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怎样政改完善法制，才能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 唵啊吽
首先，我们要把文革发生的原因搞清楚，才能防止文革悲剧重演。不搞清楚文革为什么发生，就忙于建立法制防止文革，就有如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就忙着赶路，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和法制目标背道而驰。
法制的主要功能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那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制限制了政府什么权力呢？西方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文革吗？显然不是。因为西方从来没有文革。如果不是，那么西方建立法制是用来干什么呢？
当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用来保护建立国家的政治集团的利益。英国资产阶级走出历史问题，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强大了，就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政治体制保护资本家利益不受封建君主肆意征收，因此有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是不受英王室限制的民主自由。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殖民地，建国时没有君主，但那是有财产的有钱人建立的国家，华盛顿是富人，拥有种植园和奴隶，美国独立后有过12位奴隶主做总统。美国制度是保护富人财产不受侵犯。美国三权分立制约政府权力，有一套制度保障财产自由。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就是支配这些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权力分配。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承认君主的权力和特权，也承认资本家的财产权利。资本家的财产权利就是资本家一资本支配的社会资源的权力。英国是王室有支配世袭特权的权力，资本家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美国是政府有公共决策权力，支配微不足道的政府税收财富的使用和分配，而社会大部分财富和资源都是资本家自配。三权分立是防止民众通过政府强制支配资本家的财产。所以，美国个人自由头等优先制度，就是大部分财富和资源由有钱人自由自配和使用。美国是政府不管市场，财富的分配主要是市场分配，这个分配的权力在资本家手里，就是他们发工资和解雇的权力。美国司法独立，即政府永远不可能国有化私人财产。这个司法权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美国制度就是保障私有权力不受共有权力侵犯。共有权力并非公共决策，并非雅典城邦那么公民投票决策公共事务，而是，公平投票选举政府，由政府决策公共事务。2010年，美国顶端1%的人口占有42%的财富，即这1%的人拥有美国42%的自配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权力，这个权力是法制保护不受政府干预。接下来的4%的人口掌握30%的财富。美国80%的人口占有的财富只有5%。按照美国人口收入结构，应该是60%是中产阶级，20%穷人，20%富人。中产阶级是纳税主力军，20%富人并不纳税，他们有很多避税法制，如海外避税天堂，如政府对投资的倾斜优惠政策等等。也就是说，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让全体公民投票决策不到5%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使用。美国政治权力就是美国权力结构中的5%左右，20%富人掌握的80%的权力有法制保护不受公共权力侵犯。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英雄。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走出了百年屈辱。新中国政权首先要保障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不受列强瓜分。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惯性，大革命就开始打倒列强的口号。新中国法制首先是防止国际垄断资本经过市场操控洗劫中国财富。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中国的赔款债务，新中国一概不承认，这侵犯了列强在中国的财产自由，因此西方对新中国从来定义为没有民主自由，因为列强资本家在中国再也不自由了。今天中国政改健全法制，依然有保护中国人民财富由中国人民支配不受外国势力控制的任务。如香港占中，是华尔街要垄断资本在香港的自由，是华尔街希望通过他们雄厚出资本操控市场控制香港经济命脉，他们希望恢复49年前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权力。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学习西方，同时努力奋斗摆脱列强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上层路线，一条是底层路线。洪秀全是底层路线，失败了。康有为是上层路线，失败了。孙中山依靠海外华侨，辛亥革命成功，但革命成功果实被军阀窃走，因此有了广东革命政府二次革命。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依靠上层力量，共产党走底层路线，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角色是发动民众，国民党是建立武装。大家都是革命，但路线不同。1927年上层路程的国民党右派实行4·12大屠杀，有军队的上层路线镇压没有军队的下层路线。这种两个路线生死搏斗的事件后来还有发生。