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田——如何走出“假历史”和网络谣言的围困 -- gzdcl
家园 老田——如何走出“假历史”和网络谣言的围困 如何走出“假历史”和网络谣言的围困——说说“右派大笨蛋定律”与戈培尔的成功学
老田
在自由派制造和传播的“李希光建议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谣言中间，我们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域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个“戈培尔团队”。此种团队以编造和传播谣言为其作业方式，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李希光在回应谣言是指出：要相信这个粗制滥造的谣言，就必须把自己的脑残水平提高到某个超高水平线之上。
在这种纯粹的自由派戈培尔团队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运作模式：自由派人士传播并扩大官府的伪历史叙事，来扩张自身的政治抱负，那就更为常见了。总之，用谣言来总结历史，同时还希望用谣言来创造历史，是中国舆论场域某些自由派人士的常见努力方向。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的成功学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不停滴发布虚假信息，直到虚假信息大量地淹没真实信息，把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高度，提高到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独立跨越的高度上，他就成功了。海量的虚假信息，导致一个人要获得真实信息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过多，也就是说，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高出大多数人自愿接受的最高限度，谎言作为真理的宣传过程，就具备了成功条件。
戈培尔成功的关键逻辑，就是通过发布虚假信息，以极大地提高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成本”。其实最成功的虚假宣传，是中国今天对许多党史大事件的叙事，官府关于历史的骗局拥有相当多的二传手，很说明其成功。不得不说，作为戈培尔成功学的一个民间基础：是数学网友发现的“右派大笨蛋定律”。
如果是统治阶级要愚弄百姓，那不算大笨蛋而是聪明蛋，戈培尔就是一个。数学网友所说的“右派大笨蛋定律”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在底层的非既得利益群体中间，也有一群最容易受到官府和统治阶级舆论愚弄的群体，这群人中间还有一些人充当官府愚弄百姓的二传手，选择充当戈培尔的“自干五”。应该说，官府的愚弄策略是很成功的，“郑州思想沙龙”微信群就有不少“自干五”，专门自觉地充当官府愚弄舆论的代理人。
那么，有没有低成本地突破“虚假信息淹没”的简易路径呢?还是有的，依据老田的阅读经验，官府机构设计各种虚假信息和论证的主要特点，就是“偷换概念”，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初中语文课的逻辑知识——什么是偷换概念，就不那么任意被官府宣传领着走了。
最典型的非既得利益大笨蛋，都要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有所表现。我们来看看，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偷换概念是怎么玩的。
在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大跃进实际上有三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大跃进A(快速工业化战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本人推动的决策)、大跃进B(时间段概念1958-1960年，也有人把死亡率最高的1959-1961年视为大跃进时段)、大跃进C(由刘少奇和安子文等人通过徐水和嵖岈山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推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合称“五风”)。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主要的奥妙就是在这三个大跃进概念中间来回玩“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内涵是大跃进A)，大跃进造成了大跃进C，最终导致大跃进B，所以，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后果饿死人负责，看看，只要是掌握了偷换概念的小把戏，实在是太方便了，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得不出来的。走出这样的假历史，其实也不算太复杂，分别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大跃进内涵，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入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大多数谎言就烟消火熄了。
