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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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于1968年12月作为知识青年到四川盆地西部边沿彭县楠木人民公社接受再教育。楠木人民公社有15个生产大队，其中13个大队在川西盆地边沿平原上，2个大队为山地村庄。1973年，笔者开始在楠木人民公社任干部。那时，不管任何职务的公社干部都必须长期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笔者与一个土改时期的老资格公社干部阳运昭（阳在成为公社干部前是第二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人皆称他阳书记）奉命到第4生产大队蹲点，住在该大队第4生产队，且一住5年。经过5年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笔者看到，生产队作为经济核算单位，集体财产状况尽管十分透明，但对于农民家庭而言，生产队的利益仍然属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透明”的利益也难于使农民产生关爱集体的动因。三级所有制下的农民确乎依然不可动摇地保持着梁漱溟所谓一心只为“身家打算”的传统观念。国家欲以生产队为基础建设现代乡村社会的理念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冲突。第4生产大队第4生产队有276亩水稻田，156口人。社员80%为杨氏家族成员，队长是50岁出头的下中农杨桂聪。他少年时上过新式小学，能阅读党的文件，也具有计算生产队收支的能力，是杨氏家族中辈份最高的男子之一，几乎全队的人都称他杨二爸，其威望在生产队无人可与比肩。但是，有崇高家族威望的杨对生产队的领导却颇为失败。该队土地少，产量低，每年秋收后，缴完国家公粮后口粮所剩无几，到春节前大多家庭已断粮，杨每年冬季都得想尽办法为社员寻找过冬的粮食。笔者和阳书记住到该队的第一年冬天就花了很大力气帮他们在有山地的第14、15大队借粮（24）。

1974年春耕即将开始时，笔者和阳书记请杨队长召集队干部讨论生产队提高产量解决缺粮问题。楠木人民公社处在成都平原水稻主产区，影响产量的最关键环节是每年的双抢，即五月份油菜籽和小麦抢收与水稻抢种。只要能在夏至节之前插完水稻秧苗，并且底肥较充足，每亩田至少增产200多斤稻谷。第4生产队长期缺粮的症结就在于始终做不到夏至节前完成双抢。其实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当时全彭县，乃至全省每年都开展“大战红五月”运动（25）。党政领导之所以风急火燎地强调农村大战红五月，不仅全力以赴加以督促，还组织机关干部和工商学界人力支农，正好映证了适时完成双抢至少在整个四川都非易事。第4生产队每年不能在夏至前种完水稻的根本原因在于到双抢时不能全员投入生产，常有近三分之一的社员找各种借口逃工。且社员总是偷偷将家藏的肥料全施到自留地里肥小麦，造成过度施肥易于倒覆而无收成。笔者和阳书记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此际，我们发现每家自留地的麦苗已显示出施肥过度，杨队长的自留地也不例外。阳书记要杨队长召集全体社员开会，要笔者好好讲一讲人人必须为生产队出全力的道理。我仔细为大家算了笔账：全队276亩稻田，只要社员在红五月出全力，完全可以在夏至前插完秧苗。再加上各家都把肥料集中用到集体土地上，每亩至少可增产200斤粮。按156人计算，每人就会增加350斤以上口粮。如一心只顾每家不到三分的自留地（都非水稻田），就算亩产800斤小麦，全家最多也只能增加200多斤粮。因此，只要每个家庭都把力气用到生产队的土地上，无粮过春节的问题就可解决。笔者自以为讲得头头是道，社员们亦似乎有赞同之色。

但是，到大战红五月之际，每天出工社员仍然仅达到2/3左右，原因不一而足，夏至节前种完水稻的计划照例成为泡影。当年冬天我们仍然陪杨队长去14、15大队借粮过春节。

1976底，公社党委会重新调配了驻队干部，阳书记被调走，另派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张应聪，退伍军人、公社武装部长老彭与我同驻第4生产队。张书记性格平和，但做事干练：武装部长老彭说话做事都斩钉切铁。他们两人了解情况后，决定1977年非解决缺粮问题不可。张书记命笔者负责说服教育，并与老彭负责找关系去四川化工厂弄肥料。春节过后，我与老彭找到关系，到化工厂运回4车氨水（当时氨水是紧缺化肥），备足了水稻底肥。红五月到后，我们便各自大张旗鼓地动员社员出工双抢。当时，队里有个青年女社员杨春莲，因丈夫是成都大工厂工人，从不干农活，但穿着与大城市富裕家庭的女青年一样，全队人无不万分羡慕。我决定动员她出工，以带动全队男女。经我一番劝说后，她答应次日下田插秧。结果自然有效，当天许多不出工的女社员都下了田。但杨春莲干一天就觉得实在受不了干农活的苦，坚决不干了，出工率随即大幅下降。张书记和老彭只好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解决问题。次日晨，我们把杨队长的一个已逃工两天的远房侄子杨四娃叫到一避静处，老彭往他腿上踹了两足，吓得四娃连说再也不敢偷懒。这一杀鸡给猴看的招数着实管用，当天下午全队出工率就上升到98%以上，而且持续下去了。当年，全部秧苗在夏至节前5天左右插完，且底肥充足。当年秋收后，第4生产队增收粮食7万多斤，社员们过了一个多年未有过的喜庆春节。