如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就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城市暴动，以南昌起义为代表，一个是农村起义，以秋收起义为代表。相对而言，城市暴动比较上层，农村起义比较下层。结果是城市暴动无法建立城市政权，而农民起义却在井冈山建立了政权，即共产党自有自己的政权开始，就是底层路线的胜利。后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国际共运正统领导江西根据地政权，依靠国际共运上层路线，看不起农民武装下层路线，葬送了江西政权，溃败到遵义，遵义会议底层路线重新执掌领导权。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依然是国民党依靠上层政治势力抗日，共产党依靠农村底层农民抗日。国民党正面战场损兵失地，共产党在敌后吧国民党丢失的国土夺回来，建立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损兵失地丧失民心。共产党夺回的失地却越来越多，表现为敌后根据地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代表的上层政治势力和共产党代表的底层政治势力来了一场大较量，结果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新中国在大陆成立。所以，新中国是中国百年屈辱摆脱列强控制的底层路程的胜利。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的失败是中国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上层路线的失败。毛泽东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走出百年屈辱的底层路线的胜利，是民众的胜利，是占中国人口95%的农民的胜利。如此建立的政权其法制首先是限制权力就是列强在中国洗劫中国财富的权力。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美国发表白皮书《谁丢失了中国》，美国资本家在中国的民主自由没有了。他们原本就在上海公租界有他们在中国的西方民主政权，就是工部局，按照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政权，他们有军舰在黄浦江游弋，有警察在上海租界执法。这就是西方眼里的中国没有民主法制。不是中国没有民主法制，而是中国的民主法制保护的底层80%人民的权力，新中国是底层路线的胜利，建立的政权就代表底层的意志。这和美国独立相反，美国独立是波士顿抗税起义，那时候是富人有财产的人才缴税，穷人没有财产自然无法缴税。所以，美国政治制度保护的是富人财产。但是，历史有局限，新中国底层没有文化，底层政权，即工农武装政权，是通过共产党成为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所以，新中国建立的民主政权是劳动人民的民主政权，其形式是劳动人民通过共产党领导，通过政治协商机制，让上层为人民服务。
这种政治体系不稳定，原因是底层没有文化知识，真正操作国家运行的还是上层，因此新中国宪法有坚持党的领导一条，即上层要听底层意志的领导。
这个冲突第一次是反右斗争。本来是想充分发挥上层的才能，要听取知识分子的一句，不料一些右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即底层不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上层。这是反右的实质。大家记住中国革命中底层和上层有过血腥的斗争，1927年是一次，解放战争是另一次。解放战争的战场规模的宏大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反右只是微风细雨。
新中国共产党有来自白区地下斗争的和红区武装斗争的两个派系。红区系传统是走发动群众底层路线，白区系走上层菁英路线，原因是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乃至社会关系的不同和白区红区环境不同的必然历史结果。
文革是走群众路线的打倒了走上层路线的菁英。文革工厂和农村基本运行，是城市机关瘫痪了。今天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当然是文革罪状之一，但是，那时候农村人口占90%，这种罪状对于90%的人口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后三十年是白区系压倒了红区系，走上层路线的压倒了走群众路线走底层路线的。
白区系和红区系都是需要的，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出问题。白区系是文，红区系是武。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共产党离开群众是就没有力量，经济发展当然也离不开菁英层的操作。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发动群众使得底层成为主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所谓共产党领导，在战争年代就是共产党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让工农掌权。共产党领导的政协体制就是菁英要服从底层民众意志。
文革证明，没有上层，工农掌权国家依然可以运行，而且面对国际上美苏两霸共同封锁，美国在越南军事威胁，苏联在珍宝岛军事威胁，中国依然很稳定，虽然国家管理不尽人意。改开三十年证明，离开了底层，国家就变质，就腐败，底层就会重新回到旧社会，这是今天毛泽东热的原因，底层想念毛泽东。
共产党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政党，以前直接说是工农的政党。其工作方式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上层接受底层领导，叫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工农劳动人们通过共产党执掌大权。毛泽东坚持的就是走群众路线，保障底层劳动人民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经济发展可以走弯路，政治改革可以走弯路，只要是工农掌权，都可以尝试。