文革也一样，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也是玩三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来回偷换：文革A(毛泽东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申内涵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对立)、文革B(1966-1976年时间段概念)、文革C(文革期间发生的各种显著现象，例如夺权或者干部受批判或者丧失权力等、还有所谓的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玩弄偷换概念的唯一目的是把文革期间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的一切肮脏劣迹，盖在他们镇压的对象身上去，为杀人者抹去脸上的血污之后再赋予其合法性。关于文革的偷换概念是这样展开的：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文革B出现大量的文革C，因此，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只是一场浩劫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其实，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文革内涵，还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过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但是，文革大部分时间是反文革派别在掌握权力——当权派通过保守派之手以逼供信手段去大量制造冤假错案来镇压造反派，并且在反文革派别内部不同山头和派系之间进行不间断地权力再分配的恶性竞争，文革B时期多数是反文革派别掌权并且对文革A利用逼供信进行反攻倒算，文革C(例如迫害知识精英、权力精英)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由反文革派别执行和操作的。
关于大跃进，最为关键的史实是：1955-1958年，毛泽东通过正规的决策秩序，决策了两件事：一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第二个是一五时期的中央垄断预算投资改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这两项决策都经过了正规的决策程序，由党代会和人大讨论通过。另外一条未经正是决策程序的线索是，1958年四月底，刘少奇在火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邓力群等四人吹牛皮，在海吹中间确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思路，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做了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路宪文选定嵖岈山试点共产主义，河北则由陈正人亲自带着康有为《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如果仅仅是试点还不至于带来大问题，但徐水试点被安子文通过组织部工作会议推向全国，安子文在会上说“不信来看、不服就辩、不敢就换。”啧啧，这个话我们很熟悉：不换思想就换人。结果，这个共产主义试点还没有取得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通过上级强迫下级的方式推向全国了，说要是不照着干的话，就换人，结果引发狂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刘少奇的试点和安子文的推广，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决策程序，仅仅依靠他们手上掌握的组织权力而强行下推的，在省委书记中间也有一批人很热心和积极，这样，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变成了安子文的组织上落实，各省市在热心省委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紧跟瞎指挥，这样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共产风和浮夸风。
1958年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共产风决策，及其在组织权力的压力下推广过程，在这一过程负有责任的高官群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关于共产风团队的瞎指挥过程，较为详尽的历史文献有：1994年出版、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与徐水县党史办合编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徐水县志》;河南嵖岈山试点的情况，较为详尽的文献是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关于对共产风强制推广的相关信息，散见于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上四本书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到)
