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3：季行父——备豫不虞 -- 桥上

《成十七年经》：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p 0896）（08170011））（070）

《成十八年经》：

八月，邾子来朝。（（p 0905）（08180009））（070）

《成十八年传》：

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p 0913）（08180901））（070）

《成十八年经》：

筑鹿囿。（（p 0905）（08180010））（070）

《成十八年传》：

筑鹿囿，书，不时也。（（p 0913）（08181001））（070）

《成十八年经》：

己丑，公薨于路寝。（（p 0905）（08180011））（070）

《成十八年传》：

己丑，公薨于路寝，言道也。（（p 0913）（08181101））（070）

《成十八年经》：

丁未，葬我君成公。（（p 0906）（08180015））（070）

《成十八年传》：

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p 0914）（08181501））（070）

我的粗译：

将近两年后，我们的成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七三年，周简王十三年，晋悼公元年），八月，邾宣公来我们这里朝见，这是他即位以后的例行朝见。

当时我们正修筑鹿囿，《春秋经》上写下“筑鹿囿”，是因为不合节令。

己丑那天（杨注：己丑，七日。），我们的“公”在“路寝”去世，《春秋经》上专门记下“公薨于路寝”，是认为应该如此。

丁未那天（杨注：丁未，二十六日。），为我们的“公”下了葬，《春秋经》上写“丁未，葬我君成公”，表示这次葬礼很完满。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此公元前五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之日全食。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邾宣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曰：

去年十二月《经》书“邾子-玃且卒”，则邾宣公今年即位。

杨伯峻先生注“筑鹿囿”曰：

《春秋》三书“筑囿”，此及昭九年“筑郎囿”，定十三年“筑蛇渊囿”。“郎”与“蛇渊”皆地名，则此“鹿”亦当为地名。“鹿囿”恐非畜鹿之囿。

杨伯峻先生注“筑鹿囿，书，不时也”曰：

周之八月，夏正之六月，农功正忙，非动土木功之时。

杨伯峻先生注“公薨于路寝，言道也”曰：

详庄三十二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庄三十二年经》“公薨于路寝”云：

寝，寝室。古代天子有六寝，正寝一，燕寝五；诸侯有三寝，正寝一，燕寝二。正寝一曰路寝，一曰大寝；燕寝一曰小寝。平日居燕寝，斋戒及疾病则居路寝。疾病居路寝者，《仪礼?既夕礼》所谓“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也。《春秋》鲁十二公，终于路寝者，庄、宣、成三公。成公十八年《传》云：“公薨于路寝，言顺（道？）也。”《礼记?丧大记》亦云：“君夫人卒于路寝。”可见当时之礼，以诸侯及其夫人死于路寝为得其正。（（p 0250）（03320004））（026）。

下面再贴一遍考古发掘得到的秦-雍城朝寝建筑平面示意图，或可就此想见当时各“寝”的位置，根据文献记载，当时鲁国朝寝建筑的分布当与此类似。各建筑的命名杨先生的观点与绘图者不同，但三座建筑的分布则应无疑，如何命名可另论。图片出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

杨伯峻先生注“丁未，葬我君成公，书，顺也”曰：

据杜《注》，死于路寝，五月而葬，国家安静，太子继位，故云“书顺”。庄公虽亦死于路寝，而子般被杀；宣公虽死于路寝，而归父出奔，国内皆不如成公薨后安谧。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襄二年经》：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p 0919）（09020003））（070）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p 0919）（09020007））（070）

《襄二年传》：

夏，齊姜薨(hōng)。初，穆姜使择美槚(jiǎ)，以自为櫬(chèn)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p 0920）（09020301））（070）

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bǐ)也。《诗》曰：‘为酒为醴(lǐ)，烝(zhēng)畀(bì)祖妣，以洽(qià)百礼，降福孔偕(xié)。’”（（p 0921）（09020302））（070）

我的粗译：

又两年后，我们的襄公二年（公元前五七一年，周灵王元年，晋悼公三年，楚共王二十年，齐灵公十一年），夏五月庚寅那天（杨注：庚寅，十八日。），我们襄公之父成公的夫人齊姜去世了。早先，我们宣公的夫人、齊姜的婆婆穆姜让人选定了一批漂亮的梓木木材，准备为自己打造棺木和颂琴，此时竟被季文子（季孙行父）下令拿过来作了齊姜的棺木。

贵族们评论此事说：“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诗》曰：‘其惟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季孙（季文子，季孙行父）于是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这不合规矩，按规矩不能反着来。儿媳妇，是要侍奉婆婆的。现在侵犯了婆婆的利益去满足儿媳妇，没有比这更反的了。《诗》里说：“只有聪明人，懂得好赖话，从不反着来。”，现在看来这“季孙”可不聪明。而且这位姜族女子，是我们主上的祖母，《诗》里还说过：“制出酒和醴，献给祖奶奶，礼仪都完成，福气到处来。”。）”。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曰：

己丑，十八日。杜《注》：“齊，谥也。”

杨伯峻先生注“美槚”曰：

槚音贾，楸也。楸音秋，木材细密，可供制器具及棺木。美檟，又檟之美者。

我意槚当就是梓，下面是梓树的图片，出自《古寨古树古梯田—迷人的徐家寨》：

杨伯峻先生注“以自为櫬与颂琴”曰：

櫬，近身之棺，犹后代以近身之衣曰襯（衬）衣。据宋-聂崇义《三礼图》，颂琴长七尺二寸，广尺八寸，二十五弦。穆姜制此以殉葬。《文献通考?俗乐部》有颂琴，沈钦韩《补注》谓非古之颂琴，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季文子取以葬”曰：

穆姜于成十六年欲去季氏、孟氏而未成，其姘夫叔孙侨如又被逐，此时已无权势。据九年《传》，已被软禁于东宫。

杨伯峻先生注“亏姑以成妇”曰：

《说文》：“姑，夫母也。”古代称丈夫之父母为“舅姑”，今曰“公婆”。穆姜为鲁宣公夫人，成公之母；齊姜为成公夫人。穆姜与齊姜为婆媳。《尔雅?释亲》，“子之妻为妇”，正此妇字之义。季孙夺穆姜之棺与颂琴以为齊姜下葬用，故当时人云“亏姑以成妇”。

杨伯峻先生注“且姜氏，君之妣也”曰：

姜氏指穆姜。妣，祖母。君指襄公。

杨伯峻先生注“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曰：

诗为《诗?周颂?丰年》之文。酒、醴同类物。一夜酿成曰醴，甜酒亦曰醴。烝，进也。畀，与也。烝畀犹言献与。春秋之世，以祖之匹配曰妣，《易》之《爻辞》、《诗》之《雅》、《颂》以及两周金文无不以“祖妣”连文。祖为祖父，妣为祖母。至《尔雅?释亲》、《尚书?尧典》始“考妣”连言，而《曲礼下》谓“生曰母，死曰妣”，乃后起之变义。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有《左传姜氏君之妣解》。洽，协也，合也。百礼，意谓所有礼义。孔，甚也，今言很。偕，遍也。

《周颂?臣工之什?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億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9））。

《襄九年经》：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p 0960）（09090003））（070）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p 0960）（09090004））（070）

《襄九年传》：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001001）。史曰：“是谓《艮》之《随》 （100110）。《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p 0964）（09090301））（070）

我的粗译：

七年后，我们的襄公九年（公元前五六*四年，周灵王八年，晋悼公十年，楚共王二十七年，齐灵公十八年），五月辛酉那天（杨注：辛酉，二十九日。），我们襄公之祖父宣公的夫人穆姜（夫人姜氏）在我们的东宫去世了，秋八月癸未那天（杨注：二十三日）入葬。先前她刚被送到那里的时候，曾经举行占筮，得到了《艮》之八 （001001）的卦象，负责占筮的“史”就说：“是谓《艮》之《随》 （100110）。《随》，其出也。君（穆姜）必速出。（这叫做《艮》之《随》 <100110>，《随》，是离开吧，主上您必定会早早地离开。）”。

于是那位“姜”告诉他：“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幹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没那事，这在《周易》里说的是：“《随》，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体”的长上；亨，是美好的聚集；利，可以与公利协调；贞，是行事专一。“体”要是“仁”，就能成为别人的长上；有美好的品德，自然就合于规矩；利于他人，才能与公利协调；保持专一，行事就有方向；有了这些，就不会受坏事影响，所以即使遇到《随》卦也会无咎。可我一个妇人，却去干涉朝政。应该在下位，却不注意“仁”，这不能说是元；不肯安定国和家，不能说是亨；坚持要作，却让自家倒了霉，不能说是利；不谨守自己的身份却展现美色，不能说是贞；只有具备前面说的那四样品行，遇到《随》卦才能无咎。我一样也没有，遇到《随》卦还怎么会一样呢？我既干了坏事，又怎么可能无咎呢？我肯定会死在这里，出不去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穆姜薨于东宫”曰：

穆姜，襄公祖母，欲去成公，立其姦夫侨如，见成十六年《传》。因此被迫迁于东宫。东宫盖别宫名，非太子之宫。

杨伯峻先生注“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001001）”曰：

《周易》皆言“九”“六”，变者一爻，变为他卦，则曰某（卦名）之某（卦名）。此筮《艮卦》五爻皆变，唯第二爻（从下数）不变，则成《随卦》。不曰“《艮》之《随》”，杜《注》谓此是用《连山易》或《归藏易》。然此两《易》已不可知，今世所传《归藏易》，乃伪书，尤不足为证。考《左传》言“八”者仅此一见，《国语》言“八”者亦仅二见，皆以不变之爻言之。下文解卦，仍以《周易》解之，则杜《注》未必可信。

下面是《艮》之《随》示意图：

杨伯峻先生注此（史曰：“是谓《艮》之《随》 （100110））云：

成《随》卦，史仍《周易》语。

杨伯峻先生注“《随》，其出也”曰：

意谓《随》卦乃随人而行，有出走之象。

杨伯峻先生注“亡！”曰：

亡，应对否定之辞，不用、不要之义。谓不出。

杨伯峻先生注“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曰：

此《随卦》卦辞。

杨伯峻先生注“元，体之长也”曰：

元即“狄人归其元”之“元”，首也。首为身体之最高处。

杨伯峻先生注“亨，嘉之会也”曰：

亨即享，凡嘉礼必有享。享有主有宾，故曰会。

杨伯峻先生注“利，义之和也”曰：

宣十五年《传》“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大戴礼?四代篇》“义，利之本也”，《墨子?经上》及《经说下》均谓“义，利也”。大致古人义利之辨，行公利为义，行私利为利。利之和为公利，故穆姜以为义。

杨伯峻先生注“贞，事之幹也”曰：

《易?乾?文言》：“贞固足以幹事。”《易?文言?注》云：“贞，信也。”《贾子?道术》云：“言行抱一谓之贞。”幹同榦，本也，体也。

杨伯峻先生注“嘉德足以合礼”曰：

合与洽通，《诗?小雅?宾之初筵》、《周颂?丰年》及《载芟》皆有“以洽百礼”句，合礼即洽礼也。合洽二字本可通用。合与洽皆合和、调谐之意。

杨伯峻先生注“利物足以和义”曰：

利物犹有利于人，利人即义之总体表现，故云和义。

杨伯峻先生注“贞固足以幹事”曰：

《易?蠱?注》谓堪其任曰幹。《类篇》谓幹训能事，今俗犹有能幹（干）之语。句意谓诚信坚强足以办好事情。此八语皆见《易?乾?文言》，惟两字有不同。穆姜非引《文言》，乃《文言》作者袭用穆姜语。

杨伯峻先生注“然，故不可诬也”曰：

然字一读，如此。“故”同“固”，一本作“固”。句意谓如此，本不可以诬妄。诬，妄也，欺也。

杨伯峻先生注“是以虽《随》无咎”曰：

若行此四德（元亨利贞），则不欺诬，虽遇《随卦》，亦无咎殃。

杨伯峻先生注“今我妇人，而与于乱”曰：

穆姜自言欲去季氏、孟氏，甚至欲废鲁成公，皆乱鲁政。

杨伯峻先生注“固在下位”曰：

古代男尊女卑，故穆姜自言在下位。

杨伯峻先生注“而有不仁”曰：

有同又，而又不仁。不仁亦指逼成公事。

杨伯峻先生注“不可谓元”曰：

元是一身之首，引申之为一国之首。穆姜自谓以在下位之妇人而欲乱鲁，不可谓元。

杨伯峻先生注“不靖国家，不可谓亨”曰：

靖，安也，静也。乱鲁则使国家不得安定。国不安静，何能享讌，故言不可。

杨伯峻先生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曰：

穆姜实如此作为，终被幽囚于东宫，故曰作而害身。

杨伯峻先生注“弃位而姣”曰：

弃位犹言背弃本位。穆姜为成公母，自应守太后之位，于古代道德，自称未亡人，不加修饰。今穆姜私通宣伯，修饰为美色，故曰弃位而姣。姣，美也，好也。

杨伯峻先生注“不可谓贞”曰：

贞本是诚信之义，女子以古代所谓礼而自守亦曰贞。前后两贞字义取双关，不可拘泥。

杨伯峻先生注“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曰：

而，副词，乃也。（例见《词诠》。）

杨伯峻先生注“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曰：

谓我无元亨利贞四德，不能“无咎”。《易》辞本义“元亨”为一读，犹言大吉；“利贞”为一读，谓有利于贞卜者。穆姜则分为四义。

杨伯峻先生注“我则取恶，能无咎乎？”曰：

必有咎殃。

杨伯峻先生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之后注云：

《列女传?孽嬖传》亦述穆姜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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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姜虽然头脑清楚，但其身份注定她无用武之地，至多只能搞些阴谋诡计，可惜了。

《成十六年经》：

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p 0878）（08160012））（070）

《成十六年传》：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而杀之，我毙蔑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公还，待于鄆，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郤犨曰：“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吾与子国，亲于公室。”对曰：“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与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雠，亡而为雠，治之何及？”郤犨曰：“吾为子请邑。”对曰：“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乃许鲁平，赦季孙。（（p 0893）（08161101））（070）

我的粗译：

这时，我们的卿宣伯（叔孙宣伯，叔孙侨如）派人向晋国的卿郤犨（苦成叔）请求说：“鲁之有季、孟，犹晋之有栾、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谋曰：‘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若欲得志于鲁，请止行父（季文子，季孙行父）而杀之，我毙蔑（孟献子，仲孙蔑）也，而事晋，蔑有贰矣。鲁不贰，小国必睦。不然，归必叛矣。（鲁国有季家和孟家，就像晋国有栾家和范家，政令都是在他们那里制定的。现在他们正在算计：“晋国眼下各家相争，已经没法追随了。还不如去侍奉齐国、楚国，就算因此被驱逐，也不能再追随晋国了。”。您要想控制住鲁国，最好是把季家那个“行父”抓起来杀掉，我会干掉留守的孟家那个“蔑”，然后带领我们鲁国继续侍奉晋国，不会再生叛离的心思。鲁国不叛离，那些小国也就会继续与晋国友好。要不然，等他们这次回去以后，一定会成为晋国的对头。）”。

