地底下挖出金马的故事，并以此引为色达的自豪和骄傲。”

（色达县城中心的金马广场）

对一个首次来到喇荣沟的人，当他翻过起起伏伏的山坡，终于第一眼看到佛学院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恐怕都是——震撼，无与伦比的震撼。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去过罗马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冈，也到过号称世界最大寺院的拉萨哲蚌寺，更走过许许多多所谓的圣地，但即使站在气势恢宏的圣彼得或布达拉广场中央，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无边无际的僧舍，宛如一片红色的哈达在天地间铺陈，而红色的哈达，在藏族传统中正是献给护法神的礼物。眼前的胜景，相信并非宗教信徒的许多人，心中也会不由自主地喊一嗓子：牛！

信仰者往往会千方百计地赞美自己的宗教圣地，给其加上一道又一道的光环，这座如此恢宏的佛学院，自然更不会例外。比如当地人就认为，学院左边耸立着狮子所化的阿拉神山, 学院右边则是殊胜的但金神山，而学院所在的喇荣沟，更是当地护法神树天女的居所。据说二百多年前，为了这片好地方的所有权，一位决定来此修行的活佛曾与树天女护法神大动干戈，并将女神赶到了附近的炉霍县，她不甘失败，此后经常回来捣乱，搞得僧人们不堪其扰。最后经过高人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佛门弟子于每年藏历六月二十六日供养以树天女为主的护法神，女神则答应不再再兴风作浪。从此双方终于相安无事。

据说有位著名活佛曾做出了一个预言：“色阿但天喇沟处，乌金化身名晋美，赐给四众菩萨徒，显密正法如明月，利生事业高如山，清净徒众遍十方，结缘其者生极乐。”人们解释说，“色”指色达，“阿”指阿拉神山，“但”指但金神山，“天”指树天女神，“喇沟”则指树天女神居住的喇荣沟；“乌金”指的是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四众”在佛教中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也就是男居士、优婆夷也就是女居士。这些晦涩的话合起来，大概是说将来有一天，莲花生会化身一个名叫“晋美”的人，他来到色达的喇荣沟，传授给天下信徒正宗的佛法，信仰他的人将必定能往生极乐世界。

按照信徒们的说法，不仅这位活佛预言了晋美的大成就，就连莲花生祖师自己，也曾详细地预言了晋美的前世、今世和后世，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甚至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都曾在某部佛经中隐约说过，一个名字中带“阿”字的人，将会得证殊胜菩提佛果并护持佛陀之正法——对此人们又解释道，这位晋美的名字翻译成梵文的话，其中正好带着一个“阿”字。如此这般，可谓为主人公后来的出场造足了声势。

千呼万唤始出来，改革开放两年后的公元1980年，一个名叫晋美彭措的喇嘛终于来到了百废待兴的喇荣沟，从此开始了他最后震撼世界的宏伟事业。晋美彭措于藏历火鸡年即公元1933年出生于青海省班玛县，据说在童年时候便展现出许多神迹，他十四岁出家，二十二岁时受比丘戒，从而正式成为僧人，并于二十四岁时来到了色达。信徒们认为，晋美彭措通过努力学习和虚心求教，掌握了深厚的佛学知识，从而成为一名精通五明学的大学者，即使在宗教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那些年代里，他也没有放弃对佛法的专研。

到喇荣沟筹建学校时，晋美彭措已经四十七岁了，尽管这个年纪在内地尚属年富力强，但在高海拔的藏区恐怕已经向衰老靠拢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民主改革前的1959年，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35.5岁，直到改革开放十多年以后，方才大幅度提高到60余岁。

即使以高速发展的今天而言，色达喇荣沟仍是一个生活极其艰苦、环境非常恶劣的偏僻之地，三十多年前的条件肯定更加严酷，建国后的左倾宗教政策加之文革的破坏，更使得信徒四散而去，说这里当时是一条荒无人烟的小山沟恐怕并不为过。白手起家的晋美彭措喇嘛，自带干粮自力更生，从修建一座座简陋的僧房开始，招揽四方信众，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倾囊传授，终于办起了一个只有三十二名学员的佛教学习班，渐渐在当地小有名气。