共产党领导，不是指令性要民众服从，而是耐久解释启蒙觉悟使得社会运行成为民众自觉的行动。这不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形式，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动群众，启蒙群众，耐心解释国家政策，让民众认清国家发展方向，让民众以自己的觉悟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赋与民众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及当家做主的尊严。三十年改开，实际上是放弃了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抛弃了共产党真实意义上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三十年来学习了西方的人事权和财政权的管理，指令性政府管理，把共产党最有效最基本的传家宝丢掉了，改开三十年的趋势，就是形成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国家的趋势，而且有通过政改走西方政治制度固化阶级的趋势，这是毛泽东要极力避免的。习不易帜，就是回归毛泽东路线，回归人民民主专政，要底层广大民众意志主导政权，上层以“为人民服务”接受底层意志领导操作国家运行。
不是说白区系主观意志不革命，不生产，不发展，不为中国着想，而是白区系人员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和地下工作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坚持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可能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底层路线。党内必需由红区系主导才能保障民主，因为红区系是依靠农村底层力量发展起来的。所以，共产党的发展，一定是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佐，缺一不可，秩序不能颠倒。这就是解放后毛代表红区系和刘代表白区系的政府权力组合。后来刘架空毛，使得白区系占主导地位，而红区系落到服从地位，这违背了红白秩序，违背了共产党本质，而刘控制的整套官僚体现使得毛难以扭转这种颠倒的政治格局，毛只得发动文革让红区系重新上台。刘邓陶路线，就是白区系压倒红区系路线，就是毛反对的路线。文革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把颠倒的世界在颠倒过来”。今天中国反腐败证明毛的担忧是合理的、证明红区系为主白区系为辅是合理的，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合理的。
为什么会有文革悲剧？因为文革就是民主，是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是大民主。文革的悲剧是民主变成暴民政治，这是帕拉图早有预言的事情，文革是大民主进而变成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有法制。中国要避免的是文革悲剧，但不能否认文革的进步意义。不仅仅是文革验证了没有法制的大民主会导致暴政，法国大革命也是大民主导致暴政的历史见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暴民政治，恐怖的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恐怖的标志是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在不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处决了数以万计的上层社会，法国大革命不仅仅处决了王室贵族和僧侣贵族，而且殃及科学家和艺术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伤痕文学。法国大革命对社会上层精英的摧残远远超过文革，使得法国成为二流国家至今没能恢复。法国大革命前，法国不是欧洲霸主，就是和霸主不分仲伯的一流强国。文革比起法国大革命进步意义更大，文革改变的是人类五千年精英特权统治思想，而法国大革命只是从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不能否定法国大革命的人类历史进步意义。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建立了公民权利平等的理念。今天西方普选制度实在是法国大革命的功劳。同样，文革悲剧不能抹杀文革的历史进步意义。
文革让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确立了主人翁的态度。90%的农业人口沿袭着两千年的封建文化，这对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阻碍，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难以实现的原因之一。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和后期的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是两次对占中国90%的农村人口的史无前例的思想的冲击。可以说，文革对农村人口的思想启蒙为其后中国的改开经济发展奠定了启蒙基础。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是西方启蒙运动以后发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是在文革对农村人口启蒙后发生的。其中的因果关系看看今天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艰难就不难看出。
文革启蒙是近三百年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得以崛起的关键之一。90年代苏东剧变，全球范围内发生大规模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而转型最成功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文革启蒙运动的国家。农村人口解放，大规模农民工进城，这些农民工比较其它如印度等国家的劳工有更高的素质，就是由于文革启蒙的红利。
