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初期的政治与经济问题 -- 语迟
家园 人民公社不是一步到位的，是逐步发展的。 50－57年就是这个过程，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些都是集体力量的体现，人民公社成立后，还逐步发展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本都是证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地方。
你要论证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比较1949年以前与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实际上享受了毛泽东的基础成果，包括全国范围的水利建设，文革十年基本完成的普及教育。
家园 广州会议很重要，但被很多人选择性忽略了！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敬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调查证明，自从1960年11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农村形势已逐步好转，但还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分配问题、食堂问题等。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党中央认为，必须在总结过去3年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把农村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为此，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61年2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各调查组汇集于广州，同部分地方负责同志一起，在毛泽东主持下，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11日至13日，中共中央分别在广州和北京召开了“南三区”会议(即华东、中南、西南)和“三北区”会议(即华北、东北、西北)。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毛泽东主持了“南三区”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主持了“北三区”会议。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在“南三区”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月13日给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到县、社、队进行调查。他还在“南三区”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信中希望中央领导同志下去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信中还指出，对上述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各级的第一书记，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这两个会议对于恢复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线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3月14日起，这两个会议合并为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继续进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还对“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的分析，指出，“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一书记要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强调说，“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一方面强调“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制定了具有操作性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开始调整。
通宝推：阴霾信仰,西安笨老虎,家园 贴这种文字，就要接受两边的批判 寒秋跟你大谈特谈毛的功绩，比如水利什么的。而我要说的是，毛做这样的总结仍然只是表面文章，暂时放手让周等实干派去把国家经济搞的稍微好一些，然后毛又可以继续折腾了。因为毛对大权和意识形态方面是从来都是牢牢不放手的，根本不会也不可能真正去承认他的错误。后来的文革乱成那样，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反省，甚至变本加厉。
家园 黑翼兄，看到你这篇回帖，本狐一下子就轻松了！ 家园 为什么？何解？ 家园 再转一段，看看老毛的真实态度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
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
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刘少奇看到了错误，顶着身家性命也要与知遇之恩的老大翻脸，可见的现实社会情况有多么悲惨，但是老毛不仅不肯承认错误，甚至不惜把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可见的老毛根本就是偏执狂一意孤行，他勉强承认的表面错误根本就是在为下一次打击积蓄力量，太言不由衷太可怕。
家园 刘看到了错误。。。你可以查一下刘在徐水县的讲话是什么时候 同时期毛在干什么，说了什么。还有286给四川摊1000万亩万斤田指标的时候毛在干什么，又说了什么。
一个党的主席和开国领袖，开会被封锁，骂娘也不灵，讲话被窃听，秘书被策反，还要背黑锅，也够冤枉的。
通宝推：surfxu,家园 这种人估计已经教育不好了 家园 客观地说，主席也热过一阵 58年，农业部向中央汇报，全年粮食产量有望10500亿斤。
丰收在望是大家都看到了的，但能不能增长这么多（58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说：57年粮食总产3700亿斤）？主席不落底，建议保守公布：7500亿斤。
7500亿斤是啥概念？当年人口6.6亿，人均粮食产量568公斤，接近2013年人均442公斤的1.3倍。
