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马拉大车——秦汉时期疆域变迁的一大特色 -- 江南水

北方篇

在整个农耕时代，长城沿线以北的广袤地区，一直都是农耕核心地区的严重威胁。为了应对这个威胁，农耕地区动用了各种要脸（打仗，战后设置郡县或者羁縻）、不要脸（和亲，其实这也是一种羁縻手段，就是有点儿那个）的手段，才堪堪维持住了局面。当然，偶尔也有hold不住的时候。值班人员有打瞌睡的时候，老虎有打盹的时候……，还是多些理解少些苛责吧。

长城，农耕核心地区的守护神，被误读了几十年（着重提示：是几十年，不是几千年。古人还不至于笨到，明知道没啥用，还不惜代价的维修他），被误读为农耕人的进取心不够。

笑话！

农耕人的进取心才无穷呢，他们连西南地区的犄角旮旯都不放过，还能放过啥地方？

长城以北实在是太不适合农业耕作啦，农耕人再有进取心，也很难对那嘎达产生兴趣。咬咬牙打下来倒是没啥大问题，后期治理咋办。比如说，农耕地区是尊老爱幼，因为老人是经验的象征，负责传递耕作经验，孩子是未来的希望，负责种族的繁衍，这一传统反映了农耕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游牧地区是尊重青壮年、轻视老人和孩子（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这是因为放牧、打猎是重体力活儿，非老人和孩子所能轻易胜任，更重要的是，出去抢劫的时候，只有青壮年才能胜任（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这一传统也反映了游牧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农耕人的进取心，到了长城沿线，也就到极限了。这好像是应该归太平洋的季风风向、海洋洋流等等来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就是这样，农耕人也没少在这些地方忙活，最主要的当然是安全需求，能占便宜的时候，他们捎带着也占点儿便宜，比如设置个把郡县。

为了北方的安全，农耕人没少付出代价，以至于，在今天民间还流传着“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其反映出的帝王的无奈和民间的疾苦，基本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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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之间的争斗，估计，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爆发，应该是在秦汉时期。

读那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农耕地区在忙活着统一，游牧地区也在忙活着统一。并且，几乎在同时，这两大地区都完成了统一。

也赶上那是个温暖湿润的好年头，农耕地区的各种生产蒸蒸日上，游牧地区的游牧经济，也是一日千里。两大高手诞生在同一时期，要是不过过招，实在是对不起那个时代。

双方交手的中心舞台，正是在长城沿线，胜负手则是在河套地区。

那年头，河套地区是长城沿线为数不多的既适合游牧又适合农耕的地区。游牧人占领了这一地区，不仅可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居家过日子，还可以直接威胁关中地区，当时农耕地区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之一，让农耕人不敢拿出更多的国力去应对其他方向；农耕人占领了这一地区，不但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还可以切断游牧地区的中部和西部的联系。

围绕着这个胜负手，双方都在此下了大本钱。公元前215年，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在长城沿线展开反击，其中的十万大军主攻河套地区，并且拿下了河套地区。可惜，没过几年，中原地区就乱了，秦军这次反击的成果，很快又被匈奴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夺了回去。感慨一句，内部理不顺，外战再牛X也是他娘的瞎忙活。

既然河套地区如此关系到生死存亡，农耕人岂会坐视他落在旁人之手。公元前127年，此时虽然早已经换了人间，但是，汉武帝还是派卫青率3万骑兵收复了河套地区。随后，汉朝在该地区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

要不是家底够厚实，光建设这两个郡，汉帝国就吐血身亡了（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后来，汉武帝推出的一系列财政政策，那么的不要脸，那么的变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否则，先前付出沉重代价换来的战果能不能保住，就不好说喽。何况，他老人家还想扩大战果呢。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后，长城沿线总算是消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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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战争史且还形成自己战争理论体系的民族，农耕人在打仗的时候，不会只盯着一个方向，不敢说他们能够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对付匈奴时，他们还是想到了“一点两面”。“一点”就是在长城沿线的正面战场死磕，“两面”就是在西北和东北做文章。简单说，这个想法就是：东西两方像钳子一样死死夹住你，正面战场击溃你，你愿意跑到北极去看极光，那就随你的便了。呵呵，想得到，不代表着能做得到，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能做到的，好像真的没有。