于是在这年九月，晋人在“苕丘”扣押了季文子（季孙行父），我们的“公”带部队返回，驻留在那附近我们的城邑“鄆”那里，派一位卿子叔声伯（公孙婴齐）去请求晋人释放季孙（季文子，季孙行父）。晋国主管东方诸侯的卿郤犨就对子叔声伯说：“苟去仲孙蔑（孟献子），而止季孙行父（季文子），吾与子国，亲于公室。（要是你除掉仲孙蔑，我们这边再扣住季孙行父，我做主让大人管理你们的“国”，我们信任大人会超过你们的公室。）”。

但子叔声伯回答说：“侨如（叔孙宣伯，叔孙侨如）之情，子必闻之矣。若去蔑（孟献子，仲孙蔑）与行父（季文子，季孙行父），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若犹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晋君，则夫二人者，鲁国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鲁必夕亡。以鲁之密迩仇雠，亡而为雠，治之何及？（“侨如”那家伙的事，大人想必也听说了，要是您那里除掉“蔑”和“行父”，那就是不再看顾我们鲁国了，也是归咎于寡君了。要是还准备看顾我们鲁国，愿意得到我们周公的护佑，能让寡君继续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就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他们早上出事，我们鲁国晚上也会跟着出事。现在我们鲁国又紧靠着您那里的对头，等鲁国出了事被您那里的对头控制，再想平定哪还来得及？）”。

郤犨又说：“吾为子请邑。（那我为大人要一个城邑。）”，声伯回答：“婴齐（声伯，子叔声伯，公孙婴齐），鲁之常隶也，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我“婴齐”，在鲁国一贯只是“隶”而已，怎敢靠大国为自家求利？我现在是奉着寡君之命来请求贵方，如果贵方能答应我们的请求，就已经是大人您的厚赐，我哪还会有什么别的请求？）”。

得知声伯的回答，晋国的卿、中军佐范文子（士燮）就对晋国执政的中军元帅栾武子（栾书）说：“季孙（季文子，季孙行父）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子叔声伯，公孙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季孙在他们鲁国，已经辅佐了两位主上了，可他的妾不穿丝绸衣裳，他们家的马也不喂谷子，这还不能说是“忠”吗？相信小人的谗言，却打压忠良，还怎么面对各家诸侯？这位子叔婴齐遵行他们主上的命令不夹带私情，为国和家打算没有额外的心思，保护自身安全也不忘其主上。要不接纳此人的请求，就是不顾善人。大人还是多想想吧。）”，于是晋人答应了我们鲁国的求和，释放了季孙。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晋政多门”曰：

晋国政令出自各大卿族，不能统一。

杨伯峻先生注“蔑从晋矣”曰：

蔑，不也。《晋语二》“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吴语》“天占既兆，人事又见，我蔑卜筮矣”，俱同此用法。

杨伯峻先生注“蔑有贰矣”曰：

蔑，无也。与僖十年《传》“蔑不济矣”蔑字用法同。

杨伯峻先生注“鲁不贰，小国必睦”曰：

其它小国必服晋国。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曰：

《公羊传》谓鲁成公与晋厉公相会失时，晋人欲执鲁成公，季孙行父归责于己，故代公被执。与《左传》不同。

杨伯峻先生注“吾与子国，亲于公室”曰：

郤犨欲强迫鲁国以国政委之于声伯，且亲声伯甚于鲁公室。杜《注》解“亲于公室”为“亲鲁甚于晋公室”，误，说详沈钦韩《补注》。声伯外妹嫁与郤犨，见十一年《传》，故郤犨以利诱之。

杨伯峻先生注“婴齐，鲁之常隶也”曰：

婴齐，声伯之名。隶之地位，据昭七年《传》，在当时甚低下，声伯以隶自比，自是谦辞。定四年，卫灵公使祝佗从行，祝佗辞，亦云“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与此相类。

杨伯峻先生注“敢介大国以求厚焉？”曰：

介，仗恃，依靠。杜《注》，“介，因也”，亦通。厚，厚禄，指邑。

杨伯峻先生注“承寡君之命以请，若得所请，吾子之赐多矣，又何求？”曰：

《鲁语上》云“子叔声伯如晋，谢季文子（谢即请也）。郤犨欲予之邑，弗受也。”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苕丘”（杨注：苕音条。《公羊》“苕”作“招”，两字同从“召”声，得通假。苕丘，晋地，不详今所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4，北纬35（在当时的黄河南，“郑”北）。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楚”——“郢”——“为郢”（杨注：楚亦名荆，详庄十年《经?注》。初都丹阳，据《史记?楚世家?集解》及《正义》当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水经注》谓在今秭归县一带，难信。武王迁郢，今江陵县北十里之纪南城。定公六年，楚昭王因畏吴而迁鄀，旋后还郢，证之楚王盦章钟铭，可信。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楚王-负芻五年，灭于秦。楚器传世及出土者多见。#郢，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详桓二年《传?注》）。黄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见桓八年《传?注》）。自江陵至潢川今约七百里，古里较（今里）短，今之七百里当古之九百里，亦犹今自苏州至山东省-邹县约一千五百里，而哀七年《传》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也。说参阎若璩《四书释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

“鄆”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0，北纬35.6（西鄆，郓城县东）。

下面再贴一遍鄢陵之战和沙随之会与鲁国相关的一些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十六年经》：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p 0878）（08160013））（070）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及晋-郤犨盟于扈。（（p 0879）（08160014））（070）

公至自会。（（p 0879）（08160015））（070）

乙酉，刺公子偃。（（p 0879）（08160016））（070）

《成十六年传》：

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侨如奔齐。十二月，季孙及郤犨盟于扈。归，刺公子偃。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p 0894）（08161102））（070）

齐-声孟子通侨如，使立于高、国之间。侨如曰：“不可以再罪。”奔卫，亦间于卿。（（p 0894）（08161103））（070）

我的粗译：

这年冬十月乙亥那天（杨注：乙亥，十二日。），我们这里举行盟誓，驱逐叔孙侨如（叔孙宣伯）。侨如（叔孙宣伯，叔孙侨如）去了齐国。

这年十有二月乙丑那天（杨注：乙丑，三日。），我们执政的卿季孙（季文子，季孙行父）和晋国负责主管东方诸侯的卿郤犨（苦成叔）在“扈”那里举行了盟誓。回来以后，乙酉那天（杨注：乙酉，二十三日。），我们杀掉公子偃。然后，把侨如的弟弟叔孙豹（穆叔）从齐国召回来立为他们叔孙家的族长。

在齐国，侨如又和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有了私情，由于声孟子的影响，他们就让他在朝廷上和世卿高某人、国某人站在一起。侨如说：“不可以再罪。（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又逃往卫国，但在那里的朝廷上，他还是被安排和他们的卿站在一起。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出叔孙侨如而盟之”曰：

出，逐出。《周礼?秋官?司盟》云“盟万民之犯命者”，可见古代于所谓恶臣，有陈其罪恶以盟诸大夫之事。此因逐出侨如而与诸大夫盟。襄二十三年《传》载其盟辞，云：“毋或如叔孙侨如欲废国常，荡覆公室！”

杨伯峻先生注“归，刺公子偃”曰：

公子偃与公子鉏两人皆穆姜所指名代立者，而仅杀偃者，杜《注》以为“偃与谋”。

杨伯峻先生注“声孟子通侨如”曰：

声孟子，齐灵公之母，宋国女。侨如在齐，纳女于齐灵公，见襄二十五年《传》。

杨伯峻先生注“使立于高、国之间”曰：

立，同位，说详陶鸿庆《别疏》。高氏、国氏-齐国世袭上卿，并参僖十二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僖十二年传》“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云：

《礼记?王制》云：“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君。”齐侯爵为次国，二卿为天子所命，则国氏、高氏也，为上卿；管仲为桓公所命，为下卿。杜《注》云：“庄二十二年高傒始见《经》，僖二十八年国归父乃见《传》。归父之父曰懿仲，高傒之子曰庄子。不知今当谁世。”总之，高、国二氏为天子所命，世为齐上卿，虽未必柄政，至定公九年，敝无存尚云“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其为国人所羡如此。（（p 0341）（05120402））（041）。

“扈”（杨注：扈，郑地，当在今河南省-原阳县西约六十里。与庄二十三年之扈恐是两地。#扈本郑邑，《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云“出公二十二年，河绝于扈”，似其后为晋所有。《公羊传》谓此时扈已为晋邑，不可信。《经》例卒于国内不书地。此书地，足见此时扈尚未为晋有。扈为晋会诸侯之地，不言“卒于会”者，会已毕也。不书葬者，鲁不会也。#此扈乃郑国之扈，即文七年《经》“盟于扈”之扈，当在今河南-原阳县西约六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3.65，北纬35.03（黄河故道，曾经河绝于扈。据杨先生书中图标注，原阳县-祝楼乡-西胡庄村西一带）。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成十六年经》：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p 0877）（08160001））（070）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p 0878）（08160004））（070）

《成十六年传》：

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隤，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p 0890）（08160516））（079、070）

《成十六年经》：

秋，公会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于沙随，不见公。（（p 0878）（08160008））（070）

《成十六年传》：

秋，会于沙随，谋伐郑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p 0891）（08160601））（070）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成公十六年（公元前五七五年，周简王十一年，晋厉公六年，楚共王十六年，郑成公十年，齐灵公七年，宋平公元年，卫献公二年），晋国率领包括我们鲁国的各家诸侯与楚国以及郑国在鄢陵开战。开战那天，齐国的卿国佐和高无咎刚刚到达各家诸侯军队的驻地，卫侯（卫献公）刚从卫国出发，而我们的“公”（鲁成公）则刚从“坏隤”出来。

当时我们的卿宣伯（叔孙宣伯，叔孙侨如）和我们“公”的母亲穆姜有私情，就想着除掉季孙家和孟孙家，吞没他们的家产。在我们“公”准备出发时，他母亲穆姜去送他，却要求他把季孙和孟孙那两位大人赶走。我们的“公”向她解释现在晋国方面情况紧急，说：“请反而听命。（请等我回来再执行您的命令。）”，这位“姜”（穆姜）立刻发了火。当时公子偃和公子鉏正从堂前快步走过，这位“姜”就指着那两位说：“女不可，是皆君也。（你要是不干，他们都可以是主上。）”。于是我们的“公”先驻留在“坏隤”那里，肃清宫闱内部，加强戒备，指定了负责警卫的人，然后才出发，这就晚了。我们“公”还让孟献子（仲孙蔑）留在“公”的宫殿中负责守备。

这年秋天，我们“公”与各家诸侯在“沙随”那里盟会，商讨如何攻打郑国。正在那里的宣伯就让人对晋国的卿郤犨（苦成叔）说：“鲁侯（鲁成公）待于坏隤，以待胜者。（上次鲁侯等在“坏隤”那里，是想要等着看谁能打赢。）”。郤犨是晋国的新军将，同时担任公族大夫，负责管理东方的诸侯。此人收取了宣伯的贿赂，就向晋侯（晋厉公）告我们“公”的状，于是晋侯不肯接见我们的“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十七日甲寅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雨，木冰”曰：

无?传?。木冰即气象学之雾凇，于有雾寒冷天气下凝结于树木枝叶白色松散而似雪者。俗称树挂。汉人谓之“木介”（见《汉书?五行志上》），唐人谓之“树介”、“树架”、“树稼”（见《唐会要》及《旧唐书?让皇帝宪传》）。刘熙《释名?释天》云“氛，粉也，润气著草木，因寒冻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即此。

下面是一张木冰的图片，出自《寒冬赏落花_吉林雾凇岛旅游攻略》：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曰：

无《传》。公元前五七五年五月九日全食。

杨伯峻先生注“战之日，齐-国佐、高无咎至于师，卫侯出于卫，公出于坏隤。”曰：

金泽文库本作“战之明日”。战之日，齐军始至，卫、鲁之军刚从国内动身。

杨伯峻先生注“穆姜”曰：

穆姜，成公母。穆同缪，《列女?孽嬖传》谓“聪慧而行乱，故谥曰缪”。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曰：

金泽文库本作“趋而过”。偃、鉏两人为成公庶弟。

杨伯峻先生注“申宫、儆备”曰：

申，古与司常互用，如《庄子?大宗师》申徒狄《释文》谓崔本作“司徒狄”，《史记?留侯世家》“以良为申徒”，《集解》引徐广谓“申徒即司徒”。申宫即司宫，意即守宫；儆备，即加强戒备。

杨伯峻先生注“使孟献子守于公宫”曰：

此即“申宫”。季文子随从率军去会晋伐郑，孟献子留守公宫，可见鲁成无意于去此二人。

杨伯峻先生注“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曰：

杜《注》：“观晋、楚之胜负。”诬陷鲁成。

杨伯峻先生注“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曰：

诉，与《论语?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之“愬”同字，毁谤也。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不见公”曰：

《公羊传》以为“公幼”，梁玉绳《瞥记》则谓此时成公年已三十余，晋厉不接见鲁公者，受谗言耳。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坏隤”（杨注：坏隤，顾栋高《大事表》说，当在曲阜县境内。#坏隤在今曲阜县境内，互见成十六年《传》“公出于坏隤”《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北纬35.6（曲阜西不远）。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沙随”（杨注：沙随，宋地，古沙随国，在今河南-宁陵县北。#沙随，宋地，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北，亦见成十六年《经》并《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32，北纬34.49（宁陵县-石桥乡-冉路口一带）。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下面是鄢陵之战和沙随之会与鲁国相关的一些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十六年传》：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将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p 0892）（08160801））（070）

《成十六年经》：

公至自会。（（p 0878）（08160009））（070）

我的粗译：

这年七月，我们的“公”（鲁成公）准备会合尹武公（尹子）及各家诸侯去攻打郑国。出发之前，那位“姜”（穆姜）又要求我们的“公”把季孙和孟孙赶走，我们的“公”又布置了警备才出发。

当时各家诸侯的部队驻扎在“郑”的西面，而我们的部队却驻到了“督扬”，不敢越过“郑”。我们的卿子叔声伯（公孙婴齐）让我们这里叔孙家的次子、此时在齐国任职的叔孙豹（穆叔）请假前去替我们迎候晋国与我军配合的部队，自己则在“郑”的附近为他们准备吃的东西。晋国部队被迎了来，过程中，声伯（子叔声伯，公孙婴齐）四日不食等着，等到晋军的使者来了并吃上东西以后自己才吃。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叔孙豹”曰：

叔孙豹，侨如之弟。据下《传》“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与昭四年《传》，叔孙豹久已在齐，此时或随国佐在齐军中。请逆于晋师，谓叔孙豹请于齐，代表鲁国乞晋师往迎。

杨伯峻先生注“为食于郑郊”曰：

声伯在郑郊为晋军准备饭食。

杨伯峻先生注“食使者而后食”曰：

使者当是晋军使者，杜《注》以为是叔孙豹之副使，固误。《会笺》以为即叔孙豹，亦不确。

“督扬”（杨注：杜《注》：“督扬，郑东地。”盖与襄十九年督扬非一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9，北纬34.5（“郑”东北）。

《成十三年经》：

三月，公如京师。（（p 0859）（08130002））（070）

《成十三年传》：

三月，公如京师。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p 0860）（08130201））（070）

