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田——如何走出“假历史”和网络谣言的围困 -- gzdcl
如何走出“假历史”和网络谣言的围困——说说“右派大笨蛋定律”与戈培尔的成功学
老田
在自由派制造和传播的“李希光建议人大立法禁止自由思维”的谣言中间，我们看到中国的舆论场域中间，确实存在着一个个“戈培尔团队”。此种团队以编造和传播谣言为其作业方式，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李希光在回应谣言是指出：要相信这个粗制滥造的谣言，就必须把自己的脑残水平提高到某个超高水平线之上。
在这种纯粹的自由派戈培尔团队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运作模式：自由派人士传播并扩大官府的伪历史叙事，来扩张自身的政治抱负，那就更为常见了。总之，用谣言来总结历史，同时还希望用谣言来创造历史，是中国舆论场域某些自由派人士的常见努力方向。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他的成功学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不停滴发布虚假信息，直到虚假信息大量地淹没真实信息，把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高度，提高到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独立跨越的高度上，他就成功了。海量的虚假信息，导致一个人要获得真实信息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过多，也就是说，获取真实信息的成本高出大多数人自愿接受的最高限度，谎言作为真理的宣传过程，就具备了成功条件。
戈培尔成功的关键逻辑，就是通过发布虚假信息，以极大地提高获取真实信息的“门槛成本”。其实最成功的虚假宣传，是中国今天对许多党史大事件的叙事，官府关于历史的骗局拥有相当多的二传手，很说明其成功。不得不说，作为戈培尔成功学的一个民间基础：是数学网友发现的“右派大笨蛋定律”。
如果是统治阶级要愚弄百姓，那不算大笨蛋而是聪明蛋，戈培尔就是一个。数学网友所说的“右派大笨蛋定律”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在底层的非既得利益群体中间，也有一群最容易受到官府和统治阶级舆论愚弄的群体，这群人中间还有一些人充当官府愚弄百姓的二传手，选择充当戈培尔的“自干五”。应该说，官府的愚弄策略是很成功的，“郑州思想沙龙”微信群就有不少“自干五”，专门自觉地充当官府愚弄舆论的代理人。
那么，有没有低成本地突破“虚假信息淹没”的简易路径呢?还是有的，依据老田的阅读经验，官府机构设计各种虚假信息和论证的主要特点，就是“偷换概念”，如果我们始终牢记初中语文课的逻辑知识——什么是偷换概念，就不那么任意被官府宣传领着走了。
最典型的非既得利益大笨蛋，都要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有所表现。我们来看看，在大跃进和文革问题上偷换概念是怎么玩的。
在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大跃进实际上有三个内涵截然不同的概念：大跃进A(快速工业化战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的“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本人推动的决策)、大跃进B(时间段概念1958-1960年，也有人把死亡率最高的1959-1961年视为大跃进时段)、大跃进C(由刘少奇和安子文等人通过徐水和嵖岈山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推广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合称“五风”)。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主要的奥妙就是在这三个大跃进概念中间来回玩“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内涵是大跃进A)，大跃进造成了大跃进C，最终导致大跃进B，所以，毛泽东要为大跃进的后果饿死人负责，看看，只要是掌握了偷换概念的小把戏，实在是太方便了，几乎没有什么结论是得不出来的。走出这样的假历史，其实也不算太复杂，分别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大跃进内涵，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入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大多数谎言就烟消火熄了。