文革失败，在于大民主失控，变成无政府状态，变成暴民政治，导致许多人道主义灾难。由于这个灾难，使得中国人反思，反思出理性和法治的重要性。
文革反思导致一场理性思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导致中国人抛弃本本主义，承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务实地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苏东转型，以西方民主理想理论为依据，无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性，流失了巨大的财富。印度的转型，由于没有文革对农村人口的启蒙，迅速落后于中国。
文革反思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对无政府状态和暴民政治的厌恶，这个厌恶早在李一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就有了反思，就是今天法制建设的社会思想基础。
中国法制很不完善，但是，做生意的人知道，中国法制比起一起经济转型的印度俄罗斯和东欧一些国家好多了。东欧和俄罗斯属于西方文化，其法制文化比中国深厚，但是，腐败起来，比中国还利害。可以说，文革破除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使得中国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上得以迅速适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在短时间内缩短了农业中国和工业欧洲的思想文化差距，而且更上一层楼。文革传播的鄙视特权的思想会使得中国市场经济更具活力。
文革付出的人道主义灾难成本比起苏东剧变付出的人均寿命减少十年的人道主义灾难成本不算高，而文革教训得到的理性和法制思想，却超过已经受过欧洲启蒙运动和民主文化熏染的俄国和东欧和已经被欧洲列强殖民三百年的印度。久今天法制和理性的程度，中国比起俄东欧印度丝毫不逊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好坏只能用应用理论达到的预期效果来衡量。如今中国的法制，比起俄国、东欧和印度的法制更加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资本安全，更加能够保护国家财富不被国际资本卷走，更加能够保障基本人身安全。
文革悲剧是否就是失败呢？或许，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五千年农业文化的土壤里，建立民主、法制、理性的启蒙。必需如此矫枉过正、不破不立、付出一些社会成本使得中国得以迅速赶超世界潮流。
最令人惋惜的，莫过于付出了成本却忘记了教训。如今一些鼓吹普世的已经是非理性的鼓吹，脱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鼓吹，鼓吹普世超过了文革的宗教狂热程度，变成了非理性的普世宣传。要防止文革失败的教训，就应该反对脱离理性的普世宣传。如今网上普世宣传已经大大超过了文革大字报的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的程度，已经堕落为罔顾事实歪曲历史的非理性、极端宗教原教旨的普世宣传。如今网上普世狂热以防止文革为名，行文革非理性狂热之实，把民主推向网络暴民政治。文革所有人道主义灾难，都是以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开始的，如今网络普世水军干的正是这种导致文革悲剧的事情，他们一但掌握暴力，必然会对被他们侮辱人格人身攻击的人实施暴力。利比亚民主反对派和叙利亚民主反对派走向极端恐怖分子就是这样的例子。占中就是重蹈民主走向暴民政治抛弃法治的无政府道路，是重蹈文革失败悲剧的覆辙。我们反思文革，就应该批判占中这样的重蹈文革悲剧的行径。反思文革，也应该肃清今天网络盛行的侮辱人格人身攻击的语言暴力。
西方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其法制当然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不受政府侵害。文革侵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吗？没有，文革时中国没有人有资产，那时候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私有产权。今天没有人敢公开说建立法制保护权贵利益，所以只能说建立法制防止文革重演。今天中国权贵的财富，当然有他们在市场经济里拼搏的所得，但也有不少是国有资产流失所得，也有不少是压榨民工所得，即资本原始积累钻了不少腐败权钱交易的空子。这是难以避免的。历史上资本原始积累都很残酷，中国改开以来的民族资本原始积累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改开以来的新贵土豪们们应该格守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承诺，把先富带后富做为一种社会责任，而不应该看着底层贫困为脱之前，不应该在人人达到小康之前，就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中国现阶段限制赌业色情业和奢侈品是应该的。新贵土豪豪赌，就把钱投到技术创新的赌局中，有如90年代美国钱都赌到纳斯达股市上。中国富豪新贵比富，不要比法拉利赛车不要比LV包，要比就比希望小学捐款，比扶贫项目慈善投资。如果中国政改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制保护他们的财产自由，为他们推卸先富之人带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社会责任，进而固化阶层保护财产特权，那么中国的法制就失去了社会主义性质，就是以防止文革发生之名行固化阶层维护特权利益之实。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启动了文革的需要，就有文革的必要，就会再次导致文革悲剧。