我的粗译：

四年后，我们成公的十三年（公元前五七八年，周简王八年），三月，我们“公”（鲁成公）去了京师，宣伯（叔孙宣伯，叔孙侨如）想多得赏赐，要求打前站，到了那里，“王”（周简王）按接待行人的规格接待了他。而孟献子（仲孙蔑）虽然跟在我们“公”身边，“王”认为他是“公”的助手，大大地赏赐了他。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公如京师”曰：

杜《注》：“伐秦，道过京师，因朝王。”余详僖二十八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王以为介而重贿之”曰：

孟献子本是鲁成公朝王上介，辅助鲁成公行礼，不由周王任命，《周语中》云“及鲁侯至，仲孙蔑为介”，可以为证。此“王以为介”云云，盖王因其为上介，乃厚赐之。周简王不赐宣伯而厚赐孟献子，乃听从王孙说之建议，事见《周语中》

《周语中》9：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愿，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京师”——“京師”——“王城”——“周”——“周宗”——“郏”——“郏鄏”——“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成十四年经》：

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p 0868）（08140003））（070）

《成十四年传》：

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p 0869）（08140201））（070）

《成十四年经》：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p 0868）（08140005））（070）

《成十四年传》：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p 0870）（08140401））（070）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成公的十四年（公元前五七七年，周简王九年，齐灵公五年），秋天，宣伯（叔孙宣伯，叔孙侨如）前往齐国替我们“公”（鲁成公）迎亲，那条《春秋经》上写“秋，宣伯如齐逆女”，在他的“名”前面加上他的族号“叔孙”，是为了表示对我们主上命令的重视。

这年九月，侨如（叔孙宣伯，叔孙侨如）就把我们主上的夫人妇姜氏从齐国迎了回来，那条《春秋经》上写“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又把他的族号“叔孙”去了，是为了表示对我们主上夫人的敬重。

所以贵族们都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春秋经》里的修辞，细致又明确，全面又委婉，记述了事情的本末，完备又不芜杂，还能惩恶而劝善，要不是通达的人，谁能写成这样？）”。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曰：

时宣公夫人穆姜尚在，新妇有姑，故称“妇”，与文四年、宣元年两《经》称“妇”相同。

杨伯峻先生注“《春秋》之称”曰：

称，言也，说也。此谓《春秋》之用词造句。

杨伯峻先生注“微而显”曰：

言辞不多而意义显豁。

杨伯峻先生注“志而晦”曰：

记载史实而意义幽深。章炳麟《读》解此三字为“明而晦”，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婉而成章”曰：

表达婉转屈曲，但顺理成章。

杨伯峻先生注“尽而不汙”曰：

杜《注》：“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焦循《补疏》解“汙”为“纾”，盖因杜《注》用“汙曲”字之故。

桥：关于“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脩之？”，愚以为《传》中所称的“圣人”，未必是指孔子。《汉语大字典》“圣”字条有言：《说文》：“聖，通也。从耳，呈聲。”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甲骨文）象人上着大耳，从口，会意。聖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为‘通’；贤圣之义，又其引申也……许君以形声说之，非是。聽、聲、聖三字同源，其始当本一字。”《传》中共九处十二次提到“圣人”，除此《传》外，成十六年《传》“惟圣人能外内无患”，襄二十七年《传》“圣人以兴”，襄二十九年《传》季札所言“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慙德，圣人之难也”，昭四年《传》申丰所言“圣人在上，无雹”，昭七年《传》孟僖子所言“孔丘，圣人之后也”、其转引臧孙纥之言“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以及桓六年和文六年《传》“圣王”，文二年《传》“圣贤”，又成十五年《传》“圣达节”、“虽不能圣，敢失守乎”，昭二十六年《传》“王甚神圣”，襄二十一年《传》引逸《书》“圣有謩勋，明徵定保”，昭六年《传》引逸《书》“圣作则”，诸“圣”字或当都用的是“贤圣”之义，或如杨先生所注的“最高道德”之义（成十五年《传?注》）。但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襄二十二年《传》“焉用圣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以及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又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应当都用的是“圣”字之本义，即“通也”。其中成六年《传》“圣人与众同欲”，是有人劝栾武子从众，我体会这里“圣人”说的正是“通人”，明白人也。襄二十二年《传》的“圣人”指的是臧武仲，杨先生注引《论语?宪问》孔丘云“若臧武仲之知”，说此人“料事常中，故当时谓之圣人”，亦当是指的“通人”。哀十八年《传》引《志》“圣人不烦卜筮”，考之上下文，《传》文之意应当也是明白人是用不着反复占卜的。至于文二年《传》“齊圣”，文六年《传》“圣哲”，借用杨先生的方法，这里“齊圣”和“圣哲”均为二字词，很可能是义近词连用成词，考虑到“齊”和?“哲”的意义，在这里“圣”字训“通”可能更合理。而文十八年《传》“齊、圣、广、渊、明、允、笃、诚”之“圣”，杨先生在《注》中引了孔《疏》“圣者，通也，博达众物，庶事尽通也”。正可与《汉语大字典》“圣”字条另一段相印证：《书?大禹谟》：“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孔传：“圣，无所不通。”总之，《左传》所言“圣人”不都是大贤大德，我体会此一《传》中重点在讲写作的技术，所以这里的“圣人”作“通人”解可能更合理，因此不必是孔子。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成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781）（08010001））（070）

无冰。（（p 0781）（08010003））（070）

《成三年经》：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p 0811）（08030004））（070）

大雩。（（p 0811）（08030010））（070）

《成四年经》：

冬，城鄆(郓)。（（p 0817）（08040008））（070）

《成五年经》：

秋，大水。（（p 0821）（08050005））（070）

《成六年经》：

取鄟。（（p 0825）（08060003））（070）

《成六年传》：

取鄟，言易也。（（p 0827）（08060301））（070）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的元年（公元前五九〇年，周定王十七年），我们拿下了鄟国。《春秋经》上写“取鄟”，意思是没费什么劲。

一些补充：

上面第一条《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中的“公”是鲁成公，关于这位“公”，杨伯峻先生有注云：

名黑肱，宣公子。《公羊》成公十五年《传》谓“宣公死，成公幼”，以成公即位十四年后娶妻推之，此说可信。（《成公元年—十八年》（p 0781）（08000001））（070）。

在上面那几条《春秋经》中，“无冰”意味着气候异常，“新宫災”是天灾人祸，“大雩”意味着旱灾，“大水”则是水灾了。看来鲁国这五年是流年不利，这也是鲁成公上台头几年的背景。当然实际面对这些灾祸的是执政者季文子（季孙行父）。

另外，鄟国应该和鲁国处于同一气候区，则轻易被鲁国拿下也是有原因的。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二月朔乙未，实建亥。此年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无冰”曰：

无《传》。《诗?豳风?七月》云：“二之日凿冰沖沖，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即夏正十二月，周正二月。昭四年《传》亦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日在北陆”亦即周正二月。《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季冬即周正二月。可见古代有在周正二月取冰、藏冰之礼。若天气暖和，水泽不冻，则不能行此礼，故史书“无冰”。此年实建亥，但冬至在二月朔日，与建子相差不远，寒暖无大异。余详桓十四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十四年经》“无冰”曰：

无《传》。《春秋》书“无冰”者凡三次，此及襄二十八年不书月，成元年则书“二月”。以昭四年《传》“日在北陆而藏冰”证之，此及襄二十八年皆当是二月，盖“藏冰”为古二月之礼，至此气候仍暖，无冰可藏，故史官书之。（（p 0139）（02140002））（014）。

杨伯峻先生注“甲子”曰：

甲子，十二日。

杨伯峻先生注“新宫災”曰：

《公羊》、《谷梁》两传皆谓新宫为宣公庙，杜《注》从之。

杨伯峻先生注“三日哭”曰：

无《传》。《礼记?檀弓下》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杨伯峻先生注“言易也”曰：

详宣九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宣九年传》“秋，取根牟，言易也”曰：

襄十三年《经》“取邿”，《传》云：“凡书取，言易也。”成六年《经》“取鄟”，《传》亦云“言易也”。昭四年《经》“取鄫”，《传》云：“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综合观之，凡取邑或取国，取之甚易，则言“取”。然有用师徒者，亦有不用师徒者。此取根牟，非如鄫之叛其国而来，则用师徒者也。（（p 0701）（07090201））（064）。

“鄆”（杨注：鄆音運（运），鲁有二鄆，东鄆已见文十二年《经?注》。此则西鄆，十六年《传》“公还，待于鄆”，即此西鄆。地近于齐，昭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以及定六、七、十年诸鄆，皆西鄆。在今山东省-郓城县东十六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0，北纬35.6（西鄆，郓城县东）。

“鄟”（杨注：鄟，附属小国，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三十余里。《公羊传》以为“邾娄之邑”，《春秋经》取邑必系所属国，独书某者，皆国也。说本汪克宽《春秋胡传纂疏》。#鄟音專（专），《谷梁传》云“国也”，《公羊传》则云“邾娄之邑”。《铁云藏龟拾遗》二一七云“于專”，惜前后字漫漶。（《殷虚书契前编》五、九、二云“癸亥，卜，王贞：余从侯專？”）《小屯乙编》八一一云：“贞：乎乍圂于專，勿乍圂于專？”此二“專”不知即此“鄟”不。若然，自是殷商以来小国。《公羊》说之不可信，可参看齐召南《公羊注疏考证》。鄟所在地，顾栋高《大事表》以为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卷一则以为即昭二十六年之鄟陵，当在今山东-兖州一带。），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1，北纬34.70（前城村北，有遗址）。

下面是成元年至成九年与鲁国相关的一些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六年经》：

夏六月，邾子来朝。（（p 0825）（08060005））（070）

《成七年经》：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p 0831）（08070001））（070）

不郊，犹三望。（（p 0831）（08070004））（070）

《成十年经》：

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p 0847）（08100002））（070）

《成十七年经》：

九月辛丑，用郊。（（p 0896）（08170006））（070）

《成七年经》：

夏五月，曹伯来朝。（（p 0831）（08070003））（070）

《成七年传》：

夏，曹宣公来朝。（（p 0833）（08070301））（070）

《成七年经》：

冬，大雩。（（p 0832）（08070009））（070）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成公的七年（公元前五八四年，周简王二年，曹宣公十一年），夏天，曹宣公（曹伯）来了我们这里朝见。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王正月”曰：

冬至在二月初七日丙寅，实建亥，且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曰：

鼷音奚，鼠类之最小者。?本草纲目-兽部?三李时珍《集解》引陈藏器云：“鼷鼠极细，卒不可见，食人及牛马皮肤成疮。”《春秋》载鼷鼠食郊牛者三次，此年及定十五年、哀元年。备郊祭之牛被鼷鼠所伤，乃改用它牛卜其吉凶。郊祭未卜日，谓之牛；卜得日，改曰牲；见僖三十一年并宣三年《经》《传》及《注》。

宣三年《经》《传》及《注》见前面《《左传》人物事略23附：仲杀恶视2/7》。

杨伯峻先生注“乃免牛”曰：

无《传》。免牛见僖三十一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不郊，犹三望”曰：

无《传》。见僖三十一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曰：

无《传》。参僖三十一年《经》、《传》。

杨伯峻先生注《僖三十一年经》“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云：

郊义详桓五年《传?注》。此卜郊，据《传》“礼不卜常祀”、“牲成而卜郊”之文，盖非卜其牲与日，乃卜宜郊与否；不然，则《传》文云云成为无的之矢。《礼记?曲礼上》云：“卜筮不过三。”《公羊传》云：“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然考之卜辞，有一事十数卜者。周初或以三次为限。《金滕》“乃卜三龟”可证。然至《春秋》，卜郊有三、有四、甚至有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此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成十年《经》夏四月“五卜郊不从”是也。然则四卜非礼，亦未必为春秋之实。免牲者，为郊所准备之牺牲，免而不杀也。《礼记?郊特牲》谓“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牲为赤毛之牛犊。《谷梁传》云：“免牲者，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传》未言，礼或同此。《尚书?舜典》云：“望于山川”、“望秩于山川”，哀六年《传》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则望为山川之祭，毫无可疑。故《谷梁传》范宁《注》引郑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鲁之三望，郑玄（亦见《谷梁传》范宁《注》引）以为东海、泰山及淮水，乃据《尚书?禹贡》“海、岱及淮为徐州”，鲁在徐州，因为此言，盖是也。《公羊》以为祭泰山、河、海者，钟文蒸《谷梁补注》云：“公羊高-齐人，盖据齐法，齐地在岱阴，又东至于海，西至于河也。”然则《公羊》以齐之三望为鲁之三望，自不可信。杜《注》谓“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然望祭仅山川，无天神，故知其误。其他望祭误说尚有，不具辩。《春秋》书“犹三望”者三次，此年、宣三及成七年是也。（（p 0484）（05310003））（035）。

杨伯峻先生注《僖三十一年传》“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云：

免牲则不郊，不郊，牲无用矣。（无牲不可郊也。）非礼者，谓郊为鲁之常祀，只宜卜牛，卜日，不宜卜可郊与否；今卜郊而不从，乃不郊，非礼也。沈彤《小疏》曰：“常祀必以时祀，不更卜祀之吉凶。”郊，祭天之常祀。先卜牲，后卜日。卜牲者，卜用此牛之吉凶，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是也。卜日者，《礼记?郊特牲》谓“郊之用辛”，证以成十七年《经》（《传》）“九月辛丑用郊”，可信。又据“启蛰而郊”《传》文，鲁郊宜在寅月，则当以丑月下辛卜寅月上辛。若不从，则又以于月之上旬卜。如此者数，此所以鲁郊亦有在寅月后者。杜《注》曰：“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孔《疏》曰：“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据杜《注》，怠谓怠于吉典，慢谓慢渎龟策。此释卜郊之非礼。细是细节，宣三年《传》云：“望，郊之属也。”细节与附属之节同意。此释犹三望之非礼。（（p 0486）（05310301））（035）。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辛丑”曰：

辛丑，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用郊”曰：

无《传》。参桓五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启蛰而郊”云：

启蛰犹今言惊蛰，宋-王应麟所谓“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至汉行《太初历》，）《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节）气。郊礼，古今异说纷繁。今以《春秋》、《左传》解《左传》。郊为夏正正月祈谷之礼，襄公七年《传》“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可证。然《春秋》书郊者九，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俱在周正正月，即夏正十一月，盖正月卜牛，四月五月用之，《礼记?郊特牲》所谓“帝牛必在涤三月”者也。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十一年之卜郊则在周正四月，即夏正二月；定十五年之郊在夏正三月，哀元年之郊在夏正二月，其甚者成十七年书九月辛丑用郊，总之，卜郊及郊皆已过启蛰之节，诚如襄七年孟献子所云：“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是下文所云“过则书”也。（（p 0106）（02050501））（014）。

杨伯峻先生注“夏，曹宣公来朝”曰：

《传》文于《经》文无所说明或补充，据孔《疏》，仅表示《经》文“曹伯”即“曹宣公”，即所谓“互见名号”。

杨伯峻先生注“冬，大雩”曰：

无《传》。此因旱而雩，见桓五年《传》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秋，大雩。书，不时也”云：

