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外，金川战争也给尚处在鼎盛时期的清朝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据统计，当乾隆十三年底傅恒抵达金川时，清朝户部的存银已经从乾隆十二年的三千二百多万两减少到只有二千七百万两。如果按照现代财务制度，这算资产负债表上的项目，体现的是货币资金在期初和期末的变化。

　　要是从现金流表来看，则压力更加明显——后人估计，前后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总共花了清廷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而乾隆初期帝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白银左右，直到乾隆二十年才突破四千万两。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帝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都填入了金川这个方圆不过几百里的无底洞。

　　因此，在派傅恒出征之前，收支越来越吃不消的乾隆已经决定，如果自己的小舅子能一战成功当然更好，但如果他仍然无法突破僵局，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以省币费，以惜人力”。换句话说，不堪重负的皇帝已经动了撤军的念头。

　　其实消耗是双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此时的金川方面，也到了几乎灯枯油尽的地步。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金川所在的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金川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在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能够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而且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当地农牧兼有，但无论牧业还是农业，水平都不高，因而经济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当初张广泗接管最高指挥权开始，清军就逐渐切断了金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我们一再强调，金川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战略纵横几乎没有，加之本地经济相当落后，因而清军实施全面封锁之后，金川军的供给只能靠吃老本来硬撑，时间一长，自然越来越捉襟见肘。

　　经过一年多的包围，等到傅恒来到金川的时候，当地土著居民已经处于绝粮断炊的绝境，即使莎罗奔土司驻扎的勒乌围和他的侄子郎卡镇守的噶尔崖，金川这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也不例外。据一些投降清军的当地人称，除了勒乌围还有极少量的粮食储备外，包括噶尔崖在内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断粮，几乎所有人都饿得受不了——“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他们还说，现在粮价已经涨上了天，一两银子最多也只能买到十五碗青稞。

　　另一方面，金川的人力资源也几近枯竭。当地人口只有数万，从中选出几千士兵已经是抽丁的上限了，尽管金川军胜多败少，而高高的战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保护，但莎罗奔毕竟没有乾隆那样几乎无限的人力补充，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损失无论多小可也是损失啊。早年曾在岳钟琪帐下屡立战功的大金川土司完全清楚对手拥有怎样可怕的资源，如果清军不顾伤亡持续进攻，自己这几千号人马迟早是要一个个拼光的。

　　看到这里，也许记性好的读者会有疑问了，你说得不对吧，前面不是写了，有不少西藏来的喇嘛加入了金川军吗，为此乾隆还曾怀疑藏王颇罗鼐和达赖喇嘛是不是别有用心故意派他们来捣乱，怎么现在又说金川军没有人力补充呢？

　　其实，乾隆当初的怀疑很可能是先入为主了，在皇帝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所有的藏人都是信喇嘛尤其是信黄教——即清朝重点扶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的，而事实上，金川人虽然属于嘉绒藏族，但他们却并非黄教徒，甚至，当年这些人连佛教徒都不是，他们信仰的是一种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宗教——苯教。

　　苯教即苯波教，在民间俗称“黑教”，它是藏区最古老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推行鬼神崇拜，许多学者认为它其实是萨满教的一种，“苯波”就是对该教巫师的称呼。苯波教曾是强盛一时的西藏吐蕃王朝的国教，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势微。

　　当时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十分激烈，甚至直接导致了吐蕃的灭亡——帝国的赞普（即君主）、狂热的佛教徒热巴巾被苯教大臣谋害，而扬苯灭佛的继任赞普朗达玛则又被佛教僧侣刺杀。群臣分别拥立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吐蕃各地陷入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强大的帝国最终解体，具体经过这里不再赘述。

　　吐蕃之后，随着佛教的再度复兴，西藏本土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苯教节节败退，其中心渐渐迁移到包括嘉绒地区在内的藏区边缘地带，而大小金川地区的嘉绒第一神山墨尔多，遂成为苯教新时期最重要的神山。今天，除了四川阿坝外，西藏林芝、甘肃甘南、四川甘孜和青海的部分牧区也还有少量苯教寺院存在，但该教早已不是藏区的主体宗教。

