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当前路线分歧和斗争的一点揣测 -- 高高空

为何批判重庆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2号薄案将公开宣判，这是国内过去七年间倒掉的第三个政治局委员。2012年初薄被抓后，针对重庆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网上有很多传言，看到重庆市长黄多次公开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确信这些传言并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人组织的针对重庆的抹黑行为，或者说是高层授意的。

为什么要抹黑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呢？建国以来，国家政策的大幅转向总是围绕着恢复政府财政高增长下的平衡这个核心。60年代知青下乡，是为了不被他们拖累没什么余粮供应的城市工业化建设；80年代价格闯关，是为了向给财政交钱的国企发继续运转的贷款；90年代下岗，是为了切割掉已经拖累死银行的国企保住财政不崩溃；现在国家因为四万亿的两次刺激而出现了地方债、银行坏账率高、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最终都要靠中央财政拖底，因此又要进行改变。

薄在重庆打黑，打的不仅仅是地痞流氓，更是一大堆涉黑企业。这些企业要做大，没有政府高官作靠山毫无可能，因此重庆打黑的重点是打击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不打掉这些保护伞就没法打黑。打黑不仅整治了社会治安，更重要的是通过没收非法财产、追缴税款等手段充实了财政，通过打击偷税漏税增加了收入，使政府能够维持财政平衡。

国内维持财政平衡有两大类手段，一类是增加收入，例如重庆的打黑、清缴偷漏税；一类是减少开支，包括下岗、国企甩卖、公权力社会化等，后两者也是官僚资本损公肥私的主要渠道之一。汪在广东实行的是公权力社会化的手法，2011年底汪在广东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称，要大力培养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力度，“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政府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原本政府支出的部分可以减少，甚至收一部分钱上来，财政也就维持住平衡。不过本来不挣钱的公权力交给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多收钱是必然的。

两种维持财政平衡的手段及其推行者彼此竞争，薄被打倒了，但彻底胜利还需要把他的政绩批倒批臭。2012年3月14日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温表示，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3月19日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温强调，必须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和部分公共服务可交给社会组织等承担。3月26日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强调，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重点放开对社会资本投资的限制。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温与汪走的是同一条路。2012年时国内整体经济状况的问题已经无法掩饰，只有否定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自己成为唯一选项，才能在18大上推行己方的路线。18大后政治局排前两位的是习和李，他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当前国内路线分歧

2013年8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这里说得很明白，这位是卸包袱、卖公产、转变权力所有者、发展官僚资本的一派。

习对社会组织抓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党内抓的是整风运动，新闻也证明近半年抓了不少高官，这是打击偷漏税增加政府收入的必要前提。和薄打黑的关键区别在于，薄没有权力对组织路线这个层次的规则进行修订，而习已经到了这个高度。参考延安整风可知，习的整风还远未到高潮，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推进此事，最终会要求人人过关。

习李二人的路线在根上就是对立的，一个要发展不断扩张自己权益的权贵资本，一个要整治规范捞过界的权贵资本，必然导致矛盾。在还存在中石油等其他势力可以剿灭收割的时候两人可以相安无事，但随着他们势力的膨胀，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国内政治斗争非常残酷，最近37年内华、胡、江三届最高领导被架空，赵、李、黄三届国务院执政团队被踢飞，所以习坐上一把手的位置后风险仍然存在，最大的风险就来自于曾经作为一把手接班人的李。

要打倒政治对手需要抓到对方的错误，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也需要做出一番事业，对于领导人来说，就是需要自己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的支持和认可。邓改革开放避开斯大林体制的制约，从私营经济入手实现了蛋糕总量增长；江和胡对付89年动乱得力，在一片混乱和崩溃论中保持了上海和西藏的稳定；江用朱搞下岗，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使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企恢复活力；提出三个代表修改了党内组织理论，吸收工农知识分子以外的人士入党，使党员的阶级构成更符合官僚和资本执政联盟的性质，从而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胡的功绩和科学发展观没这么大作用，也就没当上四代核心。