官府机构在编造的谣言中间，为了刻意抹去刘少奇、安子文、谭震林(对于嵖岈山特别特别热心)的劣迹，还有好几个省委书记作为共产风的热心人，这群人组成的共产风团队在党内经历过各种批评意见的包围和洗礼。1980年代，官府机构写党史的时候，因为要洗白1958年的共产风团队，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及其出色表现，从党史写作中间抠出去，导致党史叙事多处出现逻辑性空白，各种批评意见就成了缺乏针对性的空谈。官府也说毛泽东从1958年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纠谁的左，纠空气的左吗?把共产风团队隐去之后，批判就没有了对象，看不出针对性，似乎毛泽东也就随口那么说说而已。更后来的党史大事件，那就更不好解释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共产风团队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因为这个团队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决策程序就蛮干;结果，这一次为了洗白共产风团队，就需要掩盖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说的很清楚，彭德怀究竟是为什么挨批，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说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风，这又是对空气说话吗?还是对这个拒不悔改的浮夸风团队进行纠偏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间说到霸王别姬，谁是共产党内部的“霸王”?很清楚的。不过，后来只是撤职了几位省委书记而已，没有动接班人。在会上，很多被共产风团队整过的地县委书记都要求开会出气，发扬民主，受到毛泽东支持后，地县委书记发起了对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猛烈批判，有亲历者说批判会气氛极其紧张跟斗地主不相上下，会后有四个共产风责任较为严重的省委书记被撤职。
有些右派二传手极其地卖力，为了推销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还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何必呢?只要区分一下概念的不同内涵，追问一下各个内涵的概念是怎么在历史和政治中间出现的，就能够搞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做到这个并不难，无需别人来说服或者洗脑。
不读书的人，必然要受到官府发布信息的愚弄，可笑的是某些人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自以为有独立见解和民主批判精神，这其实这就是蠢猪之所以不可救药地充当欺骗舆论二传手的原因所在。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事实是什么?这些自由派人士就发自本能地要跳起来，说你是为他们批判的独裁专制辩护，就这样，戈培尔的二传手通过民主自况，构建这样一种虚假的道义地位想象，来抗拒真实信息的输入，使其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戈培尔宣传的二传手。
照说，右派一贯是标榜自己独立于官府的，为什么反而成为官府愚民宣传的二传手呢?因为右派不认同毛时代，因此也不认为那段历史值得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把握，由此，就决定了右派愿意承担的历史学习成本远低于戈培尔设置的“门槛成本”，结果右派就这样地成为戈培尔宣传的理想俘虏和二传手。同时，也因为右派不愿意放弃从历史出发来确立未来社会的新想象，故此，就必须要成为戈培尔宣传产品的自觉消费者和创新性二传手，就这样，我们几十年来看到自称独立于官府的右派，总是作为官府愚民宣传的忠实拥趸这么一个怪异现象。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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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作者的意思是：有个“戈培尔团队”在不停滴造谣，你看，十几 年前的事，2003的事，今天又被搬出来，其实不是今天，而是之前不断地被搬出来，就是所谓“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下面是《四月网》去年——2016年的辟谣文章：
媒体公知造谣李希光教授始末2016-01-26 15:25:00 作者： 羽佳 评论：1条评论 字体大小 T T T 扫描到手持设备
公知和媒体造谣的热度从来就没有冷却过，但十年如一日造一个人的谣，如果有“世界造谣运动会”的话，也够得上奖牌了。1月23日左右，一些公知大V再次语出惊人，从箱底又一次鼓捣出“李希光教授建议人大立法禁止人们自由思维”的谣言。