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春秋》书雩者二十一，《左传》于此年云，“书，不时也”；于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说本汪克宽《纂疏》。（（p 0106）（02050501））（014）。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传》“龙见而雩”云：

龙，苍龙，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之总称，其中有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之星。见同现。龙见，非谓七宿尽出现，角、亢两宿（角宿有室女座之二星，亢宿有室女座之四星）于黄昏出现东方，即可谓之龙见，是时当夏正四月，孟夏建巳之月。金鹗《求古录礼说》必谓苍龙七宿尽见始谓龙见，因谓雩在午月，恐非。雩，祈雨之祭。（（p 0106）（02050501））（014）。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成八年经》：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p 0836）（08080007））（070）

《成八年传》：

秋，召桓公来赐公命。（（p 0839）（08080701））（070）

《成九年经》：

城中城。（（p 0842）（08090014））（070）

《成九年传》：

城中城，书，时也。（（p 0846）（08091301））（070）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成公的八年（公元前五八三年，周简王三年），秋天，周王室那里的卿士召桓公（召伯）来给我们的“公”颁赐新的“命”。

再下一年，我们的成公九年（公元前五八二年，周简王四年），我们加筑了中城的城墙，《春秋经》上写“城中城”，意思是这一行动合于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曰：

“赐”，《公羊》、《谷梁》皆作“锡”。以庄元年、文元年《经》“锡命”推之，字或者本作“锡”。《礼记?曲礼》孔《疏》引亦作“来锡公命”。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鲁”——“中城”（杨注：鲁国-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后。周公辅佐周王朝，成王封其子于曲阜，定四年《传》“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龚景瀚谓鲁都一为曲阜，一为奄城，古奄国都也。二城相距仅三里。曲阜在东而稍北，今山东-曲阜县北三里之古城村。奄城在西而稍南，即今曲阜县治。初都曲阜，炀公迁奄城；春秋时又迁曲阜，盖在僖公时。详《澹静斋文钞?鲁都考》。一九七七年曾于鲁都进行勘探发掘，测得鲁都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横长方形，城东西最长处三点七公里，南北最宽处二点七公里，面积约十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壕，西北两面城壕利用古洙水河道。（城周长二十三点七里，面积三十九点五平方里，）今日曲阜县县城仅占鲁故城西南角之一小部分。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鲁宫殿在城中。在东北部城墙下与城内西北、西南部有鲁城以前之居民区，或即商奄遗址。#据《谷梁传》，中城即内城。若然，则此中城即鲁都曲阜之内城。杜《注》以此为鲁国城邑之名，云在“东海-厚丘（各本误作廩丘，今从金泽文库本、南宋小字本正）县西南”，即在今江苏-沭阳县境，为鲁边境所未达。杜《注》不可信。说详江永《考实》。定六年“城中城”与此同。#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桥案：这一节里有很多条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我猜测，现存《春秋经》的绝大多数条目都是《左传》作者讲解时要用到的，《春秋经》中那些他们用不着的条目大多已经散佚了。而在涉及鲁国那些“公”的各章《左传》中，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比较集中，我想是因为《春秋经》记述的本来就主要是鲁国的事，而那些没有相应《左传》对其进行解说的《春秋经》应该是如上面解释的那样，提供了相应事件的背景材料。

《宣十七年经》：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p 0771）（07170005））（064）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p 0771）（07170008））（064）

《宣十七年传》：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p 0775）（07170301））（064）

我的粗译：

到我们宣公的十七年（公元前五九二年，周定王十五年，晋景公八年，楚庄王二十二年，齐顷公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十一日。），我们“公”（鲁宣公）的亲弟弟叔肸去世了，他是和我们“公”同母的弟弟。凡是和“大子”同母的弟弟。当“公”还在的时候，《春秋经》称其为“公子”，当“公”不在以后，《春秋经》称其为“弟”，凡《春秋经》称“弟”的都是和当时的“公”同母的弟弟。

一些补充：

本章《左传》作者当也认为这次“日有食之”是鲁宣公和公弟叔肸以及子家（公孙归父）即将出事的凶兆吧。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曰：

无《传》。六月乙巳朔，不当有癸卯，且是月无日食。惟五月乙亥朔确有日环食，曲阜可见一分以上，不知是否日月有误。王韬则推算宣公七年六月癸卯朔有日食，而误为十七年。冯澂《春秋日食集证》亦云：“王韬之说是也。”疑错简。（桥：如此，则似不应放在这里。）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曰：

《谷梁传》谓叔肸于宣公杀恶及视而自立（见文十八年《传》），甚为不平，故其人“织履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谷梁》之为此言，盖据叔肸既是宣公母弟，而除其卒外，未尝再见于《经》、《传》，因此推测作此语，但未必是事实。《元和姓纂》引《世本》称“惠伯?叔肸”，且其子公孙婴齐已为卿，见于《经》；婴齐生叔老?子叔，子叔生叔弓，叔弓生辄及鞅，辄生诣，亦俱见于《经》，则其人有谥，其子孙世世为卿可知矣，叔肸或非不仕。

杨伯峻先生注“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曰：

此是一通例。然母弟虽其父不存，亦有称“公子”者，如庄二十五年、二十七年《经》两书“公子友如陈”，季友为庄公母弟，其时桓公已死。又如昭元年虢之会称“陈-公子招”，八年则书“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盖因其事之不同，行文之便，或称弟，或称公子，固未必拘于书例也。

杨伯峻先生注“凡称弟，皆母弟也”曰：

此又是一通例。考之全《经》，有虽母弟而不称弟者，但无非母弟而称弟者，则此例并无例外。以定十一年《经》为例，辰是宋景公之母弟，故称“弟辰”。他若公子地，则是辰之庶兄，故十年《经》称“公子地”，而不称“弟”，分别甚为明显。黄式三《春秋释》谓“《春秋》书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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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八年经》：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p 0776）（07180004））（064）

《宣十八年传》：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p 0777）（07180301））（06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九一年，周定王十六年，晋景公九年，楚庄王二十三年，齐顷公八年），秋天，邾人在“鄫”那里“戕”了鄫子（鄫国国君）。凡残暴杀害主上的人出自内部的，《春秋经》说“弑”，出自外部则说“戕”。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曰：

“鄫”，《谷梁》作“缯”，余详僖十四年《经?注》。杜《注》：“《传》例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鄫杀鄫子。”

杨伯峻先生注“凡自内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曰：

各本俱无“内”字，惟《唐石经》及金泽文库本有。《校勘记》云：“《周礼?大司马》之职《正义》、李善《魏都赋?注》引《传》并有‘内’字。”今据补。虐，杀也。见十五年《传?注》。《春秋》无用“戕”者，唯此一次，《传》则有襄三十一年“阍戕戴吴”一次，此盖邾使人就鄫国暗杀之。《说文》云，“戕，他国臣来弑君曰戕”，取《左传》义，谓杀之于其国也。若杀之于其国外或他国明目张胆以杀另一国之君者则仍曰杀。如昭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定四年“蔡-公孙姓帅师灭沈，以沈子-嘉归，杀之”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宣十五年传》“虐我伯姬，四也”云：

惠栋《补注》云：“上云‘酆舒为政而杀之’，此云‘虐’者，《尚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杀之刑’，《论语》‘不教而杀谓之虐’，又十八年《传》云‘凡自内虐其君曰弑’，皆以‘虐’为‘杀’也。”亦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p 0762）（07150301））（051）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鄫”（杨注：“鄫”《谷梁》作“缯”，鄫、缯在古书多通用，《周语中》云“杞、繒由大姒”，《周语下》则云“杞、鄫猶在”，尤可证。鄫，国名，姒姓。襄六年灭于莒，昭四年鲁取其地。后又属齐，见《吴世家》。故城在今山东省-峄城县东八十里。（枣庄市东，苍山县西稍北。）一九七八至八一年山东-临朐县-泉头村出土般殷鼎，铭云“上曾大子般殷”云云。《战国策?魏策四》云：“缯恃齐以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缯。”即此鄫地，但已是战国初事。恐非姒姓之鄫矣。由传世彝器考之，古代有姒姓之鄫，亦有姬姓之鄫。《曾侯簠铭》云：“曾侯乍叔姬?邛[女（日/爾）]賸（媵）器”，则为姬姓之曾。他若曾伯陭壶、曾大保盆、曾子仲宣鼎、曾诸子鼎等，则难定其何属。近年湖北省-京山县发掘曾侯墓，葬以九鼎。又一九七七年，随县亦发掘得大量曾国遗物，而此曾国，先秦古籍俱无丝毫记载，疑是楚所封附庸国。），推测位置为：东经117.91，北纬34.89（鄫城前村北，有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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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八年经》：

公孙归父如晋。（（p 0776）（07180006））（064）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寝。（（p 0777）（07180007））（064）

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p 0777）（07180008））（064）

《宣十八年传》：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p 0778）（07180501））（064）

子家还，及笙，坛帷，复命于介。既复命，袒、括发，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p 0779）（07180502））（064）

《成元年经》：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p 0781）（08010002））（064）

《成四年经》：

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p 0817）（08040004））（064）

《成十五年经》：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p 0871）（08150002））（064）

我的粗译：

我们的卿公孙归父（子家）因为我们“公”（鲁宣公）是被他父亲襄仲（公子遂）拥立的，所以有宠。他想除掉三桓——我们桓公后裔的三个家族，扩大公室的势力，于是和我们的“公”策划，由他去访问晋国，依靠晋人的力量除掉三桓。

但是这年冬十月壬戌那天（杨注：壬戌，二十六日。），我们“公”忽然去世，季文子（季孙行父）就在我们朝廷上扬言：“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襄仲，公子遂）也夫！（让我们背上杀適立庶的名声而失去了大援的，就是那个“仲”！）”；我们另一位卿臧宣叔（许，臧孙许）一听这话就发了火，说：“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臧宣叔，臧孙许）请去之。（那时候没人出来管，现在他的后人有什么罪过？大人既想要赶走他，就让我“许”去赶走他吧。）”，于是决定把东门那家的族长（公孙归父，子家）赶走。

子家出访晋国回来，到“笙”那里，筑了个坛，用帷幕围上，就在那里向他的副手正式报告此次出访的结果。报告完了，他脱去正式的朝服，袒露上身，把头发扎起来，在原位哭起来。哭完，跺三次脚，然后离开，逃去了齐国。《春秋经》上写“归父还自晋”，就是认为他处理的好。

一些补充：

臧孙许（臧宣叔）和仲婴齐（公孙婴齐）都是鲁国的卿，都和上面的事件密切相关，前者死于鲁宣公去世和仲遂被逐之后四年，后者则死于此后十五年。

杨伯峻先生注“使我杀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曰：

归罪于襄仲，将去公孙归父。“杀適立庶”，襄仲之谋。“失大援”，“大援”不知谁指，若指齐，则宣公初立，事齐甚勤，齐亦援之甚力，近始有隙。杜《注》云：“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坚事齐、晋，故云‘失大援’。”义虽得通，然与“杀適立庶”关系不密。沈钦韩《补注》谓此为“行父之诡词欺众”，义或然也。

杨伯峻先生注“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曰：

此揭露季孙行父之用心。季孙行父恨归父之欲去三桓，因欲逐之，而不便明言，故托词以罪其父，臧孙许则云：若谓襄仲失大援，则当其时须治之，其子无罪，不受责。

杨伯峻先生注“子欲去之”曰：

点明季孙行父之阴谋。

杨伯峻先生注“许请去之”曰：

杜《注》谓臧孙许“时为司寇，主行刑”，不知别有据，抑推测之辞。

杨伯峻先生注“遂逐东门氏”曰：

襄仲之族号东门氏，见僖二十六年《传?注》。《公羊》成十五年《传》云：“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诸大夫而问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为之？’诸大夫皆杂然曰：‘仲氏也，其然乎？’于是遣归父之家，然后哭君。”以逐东门氏为臧孙许所倡议，与《传》异。

杨伯峻先生注《僖二十六年传》“东门襄仲”云：

东门襄仲即公子遂，称“东门”者，据《周礼?大司马》“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郑玄《注》谓“军将皆命卿，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故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昭二十五年《传》），皆上卿为军将者也。”杜《注》则以为“襄仲居东门，故以为氏”。疑郑玄说较是。（（p 0440）（05260401））（045）。

杨伯峻先生注“子家还，及笙”曰：

《公羊》谓归父行至此，闻宣公死，己家被逐。

杨伯峻先生注“坛帷”曰：

筑土为坛，除地为墠（音善），然有时坛亦作墠用。或谓归父不及筑土，仅清除草秽作一场地为行礼之用而已，《公羊》亦记此事，作“墠帷”，则此坛字宜读作墠。然据《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踰竟，为坛位，鄉国而哭”之仪。中途大夫士本可以设坛，何况归父为鲁之上卿乎？此坛字仍当为筑土之坛。说参沈钦韩《补注》。帷，以布帛围其坛。

杨伯峻先生注“复命于介”曰：

据《仪礼?聘礼》，使者出使，闻其君死，若已入所聘国之境，则仍须完成聘问之事。返国，在死君之停棺前向死君复命，《聘礼》所云“聘君若薨于后，入境则遂。归，执圭，复命于殡”是也。但归父此时始知季孙行父已逐其家，因不返国，在途中为坛帷，设位，向其副手复命，欲其副手代之复命于死君。复命之仪节见《聘礼》。孔《疏》谓此则“介当南面，归父于介前北面，执圭复命”，或然也。介，使者有上介，有众介。上介为副手，众介为助手。此上介也。

杨伯峻先生注“既复命，袒、括发”曰：

古代之袒，无论吉凶，皆袒左，解去左边外衣，露出内衣。唯受刑则右肉袒。袒或裼，皆不露体。若露体，则云“肉袒”，或云“袒裼”。袒裼亦有二义，有露体者，《诗?郑风?大叔于田》“袒裼暴虎”、《孟子?公孙丑上》“虽袒裼裸裎于我侧”是也。《礼记?内则》“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则不露体者。括发，以麻约束其发也。古人加冠，必先束发，或以锦束之，或以组束之，或以缁缟束之，同谓之纚（音蓰）。束发后再加安发之簪，谓之笄（音鸡），然后加冠。初遭丧，先去冠。又二日去笄纚，于是以麻束发。说详黄以周《礼书通故》。又据《聘礼》，复命之后，“出，袒括发”，此则不能返国，归父亦依其仪行之。