想到这一点的人，正是汉武帝，当时他小人家还不足20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率领一百多人，踏上西行之路，穿越匈奴领地，前去联系匈奴的死敌，大月氏，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共破匈奴。

问题是，大月氏如今在何处，谁也不知道。张骞等人此去，啥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那么，这个“远交近攻”的策略，还他妈的怎么具体实施啊？一个没法具体实施的策略，还他娘的有啥实质意义呢？

也就是刘彻那个满脑子理论的毛头小子敢想敢干，换个老成持重的老家伙，绝不敢拿100多真正的大汉精英去这么瞎胡闹，当时汉朝的人才储备，还没有富裕到拿精英不当人的程度。当然啦，当时汉人的气质，也跟这个充满异想天开的少年天子合拍：想到了就开干，管他娘后果如何呢。透着一股子混不吝的劲儿。

少年天子配少年帝国，很难说是幸还是不幸。

亲政后，尤其是在等了多年张骞没有回音后，汉武帝也明白了，当年的决定有点儿不靠谱，所以决定单干，汉朝单独在长城沿线反击匈奴。

说来也巧了，就在汉朝拿下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公元前126年，张骞九死一生的从西域回来了。虽然没有完成联络大月氏的皇帝使命，但是，张骞带回来的关于大西北的各种信息，在当时绝对是独一无二的第一手材料。当然，凭着回忆和口头叙述提供的这些信息，难免会不那么精确，但是，有总比没有强，对吧。

以前对西北的情况是两眼一抹黑，只能靠拍脑袋来做决定，现在好了，有了张骞带回来的第一手材料，再想对西北干点儿啥，就有情报依据了。

公元前121年，在霍去病的率领下，经过两次超远程奔袭，汉军拿下了河西地区。随后，汉朝在此地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个郡。

拿下河西地区，既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彻底清除了匈奴在当地的势力，又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匈奴人自己都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匈奴的失，正是汉朝的得，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原和西域之间的大门从此打开，丝绸之路开始从设想走向现实。

但是，从设想走向现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控制了河西地区，只是打开了丝绸之路的大门，出了这个大门，那边还是匈奴人的天下，因为西域各国早就被匈奴人控制多少年了。只要匈奴还依旧拥有西域这个后花园，他随时都可能咸鱼翻生。到那时候，汉朝将一夜回到解放前。

拿下西域，彻底断了匈奴人的念想，是汉朝必须做出的战略抉择，也就是史称的“断匈奴右臂”。汗血宝马啊、中原不出产的稀奇玩意儿什么的，不过是添在锦上的花，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

为了拿下西域，汉朝动用了软硬两手。软的很软，和亲乌孙。在和亲乌孙的时候，汉朝不光是搭上了不菲的嫁妆（其实，性质跟贡品差不多，称嫁妆好听一点儿），还令和亲公主遵从当地收继婚的习俗，再嫁给继任的乌孙王。硬的很硬，最疯狂的就属万里远征大宛了，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军两次远征大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让西域各国见识到了汉朝的大国实力，动摇了匈奴在西域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为此后汉朝在该地区的外交、用兵，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最起码保证了大多数国家不一边倒。

匈奴人又不傻，也知道西域是自己的最后一张牌，哪能放手，所以随着汉朝的战略西移，他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西部。双方围绕着西域的门户车师，来来回回打了五次，史称“五争车师”。直到公元前60年，车师附近的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汉朝才最终掌控了车师。第二年，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