公知和媒体造谣的热度从来就没有冷却过，但十年如一日造一个人的谣，如果有“世界造谣运动会”的话，也够得上奖牌了。1月23日左右，一些公知大V再次语出惊人，从箱底又一次鼓捣出“李希光教授建议人大立法禁止人们自由思维”的谣言，说他认为“人的思维和社会中其他行为规则一样，都应该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个人在思维上的任何想法都要付法律责任。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由思维，就可以任意思考任何问题，任意在大脑中攻击他人或者社会，这同样要承担名誉损害权责任或者法律责任。”（选自《清华教授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
说“再”和“又”是因为这种言论早在2003年就有了。这年李希光提出立法实施网络实名制，被南方等媒体和精英围攻，称其是限制言论自由。5月25日，“李希光建议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文章最早出现，标明为“访谈模仿版”。但就是这样的三无产品（无作者、无信源、无证据），却被无数西化精英当成真实言论转载。仅在2003年前后，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就刊登了二十多篇批判李希光教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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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数年，李希光一直处于被爱美精英围攻和妖魔化中，他被公知们称为“中国舆情之父”，“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之父”。百度百科也称李希光“2011年6月发表两‘建议’令世人深感震惊、大跌眼镜”，其中“建议立法禁止自由思维”便是之前说过的，早在2003年就出现的谣言贴。
那么，李希光教授当年真实的言论又是什么呢？笔者多方查询，大致捋出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话说那是在2002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希光应广州电视台《都市在线》栏目邀请做了一期访谈节目“谈新闻改革”，其中谈到网络媒体乱象丛生，要依法加强网络监管，防范匿名攻击，“建议，人大立法机构对网上的名誉侵害应该给以严惩。”
加强网络监管，防范匿名攻击，这本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建议，但仅仅一年后，便有网友将李希光上述内容缩编，以建议“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网上发表东西”为题目发布到网络论坛，引起网民哗然，后来被“南方周末”称为“李希光事件”。
2003年5月28日，事件进一步发酵。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就刊登《李希光教授访谈模仿版：人大应该立法禁止任何人在大脑中自由思维》一文，恶搞李希光。此文以记者访谈一问一答的形式阐述观点，甚至以李希光的口吻引用“朝鲜取消自由思维”这种谎言来坐实李希光在胡说八道。其实，只要认真看一下这个文章就可知道，这是别有用心的网民伪造的帖子，是多种言论、信息的拼接与混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李希光“自己的话”来证明他很傻很专横很专制很走狗等等。随后此文被教育在线等论坛广泛转载，但初期仍然有“访谈模仿版”字样。
一周后，2003年6月3日中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将《李希光谈新闻改革——2002年春天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在首页推出，回应网民和舆论关切，将不严谨的口头表达订正为：建议“同时人大应该立法禁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谎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的名誉”。
2003年6月5日，《南方周末》发表《揭开事实的真相：“李希光事件”始末调查》报道，引起平媒舆论大哗，致使网络论坛议论向媒体舆论转移，形成二次舆论发酵，产生舆论风暴，李希光成众矢之的和过街老鼠，网上造谣、攻击、谩骂蜂起。
面对网上暴风骤雨般的谴责，李希光站出来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辟谣。2003年6月12日，李希光在致信《中国记者》里回答了编辑的提问，披露《南方周末》实习记者以欺骗手段进行“off the record”(不同意录音、记录和报道)的经过，让人大跌眼镜，李希光指出：“我当时谈话的重点不是谈网络。更何况，我今天对网上匿名还是实名这个话题，毫无兴趣。因为，禁止网上匿名是非常不现实的，在法律上和技术上都行不通。如果，这样把我的话引用出来，其目的很清楚，是要我惹怒众人，成为众矢之的。”《青年记者》认为“这里本无事，媒体自造之”，呼吁警惕“客里空”再现。
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到“轴心国”阵营中来，2003年6月14日，凯迪社区发布《李希光又一惊天理论——禁止自由思维》的文章，直接去掉了“访谈模仿版”字样，堂而皇之打着“真实”的幌子立在互联网的风口浪尖。此后很多时评人、网民发表了大量恶评文章，如潮水般淹没了李希光星火般的辟谣与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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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29日，教育在线发文尚有“访谈模仿版”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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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4日，凯迪社区发布《李希光又一惊天理论——禁止自由思维》的文章，直接去掉了“访谈模仿版”字样。