五年以后，这座历尽艰辛的小学校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色达县政府于1985年5月19日正式批准了喇荣学经点的合法身份。到了1987年，大概在晋美彭措的请求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致函色达县人民政府，对他的办学努力予以了充分肯定：“新龙喇嘛晋美彭措准备在色达喇荣寺筹建一所佛教五明学学校，这是一件好事，在此，我同意并批准建之。希望你们给予应有的协助，使之切实办好。”不仅如此，班禅还欣然为学校题写了正式校名：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

尽管有着班禅的批示，而且当时这所学校已颇具规模，学员人数已近千人，但很可能在政府主管部门看来，它仍只是一个民办讲习班，并不具备现代大学的高等教育资格。直到10年后的1997年，甘孜州宗教局才报请四川省宗教局同意，正式批准设立了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此前，佛学院的筹备工作早已万事俱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已经在1993年题写了汉文“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门牌，只等政府一批就正式挂牌了。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传统上，藏传佛教的教学体系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经院制，即进入寺院进行系统地学习，这是最传统也最普遍的教学体系。以影响最大的格鲁派也就是黄教为例，各大寺院普遍设置学修显密二宗的学院也就是“扎仓”，显宗学院称参巴扎仓，密宗学院称居巴扎仓，此外还可能有一些专业学院，比如学习藏医药的藏医学院即曼巴扎仓，学习天文历算和占卜的时轮学院即丁科扎仓等等。

二是隐修制，就是离开社群生活，闭门独居，专以宗教修行为务的修习方式。隐修的目的各不相同，最普遍的是通过修持而加速灵魂的开悟与超度，也有人希望获得某些神通，还有人只是希望在一个清静的环境中默祷或写作，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的目的仅是沽名钓誉从而进阶上流社会。隐修的地点一般选在远离寺院和城镇的深山里。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藏传佛教界开始探索传统学经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相结合的道路，途径大致可归纳为三类：各大寺院基本上走的是恢复传统教学的路线；官办教育机构比如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主要沿用普通高校的模式，走的是现代院校管理和现代教学制度办学的路线；而五明佛学院则走上了传统教学制度与现代院校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学道路，即主要依据藏区寺院的传统教学模式并采纳现代大学教育的管理办法和教学方法，这无疑为藏传佛教的传承和发扬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到二十世纪初期，色达喇荣五明学院已有五千名来自藏汉蒙等民族的学生，上百名教师，其中包括四位精通汉藏语言的教师，并配备了比较齐全的教学设施。到现在，佛学院的学生常年维持在数万人的水平，宏伟壮观的大幻化网坛城等建筑陆续修成，而那些漫山遍野无法计数的僧舍，更是体现出这所佛学院的惊人规模，我们很难想像，这样一座庞大的学府，当初竟然是从几间陋舍起步的。

可惜这一切辉煌，佛学院的创建者却再也无法看到了，晋美彭措喇嘛于2004年1月7日在成都圆寂，临终前，他拒绝为其寻找转世灵童，也拒绝为其修建灵塔，他在遗言中讲道：

“在我离世后，我诚恳地希望大家不要因我的离去而丧失对佛法的信心，五明佛学院还是应该存在下去。

“作为末法时代的说法者，我将一生都用在了弘法利生事业上面......虽然寻找转世灵童，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潮流，但你们不必去寻转世灵童，也不必大动干戈地建造灵塔，我将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你们在一起！”

即使在生前，这位喇嘛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被信徒们尊为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法王”这个词本来是古印度对佛、菩萨以及主管地狱的阎罗的尊称，到了元代，忽必烈册封萨迦派（俗称花教）领袖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此后中央王朝又陆续册封了“大慈”、“大乘”等法王，该词遂逐渐发展成为对藏传佛教高级领袖的尊称。在《宁玛的红辉》中，作者写道：

“在今日，可以当之无愧地说，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大法王，是整个藏区中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人物之一。进入川西北藏地之后，你若碰上一个稍能听懂几句汉语的藏人，只要说你是到这儿来求见晋美彭措法王学习佛法的，就定能得到他们真诚的赞许和欢迎。在藏地公路上行驶的汽车挡风玻璃上，不少都贴着晋美彭措的像片。

