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怎样政改完善法制，才能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 唵啊吽

首先，我们要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搞清楚，才能防止文革悲剧重演。不搞清楚文革为什么发生，就忙于建立法制防止文革，就有如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就忙着赶路，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和法制目标背道而驰。

法制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那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制限制了政府什么权力呢？西方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文革吗？显然不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文革。如果不是，那么西方建立法制是用来干什么呢？

当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用来保护建立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走出历史问题，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强大了，就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治体制保护资本家利益不受封建君主肆意征收，因此有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不受英王室限制的民主自由。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殖民地，建国时没有君主，但那是有财产的有钱人建立的国家，华盛顿是富人，拥有种植园和奴隶，美国独立后有过12位奴隶主做总统。美国制度是保护富人财产不受侵犯。美国三权分立制约政府权力，有一套制度保障财产自由。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就是支配这些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权力分配。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承认君主的权力和特权，也承认资本家的财产权利。资本家的财产权利就是资本家一资本支配的社会资源的权力。英国是王室有支配世袭特权的权力，资本家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美国是政府有公共决策权力，支配微不足道的政府税收财富的使用和分配，而社会大部分财富和资源都是资本家自配。三权分立是防止民众通过政府强制支配资本家的财产。所以，美国个人自由头等优先制度，就是大部分财富和资源由有钱人自由自配和使用。美国是政府不管市场，财富的分配主要是市场分配，这个分配的权力在资本家手里，就是他们发工资和解雇的权力。美国司法独立，即政府永远不可能国有化私人财产。这个司法权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美国制度就是保障私有权力不受共有权力侵犯。共有权力并非公共决策，并非雅典城邦那么公民投票决策公共事务，而是，公平投票选举政府，由政府决策公共事务。2010年，美国顶端1%的人口占有42%的财富，即这1%的人拥有美国42%的自配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权力，这个权力是法制保护不受政府干预。接下来的4%的人口掌握30%的财富。美国8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只有5%。按照美国人口收入结构，应该是60%是中产阶级，20%穷人，20%富人。中产阶级是纳税主力军，20%富人并不纳税，他们有很多避税法制，如海外避税天堂，如政府对投资的倾斜优惠政策等等。也就是说，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让全体公民投票决策不到5%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使用。美国政治权力就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5%左右，20%富人掌握的80%的权力有法制保护不受公共权力侵犯。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走出了百年屈辱。新中国政权首先要保障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不受列强瓜分。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惯性，大革命就开始打倒列强的口号。新中国法制首先是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经过市场操控洗劫中国财富。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中国的赔款债务，新中国一概不承认，这侵犯了列强在中国的财产自由，因此西方对新中国从来定义为没有民主自由，因为列强资本家在中国再也不自由了。今天中国政改健全法制，依然有保护中国人民财富由中国人民支配不受外国势力控制的任务。如香港占中，是华尔街要垄断资本在香港的自由，是华尔街希望通过他们雄厚出资本操控市场控制香港经济命脉，他们希望恢复49年前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权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学习西方，同时努力奋斗摆脱列强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上层路线，一条是底层路线。洪秀全是底层路线，失败了。康有为是上层路线，失败了。孙中山依靠海外华侨，辛亥革命成功，但革命成功果实被军阀窃走，因此有了广东革命政府二次革命。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依靠上层力量，共产党走底层路线，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角色是发动民众，国民党是建立武装。大家都是革命，但路线不同。1927年上层路程的国民党右派实行4·12大屠杀，有军队的上层路线镇压没有军队的下层路线。这种两个路线生死搏斗的事件后来还有发生。如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就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城市暴动，以南昌起义为代表，一个是农村起义，以秋收起义为代表。相对而言，城市暴动比较上层，农村起义比较下层。结果是城市暴动无法建立城市政权，而农民起义却在井冈山建立了政权，即共产党自有自己的政权开始，就是底层路线的胜利。后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国际共运正统领导江西根据地政权，依靠国际共运上层路线，看不起农民武装下层路线，葬送了江西政权，溃败到遵义，遵义会议底层路线重新执掌领导权。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依然是国民党依靠上层政治势力抗日，共产党依靠农村底层农民抗日。国民党正面战场损兵失地，共产党在敌后吧国民党丢失的国土夺回来，建立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损兵失地丧失民心。共产党夺回的失地却越来越多，表现为敌后根据地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代表的上层政治势力和共产党代表的底层政治势力来了一场大较量，结果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新中国在大陆成立。所以，新中国是中国百年屈辱摆脱列强控制的底层路程的胜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的失败是中国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上层路线的失败。毛泽东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底层路线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占中国人口95%的农民的胜利。如此建立的政权其法制首先是限制权力就是列强在中国洗劫中国财富的权力。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美国发表白皮书《谁丢失了中国》，美国资本家在中国的民主自由没有了。他们原本就在上海公租界有他们在中国的西方民主政权，就是工部局，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政权，他们有军舰在黄浦江游弋，有警察在上海租界执法。这就是西方眼里的中国没有民主法制。不是中国没有民主法制，而是中国的民主法制保护的底层80%人民的权力，新中国是底层路线的胜利，建立的政权就代表底层的意志。这和美国独立相反，美国独立是波士顿抗税起义，那时候是富人有财产的人才缴税，穷人没有财产自然无法缴税。所以，美国政治制度保护的是富人财产。但是，历史有局限，新中国底层没有文化，底层政权，即工农武装政权，是通过共产党成为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新中国建立的民主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政权，其形式是劳动人民通过共产党领导，通过政治协商机制，让上层为人民服务。