势单力孤的李希光无力呐喊。此后，2012年7月2日，另一著名的公知阵地共识网又堂而皇之地借此发文批判李希光教授。这恐怕就是公知大V及其媒体阵地平台的智商上线，对哪怕最明显不过的谣言，也信以为真。一篇原属恶搞的文章被这些媒体奉若珍宝，随时准备对李希光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给予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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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流传在网络上的各版本“马化腾生日”、“苹果将钓鱼岛划归日本”、“5月12日贞子上映南京大屠杀”等谣言一样，百度一下即可原形毕露。然而，到李希光身上，大家都不愿意这么做，或者说明知是谣言偏要传一回，其中缘由，恐怕除了“盲目转载”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因素。
15年后，当一个新的自媒体时代来临。《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要求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这篇文章又开始在网络上传播，甚至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名人也不分青红皂白的转发，足见其节操和智商亟待充值。奉劝这些公知和媒体，报道正能量之余没事多翻翻书，一本《法律基础》也不贵，总比警察叔叔的茶便宜吧！
1月25日，李希光在其微信再次回应此谣言：社交媒体时代，提高智商已经迫在眉睫。我本来以为这是谁编的一道低级智力测验题或是二人转小品，逗你玩的，但还真有人当真：有人要求立法让地球停止转动、有人要求人大立法禁止人的大脑停止思维。这谣言编造得太脑残了，当个愚人节故事骗骗人都上不了档次。但还真有人信。编造这个谣言的人好像把网民当成愚民在耍，以为网民都是无知无助无头脑的人，看了就会相信，就会传播和放大。我相信，广大网民是有头脑的，广大网民只会嘲笑造谣者的愚蠢。这就是为什么这条谣言在网上存在十多年，我一直没在意，因为我认为这种谣言属于脑残谣言，不攻自破。什么是脑残谣言？造谣者脑残、信谣者脑残、传谣者脑残，辟谣着也脑残，因为这种谣言太低级了，漏洞百出，没必要辟谣。如果确有这个立法建议，那位编造这个故事的人，为什么迄今不敢出来承认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造谣传谣案例。这条谣言制造者有两点脑残处：1）除非是植物人，傻瓜也会有思维，除非向人大建议立法者是世界头号傻瓜，才会提出禁止思维的脑残立法；2）傻瓜也知道，谁提出这个脑残立法建议，谁就立刻与全体人民为敌或遭人耻笑。普士图部落的女子虽然蒙着面纱，但还留有一条缝隙，能看到一丝光明。可被中国的网络媒体面纱蒙住眼睛的朋友，两个眼睛，被遮的严严实实。我建议朋友们有空，看看我的这本书《谁蒙上了你的眼睛--人人必备的媒介素养》（法律出版社，网上随手可以买到），普及一下媒介智商。
可怜这些公知和媒体，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疯狂撕咬，一味崇洋媚外，为国外反华势力摇旗呐喊，“将来为祸天下后世，正不知伊于胡底呢？”（吴趼人《痛史》）
所以，你提到的所谓“可以看到十几年前就有这篇文章的引用”也是没错的。
家园 哇，“数学”诶。好久没有这哥们的消息了。 我以前看到他的帖子还是好几年以前在世界军事论坛。后来没了消息还以为他退出江湖了呢。
家园 【整理】黄纪苏：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要沦为“口红保卫战 ” ……对这一两年“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太绕圈子了，您就直接说有人否定中国革命不就行了么?绕圈子不但容易掩盖问题的本质，还会把自己绕进去——现当代史您不也是这段不让说，那段不许提么?也够“历史虚无主义”的了。
对于否定、丑化中国革命，我一向反对。网上有人说，八路军八年只歼灭了几百个日军。还有人说，新四军八年压根就没见过日本人。说的人肯定不疯，信的人估计也不傻，那毛病出在哪儿呢?这就需要做点分析了。
说这些、信这些话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认同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价值。中国革命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今天成了土豪忙着圈地的人当然不喜欢了。不喜欢怎么办?就骂呗。第二种是对今天贪污腐败、两极分化、这儿杀人那儿爆炸的现状不满。不满怎么办?还是骂呗。中国人骂人喜欢捎上祖宗，于是就骂到了中国革命，意思是说你tmd从受精卵就不是好东西。第一种骂没什么好说的了。对第二种骂要给予一定的理解。今天的贪官污吏办的那事听着都新鲜，一个医院院长能贪一百多套房子，一个厅局长能搞一百好几十情人。是这些人将中国革命“虚无”在先，要批历史虚无主义也得先批他们。当然，对株连祖宗的做法也要批评。站在稠得跟粥似的黄河中下游指着上游一通臭骂，就没道理了。你可以讨厌如今的人老珠黄，但不能否认曾经的明眸皓齿——我说的是基本面，您要抬杠就别抬“AB团”什么的了，那些我都知道。