现代西方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楷模。美国政治制度一英国大宪章为蓝本。英国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先驱。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十三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权力是君主权力。法制限制权力的功能是限制君主权力。新中国没有君主，新中国否认特权存在的合理性，学习西方制度中限制特权的权力的法制是用错了药。英国是至今承认和维护王室世袭特权的国家，他们的法制是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都是限制王室的权力。他们的法制契约就是承认和维护王室的特权，同时限制王室的权力。新中国政权的前身是敌后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是人民政权，就是民主政权。用一个限制一个有特权的君主的权力的法制，搬来限制一个没有特权的工农的政权的权力，这实际上是颠覆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文革的原因之一恰恰是要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是毛泽东看到苏联已经形成特权阶层，形成了权贵阶层，才发动文革，以避免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固化。文革失败了，中国对文革的否定是今天中国腐败和特权产生的原因之一，中国完善法制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使得政权永远是人民的政权，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使得政府官员永远不会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完善法制使得共产党不能脱离底层民众，就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权不会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政治。西方的法制是承认社会特权和财产自由特权的基础上限制政府权力，中国的法制是防止共产党脱离底层民众，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这不是什么理论和理想的问题，而是历史造就的新中国只要这样才能沿着历史的惯性平稳持续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脱离了民众，或者放弃一党专政，采用西方民主制度，那么，就是把中国人民支配中国财富的权力交给国际垄断资本，让他们通过市场支配中国的财富。到时候美国就可以来一篇白皮书，《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让我们重新得到了中国？》
中国应该建立的法制是要防止权贵特权的形成，使得没有发生文革的必要。没有发生文革的必要就无须进行文革，不进行文革自然就不会有文革悲剧发生。中国人100%不愿意重复文革悲剧，中国人大多数希望文革初衷能够实现，能够避免特权阶层成为统治阶层，因为这个特权阶层的软弱性必然使得他们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帮凶，让国际垄断资本洗劫国家财富。中国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如前苏联和东欧解体那样大量财富流失，人均寿命减少十年，不愿意像乌克兰那样几个新贵寡头轮流执政，有法制保障他们财产自由，而民众则回到战乱之中。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完善有两个政治目的：一是防止中国经济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因为新中国就是反帝走出百年屈辱建立的国家；二是防止形成权贵阶层成为统治阶层，因为新中国的胜利是底层民众的胜利，底层浴血奋战得来的果实不能放弃。这个法制健全了，就没有必要进行文革了，就不会有文革悲剧重演了。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
纵观文革整个发动过程，也不是先从底层开始的。第一波参与人员大多是之前受本单位领导压迫有积怨的。
文革阶段的管理效率不高，新上台的造反派也不能避免腐化。
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于，让革命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接近改良（后七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把秩序崩溃控制成社会新陈代谢的一部分。
承认文革，应该是承认革命的不可避免，同时承认革命的成本可以降低到社会机构不散架，承认文化革命带来的改善可以比暴力革命更巩固。这是第一次尝试把社会革命引发+引导，意义有如原始人学会使用火而不是单纯逃避火灾。
有人强调毛在这种框架下的独大地位，但如前所说，文革是对革命的承认和引导，而不是放纵，毛作为政治符号就起到堤的作用，没有堤，就要用全面内战决胜负了。毛或中央文革小组，无非起个安全阀和认证作用，人数极少注定其不会像讼棍新闻集团那样成为尾大不掉的代理人阶级。
直到文革结束，开发革命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但是此十年的成果，仍是人类走的最远的尝试。
这个革命内燃机一号冒着呛人的黑烟，冒出的火还烧裂了挡风玻璃，速度也不如传统的人力车，但其潜力却无可比拟。
我倒觉得，中国走过了皇权、极权、威权之路，如果觉得都不好，下一步（如果有的话）倒可以试试宪政代议之路。
现在主要有两种法系，一是大陆法系，二是英美法系。
从法律制度的来源来讲，法制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君权神授，二是社会契约，三是人民载体，分别代表法制源自社会的上层，中上层，和中下层。
君权神授论和社会契约论，都有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人民载体论却没有，中国古代的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美国近些年来形成的正义论，都算是人民载体论。