这种政治体系不稳定，原因是底层没有文化知识，真正操作国家运行的还是上层，因此新中国宪法有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即上层要听底层意志的领导。

这个冲突第一次是反右斗争。本来是想充分发挥上层的才能，要听取知识分子的一句，不料一些右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即底层不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上层。这是反右的实质。大家记住中国革命中底层和上层有过血腥的斗争，1927年是一次，解放战争是另一次。解放战争的战场规模的宏大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反右只是微风细雨。

新中国共产党有来自白区地下斗争的和红区武装斗争的两个派系。红区系传统是走发动群众底层路线，白区系走上层菁英路线，原因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乃至社会关系的不同和白区红区环境不同的必然历史结果。

文革是走群众路线的打倒了走上层路线的菁英。文革工厂和农村基本运行，是城市机关瘫痪了。今天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当然是文革罪状之一，但是，那时候农村人口占90%，这种罪状对于90%的人口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后三十年是白区系压倒了红区系，走上层路线的压倒了走群众路线走底层路线的。

白区系和红区系都是需要的，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出问题。白区系是文，红区系是武。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共产党离开群众是就没有力量，经济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菁英层的操作。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发动群众使得底层成为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所谓共产党领导，在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让工农掌权。共产党领导的政协体制就是菁英要服从底层民众意志。

文革证明，没有上层，工农掌权国家依然可以运行，而且面对国际上美苏两霸共同封锁，美国在越南军事威胁，苏联在珍宝岛军事威胁，中国依然很稳定，虽然国家管理不尽人意。改开三十年证明，离开了底层，国家就变质，就腐败，底层就会重新回到旧社会，这是今天毛泽东热的原因，底层想念毛泽东。

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政党，以前直接说是工农的政党。其工作方式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层接受底层领导，叫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工农劳动人们通过共产党执掌大权。毛泽东坚持的就是走群众路线，保障底层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经济发展可以走弯路，政治改革可以走弯路，只要是工农掌权，都可以尝试。

共产党领导，不是指令性要民众服从，而是耐久解释启蒙觉悟使得社会运行成为民众自觉的行动。这不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形式，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耐心解释国家政策，让民众认清国家发展方向，让民众以自己的觉悟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赋与民众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及当家做主的尊严。三十年改开，实际上是放弃了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抛弃了共产党真实意义上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三十年来学习了西方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管理，指令性政府管理，把共产党最有效最基本的传家宝丢掉了，改开三十年的趋势，就是形成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的趋势，而且有通过政改走西方政治制度固化阶级的趋势，这是毛泽东要极力避免的。习不易帜，就是回归毛泽东路线，回归人民民主专政，要底层广大民众意志主导政权，上层以“为人民服务”接受底层意志领导操作国家运行。

不是说白区系主观意志不革命，不生产，不发展，不为中国着想，而是白区系人员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和地下工作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坚持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可能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底层路线。党内必需由红区系主导才能保障民主，因为红区系是依靠农村底层力量发展起来的。所以，共产党的发展，一定是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佐，缺一不可，秩序不能颠倒。这就是解放后毛代表红区系和刘代表白区系的政府权力组合。后来刘架空毛，使得白区系占主导地位，而红区系落到服从地位，这违背了红白秩序，违背了共产党本质，而刘控制的整套官僚体现使得毛难以扭转这种颠倒的政治格局，毛只得发动文革让红区系重新上台。刘邓陶路线，就是白区系压倒红区系路线，就是毛反对的路线。文革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把颠倒的世界在颠倒过来”。今天中国反腐败证明毛的担忧是合理的、证明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是合理的，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合理的。