维护中国革命，当然是维护她的遗产。中国革命的遗产也要做点分析，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包括向中下层民众倾斜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利他主义的文化和风气。举个具体例子，有位从事音乐创作和研究的老先生，像很多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一提起毛时代火就不打一处来。但毛时代有一样东西他说好——音乐学院招生考试改革好。他是个穷孩子，喜欢音乐，全市笛子比赛拿过第一，做梦都想进音乐学院。以前音乐学院招生要考和声，对家里趁钢琴的孩子特别有利。而他买笛子的钱都是攒了好一阵子才攒齐的，钢琴见都没见过。好在毛时代扶助工农子弟，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取消了和声这一项，你会什么乐器就考什么乐器，也就是说降低了技术门槛——本质上是家庭财富门槛，而突出了个人天赋。结果他一考就考上了。考上以后便有机会接触钢琴了，和声很快赶上了从小穿燕尾服的世家子弟。诸如此类的正面遗产，如今快被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虚无”光了。今天学区房什么价，欧美贵族学校中国啥孩子能去，这些人人都明白。但有些人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没事儿，千不在，万不在，只要旗还在!“旗”当然也是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应当维护。但它跟刚才说的那些正面遗产不太一样，它是面子，那些是里子。这些人对里子睁只眼闭只眼，一天到晚只盯着面子，比如说，今年军报社论提“毛泽东思想”同比去年社论多了三处，领导人这次发言用“社会主义”环比上次发言增了11.5%。要让这些人去医院坐堂，肯定是面色苍白他不看，面色蜡黄他也不看，他只看唇膏红不红。有些保党护旗行动，别看巷战夜战肉搏战挺激烈的，其实也就是口红保卫战。总之，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里子面子都要维护，但重要的是里子。
再说负面遗产。中国革命也有不少负面遗产，如权力过于集中、社会主义民主缺失等等，这些都需要总结教训、寻找出路、免蹈覆辙，而不是文过饰非——天下事固然利弊兼有，但非把弊说成利，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
……
我发现，有些中国革命的子弟，对中国革命正面遗产中的里子部分一点也不感冒，因为他们说起老百姓特别喜欢用“垃圾”“苦逼”这样的词儿。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家长里短，如谁本来是谁的人，谁55年得的将星，谁后来享受了“大区正职”待遇，特别津津乐道。在他们那儿，中国革命被血缘化成了一群“爸爸”“叔叔”“阿姨”什么的。这跟我们普通人虽然没一毛钱关系，但也不算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拿祖德当祖荫，又把中国革命“会所化”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黑据点，捞了不知多少不义之财。他们所代表的，是比煤老板更坏的着权贵资本主义。这些人虽然搞资本主义却不忘本，知道自己今天的荣华富贵多亏了中国革命。有位革命家庭出来的商界大鳄在网上说到父辈当年投身的革命，那也是相当动情，和他扭过脸儿面对当今社会时的那副黄世仁、座山雕样子，就像另一爸生的。他对中国革命也是一分为二，既肯定又否定。不肯定，他爸就得算土匪;不否定，他就成不了土豪。当然也有全否定的，觉得爸是蛹，我是蛾，升华了。
……。
老黄犀利，这两条很认同：
1、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
2、有些中国革命的子弟，对中国革命正面遗产中的里子部分一点也不感冒，他们说起老百姓特别喜欢用“垃圾”“苦逼”这样的词儿。在他们那儿，中国革命被血缘化成了一群“爸爸”“叔叔”“阿姨”什么的。把中国革命“会所化”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黑据点，说到父辈当年投身的革命，那也是相当动情，扭过脸儿面对当今社会时的那副黄世仁、座山雕样子，就像另一爸生的。
通宝推：xm,diorited,ccceee,笑任平生,林风清逸,梓童,camper,高中三年,红军迷,北上,桥上,天天向上A,陈王奋起,阴霾信仰,乔治·奥威尔,铸剑,李根,Cyrus,西安笨老虎,迷途笨狼,让领导先走,家园 犀利？还这两条很认同？什么叫“历史局限性”？ 我只说说你很认同的第一条，原因嘛，这一条很简单，第一条又很复杂，最没用，又最有用，因此很容易让人很认同，几乎就是明摆着的真理
1、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首先，因为这一条很简单又很复杂，所以模棱两可，因此不犀利
其次，又恰恰因为这一条很简单又很复杂，因此很容易让人感觉犀利
其实呢，根本是没人知道啥叫“历史局限性”
啥叫“历史局限性”？
字面上看，“历史局限性”，似乎明明白白，什么人都知道，所以说这一条很简单，同时，这一条又很复杂，因为，没几个人知道，啥叫“历史局限性”
我不是小看你，也不是小看老黄，因为老黄完全可能是清清楚楚，他这么用“历史局限性”就是有意而为之
啥叫“金光大道”？
字面上看，“金光大道”，似乎明明白白，什么人都知道，所以说这一条很简单，同时，这一条又很复杂，因为，没几个人知道，啥叫“金光大道”
我不是小看你，也不是小看老黄，因为老黄完全可能是清清楚楚，他这么用“金光大道”就是有意而为之