“法王，法王，佛法之王，万法之王。将晋美彭措称为“法王”而且还常在“法王”前加个“大”字，毫无疑问，是对这位藏地宗教领袖最高的称呼了。”

这样绝对的言语，无疑带着作者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而且可能有失偏颇——起码据我了解，不知道晋美彭措名字的藏族还是大有人在；但另一方面，这位喇嘛尤其是他所创建的佛学院在川西北确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照片也真地老出现在司机们的前玻璃上，尤其是那些到过马尔康的人们恐怕对此更深有体会，因为他们会屡次被当地人问及目的地是否佛学院，如果不是的话还常常引来莫名惊诧。

并非藏传佛教信徒的我，恐怕没有资格在宗教层面评价这位喇嘛的修为究竟如何，更无法体会信徒所宣扬的“法王是千百年来经金刚藏菩萨、智慧藏菩萨及伏藏大师列绕朗巴等若干前世菩萨多世转世而来的菩萨化身”之妙处；但身为旁观者的我，却不难从他一生的行动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且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倾尽了全力。

不由得想起了司马迁对孔子的叹息——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于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其实，在晋美彭措的众多身份当中，仅就教育家这一个，他就足以赢得人们的尊敬。我们知道，即使在普及义务教育已经多年的今天，藏区中仍有许多人是文盲，他们不仅不识汉字，就连本民族的藏文也不一窍不通，而五明佛学院城里后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大力开展扫盲运动，每年都有数千文盲进入这里学习最基本的文化，而从佛学院毕业的学生们，有许多都回到偏僻的山村和牧区，从而展开新一轮的扫盲。

尽管许多人对藏区的基础教育颇有微词，认为依靠僧侣来推动扫盲，会造成人们更加迷信，但这就是现实中的无奈——科学到不了的空隙，宗教就马上会来填补，而对那些渴望知识却又无能为力的孩子本身，我们又能指责什么呢。

如同通常那样，又延迟了好几分钟，马尔康到色达的班车才从客运站姗姗出发。夜色的黑暗尚未褪去，周围很快又被红色所包围，因为车上除了我一个远来的游客，其余都是当地的藏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许多人身上披着赭红的袈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出家人，或喇嘛或觉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男性僧侣都可以称为“喇嘛”，这个词在藏语意为“上师”，原来仅是对有资格指导信徒修行的高级僧侣的尊称，而藏传佛教的普通男僧一般只能称为“阿卡”。后来随着汉藏混居，没那么多讲究的人们叫得也就随便一些，僧人是否“喇嘛”区分得便没那么严格了。与男性的“喇嘛”或“阿卡”相对应，藏传佛教的女性出家人则称为“觉姆”，大致相当于汉传佛教中的尼姑。

我依稀记得，其中两个年青的小觉姆正是昨天与我一起从成都过来的，没想到今天竟然再次成为旅伴。同行的还有两个穿着黄灰僧装的汉地和尚，他们自称是前往佛学院学习的，并对我“汉传佛教和尚为什么去学藏传佛教”的疑问嗤之以鼻，随即向我这个俗人高调宣称天下佛教是一家的道理，但与此同时，他们其实也不无顾虑，起码对佛学院学习中的食宿忧心忡忡。

我似乎听过，色达佛学院现在的学员据说已经超过了两万人，加上教职员恐怕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一条山沟沟里聚集了这么多人，饮食住宿确实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难题，他们吃什么，他们住在哪儿，数万人所产生的庞大的生活垃圾，会不会导致环境灾难？随着这些疑问，我看着风景飞驰过车窗，车轮下的道路正向着远方的色达延伸。

蜿蜒的山路上，汽车在坑洼间颠来颠去左摇右荡，架子上的行李甚至乘客的身体时不时就要腾空片刻，瞬间的失重让人产生了正乘着云霄飞车的错觉。途中，班车会经过一个很大的三岔路口，三条路中的一条，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连接马尔康的道路，另一条路则通往今天的目的地色达，而最后一条路，是去一个名叫壤塘的地方。