1978春，笔者上了大学。是年冬，杨二爸来省城办事，顺便到学校看看。他告知：笔者走后，公社党委会认为第4队的问题已经解决，把张书记和老彭也调走了。该年双抢又未赶上季节，产量又下降了。好在次年即开始实行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第4生产队与成千上万的生产队一样，从此不用任何人督促，农民自己便永远解决了双抢赶季节等一切难题。

上述个案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持续实施数年效果的真实写照。

他们说南方人自己做生意吃多大苦都干（我们那里很多修鞋修伞弹棉花之类的零工都是南方人干，很辛苦），但是集体劳动都偷懒。我总觉得是我们老家人懒，看到人家吃苦的妒忌心理。从本文看来不全部是空穴来风。我们老家（华北大平原）人整体比较懒，但是在集体工作上还是比较服从管理安排，农村集体劳动时代和国企时代偷奸耍滑的都是很少数，文中说的98%上工是日常常态。而农忙的时候就是二流子也要被家里人逼着上工，带病上工，怀孕上工也是常态。而且集体劳动偷奸耍滑的找媳妇都很难。

改开以后，这些偷奸耍滑的成了第一批个体户，发了财，当时很多“老实”人意见很大。

确实有你说的现象，集体劳动只要有人带头出工不出力，其它人都会有样学样。另外改开后，原来属于投机倒把“坏分子”，都重操旧业首先发了财，这让很多埋头苦干的群众心里很不平衡。

举个我的同学家庭例子，我家小镇只有5000人，属于平原地区，没有果树，他家从本县丘陵地带贩桃和梨来我小镇迅速成为万元户，让我妈很是妒忌，倒不是小镇没有人卖桃和梨，一般只是用篮子或挑子。他家首先用船大批进货，同时比人家低1，2分钱(那时可算差别大，一个鸡蛋7分钱)，很快垄断了市场。

润树河友的《知青岁月》，润树河友没必要为几个五毛跑西西河说瞎话不是？链接出处

里面描述了他的农村种地生涯和感受

单干和集体那个有效率用简单逻辑就可证明。很简单，解放前农民都是单干。解放后到公社成立的之前也是单干。比较一下人均产量就可以知道到底哪个更有效率。

在这里发文的都是跳出了农门（包括老光）的，本来就可能是空对空，有偏见，也没具体数据，跟当年教会吵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

一家搞个铁匠炉单干才挣钱。

因为，人口翻番了，自然人均耕地减少了，人均产量就下来了。

亩均指标好些，但也不完全说明问题，毕竟还要考虑良田比例是否下降。

总产量才是王道指标。

都不举个别年份的，把多年连在一起看，六十年代后期，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在2.1亿吨上下，七十年代后期3亿来吨，八十年代后期4亿来吨，换句话说，七十年代后期较六十年代后期增产约亿吨，其具体因素是水利，种子，机械化的进步，化肥仅多施用了几百万吨（六十年代后期的化肥施用量也就是二三百万吨级别，七十年代后期则是八百万到一千万吨的级别）。

而八十年代后期较七十年代后期又增产约亿吨，这期间水利是停滞不前吃老本的，机械化也呵呵，但良种的普及是肯定进步的，尤其是化肥施用量，达到两千几百万吨，

呵呵，换句话说，没有七十年代的水利，良种，没有化肥的大规模生产使用，那个“分田单干激发积极性“有屁用？而即使不分田单干，以生产队体制，在相同的化肥，良种，更好的水利（生产队体制下八十年代水利建设不会停滞而会持续进步）条件下，难道粮食就不会增产？难道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这产量质量难道还能和鞍山钢铁公司比了？

人多地少，一家一户就能搞的东西，搞集体化根本体现不出来优势

你老家县城那百货公司倒闭了多少年了？

有理论到mopfish那帖子底下讲去，空对空你们高兴就好

是说集体化在机械化方面不出优势哪，还是建水利，改良土壤显示不出优势哪，还是搞合作医疗显示不出优势哪，还是搞社办企业显示不出优势哪？

玩什么空对空哪你。

可以把文字换成正确帖子的链接。

河里一般不删贴的。

当年他们力挺老八路的精神哪里去了？

毛主席教育他们：要和修正主义做斗争，至少教育了10年，怎么他老人家才走了几年，那么多敬爱他的农民就不肯为了支持他的正确办法屈服了呢？

说一千，道一万，农民用腿做了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