简单的说就是用“历史局限性”否定“金光大道”
这个说法最有用就不要我说了，因为比如你就很认同
我说说这个说法最没用，因为一般人看不到，请听我细细道来
其实是粗粗道来，因为，我就不讲啥叫“历史局限性”了，我也不讲啥叫“金光大道”，粗吧？
我先说“历史局限性”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说是坏的，至少也是不好的，对应的，“金光大道”是一个褒义词，或者说是好的，至少也是不坏的，对应的
现在，你再看看
1、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这句话
是不是有“金光大道”没有“历史局限性”的意思？
是不是至少也是“金光大道”不应该有“历史局限性”？
或者说有“历史局限性”的不是“金光大道”？
结果就是，那东西有“历史局限性”，所以那东西不是好东西，不可以搞
我再说比较简单的，自然科学的东西，比如伽利略的道路，概括成做实验，比如牛顿的道路，概括成粒子力学，再比如爱因斯坦的道路，概括成相对论统一场论，等等等等
他们的道路或思路或研究方法或思维方式是不是“金光大道”？
他们有没有“历史局限性”？
他们都有“历史局限性”，对吧？
以牛顿为例，是不是可以说牛顿的思路是“金光大道”呢？
我以为说牛顿的思路是“金光大道”不为过，你说呢？
再说比较复杂的，跟人有关的
先说中国的，神农氏的农业化道路是不是“金光大道”？有没有“历史局限性”？
神农氏的农业化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对吧？
神农氏的农业化是不是“金光大道”？
我以为说神农氏的农业化是“金光大道”也不为过，你说呢？
后来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是不是“金光大道”？有没有“历史局限性”？
不仅工业化初期有“历史局限性”，今天也有，对吧？
我以为说工业化是“金光大道”也不为过，你说呢？
等等等等
上面举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金光大道”的例子
其实呢，即便是货真价实的“金光大道”也不是完美无缺，至少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有得就有失，任何事情都有代价
当然了，有“历史局限性”的不是“金光大道”的例子更多，其实是全部都是
说穿了吧，任何东西都有“历史局限性”，所有东西都有“历史局限性”，根本就没有没有“历史局限性”的东西，所以，“历史局限性”不值一提，因为，说一个东西有“历史局限性”就跟说一个人的大肠里有屎一样，人人都有，因此，有“历史局限性”根本就不是问题
说一个东西有“历史局限性”就跟说一辆汽车有轮子只能在路上走一样
说一个东西有“历史局限性”就跟说一架飞机有翅膀只能在空气中飞一样
等等等等
所以，拿“历史局限性”说事儿是既非常聪明又非常愚蠢的，就看跟谁说了
总之，拿“历史局限性”忽悠是既非常聪明又非常愚蠢的，就看跟谁说了
“历史局限性”是个神马玩意儿？
见仁见智，见傻逼见苍蝇吧
因为，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我搜了一下，烤过来跟大家共勉：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家园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在阶级社会里，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何况，这阶级社会是他们的祖上经过了艰苦的斗争，打败了毛教员为首的无产阶级建立的。
通宝推：老老狐狸,家园 黄纪苏的文章一直不错，很推荐大家去看看。 家园 这句话太绝了 就像另一个爸生的
家园 【整理】郭松民：“只有反体制，才能进体制” 一个人不能总是锯自己坐着的树，这应该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原因无他，树锯倒了，自己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同志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开的、兴高采烈的锯树行为。
……
现在问题来了：《人民文学》发表了《软埋》，而《软埋》正如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和郭松民 |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所分析的那样，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
当然，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也就不会有作协，不会有“作协主席”这样的风头、荣耀与厅级的优厚待遇。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验表明，剧变之后作家想靠《软埋》之类的小说养活自己是很难的，如果尚有颜值，卖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如果没有颜值，沦落到街头摆地摊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不是在锯自己坐着的树吗？
当然，锯树的人并非方方同志一个，也不是《人民文学》一家，而是一类、一批，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的现象。
比如……
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锯自己坐着的树?