文革也一样，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中间，也是玩三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来回偷换：文革A(毛泽东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申内涵是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对立)、文革B(1966-1976年时间段概念)、文革C(文革期间发生的各种显著现象，例如夺权或者干部受批判或者丧失权力等、还有所谓的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玩弄偷换概念的唯一目的是把文革期间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的一切肮脏劣迹，盖在他们镇压的对象身上去，为杀人者抹去脸上的血污之后再赋予其合法性。关于文革的偷换概念是这样展开的：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文革B出现大量的文革C，因此，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只是一场浩劫而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其实，追问一下三个不同的文革内涵，还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文革小组支持过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但是，文革大部分时间是反文革派别在掌握权力——当权派通过保守派之手以逼供信手段去大量制造冤假错案来镇压造反派，并且在反文革派别内部不同山头和派系之间进行不间断地权力再分配的恶性竞争，文革B时期多数是反文革派别掌权并且对文革A利用逼供信进行反攻倒算，文革C(例如迫害知识精英、权力精英)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由反文革派别执行和操作的。
关于大跃进，最为关键的史实是：1955-1958年，毛泽东通过正规的决策秩序，决策了两件事：一是《农业四十条纲要》，第二个是一五时期的中央垄断预算投资改为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这两项决策都经过了正规的决策程序，由党代会和人大讨论通过。另外一条未经正是决策程序的线索是，1958年四月底，刘少奇在火车上与薄一波、陆定一、邓力群等四人吹牛皮，在海吹中间确立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思路，在郑州火车站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做了布置，吴芝圃通过信阳地委路宪文选定嵖岈山试点共产主义，河北则由陈正人亲自带着康有为《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如果仅仅是试点还不至于带来大问题，但徐水试点被安子文通过组织部工作会议推向全国，安子文在会上说“不信来看、不服就辩、不敢就换。”啧啧，这个话我们很熟悉：不换思想就换人。结果，这个共产主义试点还没有取得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就通过上级强迫下级的方式推向全国了，说要是不照着干的话，就换人，结果引发狂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刘少奇的试点和安子文的推广，没有经过任何合法的决策程序，仅仅依靠他们手上掌握的组织权力而强行下推的，在省委书记中间也有一批人很热心和积极，这样，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过渡试点，变成了安子文的组织上落实，各省市在热心省委的强大政治压力下紧跟瞎指挥，这样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共产风和浮夸风。
1958年没有经过正式决策程序的共产风决策，及其在组织权力的压力下推广过程，在这一过程负有责任的高官群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共产风团队”。关于共产风团队的瞎指挥过程，较为详尽的历史文献有：1994年出版、由河北省党史研究室与徐水县党史办合编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徐水县志》;河南嵖岈山试点的情况，较为详尽的文献是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关于对共产风强制推广的相关信息，散见于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上四本书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到)
官府机构在编造的谣言中间，为了刻意抹去刘少奇、安子文、谭震林(对于嵖岈山特别特别热心)的劣迹，还有好几个省委书记作为共产风的热心人，这群人组成的共产风团队在党内经历过各种批评意见的包围和洗礼。1980年代，官府机构写党史的时候，因为要洗白1958年的共产风团队，强行把这样一群人及其出色表现，从党史写作中间抠出去，导致党史叙事多处出现逻辑性空白，各种批评意见就成了缺乏针对性的空谈。官府也说毛泽东从1958年郑州会议就开始纠左，纠谁的左，纠空气的左吗?把共产风团队隐去之后，批判就没有了对象，看不出针对性，似乎毛泽东也就随口那么说说而已。更后来的党史大事件，那就更不好解释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针对共产风团队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因为这个团队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决策程序就蛮干;结果，这一次为了洗白共产风团队，就需要掩盖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内容说的很清楚，彭德怀究竟是为什么挨批，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说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工作作风，这又是对空气说话吗?还是对这个拒不悔改的浮夸风团队进行纠偏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间说到霸王别姬，谁是共产党内部的“霸王”?很清楚的。不过，后来只是撤职了几位省委书记而已，没有动接班人。在会上，很多被共产风团队整过的地县委书记都要求开会出气，发扬民主，受到毛泽东支持后，地县委书记发起了对省委书记和部长们的猛烈批判，有亲历者说批判会气氛极其紧张跟斗地主不相上下，会后有四个共产风责任较为严重的省委书记被撤职。