尽管从来没有去过，而且这次也不会有时间去，但我对壤塘这个地名却并不陌生，因为那里正是被藏传佛教主流——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格鲁派即黄教——视为异端的觉囊派的大本营，这个教派在佛教思想上的最大争议，是提出了被目为邪说的“他空见”理论。

了解佛教理论的朋友们也许知道，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更尤其是大乘佛教两大主要流派之一的中观派，其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来浓缩的话，那就是“空”，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人们的认识甚至包括佛法在内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因缘，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它们都是虚幻的，本身并没有不变的实体或性质。也因此，中观派又被称为“空宗”。

此种状态，用中观派创始人龙树自己的话说，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位被后世大乘佛教徒尊为菩萨的古印度僧侣，汉语又译为龙猛或龙胜，大致生活在公元二世纪中叶到三世纪中叶，据说活了一百五十岁（亦有说两百岁），一生著有大量佛学经典，奠定了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

顺便提一下，大乘佛教有两个主要流派，一个是前面说的中观派，后来又分为应成中观与自续中观两个派别；另一个则是唯识派，又称瑜伽行派，与中观派的“空宗”相对应，该派又被称为“有宗”。中观派的创始人是龙树菩萨，而唯识派的创始人则更加了不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弥勒菩萨，诸天神佛未来的那位领导核心，尽管许多研究者认为他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该派实际创始人是无著和世亲二人。到了印度佛教末期，中观和瑜伽行融合为中观瑜伽行派，成为密宗的主流，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影响极大。至于两大流派教义的具体差异，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查找，这里不再赘述。

由于龙树菩萨对大乘佛教的巨大贡献，汉传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即律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都一致尊崇他为大乘祖师。深受中观理论影响的藏传佛教对他也是推崇备至，其画像和塑像普遍出现在各地喇嘛庙中，这位菩萨的模样——尽管这样形容可能有欠尊敬——简直就是一个东方版的美杜莎，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您看了下面的唐卡就知道了：

“空”的境界固然玄妙无比，但却过于虚无缥缈了，恐怕让我等凡夫俗子老虎吃天无从下嘴，而大乘佛教却是要普渡众生的，这可怎么办？不要紧，佛教随即善解人意地为我们推出了降低配置的简化版，这就是两谛理论，也就是在绝对真理即“真谛”的“空”之外，还应承认相对真理也就是“俗谛”的存在，佛按照世间人的知见和常识做手段，诱导世人步入真谛。

佛向有悟性的修行人说真谛，随意对他们空来空去也没关系，而对我这样愚昧无知的凡夫俗子，则要换一种方式，于是说起了俗谛，先承认世界和众生的存在，用世人都明白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引导我等走上正道，最终进入“空”的境界，这就是龙树说的“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打个并不恰当的比方，比如种田人无法理解四人帮的腐朽堕落，您就可以这么对他说：“江青这婆娘，一顿饭竟然要吃两碗糖水，一碗红的一碗白的，拿起馒头想蘸白糖就蘸白糖，想蘸红糖就蘸红糖，真不是个东西！”如此就激起了共鸣，下一步工作就好开展了。

面对大家都顶礼膜拜的“空”，特立独行的觉囊派却采取了两分法，他们认为“空”其实有三种，即无物空、有物空和胜义空。无物空指一切抽象的概念，这类概念肯定是没有自性的，所以是空的；有物空指一切因缘俱合而生成的有实质的事物，虽然可以看得见、感觉得到，但都是因缘生法并无自性，因此也是空的；而胜义空则与前两者完全不同，觉囊派认为“胜义”——这里大致可以理解为绝对真理——是“离戏而空”，空的其实是人为加在胜义上的主观判断，而胜义本身其实并不是空的。

觉囊派认为事物有它的真实体性，这种真实体性本身不能说它是性空，由于人的“虚妄分别”增加上去的东西，才能说是性空，因此所谓性空，只能指由“虚妄分别”增加上去的东西是空的，而事物本身并不能说是空。事物的本真是事物的自性，人为加在事物上的虚妄分别则是他性，因此说性空，只能是“他空”，而不能是“自空”。觉囊派“他空见”的基本论点，大致如是。