为什么会有文革悲剧？因为文革就是民主，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是大民主。文革的悲剧是民主变成暴民政治，这是帕拉图早有预言的事情，文革是大民主进而变成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有法制。中国要避免的是文革悲剧，但不能否认文革的进步意义。不仅仅是文革验证了没有法制的大民主会导致暴政，法国大革命也是大民主导致暴政的历史见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暴民政治，恐怖的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恐怖的标志是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在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处决了数以万计的上层社会，法国大革命不仅仅处决了王室贵族和僧侣贵族，而且殃及科学家和艺术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伤痕文学。法国大革命对社会上层精英的摧残远远超过文革，使得法国成为二流国家至今没能恢复。法国大革命前，法国不是欧洲霸主，就是和霸主不分仲伯的一流强国。文革比起法国大革命进步意义更大，文革改变的是人类五千年精英特权统治思想，而法国大革命只是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不能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人类历史进步意义。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公民权利平等的理念。今天西方普选制度实在是法国大革命的功劳。同样，文革悲剧不能抹杀文革的历史进步意义。

文革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确立了主人翁的态度。90%的农业人口沿袭着两千年的封建文化，这对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阻碍，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难以实现的原因之一。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和后期的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是两次对占中国90%的农村人口的史无前例的思想的冲击。可以说，文革对农村人口的思想启蒙为其后中国的改开经济发展奠定了启蒙基础。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是在文革对农村人口启蒙后发生的。其中的因果关系看看今天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艰难就不难看出。

文革启蒙是近三百年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得以崛起的关键之一。90年代苏东剧变，全球范围内发生大规模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转型最成功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文革启蒙运动的国家。农村人口解放，大规模农民工进城，这些农民工比较其它如印度等国家的劳工有更高的素质，就是由于文革启蒙的红利。

文革失败，在于大民主失控，变成无政府状态，变成暴民政治，导致许多人道主义灾难。由于这个灾难，使得中国人反思，反思出理性和法治的重要性。

文革反思导致一场理性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导致中国人抛弃本本主义，承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务实地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苏东转型，以西方民主理想理论为依据，无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性，流失了巨大的财富。印度的转型，由于没有文革对农村人口的启蒙，迅速落后于中国。

文革反思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对无政府状态和暴民政治的厌恶，这个厌恶早在李一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就有了反思，就是今天法制建设的社会思想基础。

中国法制很不完善，但是，做生意的人知道，中国法制比起一起经济转型的印度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好多了。东欧和俄罗斯属于西方文化，其法制文化比中国深厚，但是，腐败起来，比中国还利害。可以说，文革破除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使得中国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上得以迅速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在短时间内缩短了农业中国和工业欧洲的思想文化差距，而且更上一层楼。文革传播的鄙视特权的思想会使得中国市场经济更具活力。

文革付出的人道主义灾难成本比起苏东剧变付出的人均寿命减少十年的人道主义灾难成本不算高，而文革教训得到的理性和法制思想，却超过已经受过欧洲启蒙运动和民主文化熏染的俄国和东欧和已经被欧洲列强殖民三百年的印度。久今天法制和理性的程度，中国比起俄东欧印度丝毫不逊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好坏只能用应用理论达到的预期效果来衡量。如今中国的法制，比起俄国、东欧和印度的法制更加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资本安全，更加能够保护国家财富不被国际资本卷走，更加能够保障基本人身安全。

文革悲剧是否就是失败呢？或许，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五千年农业文化的土壤里，建立民主、法制、理性的启蒙。必需如此矫枉过正、不破不立、付出一些社会成本使得中国得以迅速赶超世界潮流。