从另一角度看，7500亿斤，按当年粮食播种面积算，亩产不过392斤！考虑复种系数，按年产量算，亩产也就600斤左右，即便是50年代，产个800斤，并不罕见，何况此前已经出了10多个千斤县。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主席是真心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过关了，他甚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样，开始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设想起少种、高产、多收，学学美国休耕，也能搞高大上的花园式农业。
主席是热过，但热的时间不长，把炮击金门那段处理得差不多后，把手腾了出来。10、11月份，视察湖北时批评王任重浮夸、放卫星，在郑州会议上开始布置纠左，这时，他的大多数同事还都烧着呢，和他哓哓争辩，打算趁大家穷赶紧过渡到共产主义！
59年接到春荒报告，发下给六级干部的信，转而强调“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没有这封信，59年播种面积下降就不会只有9.1%了（58年粮食播种面积19.14亿亩，粮食总产量3953亿斤，平均亩产206斤。59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为17.4亿亩，较上年减少9.1%；粮食总产量3394亿斤，较上年减产14.15%；平均亩产195斤，较上年减产5.6%。而59年初书记处批准的农业部计划是粮食播种面积不低于16亿亩。）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主席并报中央：
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之后，农业部留下了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举行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八届六中全会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农业生产方针，拟订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农产品的收购计划、农村劳动力的安排计划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厅（局）长同在北京开财贸会议的商业厅（局）长就农产品产销计划分省签订了协议书，带回请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后执行。
在农业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如获同意，请中央批转各地。
（一）要继续鼓劲，不可松劲。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的生产指标，不能动摇，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完成，并力争超过（争取达到粮食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一亿二千万担）。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通过的十大倡议必须努力实现，不仅完成粮、棉生产计划，还要力争油料、麻类和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和商业厅（局）长签订的农产品产销协议，也必须认真履行。
（二）为了实现粮、棉、油、麻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的增产计划，除了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外，还必须保证一定的播种面积。实行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和耕地三三制的伟大理想，必须有步骤，必须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九五九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不能减的太多。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市、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指标。
（三）达到了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必须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和食油六百万吨的计划才能实现。例如，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越冬的大麦、元麦和蚕豌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己比上年减少约七千万亩），要做到总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亩产量就必须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二十斤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由于缩减了薯类所占的比例，减少了杂粮的播种面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上年并没有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也不会增加，因此，水稻和小麦的亩产量则必须提高一倍。这显然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播种面积再减少，总产量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棉花和油料作物等也是如此。这一点，希望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四）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系统地总结和充分地运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切实认真执行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肥料问题，土地深翻了，也密植了，肥料如果跟不上去，那就反而有减产的危险，必须为麦田、油菜田搞到充足的追肥，也要为春播准备好充足的基肥。现在积肥造肥的情况，同增产指标的要求不相适应，有的地方甚至不如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必须立即让肥料挂帅，大搞群众性的积肥造肥运动，积极发展土化肥，不仅要求肥料的数量多，还要求质量好。并且推广三圈（牛圈、猪圈、羊圈）到田，田头积肥、沤肥和熏肥，运肥车子化，改进积肥运肥的方法，节约劳动力。当然，冬麦和油菜的田间管理、冬修水利、副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备耕工作也是不能放松的，要以积肥为中心把这些工作带动起来。