有一些小清新文青或自由派朋友往往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她有骨气啊!确实，看姿势好像是在和体制对抗，因为是在挖体制的祖坟。体制何等强大，这不是有骨气吗?
但仔细一想不对了。按道理，如果做为导致体制建立的土改运动，如《软埋》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滥杀无辜的“灭门运动”，那体制就是有原罪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但是你方方同志和这种“反人类”的体制沆瀣一气，享受着体制给予的高官厚禄，这怎么能叫有骨气呢?
如果真有骨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限度可以做到“不食周粟”，可以“非暴力不合作”，不必等到剧变之后再去摆地摊，那才叫有骨气，对不对？
所以方方同志创作《软埋》，这种行为和骨气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一种经过了仔细斟酌“成本/收益”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
要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必须理解这样的现实格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和体制的管理权是分裂的。体制虽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文化领导权”（或者叫“价值评判权”、“话语权”等）却掌握在自由派知识/文化精英手里——其实精英也是代理人，真正的“评判权”掌握在西方手中，通过媒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戛纳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表现出来。
这样的格局决定了“管理权”是受到“话语权”约束的，它不能和“话语权”迎头相撞，否则就会受到“话语权”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倒退”、“走老路”、“改革逆转”、“文革复辟”等等，体制在不断受到抨击后丧失了自信，甚至主动向“话语权”献媚以赢得其夸赞。
由于现行体制总的来说是一场反对西方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所以“话语权”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这个体制的，是不承认体制的正当性的。
“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分裂，导致了“方方现象”的出现。类似方方同志这样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发现，至少在文化领域，如果你被主流的“话语权”排斥，比如被“话语权”扣上“左”的帽子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体制就对你避之唯恐不及，感觉你好像得了烈性传染病，因为体制也不想和你粘包而被“话语权”指责为“反改革”，想当作协主席就没门了。
反过来，如果你一旦被“话语权”追捧，被誉为表现了“人性”、“反思历史”等等，体制对你就会敞开怀抱，它要通过对你的拥抱来获得“话语权”给予“开明”、“宽松、宽容、宽厚”、“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夸奖。
于是，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这种看似矛盾仔细想来却毫无违和感的现象就发生了，作协主席创作反体制的《软埋》就毫不奇怪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越反体制，体制就越爱你”，“不反体制，体制就不理你”，“只有反体制，才能进体制”，等等如太极图一般有趣的现象。
这种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则古代笑话：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此为两袒者也。
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著名导演都是“东食西宿”之辈，他们把相反相成的好处全部占尽，腰缠十万贯不满足，还要骑鹤下扬州，这对社会基本价值的摧毁性效果是惊人的。有道是精英之德风，草根之德草，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但问题在于，体制和话语权的这种苟合，表明上看起来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满意——话语权满意了，方方们满意了，体制自身也满意了。但其实却潜藏巨大危机，因为这种苟合必须通过方方们的锯树不止来维持，一旦方方们停止锯树，甚至锯树不力，就会被“话语权”指责为“保守了”，就可能会被从树上踹下来，换上一个新的、更卖力的锯树者。
…………
老郭，你瞎说啥大实话！
通宝推：红军迷,caoban,我还有事,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