杨伯峻先生注“即位哭”曰：

归父就自己之位而哭。

杨伯峻先生注“三踊而出”曰：

踊音勇。《聘礼》又云：“入门右，即位踊。”古代遭丧，有擗踊之仪。擗犹椎胸，踊犹顿足。男踊女擗，表示哀痛之至。

杨伯峻先生注“二月辛酉”曰：

辛酉，二十七日。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甲寅”曰：

甲寅，八日。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乙巳”曰：

乙巳，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仲婴齐卒”曰：

无《传》。仲婴齐，仲遂之子，公孙归父之弟。仲遂之死见宣八年《经》，归父奔齐见宣十八年《经》、《传》。婴齐为其后，曰仲氏。孔《疏》引刘炫说云：“仲遂受赐为仲氏，故其子孙称仲氏。”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绛本晋国都城，在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详隐五年《传?注》，而《年表》云：“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似绛都本无城郭者，恐太史公误会《传》意。《传》意仅谓士蒍为高其宫而城绛，则所谓城者，加高加大而已。自成六年徙新田后，谓之故绛。#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笙”——“生窦”（杨注：窦音豆。生窦当在今山东省-菏泽县北二十余里。#“笙”，《公羊》、《谷梁》俱作“柽”，古音同假借。笙地无考，江永《考实》谓即庄九年《传》之生窦，在今山东省-曹县东北，亦只推测之辞。罗泌《路史?国名纪?注》以笙与成二年《传》之莘为一地，亦不可信。），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北纬35.35（菏泽北二十余里）。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下面是归父奔齐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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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仲（公子遂）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但死后他的家族及继承者究竟竞争不过老谋深算的季文子（季孙行父）。

《宣十年经》：

季孙行父如齐。（（p 0705）（07100016））（064）

《宣十年传》：

季文子初聘于齐。（（p 0708）（07100901））（064）

《宣十年经》：

冬，公孙归父如齐。（（p 0705）（07100017））（064）

《宣十年传》：

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p 0708）（07101001））（064）

《宣十年经》：

齐侯使国佐来聘。（（p 0705）（07100018））（064）

《宣十年传》：

国武子来报聘。（（p 0708）（07101101））（064）

《宣十年经》：

饥。（（p 0705）（07100019））（064）

我的粗译：

还在这年秋天，我们执政的卿季文子（季孙行父）首次访问了齐国。

这年冬天，我们的卿子家（公孙归父）因为进攻邾国的事也访问了齐国。

随后，齐国执政的卿国武子（国佐）来了我们这里回访。

一些补充：

杜《注》“季文子初聘于齐”云：“齐侯初即位。”

杜《注》“冬，子家如齐，伐邾故也”云：“鲁侵小，恐为齐所讨，故往谢。”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使国佐来聘”曰：

《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当年称子，逾（踰）年称爵。齐惠公死未逾年，此称“齐侯”者，亦犹成四年郑襄公死未逾年，《经》于郑悼公称“郑伯”。杜《注》云“既葬成君，故称君”，通之会盟则不然，通之他事，或然。互详桓十三年《经?注》及僖九年《传?注》。《周语下》“齐-国佐见”，韦《注》云：“国佐，齐卿，国归父之子，国武子也。”传世器有国差 ????[缶詹]，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十八谓“国差即齐-国武子。”

下面再贴一遍国差壚（国差即国佐，国差壚即国差 ????[缶詹]）的图片，截自网上：

下面再贴一遍《国差壚铭文拓本》的图片，铭文释文：“国差立事岁咸丁亥，攻市（借为工师）????[亻昏]■西■宝????[缶詹]四秉，用实旨酉（酒）。侯氏受福■寿，卑旨卑瀞，侯氏母。■母[爿厉]，齐邦贮静安宁，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为无法解读的字）”，丁亥年当即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七三年）。图片出自《【品藏2014】“物常聚于所好”金文拓本集合》：

杨伯峻先生注“国武子来报聘”曰：

报聘，盖报季文子之聘。

杨伯峻先生注“饥”曰：

无《传》。杜《注》：“有水災，嘉谷不成。”

《宣十三年经》：

秋，螽。（（p 0751）（07130003））（064）

《宣十四年经》：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穀。（（p 0753）（07140006））（064）

《宣十四年传》：

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穀，见晏桓子，与之言鲁，乐。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p 0756）（07140401））（064）

《宣十五年经》：

秋，螽。（（p 0758）（07150006））（064）

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p 0758）（07150007））（064）

我的粗译：

四年后，我们宣公十四年（公元前五九五年，周定王十二年，晋景公五年，楚庄王十九年，齐顷公四年），冬天，我们的卿公孙归父（子家）在“穀”与齐侯（齐顷公）会见。然后见了他们的大夫晏桓子（晏弱），和他谈起我们鲁国的事，谈得很高兴。桓子（晏弱）事后告诉他们的卿高宣子（高固）说：“子家其亡乎！怀于鲁矣。怀必贪，贪必谋人。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子家”恐怕要被流放了！他现在就已经舍不得鲁国。舍不得就会“贪”，“贪”就会算计别人。他算计别人，别人也会算计他。整个一国都算计他，他还能不被流放吗？）”。

一些补充：

这一段《春秋经》两次记载“秋，螽”，可能《左传》作者也是将这两次蝗灾作为鲁宣公和子家（公孙归父）即将出事的预兆采入本章的吧。而“仲孙蔑（孟献子）会齐-高固于无娄”那条《春秋经》也是记载了鲁国的卿与齐国交往的情形之一吧。

杨伯峻先生注“秋，螽”曰：

无?传?。杜?注?：“为災，故书。”

杨伯峻先生注“晏桓子”曰：

杜《注》：“桓子，晏婴父。”晏盖以邑为氏，今齐河县西北二十五里之晏城盖即其地，《寰宇记》谓之晏婴城。

杨伯峻先生注“与之言鲁，乐”曰：

公孙归父有宠于宣公，见十八年《传》，乐谓乐此也。

杨伯峻先生注“怀于鲁矣”曰：

怀即僖二十四年《传》“怀与安”之怀，此谓留恋其宠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穀”——“小穀”——“谷”——“小谷”（杨注：穀（谷），齐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旧治东阿镇。#《公羊传》徐彦《疏》云：“二《传》作“小”字，与《左氏》异。”孙祖志《读书脞录》、刘文淇《旧注疏证》、章炳麟《左传读》等因谓《左氏》本作“城穀（谷）”。但案之《水经?济水篇》“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余里，是穀城县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当作三十二年，杨守敬《注?疏》已订正）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云云，则是郦道元所据《左传》已有“小”字矣，孙等之说恐非。小穀即穀，齐邑，今山东省-东阿县治，顾炎武《杜解补正》据《谷梁》范宁《注》、孙复《尊王发微》谓小穀为鲁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不合?传?意。#昭十一年《传》述申无宇之言云：“齐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传》文本此。顾炎武《日知录》四、《山东考古录》疑之，无据。事亦见《晏子春秋?外上篇》。据《管子?大匡篇》，吴人伐穀，齐桓公因城穀，遂为管仲采邑。#庄三十二年《传》云：“城小穀（谷），为管仲也。”则此穀即小穀，亦即庄七年之穀，在今山东-东阿县新治东南之东阿镇。#穀见庄七年《经?注》，即今山东-东阿县南之东阿镇。本东阿旧治。穀亦齐地，师过本境而民不知，言其整肃。），推测位置为：东经116.28，北纬36.17（平阴县-东阿镇）。

“无娄”（杨注：“无娄”，《公羊》作“牟娄”。牟娄见隐四年《经》，已为莒邑，此时莒恃晋而不事齐，齐、鲁固不得于其地相会。杜《注》谓“无娄，杞邑也”，虽不知所本，但不以为即牟娄，从可知也。“无”与“牟”字可通，《公羊》作“牟娄”，自是由无之声转，但不得谓即隐四年之“牟娄”。无娄，不详今地所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5，北纬36（齐、鲁之间，杞邑？）。

下面是宣十年至宣十六年齐、鲁交往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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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五年经》：

初税亩。（（p 0758）（07150008））（064）

《宣十五年传》：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p 0766）（07150801））（064）

《宣十五年经》：

冬，蝝生。（（p 0758）（07150009））（064）

饥。（（p 0758）（07150010））（064）

《宣十五年传》：

冬，蝝生，饥。幸之也。（（p 0766）（07150901））（06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楚庄王二十年，齐顷公五年），我们首次实行按田地的亩数收租子，这不合规矩。谷物只能从代耕来，这样才能丰财。

这年冬天，生了“蝝”，出现饥荒，《春秋经》上写“冬，蝝生，饥”，就是要警示。

一些补充：

《哀二年传》中还有个“税”的例子：“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尨税焉，赵氏得而献之。”（（p 1617）（12020304））（129），这里“税”也是动词，也就是到时派人去收租子。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93年，上距公元前594年此时鲁国“初税亩”一百零一年，反映那时周王室以及晋国那里都已经改成收租子了。

杨伯峻先生注“冬，蝝生”曰：

蝝音沿，据《说文》引董仲舒说及《尔雅》郭璞《注》，为飞蝗之幼虫，未有翅者。据《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说，则以为蚍蜉之有翼者，食谷为災。据庄二十九年《传》“凡物，不为災，不书”之义例，此书必为災。故前说未必可靠。

杨伯峻先生注“冬，蝝生，饥。幸之也”曰：

蝝生为災，且至于饥，何以“幸之”，实不可解。杜《注》谓“蝝未为災，而书之者，幸其冬生，不为物害。”此亦不可通。鲁之冬，夏正之秋，何以“不为物害”？且《经》、《传》明言“饥”，则其为害显然。于鬯《校书》谓“幸”实“ [幸-土+大]”字， [幸-土+大]音聂，《说文》云“所以警人也。”凡从 [幸-土+大]之字，隶书皆从“幸”，如執、蟄、墊等是。故后人混“ [幸-土+大]”为“幸”，而以侥幸、幸运解之，实误。“ [幸-土+大]之”者，罪之也。罪之者，罪宣公之税亩也。此用《公羊》义，未必合。（说颇新奇，录以供参考。）《谷梁传》云：“其曰蝝，非税亩之災也。”则又驳斥《公羊》义者。（或为于说之所本。）然《公羊传》亦云：“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则《公羊》（今文）亦作“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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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十六年经》：

秋，郯伯姬来归。（（p 0767）（07160003））（064）

《宣十六年传》：

秋，郯伯姬来归，出也。（（p 0769）（07160301））（064）

《宣十六年经》：

冬，大有年。（（p 0767）（07160004））（064）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十六年（公元前五九三年，周定王十四年，晋景公七年，楚庄王二十一年，齐顷公六年），秋天，我们“公”（鲁宣公）的女儿郯伯姬回来了，《春秋经》上写“秋，郯伯姬来归”，意思是她被休了。

一些补充：

投靠齐国的鲁国日子不好过啊。

杨伯峻先生注“秋，郯伯姬来归，出也”曰：

郯伯姬盖嫁于郯国之君而被弃并遣回娘家者。“诸侯出夫人”之礼，见《礼记?杂记下》。

下面是《礼记?杂记下第二一》中的相关段落：

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国，以夫人之礼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将命曰：“寡君不敏，不能从而事社稷宗庙，使使臣某，敢告于执事。”主人对曰：“寡君固前辞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须以俟命。”有司官陈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从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对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诛，敢不敬须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则称舅；舅没，则称兄；无兄，则称夫。主人之辞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称之。

杨伯峻先生注“冬，大有年”曰：

无《传》。《谷梁传》云：“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卜辞之“ [丄+凵]年”即“有年”。

“郯”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4，北纬34.63（郯城-北老城）。

《宣八年经》：

城平阳。（（p 0695）（07080009））（064）

《宣八年传》：

城平阳，书，时也。（（p 0698）（07080601））（064）

《宣九年经》：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p 0699）（07090001））（064）

公至自齐。（（p 0699）（07090002））（064）

齐侯伐莱。（（p 0699）（07090004））（064）

秋，取根牟。（（p 0699）（07090005））（064）

《宣九年传》：

秋，取根牟，言易也。（（p 0701）（07090201））（064）

《宣十年经》：

十年春，公如齐。（（p 0703）（07100001））（064）

公至自齐。（（p 0703）（07100002））（064）

齐人归我济西田。（（p 0704）（07100003））（064）

《宣十年传》：

十年春，公如齐。齐侯以我服故，归济西之田。（（p 0706）（07100101））（064）

我的粗译：

还在这年，我们在“平阳”加筑了城墙，《春秋经》上写“城平阳”，意思是遵守了节令。

再下一年，我们的宣公九年（公元前六〇〇年，周定王七年，晋成公七年，楚庄王十四年，齐惠公九年），秋天，我们攻下了“根牟”，《春秋经》上写“秋，取根牟”，表示拿下的很容易。

到我们的宣公十年（公元前五九九年，周定王八年，晋景公元年，楚庄王十五年，齐惠公十年），春天，我们的“公”（鲁宣公）访问了齐国。齐侯（齐惠公）因为我们顺从他们，就把“济西之田”还给了我们。

一些补充：

“城平阳”也是暗中提防齐国吧。以上那几条《春秋经》还反映鲁宣公多次前往齐国朝见，被齐国控制得很紧。

杨伯峻先生注“城平阳，书，时也”曰：

此条在冬十月葬敬嬴之后，前人以为城平阳亦是十月。故赵鹏飞《春秋经荃》云：“《左氏》例，‘水昏正而栽’（庄二十九年《传》）。水昏正夏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见书‘十月’遂谓之‘时’，是不识夏、周正朔之异也。”叶梦得《左传谳》、郝敬《春秋非左》说与此同。此说似是而非。一则此条无月，虽接冬十月葬敬嬴之后，亦未必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亦未尝不可。且是年有闰，历家推言闰在五月，则十一月城平阳，亦未尝不可书“时”。

杨伯峻先生注“九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初十壬寅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伐莱”曰：

无《传》。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云：“东莱有莱山，从齐之小国也。齐自七年会鲁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于襄六年而灭之矣。”

杨伯峻先生注“秋，取根牟，言易也”曰：

襄十三年《经》“取邿”，《传》云：“凡书取，言易也。”成六年《经》“取鄟”，《传》亦云“言易也”。昭四年《经》“取鄫”，《传》云：“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综合观之，凡取邑或取国，取之甚易，则言“取”。然有用师徒者，亦有不用师徒者。此取根牟，非如鄫之叛其国（通叛）而来，则用师徒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十年春”曰：

正月二十一日戊申冬至，建子。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归我济西田”曰：

据元年《传》，宣公初立，纳济西田赂齐以请会。此云“齐人归我济西田”，定十年《经》云“齐人来归鄆、讙、龟阴田”，哀八年《经》云“齐人归讙及阐”，三者变文而书，盖无义例。杜云“不言来，公如齐，因受之”，用《谷梁》义，非《经》旨。若然，哀八年不书“来”，且不书“我”，非“公如齐，因受之”也，抑又何故邪？

杨伯峻先生注“齐侯以我服故，归济西之田”曰：

杜《注》：“公比年朝齐故。”汪克宽《纂疏》云：“公至四朝齐矣。”

“平阳”（杨注：平阳，鲁邑，即汉之东平阳，在今山东省-新泰县西北。哀二十七年《传》之平阳则为西平阳，与此非一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7.75，北纬35.92（新泰城区西北西故城）。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莱”——“郲”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9，北纬36.7（昌乐东，襄六年后为齐国逐走）。