习想稳固自己的地位或成为新的核心，就需要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指导解决这些问题，且效果超过其他人；李想稳固地位或当一把手，也需要做到同样的事情。那么我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实现财政平衡和稳步扩张是政策转向时考虑的核心问题，但要实现的是几十年持续发展，而不是一时剜肉补疮扬汤止沸。还剩5年的战略机遇期后是以对抗为主的国际环境，冷战的经验是核大国之间直接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很小，相互对峙牵制下争夺海外利益的殖民地战争才是主流。因为殖民地战争的规模较小强度较低，所以新冷战会持续很长时间，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各自国家内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环境与资源，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矛盾和经济体制问题的持续化解。苏联被官僚主义拖累，导致后期经济发展停滞，随后被体制内希望获得更大规模、可世袭权利的官僚阶级所瓦解；美国如果不是因为苏联抢先解体获得冷战红利，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也许直接变成次贷危机；国内50年代的国企制度延续到80年代酝酿成整个国家的通胀、坏账和政治危机，不是依靠党最后的公信力完成下岗，现在也许就是阿根廷或苏联。

社会矛盾的积累根源于统治阶级夺取太多利益，使其他阶级日趋艰难；反对任何危及自身利益的改革，导致国家体制无力化解矛盾，直至最后失败。改革开放30年，优待资本的政策及适宜的国际环境使国内经济高歌猛进，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生产力远超消费力的问题非常突出。在2011年后贫富差距极大、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供应萎缩、世界经济低迷出口增长达到极限导致产、消矛盾激化的情况下，78年改革解决斯大林主义制约、优先发展生产力的路线已经走到尽头，需要再次改革；但改革方向未达成共识，所以才有了习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说法。

李甩包袱发展社会组织的做法是后30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法的延续和发展，通过逐步让渡社会管理权力，让资本和权力更紧密结合，最终实现西方式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稳定。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不可能比西方更好，在没有外界可以剥削的情况下甚至会导致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局面，但它最符合权贵阶级的利益，继续做大蛋糕以求增强国力军力的做法也并非完全不能应对未来的新冷战。

薄的分蛋糕论是另一种解决办法，让所有阶层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使消费与生产力同步增长、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可这样做就要从既得利益阶层手中拿出被他们据为己有的蛋糕，因此必然遭到强烈反弹。作为争夺最高领导位置的双方，习的政治主张必须和李不同且行之有效，否则等待他的就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国家主席的头衔。习正在搞的党内整风最终可能指向分蛋糕，但还需要继续观察。

从薄之后重庆的情况看，既没有批判唱红打黑，也没有限制本应战战兢兢的黄反驳对重庆经济的攻击，这说明高层中还是有人在保护重庆的做法，这么做的很可能是薄的同路人。当然保护重庆做法的人不见得愿意保护薄本人，因为一条道路不需要两个领路人；不过就算愿意这么做，面对王的反戈一击恐怕也没什么用处，毕竟连毛都有护不住的时候。

斗争及其根源

打击网络造谣行动在审判薄之前几天开始，如果说薛蛮子嫖娼被抓是巧合，那么央视的持续密集报道就表明了政府的决心——整顿公知和网络公关公司这些政府体系外掌握了舆论宣传阵地的社会权力组织。

每个阶级都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以获取更多利益，公知等社会权力组织的背后是30年来发展起来的私营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其基本要求是国企民有化、军队国家化、政府权力社会化，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权力组织操纵社会舆论与汪、温、李相呼应，对习推行其他路线造成阻碍，因此在高层无法护住他们的时候必会遭到清理。

共产国际八大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加米涅夫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处理新经济政策催发的富农阶级。布哈林的平衡发展政策初期占优势，1927年联共布15大报告对富农没有提出限制，只要求加大粮食收购量，以换取外汇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但这一政策遭到富农阶层和地方政府的广泛抵制，第2年谷物收购量下降了46%，这就是粮食收购危机。当时苏联除粮食外没有可以出口的物资，苏联财政陷入困境，工业建设投资无法持续。同期德国成为国联常任理事国，日本炸死张作霖加快侵略东北，战争阴云弥漫了整个苏联。