有些右派二传手极其地卖力，为了推销官府愚弄百姓的舆论，还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这是何必呢?只要区分一下概念的不同内涵，追问一下各个内涵的概念是怎么在历史和政治中间出现的，就能够搞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做到这个并不难，无需别人来说服或者洗脑。
不读书的人，必然要受到官府发布信息的愚弄，可笑的是某些人自我感觉还特别好，自以为有独立见解和民主批判精神，这其实这就是蠢猪之所以不可救药地充当欺骗舆论二传手的原因所在。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事实是什么?这些自由派人士就发自本能地要跳起来，说你是为他们批判的独裁专制辩护，就这样，戈培尔的二传手通过民主自况，构建这样一种虚假的道义地位想象，来抗拒真实信息的输入，使其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戈培尔宣传的二传手。
照说，右派一贯是标榜自己独立于官府的，为什么反而成为官府愚民宣传的二传手呢?因为右派不认同毛时代，因此也不认为那段历史值得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把握，由此，就决定了右派愿意承担的历史学习成本远低于戈培尔设置的“门槛成本”，结果右派就这样地成为戈培尔宣传的理想俘虏和二传手。同时，也因为右派不愿意放弃从历史出发来确立未来社会的新想象，故此，就必须要成为戈培尔宣传产品的自觉消费者和创新性二传手，就这样，我们几十年来看到自称独立于官府的右派，总是作为官府愚民宣传的忠实拥趸这么一个怪异现象。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同样的事摆在那，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点像右而左的文风。
一个人不能总是锯自己坐着的树，这应该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原因无他，树锯倒了，自己一定会跌个鼻青脸肿。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同志的长篇小说《软埋》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人民文学》上，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开的、兴高采烈的锯树行为。
……
现在问题来了：《人民文学》发表了《软埋》，而《软埋》正如笔者此前的两篇文章(郭松民 | 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和郭松民 | 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方方女士的《软埋》)所分析的那样，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当性的基础之上的。
这是一条如嗞嗞冒烟的导火索一般清晰的、短短的逻辑链条：否定了土改，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否定了人民共和国，也就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
当然，没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体制，也就不会有作协，不会有“作协主席”这样的风头、荣耀与厅级的优厚待遇。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经验表明，剧变之后作家想靠《软埋》之类的小说养活自己是很难的，如果尚有颜值，卖唱是一条不错的出路，如果没有颜值，沦落到街头摆地摊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不是在锯自己坐着的树吗？
当然，锯树的人并非方方同志一个，也不是《人民文学》一家，而是一类、一批，或者干脆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文化的现象。
比如……
还有很多，不一一例举了。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锯自己坐着的树?
有一些小清新文青或自由派朋友往往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因为她有骨气啊!确实，看姿势好像是在和体制对抗，因为是在挖体制的祖坟。体制何等强大，这不是有骨气吗?
但仔细一想不对了。按道理，如果做为导致体制建立的土改运动，如《软埋》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场滥杀无辜的“灭门运动”，那体制就是有原罪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但是你方方同志和这种“反人类”的体制沆瀣一气，享受着体制给予的高官厚禄，这怎么能叫有骨气呢?
