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60年大量的人饿死的历史原因和毛的历史责任 -- 思想的行者

　　在《墓碑》中出现了许多伪造数据的现象，下面是其中几个典型的例子。

　　1.关于江苏省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墓碑》第390页第一行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了数据的出处：“《常熟市志》，1990年，第1030页。”

　　经查证，《常熟市志》第1030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经进一步查证，《常熟市志》第977、41页上记载了常熟县三年困难时期营养性疾病的发病和治疗情况。根据这一记载，常熟县由于浮肿病1960年冬“少数病人死亡”，1961年“1~3月份死亡367人。”②这一记载否定了《墓碑》关于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的说法。

　　2.关于江苏省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墓碑》第393页倒数第4行说，《溧水县志》（第94页）“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

　　经查证，《溧水县志》第94页（以及该书其他相关章节都）没有这一记载③，这一数据是伪造的。

　　3.关于江苏省高邮县“饿死37000多人，其中17000多是儿童”。《墓碑》第391页第五行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经查证《高邮县志》的所有相关章节，都没有关于“高邮县饿死了37000多人”的记载，更没有饿死的人中“有17000多是儿童”的记载。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4.关于江苏省兴化县“饿死3、4万人”。《墓碑》第387页倒数第4行直接引用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文件《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说：“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

　　《墓碑》没有交代这个文件是什么单位印发的，但是这个文件出现了“大饥荒期间”这个提法。所谓“大饥荒期间”是指1959~1961年期间。这个文件是1959年4月印发的，不可能预先就知道会有一个所谓的“大饥荒时期”，更不可能预先就知道“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3、4万人”。这一说法显然是伪造的。

　　5.关于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墓碑》第570页倒数第9行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

　　经查证，《江口县志》的记载：江口县1960年全县人口111711人，1959~1961年三年全县分别死亡1400人、2394人和1311人，共计5105人，占全县1960年人口的4.6%，低于该县1964年到1966年的水平④。从这些数据可知，《墓碑》的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显然是伪造的。

　　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文章（特别是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和图书中经常出现“××县非正常死亡××万人”的说法，并注明该数据来自《××县志》××页。我们对这样的数据也都进行了查对，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只有个别的县志上确有记载，但经进一步查对和分析，发现这样的记载也是错误的）。

　　二、《墓碑》大量篡改有关数据

　　在《墓碑》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篡改数据的现象。

　　1.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墓碑》第60页倒数第2行说：“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

　　这里所说的“1960年6月的统计数”指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二人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的数字。经查证，该调查报告的说法是：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⑤

　　由此可知该调查报告的数据是：信阳事件中总死亡人数为436882人，其中正常死亡约15.6万人。如果把“正常死亡”之外的人都理解为“非正常死亡”，则“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8.1万人。由于这一期间信阳地区除了营养性疾病外还发生了其他各种疾病的大流行，还出现了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以信阳地区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应少于28万人。但是《墓碑》把这一数据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被篡改为“饿死人数”。

　　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⑥经篡改后，总死亡人数“436882人”（约43.7万）被篡改为“饿死了108万人”，“中共中央办公厅”被改为“中共中央”，“据地委6月8日统计”被改为“调查组现场调查”。杨继绳就是这样篡改数据的。

　　2.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墓碑》第266页第8行说：“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⑦

　　经查证，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⑦

　　《墓碑》把其中的两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两年“共饿死60245人”，同时还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话（由“浮肿病达27735人”就可以否定“共饿死60245人”的说法）。

　　3.关于福建省宁德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墓碑》第587页倒数第9行说：宁德县“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经查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⑧《墓碑》把这一记载中的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4.关于安徽省无为县的饿死人数。《墓碑》第285页说：无为县“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

　　经查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1960年总死亡人口总数为41703人，“四病”发病人数为35919人。⑨

　　《墓碑》所使用的资料把无为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82278人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1960年无为县总死亡人数为41703人，“四病”患者为35919人（营养性死亡人数应远远小于这个数字），《墓碑》却说“据县公安局统计，……1960年饿死126524人”。

　　我们在阅读《墓碑》时发现，该书在引用许多文献的数字时，明明原文献中的数字是总死亡人数（包括正常死亡、其他疾病和其他原因非正常死亡，也包括一定数量的营养性死亡），《墓碑》却总是把这样的数字篡改为“饿死”的人数。类似这样的篡改在《墓碑》中比比皆是。

　　三、《墓碑》的许多数据极为荒谬

　　《墓碑》在叙述一些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字，这些数字只要稍微思索一下，或者查证一下有关资料，就会发现是极为荒谬的。

　　1.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墓碑》第250页第9行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⑩

　　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11。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像《墓碑》所说的那样“死了350万人”，那死亡率就高达78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专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猛增到372万人12。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到《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2.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墓碑》说：甘肃省通渭县、会宁县、定西县，静宁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最少已接近百万”。13

　　经查证，这些地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为136万人14，到1958年也不过有146万人左右。如果按照《墓碑》说法，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地区饿死了最少近百万人，再加上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死亡率就会高达680‰。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那么到了1962年底这些地区就只剩下不到50万人。然而仅仅两年后，到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这些地区人口竟然奇异的变成了157万人，15甚至超过了1958年的人口数。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见《墓碑》这一说法多么荒谬。

　　3.关于临夏市“两年死亡41381人”。《墓碑》第141页倒数第7行说：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

　　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临夏市1958年人口数为60971人，1959年死亡760人、1960年死亡470人，两年合计1230人16。《墓碑》说临夏市这两年死亡41381人，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按照《墓碑》的说法，临夏市这两年死亡率高达680‰，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反复查证了上述“涪陵专区死亡350万”这一数据的来源，发现其唯一依据就是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一句话。我们也反复查证了上述“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接近百万”这个数据的来源，发现这一数据的唯一依据是“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17，这个“当地了解情况的人”的姓名、职务等等我们都查不到任何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