“根牟”（杨注：根牟，国名，宋-叶梦得《公羊传谳》谓根牟为附庸之国，可从。地在今山东省-沂水县南。乐史《寰宇记》谓在安丘，误。说详江永《考实》。昭八年《传》，“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卫”，即此所取根牟地。《公羊传》谓根牟为邾国之邑，顾栋高《大事表?三传异同篇》驳之云：“邾在鲁南，根牟在鲁东北，邾，小国也，邑岂能到此？”其言是也。#根牟，鲁东境，今山东-莒县西南五十余里。），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7，北纬35.4（沂南县东南）。

“济西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5.4（自洮以南，东傅于济）。

下面是宣九年、宣十年鲁国出征的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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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八年经》：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p 0695）（07080007））（064）

《宣十年经》：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p 0704）（07100004））（064）

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p 0705）（07100013））（064）

《宣十年传》：

秋，刘康公来报聘。（（p 0708）（07100701））（064）

《宣十年经》：

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p 0705）（07100014））（064）

《宣十年传》：

师伐邾，取绎。（（p 0708）（07100801））（064）

《宣十年经》：

大水。（（p 0705）（07100015））（064）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周王室那里的卿士刘康公（王季子）来回访。

也在这年秋天，我们的卿子家（公孙归父）率兵进攻邾国，打下了“绎”。

一些补充：

上面那两条关于“日有食之”的《春秋经》，我猜《左传》作者是将其作为鲁宣公和公弟叔肸以及子家（公孙归父）即将出事的预兆吧，所以才将其采入本章。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甲子”曰：

甲子，晦日。

杨伯峻先生注“日有食之，既”曰：

无《传》。七月无日食，十月甲子朔有全食，自西北至江苏俱可见，则“七月”之“七”字必为“十”字之误，古文“七”与“十”字形本相近易致误也。《年表》亦作“七月，日蚀”，则自西汉已误矣，或《史记》本不误，而后人据误本《春秋》改之。疑《经》文本仅“秋七月”三字，“日有食之”在“冬十月”下，文讹脱久矣。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丙辰”曰：

丙辰，朔日。

杨伯峻先生注“日有食之”曰：

无《传》。杜《注》：“不书朔，官失之。”此为公元前五九九年三月六日（之）环食。

杨伯峻先生注“秋，天王使王季子来聘”曰：

《传》云“刘康公”，盖食采于刘，谥康公也。《公羊》谓王季子为天王之“母弟”，《谷梁》谓为“王子”。杜《注》用《公羊》。然据十七年《传》“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之例，若果是天王之母弟，当书“天王使其弟季子来聘”。今不然者，知《公羊》之说未必合《左氏》也。说本刘文淇《疏证》。如《公羊》说，王季子为周匡王子；如《谷梁》说，则为周定王子。

杨伯峻先生注“秋，刘康公来报聘”曰：

杜《注》：“报孟献子之聘。即王季子也。”刘即隐十一年《传》“王取邬、刘、蒍、邘之田于郑”之刘，《春秋》之前为郑邑，至桓王时为周邑。定王时，刘康公始食采于刘。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南。襄十四年有刘定公。《国语?周语中》有刘康公聘鲁，归而与周定王论鲁诸大夫事。

“周”——“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师”——“京師”——“雒邑”（杨注：京師指洛邑，此时周室都洛邑。京本周祖公刘所居之地名，《诗?大雅?公刘》“笃公刘，于京斯依”是也。其后镐京、洛邑俱亦称京，亦犹绛本晋国所都，其后迁新田，新田亦称绛；王充《论衡?正说篇》所谓“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也。京复称京師者，周人于地名之下往往加師为称，亦犹《召诰》称洛，《洛诰》称洛師。師，金文作[帥-巾]。《小臣单觯》有成[帥-巾]，《小臣[言速]簋》有牧[帥-巾]，《左传》庄九年亦有堂阜，皆可证。《克钟》有京[帥-巾]，当即京師，故知经典古文字作“[帥-巾]”者，汉代经师或读之为師，故有洛師、京師之称。说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驳公羊传京師说》。#宣三年《传》王孙满之言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据《尚书》，武王亦无经营雒邑之事。成王之营雒邑，先卜其地，则迁鼎恐亦非武王事。一九六二年出土何尊为成王五年器，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又云：“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帥-巾+立/（亏-二）]民。”似武王早有迁筑王城意，成王不过秉承父命而行。昭二十八年《传》言：“昔武王克商，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古人常以成王事归武王。雒邑即成周，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京相璠云：“郏，山名；鄏，地邑也。”《太平寰宇记》谓邙山即郏山之别名。#郏音夹，以郏山得名（郏山即北邙山），即郏鄏，又曰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今河南省-洛阳旧城西部即王城故址。自平王东迁至景王，十一世皆居此。敬王迁成周，王城废。至王赧复居之。详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郏鄏即桓七年《传》之郏，周之王城，汉之河南，在今洛阳市。《楚世家?索隐》云：“按《周书》，郏，雒北山名，音甲。（鄏谓田厚鄏，故以名焉。）”#沈钦韩《补注》云：“《续志》：‘河南县东城门名鼎门。’《唐六典》：‘东都城南面三门，中曰定鼎。’韩愈《送郑十校理序》：‘席定鼎门门外。’是古人犹以成王定鼎之事名城门也。”#王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隅。#沈钦韩《补注》云：“周宗言周室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刘”（杨注：刘，今河南-偃师县西南，缑氏西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2.76，北纬34.59（偃师-陶家村北，浏、涧汇流处南，刘城，有遗址，近椭圆形城，650米—1200米，三面临河，仅筑南垣。春秋-战国-汉）。

“邾”——“绎”（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绎”（杨注：“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北纬35.35（峄山东）。

《宣六年经》：

秋八月，螽。（（p 0687）（07060003））（064）

《宣七年经》：

夏，公会齐侯伐莱。（（p 0690）（07070002））（064）

《宣七年传》：

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p 0691）（07070201））（064）

《宣七年经》：

秋，公至自伐莱。（（p 0691）（07070003））（064）

大旱。（（p 0691）（07070004））（064）

《宣八年经》：

八年春，公至自会。（（p 0693）（07080001））（064）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宣公七年（公元前六〇二年，周定王五年，晋成公五年，楚庄王十二年，齐惠公七年），夏天，我们的“公”（鲁宣公）跟齐侯（齐惠公）进攻了莱国，《春秋经》上写“夏，公会齐侯伐莱”，意思是我们这边没参加此战的策划。凡是出兵，参加了策划的写“及”，没参加策划的写“会”。

一些补充：

这里《春秋经》中的“秋八月，螽”记载了上一年鲁国发生的蝗灾，我猜本章《左传》作者保留这条《春秋经》应是打算放在此处作为背景的，意在表明下面鲁国之参战其实是没底气且无可奈何的。下面那条《春秋经》“大旱”当与此类似，遭了旱灾的鲁国也是没精力在下一年去参加“会”的。

杨伯峻先生于此（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注云：

杜《注》云：“与谋者，谓同志之国相与讲议利害，计成而行之，故以相连及为文。若不获已应命而出，则以外合为文。皆据鲁而言。”《汇纂》云：“《左氏》所谓‘与谋’者，彼此同欲伐是国也，故曰‘及’。所谓‘不与谋’者，他国欲伐之，而我特以兵从之也。故曰‘会’。莱在齐之东，鲁在齐之西。鲁于莱，中隔一齐，素无嫌隙，特以齐欲伐之，而鲁往助之耳，故书曰‘会’。”然此例也，考之《经》、《传》，亦有未必然者。如隐十年《传》云“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邓，为师期”，则鲁与齐、郑之伐宋，自可谓“与谋”矣，然《经》仍书“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又如桓十六年《传》亦云“会于曹，谋伐郑也”，则鲁与宋、卫、陈、蔡之伐郑，亦“与谋”矣，然《经》仍书“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此皆当书“及”而书“会”之例也。王皙《春秋皇纲论》、刘敞《春秋权衡》、叶梦得《左传谳》、郝敬《春秋非左》，张应昌《春秋属辞辨例篇》俱于此例致疑，所言虽偏，要不为无理。

杨伯峻先生注“大旱”曰：

无《传》。详僖二十一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僖二十一年经》“夏，大旱”云：

《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郑玄《注》云：“《春秋》之义，周之春夏无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实之时而无雨，则雩。雩而得之，则书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则书旱，明災成也。”杜预用此义，《注》云：“雩不获雨，故书旱。自夏及秋，五稼皆不收也。”以此言之，此书“夏大旱”，实则自夏及秋皆不雨，是否《经》义，可疑。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乃《谷梁》（见僖十一年）义。按之全《经》，书“大雩”者自桓五年至哀十五年凡二十一次；书“不雨”者则庄三十一年、僖二年与三年、文二年、十年与十三年、自后不见；书“大旱”者，唯此及宣七年而已。义例何在，难知。（（p 0388）（05210003））（035）。

杨伯峻先生注“八年春”曰：

正月二十九日丁酉冬至，建子。有闰月。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莱”——“郲”（杨注：莱，国名。《齐世家》“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者是也。其姓无考，或据襄二年《传》“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之文，以为莱亦姓姜。然孔《疏》云：“《世族谱》不知莱国之姓，齐侯召莱子者，不为其姓姜也。以其比邻小国，意陵蔑之，故召之，欲使从送诸姜宗妇来向鲁耳。莱子以其轻侮，故不肯会。”则莱未必姓姜。《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云“景公伐斄”，孙星衍以为斄即莱，（然）据襄六年《传》“齐侯灭莱，迁莱于郳”之文，其时莱已早为齐所灭。恐斄仍即莱，《晏子春秋》所言固小说，不足据为史实。齐侯镈钟（亦作叔夷钟）云“余赐女釐都 [來/（衣-丶-一）][{來/（厂/爻）}刂]”，釐亦即莱。郭伯 [厨-豆+圭]簋作“逨”，亦莱国。或云莱国当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杜《注》及《通志?氏族略》以黄县东南二十五里之故黄城当之，（恐不确。或）以其有莱山，因云云。《三代吉金文存》云????[釐-里]伯鼎在今黄县出土，杜说似较可信。#莱在齐之东，鲁在齐之西。鲁于莱，中隔一齐，素无嫌隙，特以齐欲伐之，而鲁往助之耳，故书曰‘会’。”#李廉《春秋诸传会通》云：“东莱有莱山，从齐之小国也。齐自七年会鲁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于襄六年而灭之矣。”#传世有叔夷钟，铭文云“锡釐仆三百又五十家”云云，釐即莱，“釐仆”指灭莱后之俘虏为奴隶者。此钟即制作于灭莱之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盖于是役，叔夷最有功”，则于《传》无徵。#郲即襄六年“齐候灭莱”之莱国，详宣七年《经?注》。#莱，今山东-昌邑县东南。距临淄约百五十里。#杜《注》：“莱人，齐所灭莱夷也。”莱夷原在今山东-烟台地区一带，今黄县东南莱子城，为莱国故城。襄公六年，齐灭莱，迁莱于郳。《水经?淄水注》云：“莱芜故城在莱芜谷。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云云。则夹谷本为莱人流落之地，齐侯可就地召用之。犁弥，《齐世家》作犁鉏。#莱，杜《注》“齐东鄙邑”，则非莱国之莱。今山东-烟台地区-黄县东南莱山。），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9，北纬36.7（昌乐东，襄六年后为齐国逐走）。

下面是仲遂卒于垂以及公会齐侯伐莱之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宣八年经》：

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p 0693）（07080002））（064）

辛巳，有事于大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萬入，去籥。（（p 0693）（07080003））（064）

《宣八年传》：

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p 0696）（07080201））（06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八年（公元前六〇一年，周定王六年，晋成公六年，楚庄王十三年，齐惠公八年），夏六月辛巳那天（杨注：辛巳，十六日。），在“大庙”举行祭祀的时候，襄仲（公子遂，仲遂）去世了。随后，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十七日。），明知襄仲去世还继续举行“绎”礼，只是取消了乐舞，这不合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曰：

无《传》。黄，当为由鲁至齐中途之邑，下《经》云：“仲遂卒于垂”，垂为齐邑，则黄为齐邑可知。隐元年之黄为宋邑，桓八年之黄为国，固皆非此黄。此黄当即桓十七年《经》之黄，在今淄川镇东北，余详桓十七年《经?注》。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黄城在冠县南”，然冠县南之黄城，乃战国时三晋之邑，《赵世家》所云“敬侯八年，拔魏?黄城”者是也，距齐、鲁之道甚远，其误自不必辨。孔《疏》云：“《聘礼》曰：‘宾入竟而死，遂也。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殓于棺，造于朝，介将命。’哀十五年《传》曰：‘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是入所聘之竟，则当遂行。黄是齐境，遂以疾还，非礼也。”

杨伯峻先生注“有事于大庙”曰：

有事，禘祭也。昭十五年《经》云“有事于武宫”，《传》云“禘于武公”，以此知有事即禘。《礼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鲁之禘并无定月，详僖八年《经?注》，此禘适在六月耳。

杨伯峻先生注“仲遂卒于垂”曰：

公子遂称仲遂，亦犹公子友称季友，仲与季皆其行次。

杨伯峻先生注“犹绎”曰：

犹者，可已之辞也。绎者，祭之明日又祭。正祭必有尸，以代受祭者。绎祭则以宾敬此尸。详见孔?疏?。

杨伯峻先生注“萬入，去籥”曰：

萬见隐五年《传》并《注》。萬舞中有籥舞，籥者，古代乐器，吹之以节舞。其形似笛，《说文》云“三孔”，《诗?邶风?简兮》毛《传》云“六孔”，《广雅?释乐》云“七孔”，盖孔有多少不同。去籥者，《公羊传》云“去其有声者”是也。《礼记?檀弓下》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以此言之，卿佐之丧，宜废止绎祭。《仪礼?有司徹》贾公彦《疏》引此并云：“卿佐卒轻于正祭，不合废。但绎祭礼轻，宜废而不废。”其言或然。

杨伯峻先生注《隐五年传》“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萬焉”云：

萬，舞名，包括文舞与武舞。文舞执籥与翟，故亦名籥舞、羽舞，《诗?邶风?简兮》所谓“公庭萬舞，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是也；武舞执干与戚，故亦名干舞，庄二十八年《传》，“为馆于其宫侧而振萬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者是也。萬舞亦用于宗庙之祭祀，《诗?商颂?那》“萬舞有奕”，用之于祀成汤也；《鲁颂?閟宫》“笾豆大房，萬舞洋洋”，用之于祀周公也；此则用之于祭祀仲子，盖考宫之后而后（？）拟用之。考宫，将萬为二事，详《经?注》。（（p 0046）（01050701））（001）。

杨伯峻先生注《隐五年经》“初献六羽”云：

此与考仲子之宫虽相关，而是两事。考仲子之宫是为庙成而举行落成之祭，所祭为门、户、井、灶、中霤之神。考宫之礼不用乐舞，故知初献六羽与上句不相蒙。初献六羽者，仲子神主入庙，献六羽乐舞也。六羽即六佾。古代乐舞，以八人为一列，谓之一佾。舞时，文舞执翟，《诗?邶风?简兮》“右手秉翟”是也。翟是雉（野鸡）羽，树之于竿，执之而舞，故亦称为羽。古礼制，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鲁公为诸侯，但据《礼记?祭统》与《明堂位》，成王、康王命鲁公世世祭祀周公，特用天子之礼乐，因而相沿用八佾。而今独于祭仲子时，改用六佾，故云初献六羽。知他处仍用八佾者，昭二十五年《公羊传》述子家驹之言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论语?八佾篇》亦谓“季氏八佾舞于庭”，必鲁不废八佾，季氏始得而亦用八佾。俞樾《湖楼笔谈》谓初献六羽为始供雁、鹑、鷃、雉、鸠、鸽等六禽，曲说不可从。（（p 0040）（01050004））（001）。