如果真有骨气，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限度可以做到“不食周粟”，可以“非暴力不合作”，不必等到剧变之后再去摆地摊，那才叫有骨气，对不对？
所以方方同志创作《软埋》，这种行为和骨气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是一种经过了仔细斟酌“成本/收益”后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
要明白其中的奥妙，就必须理解这样的现实格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和体制的管理权是分裂的。体制虽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但“文化领导权”（或者叫“价值评判权”、“话语权”等）却掌握在自由派知识/文化精英手里——其实精英也是代理人，真正的“评判权”掌握在西方手中，通过媒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戛纳电影节评审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表现出来。
这样的格局决定了“管理权”是受到“话语权”约束的，它不能和“话语权”迎头相撞，否则就会受到“话语权”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倒退”、“走老路”、“改革逆转”、“文革复辟”等等，体制在不断受到抨击后丧失了自信，甚至主动向“话语权”献媚以赢得其夸赞。
由于现行体制总的来说是一场反对西方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所以“话语权”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这个体制的，是不承认体制的正当性的。
“管理权”和“话语权”的分裂，导致了“方方现象”的出现。类似方方同志这样极聪明的人，很快就发现，至少在文化领域，如果你被主流的“话语权”排斥，比如被“话语权”扣上“左”的帽子或“文革余孽”的帽子，体制就对你避之唯恐不及，感觉你好像得了烈性传染病，因为体制也不想和你粘包而被“话语权”指责为“反改革”，想当作协主席就没门了。
反过来，如果你一旦被“话语权”追捧，被誉为表现了“人性”、“反思历史”等等，体制对你就会敞开怀抱，它要通过对你的拥抱来获得“话语权”给予“开明”、“宽松、宽容、宽厚”、“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夸奖。
于是，在体制的厚爱下反体制——这种看似矛盾仔细想来却毫无违和感的现象就发生了，作协主席创作反体制的《软埋》就毫不奇怪了。在很多时候，我们还会看到“越反体制，体制就越爱你”，“不反体制，体制就不理你”，“只有反体制，才能进体制”，等等如太极图一般有趣的现象。
这种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则古代笑话：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此为两袒者也。
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著名导演都是“东食西宿”之辈，他们把相反相成的好处全部占尽，腰缠十万贯不满足，还要骑鹤下扬州，这对社会基本价值的摧毁性效果是惊人的。有道是精英之德风，草根之德草，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年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但问题在于，体制和话语权的这种苟合，表明上看起来是“帕累托改进”，大家都满意——话语权满意了，方方们满意了，体制自身也满意了。但其实却潜藏巨大危机，因为这种苟合必须通过方方们的锯树不止来维持，一旦方方们停止锯树，甚至锯树不力，就会被“话语权”指责为“保守了”，就可能会被从树上踹下来，换上一个新的、更卖力的锯树者。
…………
老郭，你瞎说啥大实话！
对这一两年“历史虚无主义”的提法，我有点不同意见：太绕圈子了，您就直接说有人否定中国革命不就行了么?绕圈子不但容易掩盖问题的本质，还会把自己绕进去——现当代史您不也是这段不让说，那段不许提么?也够“历史虚无主义”的了。
对于否定、丑化中国革命，我一向反对。网上有人说，八路军八年只歼灭了几百个日军。还有人说，新四军八年压根就没见过日本人。说的人肯定不疯，信的人估计也不傻，那毛病出在哪儿呢?这就需要做点分析了。
说这些、信这些话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认同中国革命的基本目标和价值。中国革命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今天成了土豪忙着圈地的人当然不喜欢了。不喜欢怎么办?就骂呗。第二种是对今天贪污腐败、两极分化、这儿杀人那儿爆炸的现状不满。不满怎么办?还是骂呗。中国人骂人喜欢捎上祖宗，于是就骂到了中国革命，意思是说你tmd从受精卵就不是好东西。第一种骂没什么好说的了。对第二种骂要给予一定的理解。今天的贪官污吏办的那事听着都新鲜，一个医院院长能贪一百多套房子，一个厅局长能搞一百好几十情人。是这些人将中国革命“虚无”在先，要批历史虚无主义也得先批他们。当然，对株连祖宗的做法也要批评。站在稠得跟粥似的黄河中下游指着上游一通臭骂，就没道理了。你可以讨厌如今的人老珠黄，但不能否认曾经的明眸皓齿——我说的是基本面，您要抬杠就别抬“AB团”什么的了，那些我都知道。
