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笔者于1968年12月作为知识青年到四川盆地西部边沿彭县楠木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楠木人民公社有15个生产大队，其中13个大队在川西盆地边沿平原上，2个大队为山地村庄。1973年，笔者开始在楠木人民公社任干部。那时，不管任何职务的公社干部都必须长期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笔者与一个土改时期的老资格公社干部阳运昭（阳在成为公社干部前是第二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人皆称他阳书记）奉命到第4生产大队蹲点，住在该大队第4生产队，且一住5年。经过5年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笔者看到，生产队作为经济核算单位，集体财产状况尽管十分透明，但对于农民家庭而言，生产队的利益仍然属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透明”的利益也难于使农民产生关爱集体的动因。三级所有制下的农民确乎依然不可动摇地保持着梁漱溟所谓一心只为“身家打算”的传统观念。国家欲以生产队为基础建设现代乡村社会的理念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冲突。第4生产大队第4生产队有276亩水稻田，156口人。社员80%为杨氏家族成员，队长是50岁出头的下中农杨桂聪。他少年时上过新式小学，能阅读党的文件，也具有计算生产队收支的能力，是杨氏家族中辈份最高的男子之一，几乎全队的人都称他杨二爸，其威望在生产队无人可与比肩。但是，有崇高家族威望的杨对生产队的领导却颇为失败。该队土地少，产量低，每年秋收后，缴完国家公粮后口粮所剩无几，到春节前大多家庭已断粮，杨每年冬季都得想尽办法为社员寻找过冬的粮食。笔者和阳书记住到该队的第一年冬天就花了很大力气帮他们在有山地的第14、15大队借粮（24）。

1974年春耕即将开始时，笔者和阳书记请杨队长召集队干部讨论生产队提高产量解决缺粮问题。楠木人民公社处在成都平原水稻主产区，影响产量的最关键环节是每年的双抢，即五月份油菜籽和小麦抢收与水稻抢种。只要能在夏至节之前插完水稻秧苗，并且底肥较充足，每亩田至少增产200多斤稻谷。第4生产队长期缺粮的症结就在于始终做不到夏至节前完成双抢。其实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全彭县，乃至全省每年都开展“大战红五月”运动（25）。党政领导之所以风急火燎地强调农村大战红五月，不仅全力以赴加以督促，还组织机关干部和工商学界人力支农，正好映证了适时完成双抢至少在整个四川都非易事。第4生产队每年不能在夏至前种完水稻的根本原因在于到双抢时不能全员投入生产，常有近三分之一的社员找各种借口逃工。且社员总是偷偷将家藏的肥料全施到自留地里肥小麦，造成过度施肥易于倒覆而无收成。笔者和阳书记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此际，我们发现每家自留地的麦苗已显示出施肥过度，杨队长的自留地也不例外。阳书记要杨队长召集全体社员开会，要笔者好好讲一讲人人必须为生产队出全力的道理。我仔细为大家算了笔账：全队276亩稻田，只要社员在红五月出全力，完全可以在夏至前插完秧苗。再加上各家都把肥料集中用到集体土地上，每亩至少可增产200斤粮。按156人计算，每人就会增加350斤以上口粮。如一心只顾每家不到三分的自留地（都非水稻田），就算亩产800斤小麦，全家最多也只能增加200多斤粮。因此，只要每个家庭都把力气用到生产队的土地上，无粮过春节的问题就可解决。笔者自以为讲得头头是道，社员们亦似乎有赞同之色。

但是，到大战红五月之际，每天出工社员仍然仅达到2/3左右，原因不一而足，夏至节前种完水稻的计划照例成为泡影。当年冬天我们仍然陪杨队长去14、15大队借粮过春节。

1976底，公社党委会重新调配了驻队干部，阳书记被调走，另派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应聪，退伍军人、公社武装部长老彭与我同驻第4生产队。张书记性格平和，但做事干练：武装部长老彭说话做事都斩钉切铁。他们两人了解情况后，决定1977年非解决缺粮问题不可。张书记命笔者负责说服教育，并与老彭负责找关系去四川化工厂弄肥料。春节过后，我与老彭找到关系，到化工厂运回4车氨水（当时氨水是紧缺化肥），备足了水稻底肥。红五月到后，我们便各自大张旗鼓地动员社员出工双抢。当时，队里有个青年女社员杨春莲，因丈夫是成都大工厂工人，从不干农活，但穿着与大城市富裕家庭的女青年一样，全队人无不万分羡慕。我决定动员她出工，以带动全队男女。经我一番劝说后，她答应次日下田插秧。结果自然有效，当天许多不出工的女社员都下了田。但杨春莲干一天就觉得实在受不了干农活的苦，坚决不干了，出工率随即大幅下降。张书记和老彭只好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次日晨，我们把杨队长的一个已逃工两天的远房侄子杨四娃叫到一避静处，老彭往他腿上踹了两足，吓得四娃连说再也不敢偷懒。这一杀鸡给猴看的招数着实管用，当天下午全队出工率就上升到98%以上，而且持续下去了。当年，全部秧苗在夏至节前5天左右插完，且底肥充足。当年秋收后，第4生产队增收粮食7万多斤，社员们过了一个多年未有过的喜庆春节。

1978春，笔者上了大学。是年冬，杨二爸来省城办事，顺便到学校看看。他告知：笔者走后，公社党委会认为第4队的问题已经解决，把张书记和老彭也调走了。该年双抢又未赶上季节，产量又下降了。好在次年即开始实行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第4生产队与成千上万的生产队一样，从此不用任何人督促，农民自己便永远解决了双抢赶季节等一切难题。

上述个案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持续实施数年效果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