（五）牛马驴骡等大牲畜，一九五八年的发展情况还是不好的，在一九五九年必须“翻身”。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十大倡议中提出的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的指标并不高，工作做得好，每一百头适龄母畜可以繁殖驹子六十五头左右，适龄母畜在全部大牲畜中约占三分之一（个别地区有高有低），就是说，繁殖率可达大牲畜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除去正常淘汰和非正常死亡，百分之十左右的净增率是不高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负责同志亲自认真抓一抓，使大牲畜在一九五九年获得跃进的发展。
（六）目前农村中，劳动力是很紧张的，必须合理安排。使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该不少于农村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否则，耕作势必粗糙，粮棉油增产指标的实现就没有保证。用于水利工程的和调出支援工业和交通的劳动力都不能过多，社办工业主要应该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和加工工业。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大搞工具改革，实行半机械化，把农村中现有的机械尽可能地综合利用起来，列入一九五九年国家计划的农业机械，特别是排灌机械，要求在春旱季节以前尽快生产出来，把城市和厂矿中的一些残破的弃置不用的而又适合于农村使用的机械加以修理，送到农村中去，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劳动工效。还要看轻活重活分别使用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要分轻重缓急，适当地灵活调度劳动力，既要避免劳动力的浪费，又要使分配在各个方面的劳动力能够分工协作，相互支援。
不应该把吃好、睡好、休息好，劳逸调剂，同提高劳动效率对立起来，吃好、睡好、休息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劳动者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干劲更足，劳动效率更高。
（七）一九五八年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一套经验，例如鸣放辩论，现场会议，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种试验田，干部参加劳动，以及“一年抓四次”，书记挂帅，全党动员等等，是在生产运动、向自然作斗争中，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一些具体的比较成功的经验，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稍一松劲，一九五九年的增产计划便有落空的危险。
（八）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厅（局）长已经同商业厅（局）长分别签订了农产品产销协议书，化肥、农药、农械、农机具以及修配制造农具所必需的原材料等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协议书还没有签订，希望早日签订。
并且建议在厅（局）长所签订的协议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化，认真推行合同制度，由县的商业部门与人民公社签订农产品的出售和收购合同与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合同，双方负责认真履行。这样，通过合同制度来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农业生产计划和农村商业计划的实现。
以上报告，当否，请示！
农业部党组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照此执行。凡是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减少过多的省份，都应当再做调整，增加一点。一般省的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都应当力求做到按全省城乡人口平均每人两千斤，全国一万三千亿斤，向这个目标努力，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粮食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的任务。同样，棉花一亿担、食油六百万吨，以及大家畜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等指标，都必须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必须鼓足干劲，继续苦战，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首先争取小麦、油菜和早稻的夏季大丰收。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如果说主席是发了一阵热的话，刘邓算是“发烧”，而且发烧时间更长，这方面的资料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在这里要客观说一句，刘只是也发了一阵烧而已，具体、直接的部署应当不算多。
58年的一线分工格局是刘主持政治局会议、邓主持书记处、周主持国务院，在八大五中全会后，成立了几个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具体部署归书记处。当年书记处发文是直接用中央名义的，连总理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所以，陈云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所以，小平同志讲：宜粗不宜细。
所以，本狐对其睿智还是很钦佩的。
通宝推：乾道学派,家园 你这个恰恰不客观 八大之后，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书记处的地位大大上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架空了政治局。这一点就是你说的：
58年的一线分工格局是刘主持政治局会议、邓主持书记处、周主持国务院，在八大五中全会后，成立了几个小组，直接对中央负责，具体部署归书记处。当年书记处发文是直接用中央名义的，连总理都要向书记处汇报。
你仔细想过这种局面为什么会出现吗？
以当时邓的资历、权力，即使他再想抓权，也是不足以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么一定有某种外力在推动这种局面的形成。结合56年、57年、59年毛对邓的几次评价，特别是毛59年关于正帅、副帅的言论，就知道恰恰是毛在推动这种局面形成，实际上也只有毛有能力推动形成这种局面。