　　据说，被赶出西藏中心的苯教徒痛定思痛之后，明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吸收了大量佛教的经典教义和表现形式，形成了与原始苯教（俗称‘黑苯’）区别较大的雍仲苯教（俗称‘白苯’），这种新型苯教剔除了以往血祭杀生等诸多不合时代的旧貌，最后除了一些细节方面，其外形与藏传佛教已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大多数的苯教庙宇，第一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里的僧人也多按喇嘛着装，就连寺门上悬挂的都是佛教信徒赠送的“佛光普照”横幅，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这两种宗教有什么区别，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而清人更是如此，比如在当时的官方史料中，统统把金川人信仰的宗教称为藏传佛教之一的“红教”。

　　人们只有进入寺中，才能感受到苯教那些特有的标志，比如采用八字箴言而非六字真言，代表吉祥的卍字与佛教正好相反等等——与佛教徒顺时针转山转湖转经不同，苯教徒采用逆时针方式来转，这是双方一个明显区别。笔者也曾去过几座苯教寺院，记得当僧人介绍说寺内供奉的护法神是释迦牟尼时，不禁感慨万千，要知道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们大多来自被降伏的苯教神灵，如今到这里反而颠倒过来了。

　　在嘉绒藏区，苯教曾是这里的主体宗教，但现在即使在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地区（包括丹巴、金川和小金县），曾遍地分布的苯教寺院如今也很难看到了。苯教在嘉绒的衰落与金川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包括莎罗奔等人在内，嘉绒的土司们多信奉苯教，战争中金川军也获得了大多数苯教寺院的支持，而嘉绒藏区的苯教中心——金川的雍仲拉顶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不仅为莎罗奔出粮出力，还多次组织僧侣念经，试图通过诅咒杀死清兵。

　　因此，那些跑来支援金川军的喇嘛，大概并非佛教喇嘛，而是各偏远藏区偷渡来的苯教僧侣，他们与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并无多少干系。对于这些饱含悲情的殉教者来说，为莎罗奔（从留下的史料分析，此人很可能既是金川土司，同时又身兼苯教祭司）而死，很可能有着圣战般崇高的意义：在持续千年的漫长退让后，他们自认为已经退无可退，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苯教最后的圣地。

　　此事还可以从侧面得到旁证——清军胜利后，在乾隆皇帝的严令下，大量苯教僧侣或杀或关，当地的苯教寺院大多被迫改宗为黄教，只有少数当初支持朝廷的庙宇才得以幸免。身为嘉绒苯教的核心和金川土司的信仰支撑，雍仲拉顶寺更是被彻底摧毁，清廷后来在其原址上兴建了黄教的广法寺，乾隆亲自下令该寺由京师直接选派黄教喇嘛进行管理。

　　显然，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从金川战争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使得苯教的嘉绒最终变为佛教的嘉绒，因而他们也不太可能让自己人火中取栗，匪夷所思地为异教徒对抗强大的官军。

　　就在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金川土司莎罗奔偷偷给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绰斯甲安抚司去了一封信，后者当时加入了清军阵营，派土兵配合官军共同攻打大金川。绰斯甲土司战后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不断加官进爵，其统治一直延续到解放，这封信的内容因而能够保存至今。

　　在信中，金川土司恳请绰斯甲土司看在双方都是苯教徒的份上，别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莎罗奔写道：

　　“我促浸（注：大金川的别名）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都是《甘珠尔》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神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这一带传这雍仲苯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仲苯教也就完了。”

　　《甘珠尔》本来指的是藏传佛教大藏经，更确切的说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分，以与注疏部分的《丹珠尔》区别。前面我们说过，苯教徒逃离西藏中心后，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教义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中就包括学习对手也像模像样地搞出了苯教自己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莎罗奔这些话的意思是，请绰斯甲土司勿忘同教兄弟的情谊，不要支持异教徒，否则会严重危及苯教信仰的生存。