车师到手，西域我有，车师的价值可见一斑。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的一个异想天开，汉朝官方开始通西域，公元前59年，汉朝正式在西域设置官方机构，历时80年，终于做到了“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匈奴就倒霉喽，没过几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就到长安觐见汉宣帝，对汉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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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东西两方夹击匈奴，那就有必要说一下汉朝在东边的动作。公元前128年，东夷秽君南闾率其部二十八万人，投靠汉朝；汉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苍海郡。这是因为前一年汉军出塞，让匈奴人收拾得鼻青脸肿，张骞又一去不复返，汉武帝逮着这个能恶心匈奴人的机会，岂会放过。

不过，建设这个苍海郡实在是太烧钱了（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两年后，汉朝就放弃了苍海郡。

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的目光又转向了东部。此举已经跟匈奴没多大关系了，而是当地的一股政治势力，卫氏朝鲜，让他觉得有了卧榻之忧。第二年，汉朝灭掉卫氏朝鲜，在此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个郡。

公元前209年，陈胜举起反秦的大旗后，整个中原地区又乱成了一锅粥。趁着中原大乱，在赵佗的带领下，岭南地区无声的宣告了独立，史称南越国。汉朝建立初年，受国力的限制，中原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默认了南越国的事实独立。

在此期间，南越国也抖了起来，吕后时，南越国在和长沙国（今湖南一带）的交界处，打败了前来征讨的汉军。借着此次胜利，赵佗的威望一下子覆盖了整个岭南，南越国的势力也乘势向西渗透进了中南半岛（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在赵佗的苦心经营下，南越国成为了继匈奴、汉朝后，东亚大陆的第三股势力。面对如此喜人的大好形势，赵佗也有模有样的做起了岭南天子（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但是，在南越国如此大好的形势下，却有一个他所不能控制的隐忧。别忘了，南越国事实独立的地位是建立在中原地区暂时无力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中原的中央政府发自肺腑的让他独立。一旦中原的中央政府腾出手来，是绝对不会再允许其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原因也很简单，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公元前112年，在解决了匈奴对长城沿线的威胁后，汉武帝的目光也投向了岭南。因为有先前秦军将士打下的良好基础（物质的、精神的），汉军此次南征顺风顺水，很快就平定了南越。平定南越后，汉朝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个郡，帝国的版图深入到了中南半岛东北部（今越南北部）和海南岛。

在治理这些新设郡县的时候，汉朝并没有把中原地区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强加到当地，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且，还不从当地收取赋税（只此一点，就表明了殖民和治理的本质区别）。当地官吏的俸禄、办公经费等财政支出，由就近的早已郡县数年的中原郡县供给（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除了这些平时必要的财政支出，汉帝国的中央政府，还得不定期的支付一大笔维稳费用（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

也就是说，汉帝国的这次扩张，非但没有给汉帝国带来啥实质的好处，反而是让汉帝国背上了不少财政包袱。个人认为，长期下去，这些财政包袱对国力的消耗，要比最初的征服对国力的消耗大上N倍。背着这些包袱行走几千年，帝国崩溃是正常的，不崩溃才是不正常的。

有人埋怨，冬天从哈尔滨坐火车去广州，要准备四季的衣服，以便随时换装，麻烦死了。这种幸福的烦恼背后，蕴含了多么沉重的历史代价，谁能说得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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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篇

西南地区在地质上处于亚欧板块、印度洋版块、太平洋版块的交界处，在这三大版块的相互作用下，使得当地的地形地貌极为复杂多样，最终形成的自然景观也奇伟瑰丽，令人惊叹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是一个天然的旅游好去处。但是，要在当地生活就比较困难了（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也还是欠发达地区嘛），要想在当地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那就更困难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望山跑死马的当地自然环境下，一个行政命令贯彻到基层，其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中原人探索的脚步还是没有放过这个地方。中原人对西南地区产生兴趣，要追溯到战国时期。