你的那段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毛直接指挥下的书记处架空了政治局，周向书记处汇报工作，你觉得周真的是向邓汇报吗？其实邓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如果如你所说，大跃进是邓独断专行，不听毛的指挥，才酿成惨重后果，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和之后的历史发展对不上。第一，邓本人当时没那么大权力，如果很多决策是邓私自作出的，像周、陈云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反对和抵制，毛也不可能听之任之。第二，在此之后，邓几次沉浮，我都没看到罪名里有大跃进一条。而且，还要说一件事，刘被开除党籍，罪名是工贼、叛徒、内奸，中央文件中列举了大量“罪状”，基本都是解放前的事情，对刘解放后的“罪状”一笔带过了，也根本没提大跃进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把大跃进算作刘、邓的罪状，完全没有根据，连毛都没这么说过。
我一向认为对毛的评价应该是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刘、邓很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 复 你这个恰恰不客观
家园 你完全是凭想象，不仅是想象历史，也想象别人的“观点” 七大形成的中央机构不能适应建国后的局面，中央52年就在考虑八大和中央机构调整的事儿了。
借鉴苏联经验，把决策和日常执行分开，设立书记处，没那么多阴谋论。
以当时邓的资历、权力，即使他再想抓权，也是不足以造成这种局面的，那么一定有某种外力在推动这种局面的形成。结合56年、57年、59年毛对邓的几次评价，特别是毛59年关于正帅、副帅的言论，就知道恰恰是毛在推动这种局面形成，实际上也只有毛有能力推动形成这种局面。你的那段话其实已经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毛直接指挥下的书记处架空了政治局，周向书记处汇报工作，你觉得周真的是向邓汇报吗？其实邓不过是个代理人而已。
八大本来就有搭建接班梯队的意味，在几个一方诸侯里，年龄合适、能力也行又没被高饶牵连的，还有哪几个？
让毛刘周朱陈还兼着日常决策执行的书记处，那和七大有啥区别？能适应建国后那种繁复的政务？
还架空政治局呢？政治局兼了书记处职能，还设书记处干嘛？
日常决策和执行在很多时候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作为一个负责日常执行的机构，权力越来越大，是很常见的机构演变过程。举个例子，为啥首席执行官（CEO）权力越来越大？从中国历史来看，机构演变也有这种规律。
第一，邓本人当时没那么大权力，如果很多决策是邓私自作出的，像周、陈云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反对和抵制，毛也不可能听之任之。啥叫都热？周不热？陈不热？
彭德怀在庐山说：增产30%以上是肯定的。李先念还反对农民自留地产量不征购呢。
这当中，刘邓热得超出群侪而已！
刘在大跃进里的狂热，不用本狐在这里一一列举，太多了。
至于邓，书记处确实责任很大。啥站谷堆、1000万亩万斤田等热度不提，书记处究竟是怎样履行职责的？
比如，57年反右：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这难道就是举重若轻？
60年下半年，粮食问题暴露，中央紧急出台了“12条”：
第三节，1960年底、1961年初，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一步了解农村的情况。邓小平、彭真同志认为农村有了12条就行了，不需要作新规定了。毛主席还说不行，农村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调查。他亲自带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了广东、湖南、浙江调查，搞出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然后小平同志主持搞了国营工业70条；接着搞商业、手工业、国防科学、文艺等一系列条例。毛主席说，光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条例，具体工作路线。
工作方法问题也怪主席？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阴霾信仰,
家园 主席是头脑发热过，不过主席也是最早开始纠偏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毛主席肯定并倡导的，这个领导责任是他老必须担戴的，介个无法用“不在第一线”来推脱。毕竟从反冒进时起，这风是他老掀起来的！对下边报上来的高指标也有过半信半疑的时候，至少没有断然否定，也有过一系列错误的指示。但他老也是最早退出狂热状态而随之而来有一大串纠偏的指示。问题在于：毛的错误指示被人大大张扬，那毛的正确指示为嘛没被贯彻涅？这一点常常被后人有意无意地无视的。。。。。。
286发明了一个做法叫“拔白旗插红旗”，也就是用组织措施，把干部的政治生命与浮夸指标挂钩起来，逼得大家不能后退。这个问题今天是被刻意掩盖的。
通宝推：西安笨老虎,老老狐狸,家园 原来拔白旗插红旗是他提出来的 家园 科学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谁在大跃进期间犯有严重错误？ 原作者好像是赵坤，没核实。
一、党史第二卷描述大跃进教训的春秋笔法
为了混淆是非，把所谓错误扣到毛主席一个人头上，《党史》第二卷第500页至503页“四、‘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是这样运用春秋笔法的；……
二、毛刘周陈邓五人大跃进时期的著作情况
《毛泽东文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陈云文选》、《邓小平文选》都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于1990年代编辑出版的，即在均在“决议”之后几乎同时编辑出版，有可比性。人都是一批人，指导思想都是一种指导思想。因为这些著作集不是全集，即不是他们那一时期所有文字的集合，所以哪些文章收入选集，哪些不收入选集，一定很有讲究。因为“决议”的基调是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肯定刘周陈邓等人为纠正这些错误做的努力，所以为了证明“决议”的“伟大”和“正确”，一定会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文章：
如果此一时期毛泽东有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肯定入选“文集”。
相反，刘周陈邓四人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而此一时期他们的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文章则不一定入选。
之所以说这种推断是合理的，还有一个根据，陈选和邓选都是经过本人审定的，他们又都是出台“决议”的男一号和男二号。你想想。
1958年1月至1960年12月，整整三年，《毛泽东文集》收录文章69篇，《刘少奇选集》收录文章1篇，《周恩来选集》收录文章3篇，《陈云文选》收录文章5篇，《邓小平文选》收录文章2篇。不愿随声附和做跟屁虫的，应该把这80篇文章找出来，看一看，比一比。
三、“大跃进”期间哪个主要领导人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那么，是谁造成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不是官方说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我们来翻一翻1958年——1960年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这一时期的著作看看他们说了什么来判断判断。