这就颇有些辩证法的味道了。由此也想到了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关于主性质与次性质（也称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理论——Locke认为，主性质指的是物体不可分离的那些性质，依他列举，比如形状、数量、充实性、广延性，它们存在于物体本身，而次性质指颜色、声音、气味等，仅只存在于知觉者中，其表现因人而异，假使没眼睛，就无所谓颜色；没有耳朵，就谈不到声音，等等。

这位Locke生活在十七世纪中后期，被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的鼻祖，该学派宣称，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由经验来的，并没有天生的观念或天赋的原则。对此，Locke在其哲学名著《人类理智论》中写道：

“那么我们且设想心灵比如说是白纸，没有一切文字、不带任何观念；它何以装备上了这些东西呢？人的忙碌而广大无际的想像力几乎以无穷的样式在那张白纸上描绘了的庞大蓄积是从何处得来的？它从哪里获有全部的推理材料和知识？

“对此我用一语回答，从经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在经验里扎着根基，知识归根结蒂由经验而来。”

而无独有偶，比Locke生活的时代要早上好几个世纪的觉囊派思想家们提出的“他空见”，被许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正是通过实际修证所体验出来观点，而并不仅仅只依据印度佛教经典而总结出来的纯理论问题。尽管二者并不相同，但经验主义与“他空见”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惜的是，宗教世界从来都不是展示宽容的舞台，对于许多虔诚信徒来说，同教的异端往往比纯粹的异教更令人无法接收，必欲除之而后快。也正因此，坚持“他空见”观点的觉囊派，这个诞生于宋末元初的独特教派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颇受藏传佛教各主流派别的白眼，尤其是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与觉囊派观点完全对立的格鲁派——也就是俗称的黄教——执掌了西藏政教权力，觉囊派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五世达赖喇嘛，这位以宗教宽容著称、甚至允许伊斯兰教在拉萨开办清真寺的一代雄主，却对同属藏传佛教的觉囊派毫不妥协，直斥“他空见”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觉囊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统治者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觉囊派几乎绝迹。

觉囊派主寺——位于今天日喀则地区拉孜县的觉囊寺——被彻底毁坏后，僧侣信徒们被迫将主寺迁移到今天壤塘县的中壤塘乡重建，这就是藏哇寺，壤塘也成为觉囊派新的大本营。

值得一提的是，觉囊派被格鲁派从西藏驱逐前，曾产生了一位著名僧侣，他名叫多罗那他。此人虽然没有亲身去过印度，但却根据来到西藏的印度僧人口述，撰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重点讲述了印度佛教晚期的历史。众所周知，古印度自身并没有史料流传，而玄奘、义净等取经僧侣之后，中国典籍对于古印度的记载已经凤毛麟角，多罗那他的著作不仅可以补充玄奘、义净以前汉文资料的不足，也可填补之后史料的许多空白，遂成为研究印度历史尤其是佛教史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多罗那他曾在喀尔喀蒙古（今天的外蒙古）坚持传教二十多年，深受蒙古僧俗尊崇，被称为“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他圆寂之后，外蒙古最大的部落首领土谢图汗宣布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是多罗那他的转世灵童，这个孩子后来前往西藏学经，并在达赖和班禅的压力下被迫该宗黄教，回来后他创建了外蒙古最大的活佛系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受此影响，觉囊派又丧失了在外蒙古的主导地位，只能在藏区边缘残喘。到今天，包括壤塘在内，四川和青海交界处还保存着少量觉囊派寺院，大概共三十余座，僧侣只剩下几千人，尚不足一个黄教大寺的规模......