借着粮食收购危机的风潮，主张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增进国防、发展集体农庄的斯大林展开了对布哈林的反攻，在巡视西伯利亚粮食收购工作的时候披露了富农抗拒收购囤积粮食的事实，挑起了苏联人对富农的仇视心理，随后各地出现反对富农的呼声并愈发强烈，为随后斯大林提交《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打倒布哈林创造了舆论基础，也使斯大林的政治主张得到广泛认可。

国内从乌坎村事件后，鼓吹社会权力交给社会组织的舆论大行其道，扰乱了一大群人的思维，让这些年薪不到20万的穷鬼背叛自身利益去支持年入几百几千万的权贵资本家捞取更多利益。更严重的是社会权力组织勾结国外势力鼓动了厦门、成都、昆明等多次反PX游行示威，对政府管理和工业发展构成威胁，并为以后的政治示威演练了模式、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信心。习整治网络公知和公关公司，既打击了李在舆论阵地上的助力，又支持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为自己掌握舆论奠定了基础。

如果进一步延伸的话，富农和地方政府勾结反对中央政策这回事和国内的局面何其相似，战争阴云密布的苏联和判断战略机遇期即将结束的国内也很类似，但是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按产值计算国内已经是第一工业大国，与美国的差距主要在尖端科技上，要弥补需持续数十年的教育、科研和国防投入。在追赶过程中，巨大的投入并不能立刻产生回报，因此我国没有发展成垄断财团的民营企业极少会做这类事情，只有央企才能承担起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重任，但也需要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

2006年习在浙江搞腾笼换鸟吸引央企181个重大项目取得成功，2008年汪独立在广东搞腾笼换鸟导致经济大幅衰退，2010年签约引进央企2.5万亿投资。广东做不到依靠民企实现产业升级，将来推广到全国也无法实现。要应对近在眼前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新冷战等种种挑战，只能走强化政府权力、发展国有经济的路线，而这条路与李推行的甩包袱分公产路线注定要发生冲突。

习和李的两种道路，归根结底是我国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积累的财富太多，却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无法全部消费，投入再生产则会造成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因此只能发展金融行业。金融业可以绕过实体经济直接实现自身增值，轻易掠夺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因此并不需要本国有强大的工业能力；且金融资本越多增值需求越大，对工业的破坏越快越严重。

金融资本为了保证全世界都遵守游戏规则，需要保持强大的军事能力。美国金融资本搞经济全球化以提高利润率，工业生产先后向欧洲、日本、东南亚、中国转移，造就了中国这样的强大对手。而美国的工业经过金融资本多年摧残，已经无法胜任基本的军舰的建造任务，国内北航国防口博士转行做金融分析的也颇多，所以这就造成一个悖论——需要军事实力支撑的金融资本会不断摧毁本国的军事实力。

我国由于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掌握权力的官僚同样可以掠夺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国外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矛盾在我国体现为官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矛盾。这里的官僚资本，指的是国企和党政机关中侵吞国家财产的中高级干部。李的道路，就是进一步放纵官僚资本侵吞工业资本，而习的道路则是将官僚资本约束起来走一条新路。

之前我国一直处于资本不足的状态，因此国家政策必然要向优待资本的方向倾斜。在80-90年代国企改革过程中，要解决原本工人当家作主却不作为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自然会模仿已经在广东和国外取得成功的资本代理人模式，也就是承包制、管理层收购、国企出售等等。在这一过程中，官僚资本以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为筹码，以牺牲过去几十年里享受超额福利的工人贵族为代价，换取到自己的超额利润，国家也获得整体经济发展，其中的腐败不过是一种必然伴随的产物。所以说，我国目前官僚资本膨胀的问题是解决建国前30年工人当家作主却不作为，导致国企效率低下问题的必然结果。