前面我曾经较详细的讨论过“萬”，您如有兴趣可移步《《左传》中的成语06附：息妫入楚3》。

下面是“籥”的图片，出自《中国古乐器图片》：

“黄”（杨注：黄当即宣八年《传》“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黄，为由鲁至齐所经过之地。据《水经注》，当时之昌国县有黄山、黄阜，或即《春秋》黄之故地，则其地当在山东省废淄川县城（今为淄川镇）之东北。若以今之黄县当之，则距齐、鲁、纪三国均太远，恐误。互详宣八年《经?注》。#黄，当为由鲁至齐中途之邑，下《经》云：“卒于垂”，垂为齐邑，则黄为齐邑可知。隐元年之黄为宋邑，桓八年之黄为国，固皆非此黄。此黄当即桓十七年《经》之黄，在今淄川镇东北，余详桓十七年《经?注》。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黄城在冠县南”，然冠县南之黄城，乃战国时三晋之邑，《赵世家》所云“敬侯八年，拔魏?黄城”者是也，距齐、鲁之道甚远，其误自不必辨。#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互详桓十七年及宣八年《经》并《注》。），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8.0，北纬36.7（淄川镇东北）。

“垂”（杨注：垂为齐地，杜无《注》。或以隐八年之垂当之，误。隐八年之垂为卫邑，其地在今曹县北，非鲁、齐之中途邑。江永《考实》谓当在今山东省-平阴县境，亦未知是否。所以知为齐邑者，《春秋》之例，卒于国内者不书地名。此书地名，为齐邑可知。仲遂卒于何日，殊难肯定，盖其卒地距鲁都曲阜或不止一日之程。或仲遂先日卒，鲁都辛巳日始闻之。若当日卒而当日闻之，则垂距曲阜只在百里以内。），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4，北纬36.2（齐地近鲁，黄南）。

《宣八年经》：

戊子，夫人嬴氏薨。（（p 0694）（07080004））（064）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p 0695）（07080008））（064）

《宣八年传》：

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避不怀也。（（p 0697）（07080501））（064）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冬十月己丑那天（杨注：己丑，二十六日。），为我们宣公的母亲敬嬴（夫人嬴氏）下葬，因为本年遭了旱灾，没有足够的麻，头一次用了葛做的引棺索。

当天因为下雨，就没按时下葬，这是规矩。按规矩，占卜下葬的日子，会先从最后头的日子开始，也是免得被指责不再思念。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戊子”曰：

戊子，二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嬴氏薨”曰：

无《传》。“嬴”，《公羊》、《谷梁》并作“熊”。盖古文“嬴”字形与“熊”近，前人误释为“熊”而今文《经》从之也。说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及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庚嬴卣跋》。嬴氏即宣公母敬嬴，为文公次妃，见文十八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庚寅”曰：

庚寅，二十七日。

杨伯峻先生注“日中而克葬”曰：

定十五年《经》云“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与此句意同。此“而克葬”即“乃克葬”。古代以甲、丙、戊、庚、壬五奇日为刚日，乙、丁、己、辛、癸五偶日为柔日。春秋时，葬埋均以柔日，此因雨，改用明日，盖不得已，非用刚日也。汉人便无此禁忌，高祖以丙寅，武帝以甲申，昭帝以壬申，元帝以丙戌，哀帝以壬寅，均以刚日下葬，说参《日知录》四。

杨伯峻先生注“冬，葬敬嬴，旱，无麻，始用葛茀”曰：

茀音弗，亦作紼、綍。引棺索也。于殡则已有之，系于载柩之车（古曰輴车），以备火災，盖有災则引柩以避火。及葬，则用之以下柩。据《周礼?地官?遂人》，天子葬用六紼。又据《礼记?丧服大记》，君葬用四紼，大夫与士葬用二紼。《礼记?曲礼上》云：“助葬必执紼。”故后世谓送葬为执紼。麻为大麻，雌雄异株，雄曰枲，亦曰牡麻，于花落后，拔而沤之，其皮可织夏布。雌曰苴麻，亦可织麻布，细者曰絺，粗者曰綌。始用葛茀者，言自此以后，紼不用麻而改用葛，与僖三十三年《传》“晋于是乎始墨”同义。

杨伯峻先生注“礼，卜葬，先远日，避不怀也”曰：

卜葬者，卜葬日也。先远日者，此月下旬先卜来月下旬，不吉则卜中旬，又不吉则卜上旬，由远日而及近日。盖古人以为父母既葬，其哀渐夺，非孝子之所欲，由于不得已而为，故卜葬期先远日，表示不急于求葬，微伸孝心耳。《礼记?曲礼上》云“丧事先远日”，亦即此意。辟不怀者，避免不怀念已死父母之心也，已葬则怀念之心渐衰矣。此举卜葬期先远日以证为雨而止之合于礼。雨不克葬是否合理，古有两说。《左氏》以为礼，《谷梁》则云“葬既有日，不为雨止。雨不克葬，丧不以制也”，则以为非礼。然《礼记?王制》云：“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推其文意，葬不为雨止，仅庶人如此，天子、诸侯则不然。《吕氏春秋?开春论》亦记魏惠王死，天大雨雪，群臣谏请改日下葬一事，并谓自文王而已然。说参章炳麟《读》卷八。

《宣四年经》：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p 0676）（07040001））（064）

《宣四年传》：

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p 0677）（07040101））（064）

《宣四年经》：

秋，公如齐。（（p 0677）（07040005））（064）

公至自齐。（（p 0677）（07040006））（06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四年（公元前六〇五年，周定王二年，晋成公二年，楚庄王九年，齐惠公四年），春天，我们的“公”（鲁宣公）与齐侯（齐惠公）一起替莒国和郯国讲和，莒人不愿意，我们的“公”就去进攻莒国，夺来了“向”，但这不合规矩。

替各家讲和，只能按规矩来，不能胡来。惩治之后却不恢复秩序，那就是胡来。用胡来惩罚胡来，还有什么秩序？没有秩序，又怎么贯彻规矩？

一些补充：

以上后面那两条《春秋经》记载了本年秋天鲁宣公前往齐国的又一次朝见。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王正月”曰：

二月十五日丙子冬至，建亥。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公及齐侯平莒及郯”曰：

莒与郯不和，鲁宣及齐惠欲共调停之。

杨伯峻先生注“平国以礼，不以乱”曰：

停诸侯间之不和，当以“礼”为之，不当以“乱”为之，隐四年《传》众仲之言云：“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彼以乱谓用兵伐郑，此以乱则谓用兵伐莒也。

杨伯峻先生注“公至自齐”曰：

无《传》。桓二年《传》云：“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则书“至”者，皆反行告庙也。此亦当然。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郯”（杨注：郯音谈，国名，据昭十七年《传》，为少皥之后，则为己姓；然《史记?秦本纪赞》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则郯似又出于伯益。《汉书?地理志》谓为“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则于其所自出从《左传》，姓则从《史记》也。《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有郯国，则郯国至战国犹存。郯国故城当在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二十里。#“拔”，《传》作“郯”，江永《考实》谓即宣四年《经》“平莒及郯”之“郯”，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杜《注》云“拔，地阙”。互详宣四年《经?注》。#杜?注?：“郯即拔也。”），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4，北纬34.63（郯城-北老城）。

“向”（杨注：向，国名，姜姓。据《太平寰宇记》，莒县南七十里有向城，当即此向。杜《注》谓“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则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四十里，距莒甚远，非也。怀远之向当是襄十四年“会吴”之向。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并黄汝成《集释》。顾栋高《大事表?春秋入国灭国论》云：“莒人入向，而宣四年伐莒取向，则向已为莒邑，而隐二年向为莒灭明矣。”#向，莒地，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又见隐二年《经》并《注》。#向即隐二年“莒人入向”之向，在今山东省-莒县南七十里。本为国，莒人取之。今鲁又取之于莒。然襄二十年《经》云“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杜《注》云：“向，莒邑。”似向仍属于莒，或此年鲁虽取之，而其后莒又有之。杜《注》谓“东海-承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则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之东南。杜预自疑其远，他人自不信之矣。说详《汇纂》及江永《考实》。），推测位置为：东经118.74，北纬35.32（莒南县-大店镇西南部，有遗址，南北约2500，东西约3000）。

下面是“公及齐侯平莒及郯”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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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五年经》：

五年春，公如齐。（（p 0684）（07050001））（064）

《宣五年传》：

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p 0685）（07050101））（064）

《宣五年经》：

夏，公至自齐。（（p 0685）（07050002））（064）

《宣五年传》：

夏，公至自齐，书，过也。（（p 0686）（07050201））（064）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的宣公五年（公元前六〇四年，周定王三年，晋成公三年，楚庄王十年，齐惠公五年），春天，我们的“公”（鲁宣公）前往齐国，齐国执政的卿高固（高宣子）请求齐侯（齐惠公）把我们的“公”扣住，求娶我们“公”的女儿叔姬（子叔姬）。

后面《春秋经》上写“夏，公至自齐”，就因为这次我们“公”做的不妥。

一些补充：

这是齐国的卿也欺负到鲁国头上来了。

杨伯峻先生注“五年春”曰：

正月二十五日辛巳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夏，公至自齐，书，过也”曰：

推《传》之意，谓所以书“至”者，示过也。古史于人君有过，亦书其过。庄二十三年《传》云“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鲁语上》云“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新书?保傅篇》云“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而宰收其膳”，皆可证也。此亦书其过。过者，杜《注》谓“公既见止，连婚于邻国之臣”是也。桓二年《传》谓告庙书至，此次之书“至”，自非告庙书至之例。果告庙与否，不能臆测。杜《注》谓“于庙行饮至之礼”，亦难必其如此也。

《宣五年经》：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p 0685）（07050003））（064）

《宣五年传》：

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p 0686）（07050301））（064）

《宣五年经》：

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p 0685）（07050005））（064）

《宣五年传》：

冬，来，反马也。（（p 0686）（07050401））（064）

我的粗译：

这年秋九月，齐国执政的卿高固来我们这里迎娶新娘，为他自己迎娶。所以《春秋经》上写“逆叔姬”，意为这是那位卿自己来迎娶的。

这年冬天，他们两口子又来了，这是来行“反马”礼。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曰：

“叔姬”，《公羊》、《谷梁》作“子叔姬”，“子叔姬”为已嫁之称。说详文十二年《经?注》。此时叔姬尚未成婚，故不当有“子”字；下《经》“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其时则已成婚，故冠以“子”字，两者异时，故异称。《公羊》、《谷梁》有“子”字者误。庄二十七年《经》“莒庆来逆叔姬”，文与此同，亦无“子”字，尤可证。张洽《春秋集解》云：“据‘高固及子叔姬来’，当从《公》、《谷》有‘子’字在‘叔姬’上。”洪亮吉《诂》亦云云。是皆不知“子叔姬”之义而误说。高固即十四年《传》之高宣子。襄二十九年《传》孔《疏》引《世本》云：“敬仲（高傒）生庄子，庄子生倾子，倾子生宣子。”庄子及倾子皆不见于《左传》。

杨伯峻先生于此（故书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处注云：

阮刻本“卿”误作“即”，从各本及《校勘记》订正。当时诸侯娶妇，使卿出境迎迓，隐二年《传》云“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是也。余详庄二十四年《经?注》。至卿大夫以下娶妇，必亲迎。此则高固自来迎接其新妇，与庄二十七年《经》“莒庆来逆叔姬”同。故云“自为也”、“卿自逆也”。

杨伯峻先生注“冬，来”曰：

此承上文，省主语，谓“齐-高固及子叔姬来”也。

杨伯峻先生注“反马也”曰：

反马之礼仅见于此，据孔《疏》引郑玄《箴膏肓》，盖古代士人娶妇，乘夫家之车，驾夫家之马，故《仪礼?士昏礼》不载反马之事。至大夫以上者娶妇，则乘母家之车，驾母家之马。既婚三月以后，夫家留其车而返其马。郑玄云“留车，妻之道也”者。盖谓妻不敢自必能长久居于夫家，恐一旦被出，将乘此车以归，杜《注》所谓“谦不敢自安”之义也。郑又云“反马，壻之义也”者，夫家示以后不致发生出妇之事也。杜《注》及孔《疏》谓反马当遣使为之，高固不宜亲行，郑玄无此义，《传》更无此义。说参王绍兰《经说》、刘文淇《旧注疏证》及于鬯《香草校书》。

《宣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645）（07010001））（064）

公子遂如齐逆女。（（p 0645）（07010002））（064）

《宣元年传》：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p 0647）（07010101））（064）

《宣元年经》：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p 0646）（07010003））（064）

《宣元年传》：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p 0648）（07010201））（06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的宣公元年（公元前六〇八年，周匡王五年，晋灵公十三年，楚庄王六年，齐惠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遂，襄仲）去了齐国为我们主上（鲁宣公）迎亲，《春秋经》上写的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这里写上“公子”是要表示对主上指示的尊重。

到三月，遂（公子遂，襄仲）奉着夫人妇姜（当就是后来的穆姜）从齐国回来了，后面那条《春秋经》上写的是：“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又不写上“公子”了，这是要表示对夫人的尊重。

一些补充：

上面第一条《春秋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中的“公”就是鲁宣公，关于这位“公”，杨伯峻先生有注云：

名俀，文公子，母敬嬴。“俀”亦作“倭”，孔《疏》及《公羊》杨《疏》引《世本》俱作“倭”。《新序?节士篇》谓宣公为文公弟，未知何据。（《宣公元年—十八年》（p 0645）（07000001））（064）。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十二日辛酉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遂如齐逆女”曰：

文四年《传》云：“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此则卿行，盖与当时之礼合。惟文公之死仅及期年，宣公即急于婚娶，故后之论者多讥之，然在当时则未必以为非礼。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曰：

此释所以称“公子遂”之故。杜《注》：“诸侯之卿，出入称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传》于此发者，与还文不同，故释之。”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曰：

称“妇”者，有姑之辞，与文四年同。“妇姜”之称与文四年《经》、《传》同。亦犹隐八年《传》之“妇妫”。成十四年《经》、《传》则书“妇姜氏”。有“氏”字与无“氏”字，皆当时惯称，无义例可言。《公羊》、《谷梁》与孔《疏》所引服虔说，俱以无“氏”字为贬，盖妄说。杜《注》谓“不书‘氏’，盖阙文”，亦不确。说参沈钦韩《补注》。旧本此条与上“逆女”相连为一条，今依《传》意分之，独立为一条。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曰：

此释所以不称“公子遂”而单称“遂”之故。成十四年《经》云：“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又云：“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传》亦云：“秋，宣伯如齐逆女。称族，尊君命也。”“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此不云“称族”“舍族”者，杜《注》云：“公子，当时之宠号，非族也，故《传》不言‘舍族’。”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宣元年经》：