维护中国革命，当然是维护她的遗产。中国革命的遗产也要做点分析，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包括向中下层民众倾斜的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利他主义的文化和风气。举个具体例子，有位从事音乐创作和研究的老先生，像很多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一提起毛时代火就不打一处来。但毛时代有一样东西他说好——音乐学院招生考试改革好。他是个穷孩子，喜欢音乐，全市笛子比赛拿过第一，做梦都想进音乐学院。以前音乐学院招生要考和声，对家里趁钢琴的孩子特别有利。而他买笛子的钱都是攒了好一阵子才攒齐的，钢琴见都没见过。好在毛时代扶助工农子弟，音乐学院的招生考试取消了和声这一项，你会什么乐器就考什么乐器，也就是说降低了技术门槛——本质上是家庭财富门槛，而突出了个人天赋。结果他一考就考上了。考上以后便有机会接触钢琴了，和声很快赶上了从小穿燕尾服的世家子弟。诸如此类的正面遗产，如今快被贫富分化的利益格局“虚无”光了。今天学区房什么价，欧美贵族学校中国啥孩子能去，这些人人都明白。但有些人揣着明白说糊涂的：没事儿，千不在，万不在，只要旗还在!“旗”当然也是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应当维护。但它跟刚才说的那些正面遗产不太一样，它是面子，那些是里子。这些人对里子睁只眼闭只眼，一天到晚只盯着面子，比如说，今年军报社论提“毛泽东思想”同比去年社论多了三处，领导人这次发言用“社会主义”环比上次发言增了11.5%。要让这些人去医院坐堂，肯定是面色苍白他不看，面色蜡黄他也不看，他只看唇膏红不红。有些保党护旗行动，别看巷战夜战肉搏战挺激烈的，其实也就是口红保卫战。总之，中国革命的正面遗产，里子面子都要维护，但重要的是里子。
再说负面遗产。中国革命也有不少负面遗产，如权力过于集中、社会主义民主缺失等等，这些都需要总结教训、寻找出路、免蹈覆辙，而不是文过饰非——天下事固然利弊兼有，但非把弊说成利，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
……
我发现，有些中国革命的子弟，对中国革命正面遗产中的里子部分一点也不感冒，因为他们说起老百姓特别喜欢用“垃圾”“苦逼”这样的词儿。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家长里短，如谁本来是谁的人，谁55年得的将星，谁后来享受了“大区正职”待遇，特别津津乐道。在他们那儿，中国革命被血缘化成了一群“爸爸”“叔叔”“阿姨”什么的。这跟我们普通人虽然没一毛钱关系，但也不算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拿祖德当祖荫，又把中国革命“会所化”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黑据点，捞了不知多少不义之财。他们所代表的，是比煤老板更坏的着权贵资本主义。这些人虽然搞资本主义却不忘本，知道自己今天的荣华富贵多亏了中国革命。有位革命家庭出来的商界大鳄在网上说到父辈当年投身的革命，那也是相当动情，和他扭过脸儿面对当今社会时的那副黄世仁、座山雕样子，就像另一爸生的。他对中国革命也是一分为二，既肯定又否定。不肯定，他爸就得算土匪;不否定，他就成不了土豪。当然也有全否定的，觉得爸是蛹，我是蛾，升华了。
……。
老黄犀利，这两条很认同：
1、把历史局限性说成金光大道就不好了；
2、有些中国革命的子弟，对中国革命正面遗产中的里子部分一点也不感冒，他们说起老百姓特别喜欢用“垃圾”“苦逼”这样的词儿。在他们那儿，中国革命被血缘化成了一群“爸爸”“叔叔”“阿姨”什么的。把中国革命“会所化”成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黑据点，说到父辈当年投身的革命，那也是相当动情，扭过脸儿面对当今社会时的那副黄世仁、座山雕样子，就像另一爸生的。
就像另一个爸生的
我以前看到他的帖子还是好几年以前在世界军事论坛。后来没了消息还以为他退出江湖了呢。
现在还在那，最近一个帖子是3月1日的
没看过《软埋》，只单纯评价郭对方方行为的猜测，我认为他太心善了。
也许方方等人不是怕被说成保守，而是认为时间到了（以苏联寿命算，时间可能到了），故跳出来争取后面的利益。
所以她不是砍自己的树，而是种自己的树——毕竟苏东波后，像莫言一样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得到利益的，甚至可以继续食尸。
你可以认为这是阿共又想自分换门庭，又怕重蹈苏共覆辙、其实也怕别人说挖自个家祖坟。
现实又是内部为狗粮狗斗不断，相互泼粪，恶心抢到位的政敌。可谓，党争大于天，为利刷道德。用道德武器做为打击对手、忽悠招揽追随者。啥是道德？就是意识形态嘛，站似在为大家谋福利，其实为自个捞好处。很是操蛋的一堆货，多少喊着为君为民请明的官儒们，最后不是捞官名挣资本顺藤爬位、要不就是敌囚转身一变卖主换官继续高官厚禄。
斯文败类。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堆人就是体制打手，体制里面狗斗精彩再现。那里是话语权旁落西方，而是阿共们向往西方那堆精英萧洒生活，养点狗来叫唤忽悠搅浑水而皆为洗脑骗人用。不替那堆土豪劣绅伸怨，那自个大发地产财们咋好露pp当地产党呢。不能为以前的有权有财人翻案，哪能撕开黑幕一展权贵们的金钱财富与权力。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只是你太直线了。上当很正常，不然他们也维持不了等级社会了。
以前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理工科思维
他文章最初发表在哪里还真不清楚。
乌有之乡。
不过这篇文章授权地点是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