（一）刘少奇说了什么
……
大跃进期间的只有1958年5月30日《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篇文章。
……
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二）周恩来说了什么
……
“大跃进”期间的文章三篇，《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
同样合理的解释是，他此一时期的其他讲话、文章均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而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一篇没有。
（三）邓小平说了什么
有人认为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中央一线第二位的领导人，后来实际上也是“刘邓”并列的。贵为党中央副主席，党内排名高于邓小平的陈云所领导的财经小组，也要时不时向邓小平领衔的书记处汇报工作，比如拟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陈云组织冶金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研究反复研究财经小组取得一致意见后，专门向书记处进行了汇报，书记处批准后才提交政治局、毛主席讨论批准。
邓小平没有选集，他的重要著作收录在《邓小平文选》里，《邓选》共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1993年11月在全国公开发行。第一卷收录了1938年至1965年的重要文章，第二卷收录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文章，第三卷收录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邓选》在“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两篇，《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
同样合理的推断是，小平同志此一时期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讲话、文章，肯定不会入选，否则与“决议”的基调自相矛盾。我们同样也不能相信，党务、政治、经济等等全都分内的书记处，其负责人三年内只有这么两篇文章。最起码的，1958年制定1959年钢铁指标时，财经小组向邓总书记为首的书记处汇报了的。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小平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的文章、讲话一篇没有，其他讲话、文章均是明显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因此不能入选。
（四）陈云说了什么
陈云建国前长期负责组织工作，是中共“五大书记”之外的第六大书记，比邓小平的地位高得多，建国后陈云一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云一生重要文献收录在《陈云文选》中，《陈选》共三卷，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辑，1984-1986年出版，至1995年5月再版，收入陈云同志1926-1985年的重要著作一百五十三篇，其中“大跃进”时期文章五篇：
1.《总结经验是提高自己的重要方法》和《保证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的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是陈云同志1958年12月23日和26日在全国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杭州现场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总结。讲话和总结指出1958年基本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分析了这些问题的原因，要求基本建设必须重视工程质量，从基本建设实际出发抓好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比较务实。但，这只是工程质量的具体问题，还上升不到国家层面的经济工作问题。
2.《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1958年6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1959年4月陈云同志给财经小组诸位同志写了这封信，主要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最近就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想了几点意见”。
“先说缓和市场紧张状态问题”，“一、粮食要省吃俭用”，“二、组织猪、鸡、鸭、蛋、鱼的供应”，“三、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四、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五、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再说编制1960年计划的方法问题”，两个方法，即编制计划时谁加上谁等于谁，别忘了还要考虑什么什么因素。
从这封信中看不出有急于求成的情绪，但也没有一句防止急于求成的话。
3.《落实钢铁指标问题》。人们在批判“大跃进”时，一般都揪住亩产万斤和大炼钢铁说事。很多人说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如何如何，我们看看陈云在1959年怎么说的。
1959年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陈云在会上就钢铁指标问题做了长篇发言。
“钢材的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的问题”。陈云认为1959年钢材指标900万吨、钢产量1300万吨是比较可靠的，全年钢产量1500万吨也是可能的。