断断续续地思索中，时间一点一滴飞逝。终于，汽车在一个路口嘎然而止，司机回头告诉我：佛学院到了，快下车吧。

这次去丹巴，也见到大渡河沿岸无数水电站和在建水电站。大金川河上也是，甚至小小的——以我之见——格什扎河上也有几处在建的水电站。

到丹巴的长途车不知何故不从天全上318线走，而是沿成雅高速过雅安继续向南，到石棉后再下来折向北走S211,，经安顺场、得妥等地上318线。泸定以下还好，一过泸定，便到处都是工地，灰尘漫天，路面被各种载重车辆压到破损不堪。中间还要停下等交通管制，最长一次等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这些项目是中央投资还是各地方投资，也不知道这些水电站能有多大的装机容量，能贡献多少电力。只是疑问，和巨大的工程投入和环境影响比，所获电力到底是赔是赚。

卓克基土司官寨对面，隔一条小小的河，坐落着一大片藏族民居，那里就是西索村，不大，一共只有几十户人家。对许多囊中羞涩的背包客来说，与土司官寨相比，西索村显然有一个巨大优势——它不需要门票即可参观，而官寨则要60元。

“西索”在藏语里是“前哨”或“岗哨”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起名，看看它和土司官寨的位置关系，自然一目了然。该村在土司统治时期被称为“卓克基干羌巴”，大意思是“卓克基的街道”，当时此地居民多为土司的科巴（即差民，旧时藏区百姓有义务为官府、土司以及寺院免费服劳役）、佃户和来此做生意的商人、民间手工艺者，现在的村民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当年那些人的后裔，听说有的人家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十代了。

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为嘉绒人。“嘉绒”是藏语“嘉摩查瓦绒”或“玛曲十贝嘉摩墨尔多查瓦绒”的缩写。“玛曲十贝嘉摩”意为“威严的度母”（藏族认为度母是菩萨的化身），“墨尔多”是当地最著名的神山，“查瓦绒”为热带农区，全意为：居住在墨尔多神山热带地域的人们。

嘉绒藏族地区主要包括阿坝州的马尔康、金川和小金三个县，理县、黑水和汶川的一些地方，甘孜州的丹巴县以及雅安市宝兴县。与低洼的四川盆地相比，嘉绒地区可称得上相当凉爽，可在普遍高寒的藏区中它仍属温热，于是就成了藏区中的“热带地域”。对于这些人，其他的藏人通常称其为“绒巴”，意思是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游牧为业的邻居——安多藏族或康巴藏族大相径庭，基本上都以务农为主，西索村自然也不例外。

如同蛛网上的丝络，铺着青石板的小路把西索村的民居连在了一起。房屋四周的墙体都用片石砌成，内直外收，上窄下宽，使整个墙体自然构成抗压的承重墙，内部还有木制横梁起加固作用，房屋的横截面由下到上逐步收紧，重心相当低，稳定性自然很好。

它们基本上都是三层，最下层一般是用来养牲畜或当仓库的，第二层是厨房和用于家人住宿，三层是供佛的经堂和接待外人的客房，如果是四层的话，则第四层为佛堂第三层为客房。民居屋顶的线条交汇处突出砌出四个尖顶，宛如四个角高高耸立，这也是嘉绒民居的重要特点，有时候还要在这几个角旁插上彩旗，而且基本上每座房顶的四角和房屋窗户的四周都用白色涂装，显得更加醒目。

据当地人说，四土司地区解放前，西索村里住了十二户土司老爷的传令兵，负责为当时的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向各属地传达命令，同时还住着银匠、铁匠、木匠、农奴和佃户，共有六十多户人家，和今天的户数差不多。土司老爷对违反其规矩的属民可处以罚款、鞭打以致死刑的惩罚，这些惩罚在阿来的那本《尘埃落定》里多有体现，尤其是那位哑巴喇嘛的遭遇更是令人叹息，至今，在西索村对面的土司官寨大门后左侧还保存着四个形状功能不同的刑架。阿来在书中曾如此形容那些可怕的刑具设施：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房间是刑具室。最先是皮鞭，生牛皮的，熟牛皮的，藤条的，里面编进了金线的，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东西都是历代麦其土司们赏给行刑人的。再往下是各种刀，每一种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刀可不是为了好看，针对人体的各个部位有着各自的妙用。宽而薄的，对人的颈子特别合适。窄而长的，很方便就可以穿过肋骨抵达里面一个个热腾腾的器官。比新月还弯的那一种，适合对付一个人的膝盖。接下来还有好多东西。比如专门挖眼睛的勺子。再比如一种牙托，可以治牙病，但也可以叫人一下子失去全部牙齿。这样的东西装满了整整一个房间。”