夏，季孙行父如齐。（（p 0646）（07010004））（064）

公会齐侯于平州。（（p 0646）（07010006））（064）

《宣元年传》：

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p 0648）（07010301））（064）

会于平州，以定公位。（（p 0648）（07010501））（064）

《宣元年经》：

公子遂如齐。（（p 0646）（07010007））（064）

《宣元年传》：

东门襄仲如齐拜成。（（p 0648）（07010601））（064）

《宣元年经》：

六月，齐人取济西田。（（p 0646）（07010008））（064）

《宣元年传》：

六月，齐人取济西之田，为立公故，以赂齐也。（（p 0648）（07010701））（064）

《宣元年经》：

秋，邾子来朝。（（p 0646）（07010009））（064）

我的粗译：

这年夏天，季文子（季孙行父）去了齐国，送上礼品请求他们主上（齐惠公）能和我们的“公”（鲁宣公）会面。

于是他们主上和我们“公”在“平州”会面，也就确认了我们“公”的地位。

随后东门襄仲（公子遂）又前往齐国拜谢他们的支持。

这年六月，齐人接管了我们的济西之田，这是为稳定我们“公”的地位而许给齐国的。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纳赂以请会”曰：

杜《注》：“宣公篡立，未列于会，故以赂请之。”赂当即济西田。

杨伯峻先生注“秋，邾子来朝”曰：

无《传》。邾于桓十五年一朝鲁，历庄、闵、僖、文之世，未见再书来朝。此来朝，盖以宣公新立，朝新君也。

“平州”（杨注：平州，据杜《注》，当在今山东省-莱芜县西。王夫之《稗疏》据《水经?泲水注》，谓在今桓台县境，恐不确。），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5，北纬36.2（莱芜西）。

“济西田”（杨注：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故《正义》以“济西”为济水之西，服虔以“济西”为曹地。#济水为古四渎之一，所谓江、河、淮、济是也。源出河南省-济源县-王屋山。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以僖三十一年《传》证之，济西为曹地，曹?鲁分境之济，当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寿张县、东平县之间。济水今惟存发源处。#僖三十一年《传》云：“取济西田，分曹地也。自洮以南，东傅于济。”盖济西之田，本得之于晋，今则用以赂齐。《年表》云：“齐惠公元年，取鲁-济西之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7，北纬35.4（自洮以南，东傅于济）。

“济西田”位于“鲁济”以西，是二十一年前城濮之战后霸主晋国取自曹国分给手下各家诸侯的田地中分给鲁国的那一部分。

“鲁济”杨伯峻先生曾有注云：“春秋时济水经曹、卫、齐、鲁之界，在齐界者为齐济，在鲁界者为鲁济。盖流经今山东省-巨野县、废寿张县、东平县之间，穿曹-鲁之境者为鲁济，其流在今东阿县以下穿齐、卫之境者，则齐济也。”下面再贴一遍“鲁济”地图，割自《春秋左传注》初版附《郑宋卫》地图，从图中可概见“济西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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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三年经》：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p 0667）（07030001））（064）

《宣三年传》：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p 0668）（07030101））（064）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宣公三年（公元前六〇六年，周定王元年，晋成公元年，楚庄王八年，齐惠公三年），春天，我们没有举行郊祭，却举行了望祭，这都不合规矩。望祭，是附属于郊祭的，不举行郊祭，那同时也不举行望祭才对。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年春王正月”曰：

二月初四辛未冬至，建亥。

杨伯峻先生注“郊牛之口伤”曰：

郊，祈谷之祭也，见桓五年《传?注》。郊祭必先择牛而卜之，吉则养之，然后卜郊祭之日。未卜日以前谓之牛，既卜日之后改曰牲，僖三十一年《传》云“牛卜日曰牲”是也。此曰“郊牛”，是尚未卜日可知。

杨伯峻先生注“改卜牛”曰：

口伤则不能再用，于是另择他牛更卜之，吉，然后养之备用。《公羊传》云：“养牲养二，卜。帝牲不吉，则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涤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视。”若如其言，卜牛限于两次，此之“改卜牛”，乃“扳稷牲而卜之”，恐未必合于《左氏》义。

杨伯峻先生注“牛死，乃不郊”曰：

改卜之牛又死，于是不行郊祭。《传》于此云“非礼”，似当再卜牛，不能废郊。

杨伯峻先生注“犹三望”曰：

鲁之三望，祭东海、泰山与淮水也，详僖三十一年《传?注》。（桥：此淮水当为今之潍水，而非今之淮水。此事我有较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春秋左传注读后 补充与修正 豫章与淮 上》。）。

杨伯峻先生注《僖三十一年传》“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云：

免牲则不郊，不郊，牲无用矣。（无牲不可郊也。）非礼者，谓郊为鲁之常祀，只宜卜牛，卜日，不宜卜可郊与否；今卜郊而不从，乃不郊，非礼也。沈彤《小疏》曰：“常祀必以时祀，不更卜祀之吉凶。”郊，祭天之常祀。先卜牲，后卜日。卜牲者，卜用此牛之吉凶，如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是也。卜日者，《礼记?郊特牲》谓“郊之用辛”，证以成十七年《经》（《传》）“九月辛丑用郊”，可信。又据“启蛰而郊”《传》文，鲁郊宜在寅月，则当以丑月下辛卜寅月上辛。若不从，则又以于月之上旬卜。如此者数，此所以鲁郊亦有在寅月后者。杜《注》曰：“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孔《疏》曰：“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据杜《注》，怠谓怠于吉典，慢谓慢渎龟策。此释卜郊之非礼。细是细节，宣三年《传》云：“望，郊之属也。”细节与附属之节同意。此释犹三望之非礼。（（p 0486）（05310301））（035）。

杜预《注》“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云：“言牛虽伤、死，当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废也。”

杜预《注》“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云：“复发传者，嫌牛死与卜不从异。”

私田里的收获什么时候都归农奴了？私田不是农奴的私田而是大地主大贵族的私田。农奴除了帮助耕种公田外也要耕种大地主大贵族的私田。其私田的劳动成果不是“全部”归农奴的而是全部归了大地主大贵族然后才由他们再分配给农奴一小部分。

《谷梁传》里对这件事的解释是：

而《公羊传》也说：

也就是说原来在“公田制”的情况下，税收只有十分之一。而现在则是在公田收入之外对私田也征收。则税率上升。

这个政策现在一般认为是承认土地私有的开端。其实我并不认为如此。盖私田的存在早在初税亩之前。只不过以前不征税而已。说起来这更类似于明朝的大地主们良田万顷而仗着功名变着花样不交税服役。但到了清朝就搞了“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当差”于是大大提高了税基和国力。同时雍正也被骂成暴君。

鲁国搞的这个“初税亩”也就是开始向大贵族大地主下手征税。这个政策是有利于国君中央集权和提升国力，同时也是损害大贵族大地主利益的。所以当年冬天发生虫灾造成饥荒，《谷梁传》就说：

冬天如何会发生虫灾？即使发生了虫灾，地里也已经没有庄稼了，应当不会发生庄稼被虫子吃掉而发生饥荒的情况。这里其实就是用了曲笔来说“初税亩”遭到了抵制。估计抵制形式的一种就是谎报虫灾粮食收不上来造成了饥荒等等。而实际上并没有饥荒，所以《左传》才说 “冬，蝝生，饥。幸之也。”

《文十八年经》：

冬十月，子卒。（（p 0629）（06180006））（064）

《文十八年传》：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p 0631）（06180402））（064）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p 0632）（06180501））（064）

我的粗译：

我们文公（鲁文公）有两个妃子，其中的敬嬴生了宣公（鲁宣公）。敬嬴很得宠，而且她私下里一直在设法讨好执政的卿襄仲（公子遂）。等儿子宣公长大，她就把他托付给了襄仲。此时，我们的文公十八年（公元前六〇九年，周匡王四年，晋灵公十二年，楚庄王五年，齐昭公四年），鲁文公去世后，襄仲就想越过鲁文公的两个嫡子立敬嬴的儿子为国君，但另一位卿叔仲（叔仲惠伯，叔彭生）不赞成。

于是“仲”（襄仲，公子遂）去朝见齐侯（齐惠公），请求他支持。这位齐侯刚继位，也想讨好鲁国，就答应了。

这年冬十月，“仲”杀掉了鲁文公的两个嫡子“恶”和“视”，立宣公为国君。《春秋经》上写“子卒”，是不想直说。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子卒”曰：

子是文公太子恶。称“子”者，僖九年《传》云“凡在丧，公侯曰子”是也。详彼《注》。称“卒”不称“弑”者，《传》云：“讳之也”。太子恶之弟视亦被杀，因非太子，年又小，故《经》不书。

杨伯峻先生于《僖九年传》（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有注云：

小童之称，于《经》、《传》无徵。《曲礼下》云：“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但徵之经籍，“予小子”乃天子通称，未除丧与已除丧皆用之。《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郑《笺》云：“成王免丧，始朝于庙而作此诗也。”《论语?尧曰》“予小子履”云云，尤非在丧之辞。至《金縢》云：“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周公摄政亦用天子自称之词。（则予小子且非独天子自称之词。）公侯包五等诸侯言之。《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不论已葬未葬，当年称子，踰年称爵，已详桓十三年《经?注》。叶梦得亦知其例，故其《春秋传》曰：“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见。内外皆称子，子般、子野卒，宋襄公以‘宋子’会葵丘，陈怀公以‘陈子’会召陵是也。未踰年，虽既葬，内亦称子不名，子赤卒称‘子卒’；外亦称子，卫成公以‘卫子’会盟于洮是也。旷年不可以无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称爵，郑厉公以‘郑伯’会武父是也。虽未葬，亦称爵，卫惠公以‘卫侯’会诸侯及鲁战，宋共公会诸侯伐郑是也。”然此例通于会盟，非会盟亦有不然者，宣十年，齐惠公卒，既葬，《经》仍书“齐侯使国佐来聘”；成四年，郑襄公卒，已葬，《经》仍书“郑伯伐许”，皆未踰年，不称子而称爵。至定三年之于邾隐公，书“邾子”，“子”是爵，抑是在丧之称，则暧昧难明。（（p 0325）（05090101））（043）。

杨伯峻先生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曰：

《鲁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俀。”司马迁所述，当本《左传》，而今《传》文“文公二妃”下，仅言“敬嬴生宣公”，文意不全，刘文淇《疏证》谓“‘敬嬴’上似有夺句，《传》于此宣（宜？）明恶、视所出也”，其言有理，《传》盖本云“文公二妃，元妃齐姜，生恶及视；次妃敬嬴，生宣公”。此句若以为无脱文，则可读作“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二妃犹言次妃也。亦犹十四年《传》之“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敬嬴”，《公羊》宣八年作“顷熊”，则楚女矣，恐不足信。

杨伯峻先生注“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曰：

谓敬嬴私与襄仲勾结也，《鲁世家》谓“俀私事襄仲”，以私事襄仲者为宣公，恐不合《传》意。

杨伯峻先生注“宣公长，而属诸襄仲”曰：

敬嬴以宣公托之襄仲也。闵二年《传》云：“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事、属两字之义与此同。

孔《疏》此“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云：“恶是齐甥，齐侯许废恶者，恶以世適嗣立，不受齐恩。宣以非分得国，荷恩必厚。齐侯新立，欲亲鲁为援，故许之。”

杨伯峻先生注“冬十月，仲杀恶及视”曰：

出姜以文四年来鲁，则恶最大不过十三、四岁耳。《公羊》成十五年《传》叔仲惠伯曰“老夫抱之”，则年极幼，未审可信否。

杨伯峻先生注“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曰：

不书“弑”或“殺”，而书“卒”，似其自死，故云讳之。公侯在丧称子，见僖九年《传》。《公羊传》云：“‘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以“赤”是其名，与《传》名恶者不同。視及惠伯之死皆不书，亦不得不讳之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杨注：齐，国名，姜姓，太公之后，国于营丘，在今山东省-临淄废县（今为临淄镇）稍北八里。临淄-齐城包括大城、小城二部分，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详《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僖公九年入春秋。春秋后，田氏夺其国，是为田齐。#马宗琏《补注》引《史记?田齐世家?正义》谓檀台在临淄东北一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文十八年传》：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p 0632）（06180502））（064）

我的粗译：

“仲”（襄仲，公子遂）又派人以我们主上（已死的大子“恶”）的名义召见惠伯（叔仲惠伯，叔彭生），惠伯的大管家公冉务人劝他不要去，说：“入必死。（进去肯定被杀。）”，叔仲（叔仲惠伯，叔彭生）回答：“死君命可也。（为主上的命令，被杀就被杀吧。）”，公冉务人就告诉他：“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要真是主上的命令，被杀也就算了；要不是主上的命令，为什么要服从？）”，可惠伯不听他的，还是进去了，被“仲”杀掉“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着他的家眷逃往蔡国，以后他儿子被召回来，得到了“叔仲”这个“氏”。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仲以君命召惠伯”曰：

文公死，太子恶当立，则此“君”乃指恶，故杜《注》云“诈以子恶命”。

杨伯峻先生注“杀而埋之马矢之中”曰：

沈钦韩《补注》曰：“《说文》：‘ [艹/（鹵-卜）]，粪也。’《韵会》云：‘通作矢。’《庄子?人间世篇》：‘夫爱马者以筐盛矢。’《音义》：‘矢或作屎。’”章炳麟《读》谓马矢或是宫旁小地名，不但无据，且与文义不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云“东门襄[仲]杀而貍[埋]□路”，则未必为马矢中。

杨伯峻先生注“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曰：

复立其子，其子为叔仲氏也。《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云“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为叔仲氏。”

《文十八年经》：

夫人姜氏归于齐。（（p 0629）（06180007））（064）

《文十八年传》：

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p 0632）（06180601））（064）

《文十八年经》：

季孙行父如齐。（（p 0629）（06180008））（064）

我的粗译：

因为鲁文公的两个嫡子“恶”和“视”被杀，他们的母亲夫人姜氏（出姜，哀姜）返回了齐国，《春秋经》上写：“夫人姜氏归于齐”，意思是这是“大归”，再也不会回来。临行前，她经过我们这里的市场，哭诉说：“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老天你看看吧！“仲”胡作非为，竟敢杀嫡立庶。）”，市场上的人都哭了，我们鲁人从此管她叫“哀姜”（那个悲伤的姜族女子）。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曰：

姜氏即文四年之出姜，恶及视之母。其子被杀，固不得不大归。《诗?邶风?燕燕》孔《疏》云：“言大归者，不反之辞。以归宁者有时而反，此即归不复来，故谓之大归也。”

杨伯峻先生注“鲁人谓之哀姜”曰：

《鲁世家?索隐》云：“此哀非谥，盖以哭而过市，国人哀之，谓之哀姜，故生称哀。”亦谓出姜者，以其大归也。刘文淇《疏证》云：“出亦非谥。夫人卒于齐，盖不制谥。”昭三十二年《传》述史墨对赵简子之言曰：“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司马迁本之，《鲁世家》因云：“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