在生产组织上，陈云对土法上马是支持的，“洗煤是提高铁和钢的质量的关键。……解决焦炭质量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洗煤问题。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以生产一千九百五十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大部分是简易洗煤厂，设备正在专案解决)可以生产五百五十万吨，两项合计是二千五百万吨。另外，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二千万吨。”洋法土法几乎各占一半。“炼焦方面的建设规模……加上发挥原有的炼焦能力，也只能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即一千万吨，仍然需要用土法生产来解决。自然，洗过的煤，用土法也可以炼成好焦，但是还要掌握好技术。对此，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关于耐火材料。……这些原料，用机械化开采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陈云并要求，“即使政治局同意把钢材产量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产量初步定为一千三百万吨，也请政治局再给财经小组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冶金部的同志提出的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的意见。”
今天人们对1958年土法大炼钢铁颇多微词，但是当年人们并不那样看，起码陈云到1959年5月对土法大炼钢铁还很支持，这其实也说明当年土法大炼钢铁确实解决了不小的问题，远远不是今天人们认为的那样，一说土法就全是缺点，谁主张土法谁就是极左，完全不是这样。
1959年中国实际完成钢产量1122万吨，没有完成陈云主张的争取指标1500万吨，也没有完成可靠指标1300万吨，这说明1959年的钢铁指标确实定高了。
但是从整篇讲话看，陈云对于1300万吨的钢产量是经过全面考虑、认真计算的，听取了冶金部六次汇报，还综合了国家计委重工业计划局、国家经委冶金局的意见，财经小组经过了研究，“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也都意见一致，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也开会进行了讨论，然后提交政治局。应该说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绝对不是今天某些公知想象的那样某人拍拍脑袋就定了的，更不是毛泽东同志一言堂、家长制说定就定的。
5.《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政治局讨论同意1959年钢铁指标后，陈云同志于5月15日给毛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基本内容是坚持前文的观点，大意是钢材指标900万吨、钢指标1300万吨，冶金部认为指标太低了，有分歧。陈云请求毛主席，“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从以上五篇文章，我们看到，陈云同志对基本建设工程质量是比较重视的，而且对1959年钢铁指标估计有点高于实际。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陈云同志抵制或纠正左倾错误，但也不能因此断言说“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对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也无法证明陈云没有责任，起码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从《陈选》的出版年份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如果陈云此一时期有反对或纠正“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著作，肯定会收入文选;而如果此一时期的文章显示有比高估钢铁指标的错误更大的话，则不一定入选。
不过，八、九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否定甚嚣尘上，对“大跃进”全盘否定之时，陈云还同意把前面两篇钢铁指标的文章收入文选，可见陈云是实事求是的。同时，也让我感到，陈云的这种错误可能在当时与他人相比可能是十分轻微的。
（五）毛泽东说了什么
我们都知道，1958年——1960年这几年是中国发生大事比较多的年份。这一时期美蒋勾结演出一幕幕阴谋剧，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阻止台湾独立阴谋;西藏发生叛乱;中印战争;与苏联决裂等等。经济建设仅仅是毛泽东考虑的一部分工作。那么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翻一番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选集》曾经公开发行过五卷，前四卷收录了从1925年12月1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1949年9月16日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中国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已经不再发行的第五卷也只收录到1957年11月18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毛选》中我们看不到1958年及以后的重要著作，但是199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八卷《毛泽东文集》填补了这个空白，其第七卷、第八卷时间跨度为1956年1月至1975年7月。这两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58年至1960年的文章、讲话、信函、批示等69篇，其中经济方面的或涉及经济工作的29篇。
……
以下是毛主席这一时期有关经济工作的部分文章，大家来看一看老人家是不是“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1.《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收入文集。这篇文章通篇都在大力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反对急于求成。例如，“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
这多年来，有人说毛主席只提倡粮食生产，反对商品生产，纯粹胡说八道。其实毛主席早在1956年6月14日在谭震林等人的报告中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批示中就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2.《记者头脑要冷静》。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21日与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说：“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瞒产和虚报都是错误，但性质有不同，瞒产是为了多照顾农民利益，虚报是急于求成，在这两者之间，毛主席旗帜鲜明反对急于求成，连着说了三个“危险性”或“危险”。对于瞒产，毛主席却给予了同情，说明他是站在农民角度考虑的。其他领导人对瞒产和虚报的态度，我们从他们的著作里找不到，是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还是今天有什么不方便?