　　但是，绰斯甲土司并没有接受规劝，反而变本加厉地帮起了清军，究其原因，并不是此人天生犯贱非要搞窝里斗，而是他实在不敢把宝压在教友莎罗奔的身上。

　　为了支持自己的小舅子，乾隆可谓花了血本，亲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朕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朕实为之抱惭。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为此，皇帝下旨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京师、东北等地再增派三万五千名满汉官兵参战，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金川前线的清军总兵力已经突破了六万，这个数目很可能大大超过了金川的全部人口。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清军具有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微薄的绰斯甲土司怎么敢轻举妄动。

　　为了鼓舞士气，乾隆专门向金川前线的将士们颁发了谕旨，里面写道：

　　“金川用兵几及二载，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勇登先，摧锋陷阵，然亦非独士卒之过也。”仗打到这个地步，虽然有官兵们不努力的因素在，但也并不全是你们的责任，放心，朕是不会追究普通官兵的过失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对此负责呢？皇上说了：“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毫无谋略，畏缩懦怯，并未身亲督战，而且号令不明，赏罚不当，将弁因而效尤。至临阵时，亦择可以障蔽之地为全身计，惟令士卒冒险受伤，士卒独非身命乎？”显然，乾隆把主要责任推给了这两个倒霉蛋，宣称由于他俩的种种无能和怯懦，才给士卒们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其士卒两年以来，重罹锋镝饥寒之苦，虽在军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实为主将所误，咎归主将，则伊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皇帝打一巴掌揉三揉，再次声明，朕既往不咎统统原谅你们，即使要秋后算账的话，也要算在讷、张两个混蛋的头上。

　　“现在经略大学士傅恒赍往内帑银两，著将汉土军士，分别赏赉，以示投醪实惠，鼓励士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傅恒宰相已经带着白花花的银子来犒劳大家了，我这个小舅子与那俩混蛋可不一样，他一定会与大伙儿同甘苦共患难，你们好好跟着他干，今后不仅有机会改过自新，表现好的话赏赐还大大的有。

　　乾隆这里用了个成语——“投醪”，该词出自《吕氏春秋》，讲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民共苦，有好吃的但不够大家分，他就干脆不吃，搞来酒他也不独吞，而是“流之江，与民同之”——“醪”指的是江米酿成的低度数浊酒，至今浙江绍兴还有一条投醪河，也写作箪醪河，又名劳师泽，据说就是当年勾践倒酒的那条河。

　　皇帝此言也不完全都是缪赞，前面我们说过，为了尽快赶到金川，傅恒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后人曾统计过他的行进里程，发现傅恒平均每天要走二百里路，有的时候一天行程甚至超过三百多里，而即使每晚歇脚的时候，他也要连夜处理公文和报告，显然这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

　　鉴于火炮是唯一能威胁到金川碉楼的武器，乾隆下令，派技师到金川当地帮助清军铸造大炮，与此同时，他还把京师能搜罗到的几乎所有大炮都运去了前线，这些火炮五花八门，包括冲天炮、九节炮、威远炮等等，其中的一些在当时已经算是难得的重炮。当然，如何把这些大炮跨越山峦沟壑运抵碉楼脚下，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为傅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保障，但乾隆对这一仗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他偷偷指示自己的小舅子，如果能够活捉敌军主将莎罗奔和郎卡当然最好不过，可万一这些反贼“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也就是说他们要是病死或逃走的话，“而我兵能夺取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其用事头人”，那么我军只要能夺取敌方最重要的据点勒乌围或噶尔崖，或者哪怕抓住对方一两个头头脑脑，“即可奏捷献俘，迅速返京”，便能够对天下人有所交待了，到时候你就赶紧回来吧。