但是情况在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2013年中我国广义货币M2总额超过150万亿人民币，接近GDP的3倍，外汇储备超过3.4万亿美元，资本已经充足，改变资本优先政策已经具备前提条件；而过度膨胀的官僚资本导致国企管理效率再次下降，过大的贫富开支导致公共治安和维稳经费巨大，镇压的代价超过收买，改革具备了必然性。

美国金融资本的膨胀早已导致工业资本的衰落，他们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坐视曾经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逐渐去工业化，安慰自己说只要保持核心能力就没有问题，直到慢慢发现核心能力所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需要从大批非核心部门人员中选拔和分摊培养成本，但是已经积重难返。

我们建国后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西方，现在所有的路都走到了尽头，曾经被当做老师的发达国家全部陷入困境，没有一个摸索出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体制。中国必须向前杀出一条血路，找到既能约束官僚资本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法。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习获得四代领导核心的地位易如反掌。

可能的动作

斯大林反攻的契机在富农为了自己利益拒绝纳粮，导致国家工业化和战备受阻，这是阶级利益导致的必然结果。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国内军费开始大幅增长，这一结果说明强军备战早已是党内共识。当前战略机遇期结束在即，为应对新冷战需进行大规模战备建设，也就需要军费继续高速增长，在其他政府开支同时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必须大幅提高。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要大幅增收必然提高税率，官僚资本出于自身利益必然反对增税，这就与国家需求相矛盾。

是服从国家需求还是服从阶级利益，个人或许有两个答案，但整个阶级只会有一个选择——从没有背叛自身利益的阶级。如果国家不能满足阶级利益需求，他们就会变更国家政权，例如苏东剧变，这时军队就会成为唯一能够挽回局势的组织。在有历史可参考的情况下，官僚资本的领导人会试图在本阶级与国家的矛盾激化之前就改变国家。

曾经公开表态反对军队国家化的军委领导包括2001年3月和9月、2002年5月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2007年4月的胡锦涛和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7月的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军委委员出面反对军队国家化，说明推行这一主张的人话语权大到要中央军委出面才能压制的地步，国内只有中央委员及以上级别才有可能；虽然有些野生公知也鼓吹军队国家化，但他们根本不掌握话语权，和军委委员们的讲话毫无关系。将这些时间点与2002年11月召开的16大、2007年10月召开的17大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反对军队国家化思想的高潮都出现在换届党代会的前一年。

但在18大前后这一行动变得非常密集，2009年1月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4月的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5月的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政委刘晓江，2012年3月解放军报评论员、11月的李继耐，2013年4月的总政治部主任张阳、8月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都出面反对军队国家化，显示出异于以往的情况。密集反对自然因为积极主张，由此可见这几年一些势力对实现军队国家化的急迫——只有实现军队国家化掌握军权，改变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下主席一人掌握军队的现状，才能保证改变国家的行为不被军队横扫。

苏联解体时400万红军无所作为，首先是因为苏军已经去党化，没有坚定的政治核心带领行动，其次是因为苏军高层经营的走私生意使将领自己也变成了大资本家。所以国内要避免历史重演，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要自觉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从新闻联播报道发现，习对军队和军工企业的视察非常频繁，远远超过前两任；军队整风行动正在积极开展，力度比地方更大；接任以来国家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更加强硬；个人猜测，他对军费增加也会持积极地支持态度。从私人角度讲，他很可能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所以喜欢看，但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也是必然的行为。

习要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需要取得军队的支持，这就需要增加军费强军备战；对外强硬可以彰显面临的军事威胁，更有理由增加军费，并能获取军队支持；整风有利于强军备战提高战斗力，并获得军内积极进取人群的支持；可以打击军队国家化的支持者，保证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强军备战符合国家整体意志和利益，有利于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增加军费会对财政造成更大压力，可以为提高税收刺激官僚资本奠定基础；这个领域受其他人干扰最少，最不易被指责，最易做出成绩。