吴冷西同志1987年发表了回忆录《忆毛主席》，第七章回忆了毛主席1958年10月找他谈话，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慎重报道高指标、浮夸风，要做“冷静的促进派”。第八章“实事求是”，回忆了1958年11月包括这次的多次召见，以下是吴冷西同志回忆录中关于第二天，即11月22日找他谈话的一段，回忆录中的标题是“头脑发热”，照录如下：
“第二天(11月22日)晚上，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11月22日)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又说，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年)预计炼出的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谈到这里，毛主席说明他找我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他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看一看，毛主席“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吗?
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1月23日：“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写报告要有依据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今天一个科长拿着没有依据的报告给处长看，处长肯定扔出去。但是，当年党中央主席看到的十二个部的十二个报告却连基本的依据都没有。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接着，老人家对扫盲、绿化、除四害三个方面的急于求成斩钉截铁地说不信。“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对这一段笔者有三点说明：一是从下到上造假很严重;二是对于下面的造假，中央有人信，谁信不知道，反正毛主席不信;三是1958年钢产量1100万吨，老人家不信。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从这一段看，毛主席的心与群众是连在一起的，对于群众抵制上级乱下命令的“造假”是支持的，但是官僚阶层却是他们对立的，这对于我们理解老人家发动文革也许有帮助。
4.《一个教训》。
1958年11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的检查报告上长篇批示，其中一段：“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明显是反对省委给县乡下达的指标太高，提醒他们下任务不要超过群众的承担能力，同时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哪里有丝毫的骄傲自满、急于求成?相反是批评他们把指标定得太高，“千钧重担压下去”。
5.1959年3月15日《党内通信》。
这期间毛主席有三篇《党内通信》，越过中央办事机构越级向下呼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毛主席这么做?搞不懂，但可以想象老人家按照工作渠道实在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达下去了。
第一篇，1959年3月15日的《党内通信》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针对当时把公社甚至县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共产风”做法，毛主席要求把小队做为基本核算单位。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不同意见，可能别人嫌他进入共产主义的脚步太慢，他只好要求听听群众的意见。“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对于已经做了决定的河南“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结尾处是“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6.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
这一篇也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结尾处是“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
以上这两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讨的语气，没有哪一句有丝毫的骄傲、武断。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法时就像一个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字那样耐心，甚至叮嘱“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由此可推断当时的“热度”有多高，这位党的主席不得不泼泼冷水降降温。
7.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
这第三篇《党内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直接写给小队级干部是不是反应了他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无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一共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政治老师讲大跃进时亩产多少万斤如何如何，说毛主席出身农民居然还信亩产万斤。当时我虽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现在明白了，老人家连亩产八百斤都不信，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如果全党，甚至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像他老人家一样这么冷静，后来的饥荒可能要好很多。在这里，毛主席允许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也许，高指标从中央到省、县一路压下去，毛主席很无奈，只得号召基层群众对抗高指标。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人“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记得曾看过批判“大跃进”期间无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见，密植错误不能按在毛主席头上。毛主席反对的态度多么坚决：“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张“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层领导，而且不在少数。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储一点”，“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能说这是急于求成吗?如果这能形成党内共识，后来饿死人的事会少很多。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讲真话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从党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强调讲真话来推断，当时“浮夸风”是多么严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如果我错了那是最好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和焦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证明了老人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证明了老人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传朱总说的那样，“每次大家反对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证明大家是错的，他是对的”。革命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是如此。是谁在一直唱高调，导致后来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绝对不是那个唱高调的人。
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民公社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要消灭生产队所有制，批评了“共产风”。与他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反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他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今天全国2000多个县长不知有哪个还亲自起草会议纪要。
党史第二卷胡说八道什么人民公社既要全面负责这，也要全面负责那，“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1]，妄图把“一大二公”的帽子推给毛主席。可是读了毛主席的书，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始终是坚持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到底是谁一直抵制毛主席划小核算单位的要求，坚持“一大二公”?又有谁有这个能量呢?