　　显然，皇帝是让宰相意思一下就得了，见好就收不必太较真，以免夜长梦多。但是，跃跃欲试打算大展宏图的宰相，却不是这么想的。

　　傅恒到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震惊四座——令马良柱诱杀良尔吉、阿扣和王秋。此举无疑顺应了军心，因为除了讷亲和张广泗之外，几乎所有官兵都断定这三人是金川军派来的间谍，大家宣称：“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

　　这话一方面确有不少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清军上下普遍推卸责任的习惯使然，既然仗打得这么糟，咱们又都不愿意对此负责，那么不如彻底一点儿，把战败的原因都推给间谍得了。

　　得知三人被杀后，乾隆立即宣布傅恒立下了大功，下令奖赏他双眼花翎。所谓“眼”是指公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圆，一个圆圈是一眼，清朝的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数越多越尊贵。清初，皇帝以及亲王、郡王、贝勒是不戴花翎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女儿的丈夫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及和硕额附即妃嫔女儿的丈夫戴双眼花翎，而五品以上的上三旗武臣即使立下大功，也只允许戴单眼花翎，文臣（不包括出任武职的文官）则连花翎都不许戴。因此对于当时的清朝官员来说，双眼花翎是难得的殊荣。

　　皇帝还在谕旨中强调，国舅爷对花翎不得推辞。原来，乾隆此前对傅恒日夜兼程赶赴金川的迅速行动十分满意，尤其是当他得知妻舅每天在数九寒冬“经天赦山，雪后道险”，路艰难得无法骑马，竟然只能依靠脚底板“步行七十里至驿”的时候，更是感动万分，下令赐他双眼花翎，但被一向低调的傅恒“固辞”，因此这回乾隆特意要求他“毋更固辞”。

　　来到前任讷亲驻扎过的卡撒大营后，傅恒见这里地势凶险道路狭窄，虽然敌人不容易打过来，可己方出击也很困难，调动起来十分不方便。不仅如此，清军驻地与金川军前哨相当近，近到了“与贼相望”的地步，而且周围到处都是做买卖的当地商贩，“杂处番民市肆中”的军营简直成了闹市，一旦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这怎么能行啊。

　　傅恒马上下令另找地方扎营，考虑再三，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总兵治大雄来办。大家也许还记得这个人，治大雄是云南昭通镇总兵，此前带领着手下几千名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来四川助阵。之前，他所率领的人马曾跟随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在镇压苗乱的战争中表现突出，因此老张到了四川后便特意将老下级调过来帮忙。

　　在惨烈的色尔力石城之战中，治大雄与任举、哈攀龙一起出阵，清军虽然惨败，但由于治大雄的队伍被安排在靠后的位置，因此基本没受什么损失，而身为张广泗老部下的他当然也没遭到哈攀龙那样的处分。老张垮台后，治大雄想必忐忑不安，但没想到新任主帅傅恒却对他和颜悦色刻意抚慰，上奏皇帝夸他“历经战阵”，还将“总理营垒”的重任交他办理。

　　傅恒并没有看错人，这支云贵部队在山地作战方面果然有板有眼，所选择的营盘地点非常合适。不久之后，治大雄因组织移营“措置妥协”，新老板对他十分满意并上奏皇帝请求表彰，乾隆很快赐予他孔雀花翎以示嘉奖，治大雄喜出望外，对傅恒自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治大雄这样显著的范例，张广泗旧部们的不安情绪迅速平定了下来。

　　事实证明，在为人处事方面，与吹毛求疵的讷亲以及任人唯亲的张广泗相比，傅恒实在是高明太多了，他不仅能让治大雄等清军旧将如沐春风，即使对明正典刑的金川间谍良尔吉的亲属，国舅也没有一棒子打死。除了良尔吉之外，阿扣的前夫、小金川土司泽旺还有两个弟弟，兄弟俩都叫朗素，为了区分，人们根据年龄分别称其为大朗素和小朗素。清军占领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之后，两朗素跟随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一起向张广泗归顺。

