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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计算所系统还是很靠谱的

看看夏培肃、李国杰、胡伟武的经历就知道了。

相比之下，倪光南当年做的事情比较不靠谱，方舟CPU没造好，最后造出来一栋房子。恐怕只能用志大才疏来形容了吧。

陈伯达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身兼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数职。他的身份，有机会接触较多的现代科学动态，加上他读书较多，知识面比较宽，所以最早领悟新技术革命的趋势并不奇怪。1962年后，他为调查工业问题，去过北京天津等地的科研单位和工厂，又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座谈，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新动向，知道日本等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电子技术，于是提出“以发展电子技术为中心，开展新的工业革命”的意见。

　　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一节专门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也引用了他1965年3月5日和3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的两次谈话。陈伯达当时提出，要研究电子学与其他各种学科的关系，电子技术与其他新技术的关系，电子工业和其他各种工业的关系，要考虑抓电子化会怎样，不抓电子化会怎样，在利用电子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方面，中国有没有独创性的条件。他希望搞一个发展电子工业的十年规划和二十年规划。当时，钱学森、吴有训、叶渚沛等科学家都赞成他的意见。于光远不大赞成，认为单提电子技术不全面，还应当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后来，陈伯达吸收了于的观点，把发展电子工业等新技术的想法写进了名为“工业问题”的文件，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还请他吃了饭。

　　196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文件，邓小平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点好。”毛主席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刘少奇、周恩来都没有发言。“电子中心论”的思想，当时还是没有被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策层所接受。

　　1967年，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群众组织时兴油印中央首长讲话，有人就把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技术和电子工业的相关言论编印出来。1970年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发生冲突，陈伯达站在林彪一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让陈伯达从此倒台。“电子中心论”也成为《人民日报》公开批判的对象。中国处于政治运动的狂热之中，电子和信息技术却在世界上突飞猛进。美国领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趁势而起，中国大陆在经济技术上被甩到后边。

　　1977年以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陆续出访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地考察，猛省到中国的巨大差距。80年代，美国人托夫勒写了《第三次浪潮》，中国领导层迅速接受他的观念，决定把握机遇，搭上新技术革命的快车。邓小平甚至号召学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陈伯达这时已经出狱。他对儿子陈晓农说：“工业问题”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上来。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情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去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这只是陈伯达一厢情愿的假设。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道理很简单。

钱学森带给国人的，是那个时代的竞争标的。讲句难听的话，那些标的就是他参与制定的。

文中所有的经历过的目标，无一不是从外围看到的基于现象而得出的，me too 的目标。没有任何基于内在的理解/演变的方向性，前瞻性。

这样的领路人，目标设定，根本就是在把年轻人往炮灰的路上带。