与其他藏族聚居地相似，这个嘉绒小村里也建有自己的寺院，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名为丹达轮寺，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也就是俗称的红教，过去是土司的家庙，据说已经有六百来年的历史了。绕着村里的寺院转经，是每个西索村人一天的必修课，村子里还建有四十四座白塔，以方便居民的宗教活动。

西索村有许多人家可以投宿，水电基本都有，而且价格并不讹人，环境也相当整洁。据说为了旅游接待的目的，镇上投资两百多万元对西索村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整治，还花了六十万元修建了集中养殖场，解决了藏寨常见的人畜杂居造成的脏乱差问题，大大改善了生存空间。

如果住在藏民家里，当地人也许还会兴致勃勃地指给你，在对面那座卓克基土司官寨的碉楼里，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这的时候，毛主席住的是哪个房间，周总理住的又是哪个房间——你瞧，毛主席就是那个窗户后面看的《三国演义》，那本书其实是土司老爷逃跑前丢下的！还有你看，官寨旁边那五棵一字排开的大白杨树，都是当年留下的“红军树”。

确实，就在对面那座官寨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首脑召开了一场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的一个别名正是“卓克基会议”，会议发布了“夏洮战役计划”，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明确指出中共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压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革命的民族。

在长征结束十七年后的1952年，首都北京，已是国家第一人的毛泽东接见了末代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称其为“一个开明的土司”，尽管后者曾在当年殚精竭虑地阻挠过前者，正所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冥冥之中，天空似乎又回响起《尘埃落定》里傻子土司的预言：

“要不了多久，土司就会没有了!"接着，我还说了好多话，但我自己却记不得了。在我们那地方，常有些没有偶像的神灵突然附着在人身上，说出对未来的预言。这种神灵是预言之神。这种神是活着时被视为叛逆的人变成的，就是书记官翁波意西那样的人，死后，他们的魂灵无所皈依，就会变成预言的神灵。我不知道是自己在说话，还是我身上附着了一个那样的神灵。

我确实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结局，互相争雄的土司们一下就不见了。土司官寨分崩离析，冒起了蘑菇状的烟尘。腾空而起的尘埃散尽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

麦其土司说儿子说的是傻话。其实，他心里还是相信我的话，只是嘴上不肯认帐罢了。

他还告诉我，济嘎活佛替他卜了一卦，说他的大限就在这年冬天。我说：“叫老活佛另卜一卦，反正土司们就要没有了，你晚些死，就免得交班了。”

父亲很认真地问我：“你看还有多长时间?”

我说：“十来年吧。”

父亲叹了口气，说：“要是三年五年兴许还熬得下去，十年可太长了。”我就想，也许是三年五年吧。但不管多久，我在那天突然感到了结局，不是看到，是感到。感到将来的世上不仅没有了麦其土司，而是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

有土司以前，这片土地上是很多酋长，有土司以后，他们就全部消失了。那么土司之后起来的又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到。我看到土司官寨倾倒腾起了大片尘埃，尘埃落定后，什么都没有了。是的，什么都没有了。尘土上连个鸟兽的足迹我都没有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层尘埃像是蒙上了一层质地蓬松的丝绸。环顾在我四周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埋着头干自己的事情。只有我的汉人师爷和没有舌头的书记官两个人望着天空出神，在想些跟眼前情景无关的事，在想着未来。我把自己的感觉对他们说。

书记官说，什么东西都有消失的一天。在他的眼睛里，是我一张发呆的脸，和天上飘动的云彩。

......

习习的晚风吹去了历史的灰尘，让我们放下沉重的行囊，洗掉旅途的疲惫，在渐渐落下的暮色中，与可爱的孩子在庭院里一起玩耍，不也是人生的快乐吗？

“我从前是个快乐的少年，

我做过许多可爱的游戏，

这生命的赏赐使我欢欣，

我从不知道苦痛的滋味。”

——海因里希.海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