　　这三兄弟的命运各不相同，良尔吉因串通大金川泄露军机被傅恒斩首，而大朗素则与一些金川酋长的亲属一起被带到成都做人质，后来病死在一座寺院里。与两个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朗素对新主人忠心耿耿，带领属下协助清军与大金川军拼死战斗，其表现可圈可点，在马良柱部队进攻江卡战碉群，以及任举等人进攻昔岭的战斗中，都能看到他舍生忘死的身影。

　　后来，见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的间谍行为越来越大胆，小朗素怕受牵连，于是托病回家。傅恒到任后，立即启用小朗素，升其为小金川副土司，命他带领良尔吉的旧部在马良柱麾下效力，由于小金川土司泽旺懦弱无能基本就是个摆设，因此小朗素成了小金川土兵事实上的首脑。

　　这一招十分高明，弟弟接替哥哥天经地义，总比派个外人来指挥要好得多，而以勇士著称的小朗素一向颇得军心，因此良尔吉被杀后原本人心躁动的小金川部队很快恢复了平静。感受到主帅充分信任的小朗素也没有辜负傅恒的期望，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十分优异，史载“颇能出力”。

　　即使到了战后，在如何处置小朗素的问题上，傅恒仍然体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当时，四川当局担心小朗素早晚是个隐患，于是请求将他押往西藏，逼其在达赖喇嘛处出家为僧，并让驻藏大臣严加管束。在征询了首相傅恒的意见之后，乾隆颁下圣旨，宣布咱朝廷可不能过河拆桥，要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个有功之人：

　　“小朗素无可安插，不若令其来京。”既然小朗素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置，那就来朕的身边吧。乾隆的这个前提可以说十分巧妙，完全堵死了小朗素留在金川的可能，尽管知道他忠心耿耿，但皇帝和宰相也无法保证此人今后百分百可靠，既然这样，还不如放在自己身边更安全，况且，对于一个土著酋长来说，来到天子脚下并非惩罚，而是难得的殊荣。

　　“如伊愿作喇嘛，即令为扎萨克喇嘛。京中庙宇甚多，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不一其人，讲习经典，亦属便易。如愿还俗，当授以家室，给以二、三品职衔品级，以示优奖。”至于做不做喇嘛，还是让他自己来选择吧，如果愿意出家的话，就封他个活佛当，还可以让他拜章嘉等大活佛为师——“扎萨克喇嘛”是藏传佛教驻京高级僧侣的职衔之一，地位很高；如果不想出家想当官的话，就让其娶妻成家，给他个二三品的大官做，以示优待。

　　“即以大学士公傅恒之意，面加询问，并将已经奏明种种加恩之处，详悉晓谕。伊若必欲赴藏，则听其前往，如愿来京，着一面奏闻，一面委员护送前来。”你们把各种好处详细说给他听，务必要让他了解清楚，如果他真地想去西藏的话，那我们当然不拦着，但如果他想来北京，我们也会好好安排。朕尊重他的选择，你们还要告诉他，这也是首相傅恒的意思。

　　“俾众土司知曾经出力之人，即蒙格外施恩，优加录用。庶人心皆思奋勉，是亦鼓励番众，永辑边疆之一策。”我们要让土司们都知道，朝廷绝对不会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只要他们好好效忠，朕肯定不会让他们吃亏。这也是我朝优待少数民族，保障边疆长治久安的国策。

　　这道圣旨相当有水平，尽管再三强调尊重小朗素自己的选择，但清廷其实只给了他两个选项：要么去西藏，要么进京，其他一概不予考虑。权衡再三，小朗素最终同意进京，可惜的是，虽然这位勇士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他习惯了高原高寒环境的身体却对内地疾病毫无抵抗力，走到西安的时候便染上了天花，不久病死在那里。想必直到死的时候，小朗素对傅恒仍充满了感激。

　　就这样，情商极高的国舅爷在官场上几乎征服了所有人，那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