中国现在的法制，属于大陆法系，法制的来源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社会契约，而是人民载体，即所谓的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
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却一直没有明确，更没有统一，近来，习近平弄了二十四个字的价值观，其实与八荣八耻一样，都是在搅混水。
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公平正义发展，中国做的最成功的是发展方面，其次是正义，而公平方面做得很差，甚至很多地方越来越差。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成为主体的，因此，人民当家做主，只能交给少数代表，但就如股份极为分散的大公司，作为零散股东的权益，往往会被管理层侵占一样，人民民主，民主集中的国家，最后都变成了官僚特权等级制度。
人民的实质是载体，载体的能动，主动，秩序是衡量载体的三大标准，三者是互为因果的，其中能动是载体的根本，如果一种法制构建的秩序，让更多的人丧失了能动和主动，这种秩序就应该被推翻，重新构建更能动，更主动的新秩序。
秩序主要不是源自法律条文，也不是制度设计，根本上是源自社会结构，墨西哥和菲律宾的法制，主要是照搬美国，结果却南辕北辙，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结构不同。
文革是一次革命，革命的对象不是法律条文，也不是制度设计，而是社会结构。
文革前夕，新中国的第二代即将进入社会，平均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干部工人居住在工农剪刀差造就的的城市里，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已经成了特权阶层。干部和工人的岗位是有限的，谁都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吃苦，一个坑要插好几个萝卜，中国社会结构已经陷入死局。文革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破解官僚身份等级制度，将陷入死局的社会结构，重新焕发活力，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是主动的打破大立。
中国革命，本来就山头极多，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也容易产生很多的条块风格，毛主席就说北京是独立王国，他连整个北京都管不了，只能管北京很小的一块地方。现在也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近来被抓起来的周，令等人，也说明山头和条块分割的严重性。消藩是中国政治的始终的主题，文革的第二个目的，实质就是消藩。
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极为糟糕的，不但没有合法的国际地位，与美苏两大霸权都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有人说毛发了疯，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纯粹是胡说八道，毛的作为是中国摆脱糟糕国际地位，最正确的做法，否则，中国要么做苏联的附庸，最后跟着苏联一起崩溃，要么被国际社会孤立漠视，直到自我崩溃，中国即使想做美国的附庸，做西方三百年殖民地，西方也是不要的，因为，中国太大，西方感觉不安全，也养不起。
一个人被孤立，被漠视，只有三种选择，要么依附一个团体，要么继续被孤立漠视，要么闹腾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成为各个团体不能孤立漠视的存在，在各个团队间获得利益，最终成立自己的团体。这种人际关系的常识，与国际关系是高度一致的，那些认为毛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对外大量援助，是发了疯，混了头，就是连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不懂，对毛的否定，不过是一种意淫而已。文革的第三目的，就是获得合法的国家地位，在美苏之间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缓和西方的关系，获得最大的利益。
破解等级制度社会的死局，消除历史形成的山头，突破被孤立漠视的国际格局，是文革的三大目的，这三大目的都实现了，因此，文革是非常成功的，是中国实现千年未有之变革的根本，无论对中国发展，还是人类文明，都有着伟大的意义，是人类政治史的奇迹。
但文革是非常态的，是根治社会结构的弊病，是死中求活，因此，防止文革是正确的，根本的原因，一是因为文革只有毛这样的伟大医生，才能实现，二是文革是治病的方法，但谁也不希望得病，没有病就更好。因此，防止文革的实质，不应该是讳疾忌医，而是防止社会病入膏肓。
中共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时代的确如此，但到了现在就是对中共最大的讽刺，中国现在已经不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需要中性治理的管理团体。毛主席晚年的左中右结合，老中青结合，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向中性治理的团队的转变。
但左中右结合是不可能的，只要中共，特别是干部及其家属，能与既得利益切割，就能实现中性治理，根本就是职业干部和家属，决不能发财，而党员可以发财，但最好大部分不要继承。
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这是自古以来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几乎没有实现过。
中共，特别是中共的官员，能不能与既得利益切割，实现中性治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根本。