9.《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批评“共产风”是“劫财”。把“共产风”说成是“劫财”，意思是谁刮“共产风”谁就是劫匪。可见老人家对“共产风”是多么痛恨。
10.《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道：“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见，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11.《粮食问题》。
1959年7月5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了长篇批语。其中一句：“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以前总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只种粮食，不给自留地，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边。
12.《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谈话的一部分，这些谈话中，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指导意义。文章很长，建议朋友们读一读。比如其中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耳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比如“‘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这不就是特色理论吗?
13.《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后，针对当时重新刮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写了长篇批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党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产风”、浮夸风。对比毛主席1958年起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语气，起先是商量的口气，后来越来越严厉，到1960年春开始比较严厉了。其实毛主席是一贯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长制作风武断命令，从这几年纠风态度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至于到1960年春开始有些“不处理不行”的语气，绝对不是武断。
14.《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当时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一个退居二线的党中央主席，亲自起草这样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中央”对几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显示出毛主席对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义不满。
15.《彻底纠正“五风”》。
1960年11月15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批示，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到1960年底，“五风”还是很严重。毛主席关于纠风的语气也越来越严厉，但这不是野心家们说的“武断”，而是一种“焦急”。
这个批示中有这样一段：“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这里说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这个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据是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但肯定不是刘周陈邓主持起草的，否则肯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我估计应该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为不仅他在督促十二条的落实，这十二条与他这几年对“五风”的态度也是一脉相承。
接着，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可见老人家纠正“五风”之迫切。
16.《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很长的插话，其中一部分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为题收入文集。指出“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称公社从农民手里拿来很多东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从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可是，到1960年底“五风”仍然很严重。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复1958年的错误?如果按《决议》的说法，到底是谁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呢?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毛主席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我们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纠风的语气，已经十分严厉了。这难道叫武断?
17.《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对于中央工作中的错误，他总是勇于承担责任，包括那些他一直在纠正的中央的工作错误他也承担下来，从来不推诿。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十年总结》，其中的一部分《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收入文集。“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2]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3]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4]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对于经过那么多部门研究、那么多决策机构讨论确定的1959年完成1650万吨钢的责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如果说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最多是承担一点领导责任，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或者直接拟定经济计划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后面还有些，就不再引了，不过，69:1:2:3:5，对比强烈啊，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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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关于<<毛泽东文集>>的收录 早就有人说过了。
这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收录文章的介绍。假定楼上说的是同一部《文集》。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陆续出齐。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504篇，社会主义时期299篇。选稿方针，是只选内容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稿，内容基本正确的文稿选入时要从严掌握。《文集》的选稿，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稿，难度较大，选不选，如何选，全文选入还是节选，单独成篇还是集纳成篇，这些问题颇费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选稿中，我们尽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历史痕迹；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节选；有的文稿，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单独成篇选入，只好将几篇文稿中关于某一个主题的段落选出，集纳成为一篇。第一，自从《毛选》第五卷于1982年停售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要求编辑出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这三卷文集在选稿的数量上大大超过了《毛选》第五卷，共选稿299篇，《毛选》第五卷选稿只有70篇；在选稿的时限上《文集》比《毛选》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选》第五卷选稿截止于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于1975年。特别是《文集》的选稿，剔除了《毛选》第五卷中一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所以楼上说的
如果此一时期毛泽东有文章明显地表现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肯定入选“文集”。恐怕不成立。
通宝推：jyzh,常识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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