战国时代，为了取得对楚国的有利战略态势，公元前316年，秦国拿下巴蜀，公元前285年，蜀郡太守张若又南渡金沙江，占领了今天云南的丽江一带（取筰及其江南地）。楚国也毫不示弱，派庄蹻率兵沿江西上，抢攻大西南，以抵消秦国在西部给楚国的战略压力。（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

秦国一统中原后，虽然中原地区的各种大事儿一堆一堆的，但秦始皇还是偷空关照了一下西南地区，向此地派遣了一些行政管理人员（诸此国颇置吏焉。）。并且，还在此地修建了一些五尺宽（合115.5cm）的栈道，以方便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

汉朝建立初年，中原地区变成了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战国时的战争虽然残酷，但是各国的高层都是有历史底蕴的，知道什么该毁什么该留，所以战乱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有限度的，否则，秦始皇也不能马上就南征北战不是；秦末大乱时，是一帮土包子在闹事儿，他们经常搞出一些无差别毁伤的事儿，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就空前了）。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汉朝中央政府也就顾不上西南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公元前135年，这一年，出使南越的汉朝使者唐蒙，得知了源头在西南夜郎的牂柯江，可以直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回到京师长安后，唐蒙又去向来自蜀郡的商人印证，得到了确认后，唐蒙向汉武帝建议：马上向夜郎派遣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理那个地方，待到时机成熟时，汉朝就可以从牂柯江顺流直下，直取番禺，灭掉南越国。（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年轻气盛的刘彻，一听到这个建议，也是热血沸腾，立马派唐蒙去实施他自己提出的这个建议。

唐蒙还真不是白给的，带着一大批中原出产的绸缎等财物，在夜郎一亮相，就征服了当地人。当然啦，诸如大汉的军队压过来，你们都将被统统被诛杀之类的暗示，唐蒙应该也没少提（蒙厚赐，喻以威德）。强国外交嘛，软硬两手都得准备足了不是。

夜郎旁边的一些小部落，看到夜郎得到了汉朝的那些物质好处后，心中也痒痒的，他们自忖当地地势险要，汉朝拿他们没办法。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于是，他们也都决定去揩汉朝的油。（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

靠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大汉的天威，唐蒙顺利、超额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公元前135年，汉朝在夜郎设置了犍为郡。但是，郡之下的行政长官，不是来自中央的任命，而是来自于当地的部落头领（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原因很简单，当地人更懂得怎么管理当地人，中原地区的那一套在这嘎达不好使。

就拿农耕来说，中原地区没有梯田吧，这嘎达除了梯田就是梯田，咋整，只能由当地人来整，外人整不明白；还有一些人压根儿就不靠农业生产过日子，而是靠放牧生活，农耕地区的那一套在这些地区，就更用不上了。

换句话说，犍为郡太守只是一个中央政府在本地区的象征性存在，具体事务还得靠当地人自己来解决，虽然中央政府在这嘎达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虽然汉朝付出的物质代价很不菲，精神上也颇是委曲求全，但我不得不说，唐蒙的最初设想很丰满，事到临头的时候，现实却很骨感。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决定平定南越，安排了五路大军，其中的一路就是从犍为郡出发。但是，基于自己的小算盘，当地的部落头领，不但没有配合这次汉军的军事行动，反而杀掉了中央派来的使者和当地的犍为郡太守（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面对这个结果，汉武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反正战争机器已经开启了，停不下来了，在收拾完南越后，汉武帝捎带着收拾了西南。公元前111年，汉军平定云贵地区大部，汉朝在此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个郡。

在这五个郡的治理方式上，汉朝大体上遵循了治理犍为郡的成例。

整个西南地区，从汉武帝开始设置郡县到雍正完成改土归流，中原人在该地区大概是忙活了一千八百多年。佛曰：低头赶路，莫问前程。我说：种好今天的苹果树，管他娘最后是谁收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