只有从毛泽东再出发，才可能实现中共官员与既得利益的切割，而维持邓的路线，就是继续是是而非，模棱两可，浑水摸鱼，而进入西方的私有化，民主化道路，就是官员彻底沦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28年艰苦细致动员底层民众建立的新中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俄国革命，是士兵哗变，工人起义，短时间就夺取政权，然后工人士兵武装下乡征粮。
所以，新中国的法制，就是要保障人民大众当家做主。这个历史长征第一步迈出去了，就不应该再走回头路。新中国法制就是要防止官僚们成为统治阶级，新中国法制就是要官僚做人民的仆人。把西方那种承认并保护权贵的法制搬到新中国就是历史倒退。
不管是什么法制还是追求民主，从上层推动的，早晚都是人亡政息，这还是建立在执政者具有强大执政力量的基础上，如果执政者连执政力量都没有，那么法制和民主依靠的就只有全民共有的认识了。
文革为什么是失败的？因为在那时的中国或者说现在的中国（以及90年代的苏联），根本没有法制和民主的土壤，一旦上层放弃执政力量，那么必然呈现出混乱状况。
所以要法制，首先就是要培养整个国民的法制意识，就像北欧廉政意识一样，你违法了，有关系首先想到找关系的话，权贵阶层自然就形成了。你参加选举，唯一想到的是利益的话，选举出来的人就不可能是为大众服务的。
普遍联系，永恒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之一，因此，共产党有两大使命，一是激进的革命，消灭阶级，真正实现人与人的普遍联系，这是胜利原则。二是渐进的变革，消除障碍，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持续发展，这是发展原则。
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共产党的胜利使命，在取得阶段性的激进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的要实现发展的使命，就要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中性治理的人民服务队，也就是从激进革命转变为渐进变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是追求彼岸，滑向西方，还是正本清源，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革。
滑向西方，就是官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彼此争斗，相互妥协。
正本清源，就是中共官员逐渐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成为中性的社会存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为人民服务。
当官就绝不能发财，是中性治理的根本，这个根本失守，中国就只能滑向西方，官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西方的成功，根本是因为西方国家是整个世界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西方国家内部不同既得利益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世界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斗争，因此，主要是联合和妥协，大约斗争。这就如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主要是贵族和自由民的民主，而不是绝大多数奴隶的民主，更不是城邦之外被侵略，被掠夺族群的民主。
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是西方，也难以继续维持世界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因此，世界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不同既得利益的联合，妥协，斗争，这样的西式民主，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西方也难以维持。
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其根本就是干部职业化，中性化。职业化造就权威，中性化实现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切割，以公有制为基础，实现社会的中性治理。
文革是砸烂公检法十年。你让美国警察不执法一周试试。新奥尔良美军“救灾”是全副武装如临大敌进城的。美军救灾首先是维持地方秩序。中国没有法制，地震地方交通通讯瘫痪，乱了吗？中国解放军救灾要带武器吗？
可以这样看，如果中国像美国一样可以合法拥有枪支，救灾要不要带武器，大家自己脑补吧。
1949年上海还有公共租界？
上海公共租界经历了兩次撤销过程。第一次是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英美控制上海公共租界的时代宣告结束。随后任职于工部局的英美人士陆续遭到解聘。不过工部局仍然继续工作，直到1943年租界正式撤销。1943年，日本人支持的汪精卫政权经过对日交涉，收回所有租界，8月，历时近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汪精卫早就把公共租界/法租界收回来了，怎么在1949年有会“西方民主政权”的工部局存在？
说起租界，中国人也会欺软怕硬。大清学坏样也不含糊，在朝鲜建立租界的人里面就有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吃好粮食的主儿。
清朝在朝鲜的租界：
仁川清租界
釜山清租界
元山清租。
想让当官的不谋财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才一直强调不依赖基层官僚的自助管理，只有最大程度的压缩中层和基层官僚的人数和生存空间中性治理才有希望。也只有压缩中层和基层官僚的人数才能保证组织型精英能够集中于中央，中央也可以放心的将组织能力交到他们手中。
美国拥枪也是民兵（minute men）开始。
才军管的。
提高斗争队伍的的战斗力. 没有配合默许，哪能搞到武器。
很多事情，官样文章里讲的都是皮毛。把那些东西当真去推理，很容易推歪来。
文革发武器是刘一方反扑发狠扩大。毛刘的斗争远比官样文章里的要激烈。
有了武器就会武斗，所以不要嘲笑老美救灾要带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