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付出了成本却忘记了教训。如今一些鼓吹普世的已经是非理性的鼓吹，脱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鼓吹，鼓吹普世超过了文革的宗教狂热程度，变成了非理性的普世宣传。要防止文革失败的教训，就应该反对脱离理性的普世宣传。如今网上普世宣传已经大大超过了文革大字报的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程度，已经堕落为罔顾事实歪曲历史的非理性、极端宗教原教旨的普世宣传。如今网上普世狂热以防止文革为名，行文革非理性狂热之实，把民主推向网络暴民政治。文革所有人道主义灾难，都是以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开始的，如今网络普世水军干的正是这种导致文革悲剧的事情，他们一但掌握暴力，必然会对被他们侮辱人格人身攻击的人实施暴力。利比亚民主反对派和叙利亚民主反对派走向极端恐怖分子就是这样的例子。占中就是重蹈民主走向暴民政治抛弃法治的无政府道路，是重蹈文革失败悲剧的覆辙。我们反思文革，就应该批判占中这样的重蹈文革悲剧的行径。反思文革，也应该肃清今天网络盛行的侮辱人格人身攻击的语言暴力。

西方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其法制当然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不受政府侵害。文革侵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吗？没有，文革时中国没有人有资产，那时候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私有产权。今天没有人敢公开说建立法制保护权贵利益，所以只能说建立法制防止文革重演。今天中国权贵的财富，当然有他们在市场经济里拼搏的所得，但也有不少是国有资产流失所得，也有不少是压榨民工所得，即资本原始积累钻了不少腐败权钱交易的空子。这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都很残酷，中国改开以来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改开以来的新贵土豪们们应该格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承诺，把先富带后富做为一种社会责任，而不应该看着底层贫困为脱之前，不应该在人人达到小康之前，就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中国现阶段限制赌业色情业和奢侈品是应该的。新贵土豪豪赌，就把钱投到技术创新的赌局中，有如90年代美国钱都赌到纳斯达股市上。中国富豪新贵比富，不要比法拉利赛车不要比LV包，要比就比希望小学捐款，比扶贫项目慈善投资。如果中国政改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制保护他们的财产自由，为他们推卸先富之人带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社会责任，进而固化阶层保护财产特权，那么中国的法制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性质，就是以防止文革发生之名行固化阶层维护特权利益之实。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启动了文革的需要，就有文革的必要，就会再次导致文革悲剧。

现代西方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楷模。美国政治制度一英国大宪章为蓝本。英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驱。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十三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权力是君主权力。法制限制权力的功能是限制君主权力。新中国没有君主，新中国否认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学习西方制度中限制特权的权力的法制是用错了药。英国是至今承认和维护王室世袭特权的国家，他们的法制是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都是限制王室的权力。他们的法制契约就是承认和维护王室的特权，同时限制王室的权力。新中国政权的前身是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是人民政权，就是民主政权。用一个限制一个有特权的君主的权力的法制，搬来限制一个没有特权的工农的政权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颠覆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文革的原因之一恰恰是要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是毛泽东看到苏联已经形成特权阶层，形成了权贵阶层，才发动文革，以避免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文革失败了，中国对文革的否定是今天中国腐败和特权产生的原因之一，中国完善法制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使得政权永远是人民的政权，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使得政府官员永远不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完善法制使得共产党不能脱离底层民众，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权不会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政治。西方的法制是承认社会特权和财产自由特权的基础上限制政府权力，中国的法制是防止共产党脱离底层民众，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这不是什么理论和理想的问题，而是历史造就的新中国只要这样才能沿着历史的惯性平稳持续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脱离了民众，或者放弃一党专政，采用西方民主制度，那么，就是把中国人民支配中国财富的权力交给国际垄断资本，让他们通过市场支配中国的财富。到时候美国就可以来一篇白皮书，《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让我们重新得到了中国？》

中国应该建立的法制是要防止权贵特权的形成，使得没有发生文革的必要。没有发生文革的必要就无须进行文革，不进行文革自然就不会有文革悲剧发生。中国人100%不愿意重复文革悲剧，中国人大多数希望文革初衷能够实现，能够避免特权阶层成为统治阶层，因为这个特权阶层的软弱性必然使得他们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帮凶，让国际垄断资本洗劫国家财富。中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如前苏联和东欧解体那样大量财富流失，人均寿命减少十年，不愿意像乌克兰那样几个新贵寡头轮流执政，有法制保障他们财产自由，而民众则回到战乱之中。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完善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防止中国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因为新中国就是反帝走出百年屈辱建立的国家；二是防止形成权贵阶层成为统治阶层，因为新中国的胜利是底层民众的胜利，底层浴血奋战得来的果实不能放弃。这个法制健全了，就没有必要进行文革了，就不会有文革悲剧重演了。

• 所以说，文革即便有再大的错，其出发点也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