习首先专注加强军队工作，抓住了斗争的核心要素，以己方的最强点打击对方的最弱点，即使他人知道其意图也无可奈何，已经属于毛主席所推崇的阳谋。做好军队工作，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等待对方首先犯错。但即使掌握了军队，如果不能做出像改革开放、下岗这类重大政策突破和成功，实现持续十几、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他仍然无法彻底压倒对手并成为新的领导核心。

虽然农村土地流转、建立大型农业种植公司、农民进城搞新城镇化建设开发县城房地产市场的逻辑链条环环相扣，但这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和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在微观层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与生产效率。

很多时候国企拿着巨额资金、先进设备和优秀技能人才并不能做出优秀的产品，反而需要外协给私企加工，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体制问题导致的管理能力低下。国企的管理问题从50年代延续至今，早期主要缺乏奖惩激励，后期则缺乏对管理层的监督管理，最终导致发展困难。因此习的另一个挑战就是确立新的国企管理模式，证明国企能够做得比私企更好更有效率，否则李国企私有化的主张就有更多理由和支持者，组织路线的变更也就无法实现。

奴隶制社会以来，掌权者控制核心生产资源——人口、土地、资本——无限制掠夺社会财富，最终导致经济和社会崩溃。掌握力量的人能够掠夺超额利益，是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需要集体进行才能取得最大收益。在群体当中，由于单独监督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无法实施，因此领导职责和对本部门监督职责总是合为一体的，导致领导者的权力天然缺乏监管，膨胀倾向无法抑制。

要找到新的道路，关键在于遏制权力阶级无限膨胀的掠夺欲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遏制他们的权力，改变组织运行依赖同一批人同时实施领导和监管的局面。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远程监管成为可能，ERP系统可以将基层信息采集汇总到总部统一处理，处理信息的人无需兼具领导权，也不会产生比直接监管更高的成本。可惜目前ERP系统尚无法证明自己可以取代现有管理制度，不可能冒险实施，但应进行小规模试点以备未来。

另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建立国家财团。国内昆仑银行成立、国电预备成立银行等事实表明国企积累的资本也有向金融资本发展的趋势，国家财团正在形成。由财团控制工业企业，可以减少中低级官僚捞取超额权益的可能，减少官僚资本对社会总体压力的同时增加高级官僚的获益。与他们相比，阿里银行、苏宁银行等民企金融集团弱小得多，由此也能看到民间金融资本强烈渴望瓜分国有资本的动因。

第三条路线是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通过增加外销解决生产力远远超过消费能力的矛盾，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但当前世界经济危机远未过去，依靠市场手段大幅增加出口是不可能的；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虽然有作用，但要解决整个国家生产力过剩的问题同样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通过经济或军事手段摧毁日本、欧洲、美国三者中至少一个的工业生产，才能获得足够大的空白市场。

李一方面要推进国企民营化和权力社会化，另一方面要争取实现军队国家化，在无法确认军队不会干预之前，既要避免激进政治改革方案的提交，又要避免政府财政开支大增提高税率。要实现这些目的，他需要用加税之外的手段增加财政收入，还要抑制汪这样同样主张权力社会化的潜在竞争者；而为了更进一步，最好能够找到新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李在13年9月达沃斯论坛宣称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11月份召开的18大三中全会将公布经济工作思路，届时可以判断其工作方向。

不过不管怎么修饰，根本性的路线转变是不会有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也是从小职员起来的，一路上自己的领导、同事、部下构成了整个关系网，他们依靠同一类政策获得现在的成绩、地位和权利，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抛弃原有的政策，那就等于是对其他人低头认输，放弃自己整个关系网所占有的相当部分权利，这样的事情就算领导本人同意，他的同事、下属也不同意。反过来说，获得胜利的最高领导能够制止自己的同事、下属去获得胜利果实吗？那样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支持他？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最高领导和一个被架空的木偶又有什么区别？毛能做的事情，其他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不管局势如何变化，他们都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走下去，直到粉身碎骨或者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